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權臣為什麼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是坐下來開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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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65年1月20日，英國華威郡的凱尼爾沃思城堡內，圓桌四周的教俗貴族表情肅穆，騎士身上的甲冑反射著冰冷的日光；議席上的國王看似威嚴，在合約上簽字的手卻不停。這對於英國來說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在這一天，國王亨利三世（Henry Ⅲ，1216-1272年）宣佈召開蒙塵已久的議會，西蒙·德·孟福爾（Simon de Monfort，1208-1265）率領全副武裝的英格蘭諸貴族，強制國王坐下來進行漫長的談判，歷史上著名的“西蒙議會”正式拉開序幕。

這一幕彷彿穿越了時空，與建安元年（196）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歷史景象重合了起來。不過，各民族的歷史自有其邏輯，曹操是不可能拉著天子召開議會的；同樣是武力脅迫下的政治行動，英國權臣之所以會選擇議會這種形式，也蘊含著英國議會起源的複雜歷史經緯。

華威郡的凱尼爾沃思城堡。來源/英國遺蹟官網

無奈之舉

英國議會素有“議會之母”之稱，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議會，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賢人議會”，當時的主要職能是根據世襲原則選舉王位繼承人，輔助協商王國其他內外大事。1066年，法國諾曼底公爵威廉征服後，推行王權至上，出現了“大小議會”，表面上力主立法，但國家大小事宜仍由國王決定。亨利一世、亨利二世的改革下，大小議會在轉化為御前擴大會議和御前會議，後者分裂為王室法庭，前者則成為後來的議會。除司法職能外，中世紀議會逐漸發展出批准賦稅和立法的職能。中世紀的英國國王與西歐各地封君差不多，都窮。根據封建原則，國王開支只能仰賴王室封地上的封建稅和習慣法規定的國稅，遇到戰爭等緊急情況另外徵收特殊稅，就必須召開議會。

由此可見，在中世紀英國的政治舞臺上，國王和貴族是關係微妙的重要兩方，互相配合，互相制衡，英國議會萌芽與發展的歷程體現著國王與貴族之間的層層較量。自諾曼征服後，歷代英王都著意加強王權，推行改革。中央政府的司法裁決、批准賦稅和立法的權力就是國王與大貴族團體爭奪控制權的主要目標，名正言順的鬥爭途徑就是以國民的名義召開議會。在13世紀之前，國王召開會議的時間、地點、參會者都不固定，議會還只是一個鬆散隨意的政治形式，或者說一種攬財手段。

這種消極的動態平衡在無地王約翰（John I，1166-1216年）統治時出現了轉折，開議會成為英格蘭貴族反抗國王暴政、制衡國王權力的無奈之舉。政治上，金雀花王朝（亦譯安茹王朝，1154-1641年）時期英國被法國人統治，國王常年人都不在國內，但封建原則上卻要屈居臣下，大貴族心有不甘。經濟上，“獅心理查德”（RichardⅠ，1189-1199年）醉心十字軍東征，對國內的通貨膨脹卻無暇顧及。1180-1215年間，小麥、羊毛價格上漲2倍，銀價卻下降三成，這是英國曆史上首次記載的通貨膨脹。理查德死後，約翰則死磕教皇與法國，國家連年征戰，國稅比重大大增加。1194年英王開始向全國徵收不動產稅，1207年開始徵收動產稅，1207年動產稅收入達到6萬英鎊左右。11世紀至13世紀，英國的封建經濟迅速發展，以騎士為代表的中小貴族和市民成為動產的主要納稅人，民怨已久。

高壓之下，約翰四處碰壁。在國內，他用大幅度提高盾牌錢（以稅代役）的方式派遣僱傭軍。有人計算出約翰王所徵調的盾牌錢，年平均數額為4318磅，超過了亨利二世與理查王的總和；他還動輒奪取封地、沒收教產、干涉貴族婚姻與繼承、實施監禁與酷刑，許多貴族債臺高築，不得不向王室串通的猶太人借錢。在國外，他被迫向教皇稱臣納貢，又失去了在法國的大片領地。危機步步緊逼。

1214年，著名的布汶戰爭敗績傳來。英國大貴族對王權積怨已深，更對約翰王倍感失望，貴族們開始集結。1215年4-5月羅伯特·菲茨·瓦爾特等北方大貴族以封君未盡保護封臣與國民之義務為由，聯合各階層發動叛亂，叛軍直逼王城。當時的民意動搖到什麼地步呢？市民自動到陣前為叛軍助威，倫敦城門大開迎接叛君之師。6月15日，約翰被迫簽署《自由大憲章》（Magna Carta）。法律至上，王在法下；要徵稅，先開會，“議會”（Parliament）這種文化傳統就這樣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來。

約翰王簽署《大憲章》紀念畫。來源/大英博物館官網

然而，1215年簽署的《大憲章》只是約翰的權宜之計，無意真正去付諸實施。在教皇英諾森三世（Innocent Ⅲ)的支持下，《大憲章》迅速被視作無效，並在往後的鬥爭中多次廢立。但是，《大憲章》的精神最終確立下來，四十四次重新簽署確立，並作為後來自由與革命的精神代表與歷史依據，成為英國曆史上重要的文化符號。

1225年《大憲章》再次確認再版。來源/大英博物館官網

1216年10月，約翰王病逝，其子亨利三世繼位，國王與貴族的鬥爭即將開啟新的階段。

極限反轉

少年國王亨利三世，他即位時年僅9歲，由攝政王和宰相等人輔政。親政後，為加強王權，極少召開議會，冷落英國貴族，擢用法國貴族，多次鎮壓大貴族反叛。娶法國王后、為教皇遠征、加徵捐稅，他似乎在走失地王約翰的老路。

美國眾議院前的孟福爾頭像。來源/沈漢等著《英國議會政治史》

亨利三世與反對派貴族，在一次次拉鋸的會議中矛盾日益加深，叛亂一觸即發。而這一次，領頭的貴族是具有法國血統的西蒙·德·孟福爾。孟福爾曾是亨利三世的左膀右臂，戰功赫赫，亨利三世還把妹妹許配給他。但在政治和經濟鬥爭中，孟福爾屢屢受疑，流亡他國，逐漸萌生反叛之心。英國史學家陶特這樣敘述1258年的英國：

“在這一年的頭幾個月，外國人繼續控制著英國的國王和政治，數量不斷增加，任何把他們驅逐出去的努力都無濟於事。羅馬教皇派來的特使充斥在這個國家，從教堂和神職人員身上賺走大量金錢。威爾士人和蘇格蘭人秘密結盟，頻頻威脅邊境地區的安全，法國人懷著敵意虎視眈眈，國內的貴族們分崩離析，群龍無首，毫無希望。去年莊稼的慘淡收成，讓稻穀變得昂貴，嚴冬以及緊接著的晚霜，陳死農民們暴養的小羊，奪取了他們對於即將來到的夏天的期望。”

民不聊生至此，然而這年4月，亨利三世還在倫敦召開御前擴大會議，要求大貴族繳納1/3財產，作為遠征西西里的軍費。高級教士憤然離開會場，世俗貴族一片躁動，昔日政敵孟福爾赫然在場，糾集武力，衝入王宮，迫使亨利三世驅逐法籍大臣，實行改革和召開御前擴大會議。貴族們身穿盔甲，手配利劍，與之前安全肅穆的議會截然不同，因而史稱“狂暴議會”（Mad Parliament）。在這次會議上，國王在百官武裝之下，被迫接受貴族請願書，即《牛津條例》(Provisions of Oxford)，重申了《大憲章》的基本原則，確定議會法規的最高權威，規定議會每年必須召開3次。次年10月，又迫使國王頒佈《威斯敏斯特法令》宣佈保護貴族、騎士和市民的權益。

寫到這裡，如果是歷史課本，已經可以畫下短暫的句號；然而，這並不是一個歷史節點的結束。1260年夏，亨利三世與孟福爾舉行大辯論，批駁他的“議會”獨立主張，宣稱“議會”應是國王任意召開的會議，“議會”權力來自國王。亨利三世爭取到教皇和法王的支持，1262年下令取消《牛津條例》。對此，孟福爾組織了新的貴族武裝反叛，在1264年5月14日劉易斯（Lewes）一役中擊敗國王軍隊，並俘獲了亨利三世與太子愛德華。戰後孟福爾發佈了《劉易斯調解書》，重申了《牛津條例》，扣押王子作為人質。6月，亨利三世被迫在倫敦召開一次議會，孟福爾以成立推選團的方式建立起了貴族寡頭政體。

孟德爾雕像。來源/沈漢等著《英國議會政治史》

然後就出現了文章開頭的場景。1265年1月20日到3月17日，孟福爾在華威郡的凱尼爾沃思城堡(Kenilworth Castle)挾持國王主持召開了擴大的“議會”。出席這次會議的人員有約克大主教、12名主教、4名教長、65名修道院院長、35名隱修院院長、5名伯爵與18名男爵。此外，每個郡選出2名騎士代表外，還要求每座城市也選出2名“賢良、守法、正直”的市民代表出席議會，從而使市民也開始逐步進入議會。席上，國王向議會宣誓，遵守《大憲章》和《牛津條例》。3月14日，亨利三世發佈“時局聲明”，簽署最後和約。這就是英國曆史上所謂的“孟福爾議會”，亦譯“西蒙議會”。

這次會議以強制的方式開創了市民參加議會的先例，議會在吸收地方等級代表方面也變得更加完備，因而一些英國憲政史的學者將其作為英國議會產生的里程碑事件。但同時也要認識到，這次“議會”是在君權政治體制上出現的，註定難以持續。被封建關係束縛的土地上只能生髮出封建主義的花朵，這一時期的議會離真正的代議制度還相去甚遠，議會對限制王權所起的作用畢竟還相當有限；在形成之初乃至此後非常長的時期內，英國議會的封建性都是非常明顯的。

戲劇性的是，作為當時英格蘭的實際掌權者，孟福爾只是短暫地坐上了鐵王座。1265年年初，他還能發號施令，但他居然連這一年的夏天都沒能過完。議會雖然開完，貴族的內部鬥爭卻異常激烈，政治經濟利益與民族偏見交織，反孟福爾聯盟放走了作為人質被拘禁的愛德華王子。1265年8月4日，孟福爾在伊夫舍姆戰役中(Evesham)被愛德華屠殺至死，死狀悽慘，令人唏噓。

1269年，亨利三世重申，沒有國王的允准和召集，“議會”不得召開。以後數年，亨利三世漸漸將實權交付愛德華，1272年愛德華一世（Edward I，1239-1307年）即位，這場君臣遊戲又即將邁入新的階段。

反覆拉扯

這個心狠手辣的年輕王子愛德華，就是著名電影《勇敢的心》中，下令追殺主角蘇格蘭獨立領袖威廉·華萊士的國王。即位不久，愛德華就廢除了《牛津條例》，將其視作非法僭主的文件；但為安撫人心，他重申《大憲章》的原則。

愛德華一世。來源/不列顛百科全書官網

但到了1295年夏，英格蘭內憂外患，司法案件、對外戰爭、威爾士叛亂、對蘇格蘭作戰等一系列問題迫使愛德華一世再次召開議會。1295年11月13日，愛德華一世特地仿照當年孟福爾召集會議的方式，召開了400多人出席的大規模議會，除教、俗貴族外，還有由郡守主持選舉產生的騎士和市民代表。該議會完整地囊括了中世紀英國議會的三個要素，即君主、大貴族、地方等級代表，因而被憲政史家譽為“模範議會”（Model Parliament）。雖然會議仍由封君封臣性質的國王和貴族主導，但已經有了選舉所代表的部分代議性質。這一次愛德華一世召開的里程碑式議會，實現並超越了曾經仇人孟德爾的創想。

除了在威爾士和蘇格蘭留下的政績外，亨利三世時期大貴族為建立議會制度而鬥爭的成果，也在愛德華一世時期體現了出來。文治武功的愛德華一世，將召開議會以實際行動變為固定制度。他在位35年，議會召開了52次，基本固定在威斯敏斯特召開；1275年6月愛德華一世在寫給教皇的一封信中說，一年召開兩次議會已經形成制度。這一時期頒佈議會法的數量超過了16世紀以前任何一個君主統治時期。愛德華一世也因而有了“英國的查士丁尼”之稱。到了愛德華三世在位期間，代表市民利益的底層人已經開始單獨開會，制約貴族階層，從而形成了上下兩院。從1313年到1325年，只有兩屆議會沒有平民代表。1325年後，無平民代表不能召開議會。英國議會制度，逐步在無數的制衡與妥協中建立起來。

英國威斯敏斯特宮。攝影/Future，來源/Adobe Stock圖蟲創意

從《大憲章》到後來的《權利法案》，英國用了四百多年時間，君主往往出爾反爾，《大憲章》時常形同廢紙。真正的民主，還有很遠的路要走。但仍要注意，這並不是民眾的勝利。和當時低下的社會生力匹配的，只可能是一套封建土地制的上層建築。國王仍是議會的決定因素，召集各個階層也只是為了更好地徵稅；英國雖然有貴族這種特殊情況，但其本質仍然是榨取底層經濟價值。騎士的力量正在衰退，市民的話語權尚且微弱。要徵稅，先開會，召開議會的憲政傳統之所以能在英國最先確立，體現了各方博弈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