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公眾號丨不相及研究所
ID丨buuuxiangji
作者丨發財金剛
當有人還在質疑中醫的真偽性，黑人中醫已開始在四川懸壺濟世。
儘管患者在擼起袖子的瞬間多少會有些忐忑，但很快就能被這些非洲華佗用簡短有力的個人聲明所折服，“我是黑人中醫，並不是黑中醫，”說完衝你嘿嘿一樂。
一些四川人看病的過程，恐怕是醫生與患者雙向開啟盲盒的奔赴之旅。
黑人中醫潛伏在你意想不到的各個科室，為防止混淆，他們儘量不給自己起那些地道的中文名字，反而是患者常用“撒哈拉藥師”、“南非時珍”、“肯尼亞仲景”來指代他們拗口的英文ID，這代表著這些“黑求恩”的醫術比實際看上去要靠譜。
成都一家醫院的中醫科室，黑人中醫甚至早於掛號系統消滅了票販子，大夫不收紅包不多開藥還能把病看好，和大部分擁有名醫坐鎮的醫院情形一樣，每天慕名而來的人把導診臺圍得水洩不通，“點名就要看黑人中醫，勸都勸不住，人家今天沒出診。”
實際上，不少四川人第一次看黑人中醫都是出於意外。
“以前網上約號系統看不到主任的臉，心想歲數不小，醫術至少不會太差。”
“就算看到外國名字的中醫副主任，也不會感到驚奇，哪個醫院還沒人才引進啊、國際交流啊，但我推開大夫診室的門後，還是被這所醫院的想象力給衝到了，面前的黑人大夫還招手讓我別溜，他眼神示意埋伏在門邊的學生把門帶上。”
“別的中醫號脈一般都看一隻手，黑人中醫兩隻手抓住一塊把，總感覺是怕我爸跑了。”
四川人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發生在天府之國的唐突，令不少人第一次看中醫的歷程充滿戲劇性。
很少有人能將“黑人”和“中醫”聯繫在一起，而當這些練家子在正規醫院裡面講一口流利的四川話，老練的把脈，就連眼神中透出的智慧餘光，唸唸有詞的五行陰陽，都與印象中的社區老中醫如出一轍時，你可能不得不懷疑以前的人生經驗。
“說真的，人家普通話比咱好，對四川的歷史瞭解的比咱深，就連吃過的川菜也比咱多，有啥子理由懷疑人家？”
“普通的中醫寫的藥方，看上去像一段密不宣世的古老咒語，是隻有他和藥房才能懂的秘密，黑人中醫的簡體中文寫的那叫一個地道，還小楷，恐怕你看不清，用的三號字。”
四川某醫院的中醫迪亞拉，是我國首位外籍針灸學博士、博士後，年近花甲的他，來自非洲馬裡共和國的一個醫生家庭。
從1984年來到中國後，開始潛心研究醫學，“先在北京學了一年的中文和西醫，後前往廣州中醫藥學院學習中醫的本科階段課程，然後獲得了學士、碩士學位後，來到成都，在成都中醫藥大學攻讀了博士學位，活到老學到老。”
迪亞拉後來又去過成都中醫藥大學講授中醫，帶出來不少非洲扁鵲，他的絕活是背誦《黃帝內經》，有次和位南美洲的棕人中醫圍繞一個古方辯論了幾個小時，最後那位南美洲代表向馬里人民致以了崇高敬意。
曾有位在索馬里常年執行任務的船員，被當地的黑人中醫治好了風溼，據瞭解，這位中醫的針灸手法穩健，行雲流水，“一問果然是當地中醫世家的嫡長子”。
阿赫曼·卡拉伯大夫曾在四川學習過五年針灸，學習中醫只為想解決自己家鄉人們一種普遍性的癱瘓病，回國後，他將曾經患者贈送的幾十箱錦旗，送去了反海盜的前線，製作一種衝鋒舟的旗幟。
當地海盜可能熟識各國國旗，但在目睹懸掛“妙手回春”或“醫者仁心”的小艇越劃越近時，心中可能湧現出的是陷入人民戰爭的恐慌，據說目前這些旗幟都保存完好，“和卡拉伯大夫的醫術一樣硬挺”。
這些奔走在川蜀大地之上的非洲華佗，在數量上比熊貓還要珍貴，如今卻在呈點狀輻射，給中醫加持上一種國際濾鏡。
中醫需要深厚的中文造詣，還得熟悉中國本土文化，外國人學習中醫，如果非母語環境，沒有一點優勢。
曾有位叫傑克的埃及老中醫分享了他在四川的學習經驗，“看中醫有三怕，被大夫突然問年齡、大夫嘆氣，大夫變臉”。但他同時也表示，不過中醫還是人性化的，當西醫決定用患者的名字來命名某個病症時，道行深邃的導師只是淡淡地說一句，“你要進醫書了”。
他無比懷念自己的成都老師，有一個絕技至今沒有學會，中醫講究“望聞問切”，他至今都不知道自己老師是如何從自己炭黑的面龐中斷定他在13歲那年發過燒。
能來到中國學習的黑人醫學生，和功夫練習者類似，沒有迫切改變自己命運的焦慮，大多都是出自醫學世家或完全個人愛好。
憑藉這種興趣，多數人都是先從《醫古文》學起，一邊練習古漢語，一邊同時學寫簡體和繁體中文。通過反覆學習實踐自己在課堂上的筆記，這些刻苦異常的異國遊子也在中國土地上奉獻了自己。
一些黑人中醫在中國都有過遊醫的經歷，迪亞拉博士在中國的30餘年間，帶出了5000多名中醫、中藥學生，他曾經和自己一塊學習中醫的比利時同學一起加入了無國籍醫生組織，在雲南昆明和紅河州地區，醫治好超過2400名的麻風病患者。
曾有位黑人中醫表示，自己在四川上的第一節課就是“如何做個真正的中醫”，他說，屏幕上只有80多歲導師投影的四個大字–“醫者仁心”。
為了報答中國，一些亞非拉歐的中醫學生，在學成之後，不僅自己治病救人，還積極地開展醫療健康教育、麻風病人援助、艾滋病人關懷和培訓，為自己執醫當地的醫療事業盡心盡力。
僅迪亞拉團隊，多年間培養出來的中國村醫就超過了1000人，每個村醫畢業的時候迪亞拉都會送他一套聽診器、血壓表、體溫表，還有一些必須的藥品和醫學書籍，和他親自書寫的四個字–“醫者仁心”。
迪亞拉在疫情來臨的時候也義不容辭地參加到抗疫活動中，同時他也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把世界上先進的中醫和西醫療法都推薦給馬裡政府，希望他們可以採納，來救治人民。
在2020年迪亞拉被選為中非“魯班工坊”的推廣大使，幫助馬裡青年學習中醫，服務於當地的人民。
曾有位患者對媒體表示，“醫生是有國界的，仁心則是共識，不管黑人白人，能真正幫助中國人的，都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