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廣強
來源：《歷史評論》2022年第4期
法軍統帥蒙託邦的帳篷裡裝滿了五顏六色的綢緞和刺繡，法軍離開圓明園時，運載贓物的馬車有300多輛。為免分贓不均，英法兩軍統帥協商設立戰利品委員會，坐地分贓。
1860年10月7—9日和18—21日，舉世聞名的圓明園慘遭英法侵略軍兩度焚掠，大部化為灰燼。面對正義輿論的質疑和詰難，施暴者炮製諸多謬說，混淆視聽，遮掩罪行。時至160餘年後的今天，仍有部分西方學者沿襲當年侵略者所虛構的火燒圓明園的理由為其洗白，更有政客公然鼓吹“不應該被殖民歷史帶來的羞愧和對未來的懷疑所折磨，而是應該為自己的身份和立場感到自豪”。也就是說，為了“為自己的身份和立場感到自豪”，一些西方人政學唱和，要千方百計洗白自己的殖民歷史，虛構火燒圓明園的歷史記憶只是其中一例。如果雨果地下有靈，不知會作何感想！
英法侵略者宣稱，火燒圓明園是對清軍在圓明園內虐殺英法聯軍俘虜的報復。英法聯軍的主要指揮者——英國公使額爾金和法國公使葛羅均持此種觀點。據王開璽考證，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廷曾俘虜英法外交人員和搶劫犯39人。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後，額爾金照會恭親王奕訢，聲稱“英法僑民，即在此園內遇害極慘”。葛羅在給法國外相的信函中亦宣稱英法俘虜被“手足背縛，四肢齊捆，載於車上，送至圓明園中，置一室內”，“死於飢寒，屍為鼠蟲所齧”。
然而，關於英法俘虜的關押地點，聯軍方面的記載多有矛盾。額爾金在日記中寫道：“正是在這（圓明園——引者注）附近，他（咸豐帝——引者注）將我們不幸的同胞擒拿，讓他們遭受了最嚴酷的虐待。”而部分英法俘虜的回憶，則可證明他們並未被押送至圓明園。如法國人科爾迪埃記載，巴夏禮一行8人被捕後，“初解至通州，過八里橋，即令下車，帶至白旗都統裕麟營中被審後”，禁錮一廟內。後被押送至京，“加鎖練（鏈），置於獄，與群囚共處於汙穢之中”。顯然，英法聯軍實際知悉聯軍戰俘並未被關押在圓明園內。
相比英法聯軍自相矛盾的表述，中方史料的記載明確並且一致。時任刑部尚書趙光在其自訂年譜中記載，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在通州一帶與英法議和，因“口語決裂，將巴酋（巴夏禮——引者注）及伊手下人誆拿解京，鎖銬交刑部監禁”。贅漫野叟的《庚申夷氛紀略》記載，“通州所獲夷酋巴夏禮，幽囚刑部，僅數日而出之”。《翁同龢日記》於9月18日記載，“是日，怡王、穆蔭、桂良、恆祺均回京。怡王等羈英夷通事巴夏禮等二十餘人，下刑部獄”。此外，據9月23日奕訢上咸豐帝奏摺可知，其他十餘名英法俘虜也沒有被押送至圓明園，而是由“巡防大臣分交各州縣看押”。
可見，英法俘虜並未被關押於圓明園，更未在此受到虐待。英法聯軍在與清政府交涉和向本國報告中，強調俘虜在圓明園內受到關押和迫害，不過是渾水摸魚，為其焚園劫財的暴行製造藉口。
英法聯軍是焚掠圓明園的主犯，這是人所共知的歷史事實。然而在第二次焚掠圓明園期間，葛羅致函恭親王奕訢，狡辯“圓明園之被焚掠，乃中國土匪所為，非聯軍之所為也”。事後查證，確有土匪趁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之機，搶奪園中部分物品陳設。不過，葛羅所言完全無法抵賴英法聯軍明火執仗入園劫掠、縱火焚燒的罪惡。即便土匪是趁“火”打劫，縱火搶掠的元兇也是英法侵略者。
某些西方學者為法軍開脫罪行，企圖撇清法國與火燒圓明園事件的關係，提出額爾金命令英國人焚燬圓明園，其對火燒圓明園負有全部責任。事實是，法軍雖然未參與10月18日英軍焚燬圓明園的行動，但曾在10月8日夥同英軍放火燒燬圓明園附近處所，導致火勢蔓延至圓明園內，燒燬部分宮殿。另據英國騎兵軍官斯溫霍在《1860年華北戰役紀要》中記載，法國人燒掉了“皇帝的私宅”。中方文獻資料也揭露了法軍的暴行，奕訢在10月12日致葛羅的信中，特意就法軍火燒圓明園的行徑進行抗議：“法國兵士，對於皇帝避暑行宮，仍肆焚掠，其故為何？法蘭西亦文明之大國也，其軍士飽經訓練，宜有紀律，今乃焚燬皇帝行宮，所根據者何因？貴統帥何以不加禁止，置若罔知乎？”
眾所周知，英法聯軍焚燬圓明園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掩蓋劫掠罪行。就劫掠財物而言，比之英軍，法軍更顯貪婪。10月7日清晨，法軍率先搶掠圓明園。據英軍統帥格蘭特日記記載，英軍到達圓明園後，看到法軍官兵在園內“有計劃有步驟地搶”。法軍統帥蒙託邦的帳篷裡裝滿了五顏六色的綢緞和刺繡。10月9日清晨，法軍離開圓明園時，運載贓物的馬車有300多輛。為免分贓不均，英法兩軍統帥協商設立戰利品委員會，坐地分贓。這充分證明，在實施焚掠圓明園的罪行上，法軍與英軍沆瀣一氣，實屬同夥共犯。
在焚燬圓明園之前，額爾金曾命令英軍在北京全城張貼公告，公然宣稱：作為對中國皇帝“暴行”的“懲罰”，圓明園將於1860年10月18日被燒燬，“只有清帝國政府應該對此負責，與暴行無關的中國百姓不必擔心受到傷害”。
英法聯軍為遮掩盜掠圓明園的罪行以及逼迫清廷換約，縱火將“萬園之園”變為廢墟。圖為圓明園遠瀛觀遺址照片 FOTOE/ 供圖
作為實施侵略的一方，額爾金所謂的“暴行”，其實是清政府抵抗侵略的部署和行動。與英法開戰後，咸豐帝嚴飭統兵大員督率官兵與侵略軍決戰，號召地方團練鄉兵沿途阻截，宣稱“無論員弁兵民人等，如能斬黑夷首一級者，賞銀五十兩；有能斬白夷首一級者，賞銀一百兩；有能擒斬著名夷酋一人者，賞銀五百兩；有能焚奪夷船一隻者，賞銀五千兩，所得資財，全行充賞”。額爾金將清廷的抵抗視為“暴行”，以焚燬圓明園來施以“懲戒”，無非是告訴被侵略一方，只許順受（侵略），不許反抗，這是典型的強盜邏輯。
額爾金的公告具有迷惑性，至今西方一些學者在談到英軍10月18日焚燬圓明園的理由時仍然沿襲額爾金的說辭。這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額爾金圖謀將一場有目的、有組織的侵華戰爭描述成英法兩國與清廷的“恩怨”，既為洗白其侵略罪行，也為瓦解民眾抵抗。其次，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後，不僅焚掠圓明園等皇家園林，還在附近村鎮燒殺搶掠。最後，雖然圓明園等皇家建築是統治階級驕奢淫逸的產物，但一磚一瓦、一草一木，皆是中國人民智慧與血汗的結晶，是中華文明的瑰寶，屬於整個中華民族。正如學者汪榮祖所言，中國人從來沒有覺得圓明園僅僅是清朝皇帝的私產，而是將其看作中華文明的一個象徵。英國首相巴麥尊接到額爾金焚燬圓明園的報告後曾說：“燒燬圓明園是絕對必要的，如果北京皇宮遭遇同樣命運，我會同樣十分高興！”可見，在侵略者眼中，實際上並不存在需要區別對待皇帝私產和國家財產的問題。在侵略者身上只有貪婪和邪惡，他們永遠是人類文明的大敵！
除了掩蓋盜掠事實，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還出於逼迫清廷換約的政治考量。戰爭之初，英法兩國就擬通過佔領北京逼迫清廷妥協換約。為此，兩國派出約2.1萬人的龐大軍隊入侵中國。英法聯軍於10月初進入北京地區。當時，渤海灣及京津一帶氣溫急轉直下，白河在11月初將結冰，英法聯軍面臨補給系統崩潰的危局，聯軍統帥格蘭特和蒙託邦都認為必須在11月初撤離北京。然而，在10月13日攻入北京城後，由於清廷不能確定換約的具體時間和地點，英法聯軍越發急迫，因此決定採取更為極端的手段迫使清廷換約，由此炮製了火燒圓明園的慘劇。
火燒圓明園另一政治背景是，大沽之戰的慘敗，令巴麥尊內閣遭受國內保守黨人的攻擊，時任英國駐華公使的額爾金也被召回問責。此後，額爾金被巴麥尊內閣以“贖罪者”的身份重新派往中國，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因而更加暴躁和激進，急於取得戰果來“封住政府裡攻擊他的嘴巴”。為迫使清廷在11 月之前簽訂條約，額爾金藉口俘虜事件，採取了“既嚴厲又迅速”且“特別給大清皇帝沉重的一擊”的方式。在他看來，火燒圓明園可算作達到以上目的的最佳選擇，遂夥同其他侵略者冒天下之大不韙，下令放火燒園。
儘管關於火燒圓明園的謬說漏洞百出，處處滲透著強盜邏輯，然而竟被一些人視為“歷史真實”，乃至藉此重構所謂“火燒圓明園”的歷史記憶。但歷史真相不容虛構，正如雨果所言，“在歷史面前，這兩個強盜一個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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