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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正文▽
國內有關“天才教育”的討論，大約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
彼時，動盪年代的陰霾尚未被撥散，物理學家李政道回國訪問，看見百廢待興的中國社會，這位年僅31歲便與楊振寧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天才科學家”，提出了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
在中國理科教學近乎萬物凋零的當下，如何才能組建出一支年輕的科學工作者隊伍？
此後幾年，如何“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則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命題之一。
與此同時，一位名叫寧鉑的少年，成為了江西某生產大隊裡的“名人”，但凡提起他，人們總是脫口而出兩個字——“神童”。
“2歲背古詩、3歲識百數、4歲學會400多個漢字、6歲學習《中醫學概率》並且能夠開出合理的藥方……
有關寧鉑的“傳奇事蹟”在其成長的那片土地上流傳了許久，直到1977年10月，“天才少年”的故事隨著一封推薦信，從江西“飄”到了首都北京。
提筆寫下推薦信的，是寧鉑父親的好友、江西冶金學院的老師倪霖。
“我從未見過這樣使人難以置信的孩子，我想如果能將他推薦到科技大學專門培養，學習某一門學科，必能成為攻關闖將。”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方毅，就是在此時得知了“寧鉑”的名字。
在那封推薦信中，倪霖用長達10頁稿紙的篇幅，詳細描述了寧鉑在圍棋、文學、醫藥學方面的過人之處。
方毅讀後感到極為驚喜，於是即刻批示：“請相關人員去核實一下，如屬實，應破格收入大學學習。”
1977年11月，中國科技大學接到上級指令：在全國範圍內搜尋“早慧少年”，成立“少年大學生培訓基地”，儘快培養一支“少而精的基礎科學工作隊伍”。
幾個月之後，這支“知識荒原上的少年突擊隊”有了一個聽起來極為朝氣蓬勃的名字：“少年班”。
依照方毅的批文，中科大招生辦最先到江西拜訪了寧鉑。
為了考察寧鉑對知識的掌握程度，學校先是為他準備了兩套數學試題，一份關於基礎知識，另一份則是往年奧林匹克競賽的真題試題。
這一年，寧鉑只有13歲，面對難度遠超高考水準的考題，他的第一份考卷成績為“七題答對了六題”，第二份則只答對了一半。
同時期中科大還對其他兩位少年進行了考核，儘管寧鉑的筆試成績排名第二，但因為年齡小、口試表現優異，外加有圍棋和中醫藥特長的加持，他還是成為了全國第一個被“破格錄取”的少年大學生。
以此為起點，一場“前無古人”的教育嘗新改革正式拉開序幕，而寧鉑就這樣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推到了滾滾浪潮的最前端。
很多年以後，一位見證了少年班整個發展歷程的教育學家評價道：
“寧鉑的出現填補了中國‘天才教育’的空白，他為國內超前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也做出了巨大的犧牲。”
1978年3月，寧鉑第一次離開父母，獨自踏上求學之路，遠處等待他的，是未知的大學生活，以及一段極為兇險的成名之路。
少年班開學後不久，方毅副總理到中科大視察，寧鉑也受到接見。
二人都對圍棋頗有興趣，於是便現場“比拼”起來，兩局對弈，寧鉑全勝，這一結果讓在場所有人瞠目結舌。
第二天，寧鉑與方毅一同下圍棋的照片登上了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有關“江西神童天賦異稟”的消息，也在一夜之間傳遍了全國。
1977年，中斷了10年的中國高考制度恢復，同年冬天，超過570萬考生走進考場，人們重新拿起書本，讀書熱浪撲面而來。
高考恢復後，社會各界對於人才的渴求迎來新高峰，寧鉑的事蹟被進一步廣泛傳播，無數少年及家長受到鼓舞，而這其中就包括了謝彥波與干政。
在面試環節，主考官問他，一塊西瓜橫豎各切一刀，最終可被分為幾塊？少年回答：“四塊”。
“那2刀呢？3刀呢？”老師不斷加大題目難度，男孩全都對答如流。
干政展現出的超強心算能力，讓主考官大為驚歎，沒有任何懸念，他被錄取了。
僅僅幾天後，這位13歲的少年就揹著行囊走進了中科大的學生宿舍，和寧鉑成為了同班同學。
寧鉑（紅圈）與少年班同學合影
經過幾個月的篩選和考核，1978年中科大首屆少年班共招生21名，其中最大的15歲，年齡最小的，則為11歲的謝彥波。
進入少年班時，謝彥波剛剛取得了某數理化競賽的一等獎。在少年班的招生考試中，他僅用了1個小時就完成全部題目，是同期考生中速度最快的孩子，且準確率奇高。
在班級裡，他的CUSPEA（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成績位列第一，滿分150分的《量子力學》試卷，他只需簡單複習，便可取得145分以上。
作為那個年代最閃亮的“少年天才”，寧鉑、謝彥波、干政被合稱為“三大神童”。
他們在少年班的學習日常及成績表現，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登上報紙，成為社會各界的談資。
一位首屆少年班的同學曾說，那時候寄給寧鉑、謝彥波、干政的信件需要用麻袋來裝，人們毫不吝嗇對其的表揚和崇拜：“不用懷疑，那就是屬於他們的時代。”
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的誕生如同一聲響雷，炸開了高等教育的重重壁壘，眾人追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亢奮情緒，在“三大神童”出現之後達到了頂峰。
1980年之後，全國各地各大高校接連開設“少年班”，短短几年中，神州大地，遍地神童。
“神童熱”的持續升溫，帶動了大批中小學生跳級、自學的積極性，不同年齡段同場競技的畫面已不算稀奇，某些地方乾脆喊出了“我們這裡一定要出一個神童”的目標口號。
接連不斷湧現的“神童”，雖為人才教育提供了新出路，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少年班”的選拔難度。
眾人對於“天才”的定義始終不清不楚，以至於學校的考核標準一變再變，學生水平參差不齊。
有的孩子筆試成績很高，但在面試環節卻連話都不敢說，典型的填鴨式教育；
還有的孩子自學能力非常強，結果進入少年班之後，期末考試成績竟為個位數。
在中科大少年班招生記錄中，有一位孩子的履歷頗具戲劇性——
這位少年聲稱自己用肉眼發現天上多了一顆宇宙新星，之後不久，美國觀星站也宣佈發現了一顆新星，於是他被成功錄取。
真假難辨的“神童”給少年班蒙上了一層薄薄的陰霾，同一時間段裡，那些原本被公認的“少年天才”，也接連出現了各類問題。
因為入學年紀偏小，少年班的孩子們絕大多數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老師不僅要教書育人，還要負責照顧孩子們的飲食起居，每天早晨還要衝奶粉為其補充營養。
頂著學業與社會各界給予的各種壓力，部分學生的心理狀況也出現了問題。
孩子們變得極為爭強好勝，而這種比拼不僅體現在學業上，有時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在實驗室上課時，有些男孩就會因為搶奪儀器而大打出手。
相比之下，寧鉑的轉變遠沒有同學們激烈，更多時候，他都是沉默且陰鬱的。
進入大學後一年，少年班的同學需要選取專業，開始下一階段的學習。
寧鉑告訴老師，中科大目前沒有自己感興趣的專業，想轉校去南大攻讀天文系。
老師依照寧鉑的心願，向校領導遞交了一份報告，結果申請當天下午便被駁回，批文回覆只有六個字：“既來之，則安之”，大家心裡都很清楚，“學校只是捨不得放棄這個名人。”
當時少年班有個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好學生都得去學理論物理”。
因此在老師的建議下，寧鉑只好勉為其難，進入了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繼續學習。
後來在一次和朋友的談話中，寧鉑坦言：“其實無論是學圍棋還是學中醫，我都會比現在過得好。”
可惜，一個人在時代的洪流中，往往缺少選擇的權利，或者，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沒有選擇的能力。
為了排解內心的遺憾，他開始利用課餘時間研究佛學及天體星象學，這本是他的愛好所在，可在外人看來，他變得“神神叨叨，不務正業”。
彼時，這位“第一神童”的眼中已沒有一絲光亮，長時間得不到理解的孤獨和鬱悶，讓他食不知味、骨瘦如柴。
那一天，面色慘白的寧鉑站在湖邊沉默了許久，最後用極為平靜的語氣對倪霖說：
一位天才少年心中的星辰大海，隨著一紙被駁回的轉學報告，一同泯滅了——
在1979年的深秋，在寧鉑本該美好，且充滿希望的15歲。
不同於寧鉑的糾結和痛苦，兩位本就擅長物理的少年，在後續的學習中顯得格外輕鬆。
1982年前後，只有15歲的謝彥波和16歲的干政先後提前完成了本科課程，選擇繼續攻讀碩士研究生。
綜合各方因素，干政決定出國深造，不久之後，他又申請到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名額，成為了圖靈（人工智能之父、計算機科學之父）的校友。
首屆少年班年紀最小的謝彥波，繼續了自己在少年班的優長。
在干政前往國外唸書的那一年，謝彥波也成功“升級”，跟隨“兩彈一星”功勳、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院士攻讀博士，當時有人推測，按照謝彥波的智力水平和學習能力，他應該在20歲之前就成功拿到學位，向諾獎進攻。
當年最出名的“三大神童”，似乎只有寧鉑一人走進了死衚衕。
在其他少年班同學都忙著考研、留學時，原本最被外界看好的寧鉑，則陷入了無限的糾結。
本科畢業後，他曾前後三次報名參加研究生考試，但每次都以棄考收場。
完成大學本科學業後，19歲的寧鉑被批准留校任教，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助教。
“神童”的耀眼標籤又一次在其頭頂投擲了一片光暈，但令人沒想到的是，光亮很快黯淡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被時代注視著長大的“天才少年”們，近乎同時走向了“下坡路”。
由於“沒能處理好和導師的關係”，已經讀了2年博士的謝彥波被老師勸退，幾經周折後，他轉去普林斯頓大學繼續攻讀博士，成為了干政的“學弟”。
在國外，謝彥波師從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Philip Warren Anderson教授。對這位遠道而來的“中國天才”，導師表現得極為平淡，他直言謝彥波的英語水平“不太行”，看不懂其寫的論文。
接連兩次不順利的讀博經歷，讓自小便被稱為“神童”的謝彥波深受打擊，他無法理解導師的建議，只覺得對方是在故意針對自己。
於是在往後幾年的時間裡，他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拿著論文找到導師，開始討論只是在學校進行，發現教授態度越來越冷漠後，他就乾脆直接上門“討教”。
1991年11月1日，一名北大物理系留學生因對論文審核結果和獎學金不滿，在上課期間開槍射殺了3名老師、1名副校長和1位中國留學生後，飲彈自盡。
謝彥波窮追不捨的態度，讓Anderson教授唯恐悲劇會降臨在自己的身上，於是他便以“存在潛在威脅”為由，向學院申請，徹底中止了與謝彥波的合作。
這位曾經驚豔了無數人的天才少年，再一次與博士學位擦肩而過。
幾乎是同時，同校的干政也遭到了勸退，校方給出的理由同樣是“與導師相處不睦”。
面對一前一後被“退回”的“神童”，中科大少年班的老師們有疑惑，卻也不十分意外。
“這些孩子在與人交往和生活自理能力上確實存在問題”，曾參與首屆少年班招生的老師指出，少年班的孩子們語文成績普遍落後，情商遠低於智商。
加之當時媒體和輿論的過度曝光與浮誇宣傳，導致部分孩子的心理失衡，他們無法正視自己的失誤，甚至不肯接受他人以“普通人”的視角看待自己。
當“神童”迴歸到“平凡人生”的敘事時，昔日天才少年的生命片段裡，平添了一些並不閃光的畫面。
謝彥波和干政回國後，中科大分別向二人遞出了橄欖枝。
兩次讀博失敗的謝彥波決定接受“命運的安排”，回到母校，成為講師，根據相關資料顯示，如今的他已是中國科技大學的近代物理系副教授。
干政則以“浪費時間”為由，拒絕了中科大的邀請，他覺得與其花費精力做學術，不如早些投入社會，他堅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
1998年，寧鉑參加了一檔央視的訪談節目。在這期節目中，已經33歲的他，講起了自己作為“神童”的日子。
此時，他承認“少年班”的孩子們確實各個天資過人，同時也極為直白地指出，如果無法做到“因材施教”，那麼再優秀的天才，到最後也只能淪為“祭壇上的羔羊”，任人宰割，絕無未來。
這是寧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以當事人的身份，表達了對於“神童教育”的不滿。
他嘗試以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喚醒一些人，可遺憾的是，對於“第一神童”成功人生以外的故事，大家並不感興趣。
因為辦學成本高、招生困難等原因，1990年之後，除中科大以外的少年班陸續停辦。
超前教育的弊端不斷浮現，少年班還要不要辦？怎麼辦？成為了教育界另一個時代課題。
多方各執一詞，互不謙讓，理論還在左右搖擺，可現實對於“神童”的追捧卻從未停止。
如果將“神童熱”的潮起潮落放入時間座標，那2003年也許是這股熱浪的最低點。
這一年——“第一神童”寧鉑38歲，沉寂多年，他最終決定剃度出家，皈依佛門。紅塵滾滾，流言紛擾，他已無心理會。
往後多年間，每當提及“神童”二字，輿論總會說起他，也有人嘗試拜訪他，但全都以失敗告終——
很多人與事的結果，已經擺在眼前，有些話，不必再說了。
當公眾熱議的浪潮退去，“神童”的故事也走向了結尾。
如今再講起“教育”，人們雖仍對“天賦”抱有下意識的崇拜，卻已不再強求。取而代之的，是大家更樂於在“快樂”和“成才”之前尋找一個平衡點。
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有關那批“天才少年”的故事，像極了一種警示，驚喜也好，唏噓也罷，無法否認的是，他們的存在充滿了教育意義。
經過漫長歲月，再談起這群“早慧少年”，有關他們的過往都被濃縮為簡短的語句，成為宏大歷史圖冊中略顯平淡的一小段落。
這是時代表盤上片刻的浮光掠影，也是他們無法重來的，很長、很長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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