電影 《溫柔殼》海報
“愛情守護了戴春和覺曉的所有，守護了兩個人的脆弱，以及或許是僅有的，他們活在這個大世界裡面的意義。”尹昉說。
上帝不響
電影《溫柔殼》 第六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獲獎圖
時間回到那個夜晚的街頭，導演王沐和尹昉共同經歷了對他們來說都印象深刻的一次拍攝。在起初的設置中，王沐希望把攝影機藏起來，讓所有人都不知道這裡正有一群人在拍電影，就真的把那樣的一個男人扔到現實的環境下，他想看看周圍人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但很殘酷，試拍鏡頭中記錄下更多的是漠然，王沐當下的思緒或多或少被攪亂了。
“我很快想到了曾經在寫這場戲時，被放進劇本里的一句話，那句話出自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小說《繁花》，叫作上帝不響，像一切全由我定。”王沐回憶。其實，關於那場戲，他的本意也是希望觀眾看到“上帝不響”的狀態——沒有人給戴春答案，更不會有人跑過去揍他，甚至不會給出多麼強烈的反應，一切都只能靠他自己走出來。
電影《溫柔殼》 劇照
文本與現實的對照帶來了些許遺憾的意味。
這是戴春的絕境，也是飾演者尹昉的。事實上，在最終呈現之外，尹昉還獨自走了很長的一段路。他說：“要超出自己的侷限，一定是要想一些辦法離開自己，去到一個極致或者是無法想象或掌控的地方。”那個未知的狀態充滿危險，當然，尹昉有他自己的辦法回來。故事和現實存在著空間界限，這是他作為演員必須要明確的。
電影《溫柔殼》 劇照
那個夜晚，尹昉誠實地接受了許許多多不安。
“那個狀態如果說是我想好了然後直接演出來的，我自己都覺得缺乏說服力。”尹昉說，“那場戲在戴春最終見到覺曉之前，因為我完全不知道當他真正見到愛人的那一刻我該怎麼演，因為包含了太多無以名狀的情感和狀態是無法設想的。我只能把自己扔到一個絕境，讓我的大腦停止思考和判斷，那場戲是赤裸上身渾身是血，穿著一條內褲在大街上拍的，我就在不拍的時候先帶著這種奇怪可怕的形象在大街上行走，盡情地接受路人異樣的眼光和舉止，讓這些感受徹底把我的自我擊碎，因為身體和感受已經在那個特別的地方了，不再受經驗和猶豫的干擾，那種極致的當下體驗感會把你帶到全新的發生裡。有點像行為藝術的理念。”
在整個四十多天的拍攝週期裡，尹昉多數時候都是在出離自身的狀態中度過的。採訪前，他翻看了從2019年接到劇本到一年後真正投拍之間，自己和王沐的聊天記錄。那期間，他陸續收到了王沐發來的一些參考資料、影片，包括堪景和調研採訪的素材，對尹昉來說，這是個對於人物“滲透”——一直去感受，讓他一直停留在腦子裡的過程。與此同時，尹昉也意識到，儘管自己已經足夠理解戴春的諸多選擇和他真正在意的東西，卻無法想象他的具體生活中的形態，面對病症侵襲時的樣子。
真正靠近了戴春的時刻，發生在開機前幾天。那個時候王沐的一位朋友，也是在文本創作階段的一位很重要的經歷者。尹昉去找他聊了一次很長的天，那次談話王沐不在。作為導演，他不希望過多地介入和觀察，他希望尹昉能夠把所有的反饋直接在鏡頭中呈現。
尹昉記得對方一直保持著開放而親近的談話狀態，也很信任自己，像是沒有任何防備和分別心地在認識一個新朋友。“我好像也並非抱著某種目的性，想要從他身上一定會得到什麼參考，就是很自然地被帶進了他的視角和思維裡，有一些東西確實很特別、很有趣。”尹昉被吸引著，彷彿聽生活在另一個國度的人描述著一種全然不同的生活——他有段時間會非常著迷木工，即便做到手都磨得爛掉也停不下來，痴迷又興奮還很痛苦。“包括他提到感情的時候，雖然說起來很輕鬆，但那裡邊其實包含著很多痛苦和美好，融合在一起，我好像跟隨那幾個小時的聊天，好像把我帶到一個世界，我好像藉著他的思維和視角，再去想戴春的這些事情，就好像找到了一個通道。”尹昉說。
用這樣的方式幫助演員尋找角色，王沐也是第一次嘗試。他深知即便自己轉述了再多的調研結果，提供紀錄片的參考，對於演員來說，形態上的感知都不是直觀的。他一直覺得，這部電影是有自己的內在節奏，而他是無法站在自身視角下去提供的。開機前，他找來了自己的兩位有類似經歷的朋友，把劇本從頭到尾讀了一遍，他渴望知道他們會如何把自己的經歷投射在文本里，更渴望通過聲音去抓住一些情感表達。
讓渡
從最初的故事藍本到與觀眾相見，《溫柔殼》走了5年，這當中有幾次明顯的轉變。
一次是2020年，大家的生活都處於停滯與彼此隔絕的日子，王沐有許多時間跟劇本相處。在此之前，故事裡的人物比現在要多。例如他曾經在調研階段碰到的一個存在臆想和人格分裂狀態的男人，他懷疑一切，始終擔憂。王沐原本想要把他放在戴春身邊作為支線。包括成片裡最終呈現出的在覺曉身邊的人，只有室友小馬。
導演王沐
在關於群體的調研採訪中，王沐見過太多太多的人，他們的困境不盡相同，外化出的具體細節也繁複龐雜，這些被王沐一一記錄了下來。
痛苦只是一望無際的海嗎？當然不，王沐看到了許多天真可愛的瞬間。他將小馬變成一支蠟筆，跳進了蒼白又尖銳的現實。比方小馬喜歡畫畫、喜歡跟覺曉聊天，當她摸到覺曉微涼的手以後，會小心翼翼地將一張紙巾蓋在覺曉的肩頭，這些都是王沐曾經真實看到過的。他想借由小馬看似天真，用一種近乎敘述童話的口吻來講出所謂的真相。他也覺得，或許小馬更適合成為故事裡那個唯一不需要答案，也不需要被治癒的角色。
“其實關於女主的生活區域，當時也做了很重的描寫，也拍攝了在不同處境裡，不同形態的人。但我後來發現，它們有可能對這個故事造成認知上的偏移。”主次有別，若是沒辦法勾勒得具體、有效，不能增進觀眾透過這一段關係對主角有進一步的理解，層層疊起只會加重外界對這類人群的偏見，這不是王沐希望看到的。
另一次是影片初剪之後。王沐邀請了一位朋友來看，他們那天聊了很多，這位朋友提到自己曾被指派去照顧一位正遭受著嚴重情緒和精神問題困擾的學生，描述了他當下站在一個所謂平常人視角下的煎熬、無奈。這一次談話的細節，讓王沐調整了戴春與弟弟戴河最後在醫院分別時那場戲的剪輯方式。
王沐說：“那部分的戲原本剪得更剋制，包括配樂各個方面，也許就是多留了三四秒戴河的鏡頭，可整場戲的節奏、落點卻不一樣了。我更希望有一部分焦點是分配到這個角色身上的。因為我發現當視點更多偏移到弟弟身上的時候，這場戲就更平衡了。一方面觀眾可以更好地理解戴河這個人物，更好地從自身處境代入這組人物關係裡；另一方面是觀眾會發現戴春身上還有著親情的紐帶，包括到最後他會反過來安慰弟弟，撫摸弟弟的頭。”
尹昉的調整也是具體的。他像一個翻譯，藉由身體讓戴春的世界被更多人看到，抑或理解；也讓文本中抽象和文學性的表述落地，因為那是他作為表演者的依據。尹昉說：“比如最後跟醫生的那段對話，原本劇本里對那個夢境的描述很抽象很具有啟示性，我覺得如果把這樣一個夢用畫面呈現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是變成臺詞從戴春的嘴裡說出來就有點太上帝視角，太要用一個啟示去解釋對父親的理解了，所以我就跟導演商量把它改成了現在這樣一個更平實的夢，只是通過在描述這個夢時的狀態，來感受到戴春好像感覺到對父親情感的變化，是一個正在進行時的體會，而不是一個總結。”
電影中有不少意向性的表達，例如海水、彼岸、小女孩，還有蛻了殼的螃蟹。尹昉覺得它們也許都不需要有準確的指向，他用力撐開臺詞背後的空間，同時覺得，為如此種種寫下注腳的權利應該讓渡給觀眾。
尹昉回答：“說是原諒或許太簡單了。他起碼要迎接新生活了，要去守護他已經有的期待和幸福了。我覺得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許多的殘缺和傷疤，我們都在用一生去修復、治癒，只不過有些人這個部分很大，面臨的困境更多。也許戴春以後的生活還是會遇到別的困難，但人生就是這樣。”一如出院前，醫生站在窗口跟戴春說的話，沒人能保證前路順遂，但他已經有足夠的勇氣和能力去面對。“我自己的感覺，也許不一定準確。就是有這樣情況的人，有很多東西原本在他們的世界裡是對的，但當衝突發生在與現實的衝撞裡，我們遇到一些情緒問題的時候，有很多通道可以幫忙化解這些情緒，但是很多精神受困者，他們就是這個通道有阻礙，無法自己處理這些情緒，然後這些情緒就去到了別的迴路裡，在現實生活中的表達方式就會和我們有所不同。如果我們把他們當成小朋友，因為你知道，小朋友其實有很多解決不了的情緒問題，會大哭大鬧，只是因為我們知道他們是小朋友，所以很快會原諒，還會去保護他們。如果稍微帶著這樣的一種視角，不去判斷是非對錯，不去用既定的標準要求對方，或許會好一些。”
尹昉認為戴春是很本質的，他是那個真正去擁抱世界和身邊人的人。這種擁抱不來於教育或是道德，不帶有任何觀點與規則性。他不被一切干擾，保留著最根本的一種直覺。他身體裡的炸彈並沒有讓他生出對他人的惡意，被點燃的瞬間無法掌控，但他卻拼盡全力在守護自己認為最珍貴和溫柔的東西。
相信
“許多在大部分人眼中已經變得麻木的東西，在一些人的生命裡卻是需要用力抓住的，那種角落裡的浪漫讓我很被觸動。”尹昉回想起幾年前看到這個故事時的感受。
他相信戴春，相信這份情感的存在，貢獻出了自己職業生涯中里程碑式的表演。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在這一次的創作中我找到了對錶演的主動性，也可以非常主動地自信，然後去發揮自己的表演。之前會碰到有一些表演任務在，而我卻還沒能克服的狀態，也許是這個戲從最初就找到了準確的通道，雖然有很多難度，但我願意主動地去表達。”尹昉說。在後來的反饋中，他收到了出奇一致的好評與認可。
電影《溫柔殼》 劇照
殺青那天他只拍了一場戲，一個需要多部門配合的長鏡頭。那場戲沒有具體的情節，表達目標以及人物狀態，他卻希望自己能在每一遍的行走裡給出新的感受，讓這種重複變得有生命力。他其實也不知道究竟是在哪一條過的，只是當導演喊“再來一遍”之後，他再一次走出幽暗的空間時，鮮花已經被塞進了手裡。他配合著完成了一切殺青需要做的事兒，內心深處，他是想要消解掉這一份隆重的。“好像希望它輕鬆地過去，不需要很傷感的氣氛，沒有結束和告別的感覺，也不去留戀，就是非常簡單地結束了。”
尹昉（左）與王沐（右）
王沐和尹昉有著些許默契。那天晚上的殺青宴之後，王沐被夥伴們拽去唱歌，唱到筋疲力盡。第二天醒過來，好多同事已經從拍攝地泉州離開了。王沐說：“當時我覺得這就像人生一樣，一些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你們一起度過了或彼此憎惡，或認為互不理解，但實則已經足夠精彩的階段，但之後他們會慢慢從生活中被淡化，你要自己走下去，去面對新的未來。”
“我的求學之路中規中矩，編劇生涯不溫不火，喜歡劇場，卻又十三年沒有機會排戲，莽撞地想要拍一部電影，全然不知這過程中，也許曾給他人帶來負累。而接近不惑之年，再回首看這些事，慶幸人生中總有人對我溫柔以待。”王沐在自述中這樣寫道。
導演王沐
在過往的這5年中，王沐有了自己的孩子，片尾嬰兒的啼哭聲正是來自那個小傢伙。對於王沐來說，他覺得拍攝過程中遺憾的是自己好像並沒有做到全然的冷靜，有那麼一些時候他會覺得自己成了故事裡的人。
精神困境從來都不是特例，站在更廣義的層面上，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被暗湧吞噬。如果你足夠幸運，或許會有一雙手托住你。
電影《溫柔殼》 劇照
王沐並不知道自己以後會成為一個怎樣的導演。但有一件事讓他感到興奮，就是在拍攝《溫柔殼》的過程裡，他曾努力試著用鏡頭靠近一些人，試著表達出他們腦海中到底在想些什麼，在那片或洶湧或平靜的汪洋深處，藏著什麼樣的畫面與聲響，也許未來，這會是他想要持續做下去的事情。
王沐微博
那些陪伴他走過一整段路的日記在2022年盛夏之後再也沒被翻開過，他也沒有做過任何關於這個故事的夢。時間往前倒退，那個時候這部電影還不是現在的名字。在一個清晨，家裡只有王沐一個人，他忽然覺得覺曉和戴春變得熟悉了起來，不是具象的面容，更像是明確的記憶，可能是自己的同學或者別的什麼。於是，他洋洋灑灑地寫下了一封7000多字的信，裡頭有他從前的不快樂，他告訴覺曉和戴春自己是如何理解他們的，在不久的未來會怎樣把他們的故事拍出來，信的最後他說：我希望你們能夠相信我。
如果。如果有一天你成為了那個在暗夜裡獨行的人，哪怕上帝不響、疼痛難捱，請你相信自己，走下去，哪怕只多一兩步，都會離那個答案更近一些。更何況，沒有答案又能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