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時代，士大夫政治領域發生的最著名事件，莫過於由范仲淹、韓琦、富弼等優秀士大夫發起的改革——慶曆新政。在這場改革中，改革派提出了一個頗為“離經叛道”的觀點——“君子有黨”。
和現代意義上的“政黨”不同，在中國傳統政治語境裡，“黨”不是什麼好詞。在帝王影視劇裡，皇帝收拾大臣，最愛用的一個罪名就是“結黨營私”。
孔子有句名言：“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按照古人的解釋，“周”就是“忠信”和“普遍”，“比”就是“阿黨”和“偏黨”。君子忠信，大公無私；小人為了私利結成利益小團體——黨。因此，按照儒家的道德要求，只有小人才會結黨，君子是不會結黨的。
這種道德在上升到政治倫理以後，又有了另一層含義。皇帝最害怕大臣聯合起來反對自己，威脅自己。於是，當皇帝要處理大臣時，那些為了政治利益暫時聯合起來的蠅營狗苟之輩，固然可以坐實營私之罪；可是那些秉持著一片忠心而聯合起來的賢良大臣，同樣可以被扣上結黨之名。
因而千百年來，只要跟“黨”字沾邊，大臣的政治生涯一定會遭遇波折。
可是，在慶曆新政期間卻出現了一個非常獨特的呼聲——“君子有黨”！
由於新政損害了部分官員的利益，且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導致改革期間的朝堂陷入異常激烈的爭論，改革派和其他官員互撕已經司空見慣。於是，有人彈劾改革派是“私結朋黨”，這帽子不可謂不大，一旦坐實，改革派就只能捲鋪蓋走人。
關鍵時刻，名列“唐宋八大家”的一代文豪歐陽修寫了千古名篇《朋黨論》，上奏宋仁宗。
在《朋黨論》中，歐陽修說，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君主只要能夠區別君子之黨和小人之黨即可。君子和君子為了追求共同的“道”而結為朋黨，這是“真朋”；小人同小人為了獲取共同的“利”而結為朋黨，這叫“偽朋”。朝廷用君子黨，國家就能清明昌盛；用小人黨，就只能腐敗衰落。
歐陽修還舉了很多歷史上的例子，從正反兩面來論證自己的觀點。
比如，唐堯時，共工、驩兜等“四凶”是“小人黨”，八元、八愷這16人是“君子黨”。舜輔佐堯，流放了四凶，重用八元、八愷，於是天下大治。
又如，商紂王時，有臣僚億萬人，卻各有異心，可謂人人都不結黨；而周武王有臣僚三千人，這三千人卻是一條心，可謂一大黨。結果，人人不結黨的商紂王滅了國，而三千人結為一大黨的周武王卻取得了天下。由此可見，結不結黨並不是問題，是不是君子結黨才是真正的問題。
此論一出，反對派大為震驚。他們甚至找了一名宦官幫忙向宋仁宗上書，說范仲淹、歐陽修這幫人公然結黨，不出兩三年，朝廷就要被這一黨控制。到時候他們想幹嗎就幹嗎，誰也攔不住，連皇帝都無可奈何了。
對於反對派的上書，宋仁宗表示根本不信。
可他嘴上說不信，心裡卻非常誠實。
宋仁宗還是忍不住找來宰輔大臣范仲淹，意味深長地問道：“從來都是小人結黨，君子也結黨嗎？”范仲淹回答：“臣在邊鎮統兵的時候，見到那些敢於和敵人作戰的將士結為一黨，而膽怯、不敢戰的將士也結為一黨。同樣的道理，朝廷上正直之人與奸邪之人也各有其黨。一心向善的人結黨，對國家有什麼害處呢？”
最終，范仲淹與歐陽修“君子有黨”的觀點還是惹惱了宋仁宗；反對派藉此煽風點火，終於使改革派失去了宋仁宗的信任和支持，短暫的慶曆新政就此夭折。
范仲淹畫像
慶曆四年（1044）十二月，宋仁宗還專門下了一道詔書，說八元、八愷並沒有結黨，所謂的“君子有黨”純屬舞文弄墨之臣的胡說八道。
宋仁宗對“君子有黨”嗤之以鼻，是專制社會里皇帝的正常心理反應。可范仲淹和歐陽修的這波操作就著實讓人摸不著頭腦了。皇帝痛恨、懼怕大臣結黨，反對派攻擊你結黨，正常操作不是應該澄清自己是公忠體國絕無結黨營私之舉嗎？怎麼還有自己把“罪名”認下、授人以柄的？這不是書呆子犯傻嗎？
平心而論，慶曆新政期間，改革派確實有從政經驗不足、書生意氣的一面。但“君子有黨”論絕非“書呆子”三個字所能解釋的。在這個觀點的背後是北宋前期士大夫群體的政治理想。
宋朝的士大夫不僅是官員，也是儒家知識分子。按照儒家理論，上古傳說中的堯、舜是明君，夏、商、週三代是治世。據此，一些優秀的士大夫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與目標，那就是“致君堯舜”（把皇帝輔佐成堯舜一樣的明君），實現“三代之治”（讓宋朝成為夏、商、周那樣的治世）。落實這一理想的過程便是“行道”；“行道”的人便是君子。
然而，“行道”不是個人的事業，需要廣大君子的共同參與和努力。進士出身的田錫就曾提出“倡道和德，同心為謀”，可這又與“君子不黨”的古訓相違背。因此，“君子”們就需要在理論上有所突破，為君子聯合行道尋找合理的依據。
田錫指出，自古以來便是君子少、小人多，勢單力薄的君子要想成功行道，需要彼此之間“結至交”。
田錫說得還比較含蓄，比他小十幾歲的另一位士大夫王禹偁則乾脆明確地提出“君子有黨”。歐陽修《朋黨論》裡關於堯舜時八元、八愷為君子黨，四凶為小人黨的說法，最早就出自王禹偁。
王禹偁之所以要把君子黨的起源追溯到堯舜，就是因為士大夫行的是“致君堯舜”的道。堯舜既然允許君子黨的存在，那麼一個有道之君自然也要包容君子黨。
王禹偁還說，像堯舜這樣的明君，能夠妥善處理君子黨和小人黨的關係，從而使這種結黨不會危害治道。可後世的君主卻缺少聖人之德，操不動這個盤，玩崩了，君子行道自然就不能成功。
為了消解“結黨”與“營私”的聯繫，王禹偁還特別解釋，君子黨和小人黨的區別並不是是否爭利，而在於是否“行道”。“行道”的便是君子黨，否則就是小人黨。
請記住這個解釋，它直接解決了後來熙豐變法的政治倫理難題。
王禹偁的“君子有黨”論等於從理論上喊出了一句口號：全天下的君子士大夫，聯合起來！
到了宋仁宗時，隨著士大夫群體的成長壯大，士大夫以群體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致君堯舜”、實現“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成為優秀士大夫的廣泛共識，“君子有黨”也被越來越多的優秀士大夫接受。這些士大夫的第一次聯合行動——臺諫伏閤請對，就發生在宋仁宗親政之初。
仁宗坐像軸。來源/臺北故宮博物院
這一事件還要從宋仁宗和劉太后的關係說起。
宋真宗活著的時候，劉氏雖然最受寵愛，卻始終生不出兒子。後來，她的侍女李氏為宋真宗生下一子，宋真宗卻對外宣稱這是劉氏的兒子。此後，劉氏被宋真宗立為皇后，又在宋真宗去世後以太后之尊垂簾聽政；李氏卻始終默默無聞，在明道元年（1032）去世。宮中的人都畏懼劉太后的權勢，誰也不敢多嘴。
直到明道二年（1033）三月，劉太后去世，親政的宋仁宗才得知真相。這事後來經過藝人的添設敷衍，最終演變成家喻戶曉的“狸貓換太子”的故事。
由於李氏去世時，劉太后曾進封她為宸妃，並在宰相呂夷簡的建議下，以接近皇后規格的極高禮儀厚葬，由此緩和了宋仁宗在這件事上對劉太后的怨憤。然而，劉太后生前對宋仁宗管教過於嚴格，又大權獨攬，宋仁宗在心裡還是對其有積怨。
有積怨，就一定會爆發，而這個不幸的被爆發對象就是宋仁宗的皇后郭氏。
當年選皇后時，宋仁宗本來看上了相貌美麗的張氏，可劉太后卻堅決為他選了郭氏。宋仁宗雖然無力改變結局，但心裡多少會遷怨於郭皇后。
這位郭皇后不但沒有想辦法化解這份尷尬，反而仗著有劉太后撐腰，嚴禁宮裡其他妃嬪、宮女接近宋仁宗。這一下，“遷怨”就變成了真怨。結果劉太后一去世，宋仁宗就再也不搭理這位彪悍的皇后了，轉而寵信起尚氏和楊氏兩位妃子。
郭皇后因此妒火中燒。一日，尚氏在宋仁宗面前說了郭皇后的壞話，郭皇后大怒，揚起手就往尚氏臉上打，宋仁宗上前解救，結果郭皇后一把抓在了宋仁宗的脖子上，抓痕清晰可見。
這下宋仁宗終於火了。正好宰相呂夷簡與郭皇后結過樑子，聽說此事後，連忙派人上書，說郭氏當了九年皇后還生不出兒子來，就應該廢掉。
這實在不是什麼好理由，剛剛去世的劉太后不是一輩子都沒生出兒子來嗎？
實際上，呂夷簡只是找個藉口戳破宋仁宗心裡這張紙，然後對郭皇后落井下石。紙既已戳破，宦官閻文應乾脆建議宋仁宗，把脖子上那幾道抓痕給宰執們看看。於是，宋仁宗找來呂夷簡，不僅給他看了抓痕，還給他講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呂夷簡乘機引用東漢光武帝廢后之事為例，支持宋仁宗廢后。
可廢皇后是件大事，宋仁宗一人說了不算，宰相一人說了也不算，如果貿然廢后，肯定會引起軒然大波。特別是臺諫，一定不會善罷甘休。宋仁宗有些猶豫了。
所謂“臺諫”，是御史臺和諫院的合稱。御史臺以御史中丞、侍御史知雜事為長貳，下設御史等臺官，本職工作是監察官員的違法行為。諫院由左右司諫、左右納言、知諫院等諫官組成，本職工作是向皇帝進諫，糾正君主的錯誤。
臺諫是中國古代監察系統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五代以來並不受重視，甚至連專職的臺諫官都漸漸沒有了。
直到天禧元年（1017）二月，宋真宗下詔，要求設置專門的御史和諫官，擔負起監察官員與諫諍君主的責任。宋代獨具特色的臺諫制度自此走上了新軌。
到了明道元年（1032），臨朝聽政的劉太后又為諫院設立了獨立的辦公場所，為臺諫制度進一步發揮作用奠定了基礎。
本來臺、諫兩個機構的職責涇渭分明，然而臺官彈劾官員，免不了規勸君主；諫官勸諫皇帝，也免不了彈劾官員。這樣，臺、諫的職權漸漸合一，他們既監察百官，也勸諫皇帝，宋人索性統一稱他們為“言官”。臺諫官員也不吝“吐槽”朝廷的各種政策，終於成為舉足輕重的“吐槽部”。
果不其然，宋仁宗想廢后的消息傳到宮外後，最先“吐槽”的就是臺諫。
右司諫范仲淹極力反對廢后，還不忘語重心長地上奏勸道：“陛下應早點平息這件事，別再讓關於廢后的流言蜚語在宮外傳來傳去了。”
可宋仁宗思來想去，終於還是容不下郭皇后。但因為有臺諫的壓力，宋仁宗也不得不退一步。
這年十二月，宋仁宗下詔，說郭皇后因為無子，自願出家修道，特封她為淨妃、玉京衝妙仙師，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宮。
臺諫聞詔，立馬炸開了鍋，紛紛上書反對廢后。沒想到老辣的呂夷簡早就防著臺諫，他提前命令有關部門拒絕接收臺諫的章奏。結果臺諫的抗疏根本就送不進宮裡。
這下可惹惱了臺諫。在范仲淹和權御史中丞孔道輔的率領下，諫官知諫院孫祖德、左正言宋庠、右正言劉渙，以及臺官侍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和殿中侍御史段少連等10名臺諫官員齊聚上早朝的垂拱殿，拜伏在閤門（垂拱殿的殿門）前抗議，強烈要求面見宋仁宗，當面講道理。守殿門的官員不為他們通報，孔道輔急得趴在殿門上叩動門環大呼：“皇后被廢！陛下為什麼不聽臺諫的進言？！”
過了一會兒，深居宮中的宋仁宗終於招架不住了，急忙下詔讓言官去找宰相理論。
孔道輔和范仲淹等人又氣勢洶洶地來到中書門下，質問呂夷簡：“人臣與帝后的關係，就像兒子侍奉父母。父母不和，自然應該去勸阻，哪有順著父親去跟母親離婚的道理？！”
老奸巨猾的宰相呂夷簡卻說：“廢后是有慣例可循的。”
孔道輔和范仲淹道：“您不過是引用光武帝廢后的例子勸主上而已。可光武廢后乃是失德之舉，這種慣例有什麼好效法的！除此之外，其他有廢后之舉的，都是前世昏君所為！主上有堯、舜的資質，而您卻勸他效法昏君的行為，這像話嗎？！”
廢后的確不是小事，而臺諫言官更是將此事拔到了新的政治高度——這不符合優秀士大夫“致君堯舜”的政治理想。
呂夷簡是太宗朝狀元宰相呂蒙正的侄子，作為一名勇於任事、政治手腕耍得爐火純青的宰相，同時也作為士大夫的一員，呂夷簡當然知道這是一頂不小的帽子，根本無從辯駁，只好避重就輕地踢皮球：“各位自己去跟主上說吧。”
影視劇中的呂夷簡。來源/電視劇《清平樂》截圖
孔道輔和范仲淹等人也自知，與呂夷簡相爭也爭不出個所以然，還不如等明天早朝結束後，留下百官，在宋仁宗和呂夷簡面前把是非黑白辯個清楚。於是，10名言官就此散去。
可老奸巨猾的呂夷簡哪會給他們明天上早朝的機會？言官退散後，他立刻上奏宋仁宗，說臺諫伏閤請對，這絕不是太平美事，建議把孔道輔等人逐出京城。
第二天一早，言官們來到待漏院，正準備參加早朝，朝廷卻發佈一道詔書，將孔道輔、范仲淹罷去臺諫官職，改派到地方去做知州。孫祖德、馬絳等人被罰交20斤銅。
孔道輔和范仲淹傻了眼，他們已經不是臺諫官，也就失去了臺諫官上朝的資格。兩人只好啞巴吃黃連，氣憤地回了家。
孔道輔剛一到家，催促他到地方上任的敕牒就到了。敕牒是由宰相簽署、中書門下發布的行政命令，代表詔書已經具有了行政效力。按照當時的規定，罷免御史中丞，要頒發使用外製告身和敕牒兩種公文。告身又叫“官告”，是根據詔書的內容製作的一種委任憑證，製作需要時間。按理說，罷免御史中丞，應該等到官告做好後，和敕牒一起交給孔道輔。可呂夷簡明顯是等不及了，他恨不得孔道輔和范仲淹馬上就走。他還專門派人到二人家中，緊催慢催地把兩人趕出了城。隨後，宋仁宗下詔，要求臺諫官員今後按照規定，寫好奏章通過有關部門上奏，別沒事兒就組團跑來敲門要求召對。
宋仁宗本來以為就此可以息事寧人，沒想到朝野上下的反應比昨天廢后時還要激烈。
先是馬絳，他覺得朝廷只罰自己20斤銅，這太不拿自己當回事了。於是，他主動上奏，要求跟孔道輔和范仲淹一樣，把自己貶到地方去。
緊接著是段少連，他連續上了兩道奏疏，抗議宋仁宗驅逐臺諫官員、阻塞朝廷言路。
段少連還指出：“臣現在最怕的就是有奸佞之人，再引用漢武帝幽禁陳皇后至死的例子，來迷惑陛下。漢武帝是驕奢淫逸的暴君，他的行為根本不足效法。做大臣的，都在想著怎樣要‘致君堯舜’，難不成還要致君如漢武帝嗎？！”憤怒之情溢於言表。
臺諫言官的舉動還贏得了其他優秀士大夫的聲援。剛剛免父喪的富弼，剛一回到開封，就立即上書宋仁宗，尖銳地批評宋仁宗驅逐臺諫。他說范仲淹不惜性命為陛下論事，結果卻落得個貶出京城的下場，這以後誰還敢擔負這麼大的責任？
富弼還說，全天下都知道陛下廢黜皇后，驅逐諫臣，朝政不舉，那些奸人都在暗自竊喜，以為國家已經內外交困，必然可以聚在一起惹是生非。他還語重心長地說：“臣不是為一個范仲淹惋惜，而是為陛下犯下的錯誤惋惜！”
臺諫伏閤請對事件是宋代臺諫與宰執、皇帝第一次集體性、大規模的正面交鋒。儘管最後宋仁宗固執己見，驅逐言官，將郭皇后降為淨妃，但正如著名宋史學者王曾瑜先生所說：“諫諍廢后事件就宋代政治史而言，算不得什麼大事，而就古代監察制度史而論，卻是大事，表明了臺諫權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敢於旗幟鮮明地和皇權、相權作某種程度的對抗。”
這是士大夫出於責任感和主體意識，拿起自己的武器，第一次聯合起來對抗皇帝與宰相的強權。有了王禹偁的理論準備和伏閤請對的實踐，優秀士大夫越來越不避諱為了行道而聯合起來。
景祐二年（1035）八月，范仲淹被調回朝廷，再度進京。當然，他還是改不了自己直言不諱的性格，馬上又跟呂夷簡槓上了。
當時呂夷簡在朝中一手遮天，很多人為了升官，都競相投奔在呂相公門下。范仲淹對此甚為不滿，他畫了一幅《百官圖》進獻給宋仁宗，圖中標明近年來升遷的官員中，哪個是正常遷轉，哪個是出自呂夷簡的私心。范仲淹還把呂夷簡比作王莽，提醒宋仁宗：“進退近臣的大權，不應該都委任給宰相。”
呂夷簡聞言勃然大怒，當即指責范仲淹是“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景祐三年（1036）五月，回京才不到一年的范仲淹又被外貶為知州。呂夷簡乘機要求宋仁宗張貼“朋黨榜”，整飭官風。
范仲淹本來無黨，這一下反而激出了一個“君子黨”。集賢校理王質（王旦之侄）不顧身體患病，專程帶著酒為范仲淹送行。有人提醒他小心被扣上朋黨的帽子，王質卻回答：“範公是天下大賢，要是把我列到朋黨裡，那簡直是我的榮幸！”另一位集賢校理餘靖上書宋仁宗，要求追改貶黜范仲淹的詔令。
當時朝中有傳言，說館閣校勘尹洙是范仲淹推薦來的。因此，尹洙隨時有可能被扣上朋黨的帽子。可尹洙卻主動上書，說自己雖然不是范仲淹推薦來的，但與范仲淹志同道合，要求把自己列入朋黨。
另一位館閣校勘歐陽修就更激憤了。在歐陽修看來，諫諍是士大夫行道的途徑之一。他寫信給右司諫高若訥，說你身為諫官，竟然連一句秉持正義的話都不敢說，你不配當士大夫。氣急敗壞的高若訥把歐陽修的信交給了宋仁宗，宋仁宗一怒之下把餘靖、尹洙和歐陽修一併貶出朝廷。館閣校勘蔡襄就此寫了一首《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范仲淹、餘靖、尹洙和歐陽修，“一不肖”指高若訥，一時間，開封城裡洛陽紙貴，人們爭相購閱，連書商都賺瘋了。
王質也好，“四賢”也罷，儘管大家都沒說“君子有黨”，但顯然都不迴避被扣上朋黨的帽子。
在這些優秀的士大夫眼裡，大家為了共同的理想聯合在一起，當言路不通時聯合抗爭，是士大夫行道的應有之義。由此，也就不難理解數年後，為什麼范仲淹和歐陽修會公然宣稱“君子有黨”。
然而，宋仁宗的表現卻不盡如人意。他不僅在這次景祐政爭中堅決支持呂夷簡窮治朋黨，還在兩年後專門下詔嚴禁百官結黨。作為皇帝，宋仁宗根本不在乎什麼君子黨、小人黨，只要是“黨”，那就是對皇權的挑戰。在一個專制社會里，去挑戰一個獨夫的威權，這如何能被他接受？
就寬容而言，宋仁宗在整部中國歷史的皇帝裡都是排得上號的，甚至還時常閃爍著人性的光輝。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寬容的皇帝，依然容不下“君子有黨”的呼聲，容不下任何形式的朋黨出現。
當士大夫群體聯合起來時，他們確實是強大的；但在整個皇權—官僚政治中，士大夫個人又是極為渺小的。
慶曆新政失敗後，“朋黨”回到了它的傳統意義上，雖然優秀士大夫如司馬光、蘇軾、朱熹等依然認同“君子有黨”，但再沒有士大夫自我標榜為“君子黨”。儘管優秀士大夫時常高舉著祖宗之法和維護君權的大旗，但公然聯合為行道而忘身的願景，根本行不通。
在士大夫政治的燦爛陽光裡，烏雲從未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