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李楚源提出，應將家庭過期藥品回收寫入《藥品管理法》，建立過期藥品回收和處理的責任化、規範化、具體化流程，明確責任主體。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繆小平則建議，由相關行業管理部門牽頭，在法律基礎上制定過期藥品回收處置管理辦法。無論是針對過期藥回收立法，還是出臺規範性文件，都是希望通過制度建設讓家庭過期藥回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過去探討家庭過期藥回收話題，多立足於社會創新，希望找到一些具體的回收辦法，但這兩位代表的建議，重點集中在頂層設計，可謂切中了要害。
必須看到，針對過期藥回收，社會一直在進行探索，也推出了不少好方法。比如，有的醫藥公司從20年前就開始探索家庭過期藥品回收機制，如今已在全國200多個城市同步開展過期藥線下回收換藥活動。此外，過期藥兌換生活用品、過期藥有償回收公益活動等，各有所長，均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也要看到，社會探索出的回收模式多是公益性質的，面臨諸多變數。尤其是，過期藥品回收和處理成本高昂，這導致回收面臨難以持續等問題。
過期藥回收需要自覺，但不能僅靠自覺。藥品管理法對藥品生產、銷售、使用都作了明確要求，但對於過期藥品，特別是家庭過期藥品的回收處理，尚缺乏具體規定，這塊短板亟待補齊。通過立法等方式，明確回收的責任主體，解決回收的資金來源等問題，並輔以問責和追究手段，才能從根源上破解這道難題。
社會探索是化解一些難題的好方式，但有時也存在難以突破的天花板，尤其當法規缺失、政策不夠明朗時，進一步發展就容易遇到很大阻力。前段時間民眾大量囤藥，導致過期藥處理難題更加突出，應以此為契機，通過建章立制等頂層設計，將過期藥回收納入法治化、規範化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