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雄心

王笛走過來的時候，左眼睜得比右眼更開一些，抿著嘴，嘴唇很薄，但總使人感覺在憋著笑。他個子高，又邁大步走路，感覺右腿有點跛，後來得知是他膝蓋磨損的原因。他在澳門大學的辦公室緊挨著一處室外走廊，米色磚牆黑坡頂的教學樓，側旁有條河，河堤覆草皮，遠處能看見路凼南角的炮臺山。目力所及幾乎盡是綠色。樓下傳來園丁給草皮澆水的清脆聲音。

他把我領進辦公室，轉頭去燒水泡茶。辦公室寬敞，傢俱簡樸，兩張桌子背靠窗拼成轉角，餘下三面牆都擺滿書架。等水開的功夫，我掏出相機給他拍了兩張照。一張在書桌前，背後牆上貼著他最著名那兩本書的海報：《茶館》和《袍哥》，《袍哥》有中英文兩張；另一張在書架前，他抱起胳膊微笑，和頭頂那張封面新聞2019“年度十大作家“的獎牌上一模一樣。

一個觀察歷史的人同時也是歷史的一部分。王笛，1987年川大最年輕的副教授，1991年的美國大齡留學生，1998年美國中部紅州一座傳統名校歷史系裡唯一一箇中國人，2015年，回到中國澳門，目前在著手出版一部關於民國初年的中美關係的書。最初接觸時，中美對彼此完全沒有了解，而傳教士是重要中介，王笛的研究試圖利用美國媒體和民間對中國的記錄，從另外一個角度——即他者的眼光——來觀察民國時期的中國。

澳門正是研究這一課題的好地方，這裡與中西的劇烈碰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近代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倫敦會的羅伯特·馬禮遜，就落腳在澳門。以傳教的標準，馬禮遜並不成功——二十餘名新教傳教士在三十多年裡只積累了不到一百名信徒——但他翻譯了大批書籍，又編了第一部漢英字典，最終葬在澳門。

——新書《碌碌有為》裡寫到了馬禮遜學校，離這些澳門的文化遺產很近，會幫助到你的研究嗎？

——朋友來會帶他們去馬禮遜的墓看，但不需要去政府再跑檔案館了，文獻已經非常多了……澳門有很多中西之間的橋樑，比如馬禮遜、鄭觀應，清政府跟美國的《望廈條約》也是在澳門簽訂的。……中國人瞭解美國比美國人瞭解中國多得多，但兩邊印象的主流都是誤解，我在美國教書的那些年，我竭力讓美國人懂得中國，現在我又想讓中國人更多地瞭解美國……

——所以你雖然是做微觀歷史的，強調目光關注民眾的日常生活，自己卻在思考這些宏大的問題。

——研究微觀歷史視野必須要打開。

——那你在美國的時候會跟同事討論當地的政治嗎？

——雖然我們是同事，但一個人一個辦公室，我是個躲進小樓成一統的人……很少談論local politics, 德州的事情，從來不說，奧巴馬也很少討論，如果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我會去跟他們聊。本地的電視廣播也不聽，都是聽NPR（National Public Radio），因為裡面談中國特別多。我從來也沒有融入到本地人的圈子裡去。

——我還以為美國人會把國際政治當成自家的事。

——美國人覺得他們是世界的中心……大多數美國人就只知道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沒有什麼政治興趣，並不像中國人盯著美國總統大選的一舉一動。

——確實，不管是在從左翼的角度還是右翼的角度看，但都非常關心。

——是的，所以我在德州任教十七年，給美國人講中國近代史的時候，都用中國人的視角和立場，也許在學術上不一定公平。剛到德州的時候，我還有一些日本學生。

——後來就漸漸沒有了？

——我想他們肯定覺得很尷尬的。上課我們討論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的時候，作為一個日本學生，肯定會覺得難堪。但我要提供一箇中國人的視角，它和美國視角下的中國近代史一定是不同的。

——那你來到澳門之後會和本地的社區來往嗎？

——很少……本來應該去……但我確實是一個躲進小樓成一統的人。

王笛從書架上拿下來一本1981年第四期的《社會科學》雙月刊。書頁已經變成淺褐色，周圍有潮氣侵蝕產生的環狀汙漬，紙頁中有深褐色斑點。目錄的首頁裡包含三個紀念性專題：“紀念建黨六十週年”，“魯迅誕辰百年紀念”，“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第二頁的專題是“上海經濟”。刊物第一篇文章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新發展》。王笛的作品在第三個專題的首篇，字號加粗，標題是《論辛亥革命反帝鬥爭的特點》，標題前用紅筆畫了一個圈，下方有紅筆劃線。這是他大學本科三年級發表的第一篇論文。

——您這些年還回頭看過這篇文章嗎？

——沒有。

那篇本科論文開頭是“辛亥革命，沒有明確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有的史書甚至說：這‘實質上是討好帝國主義’。”餘下的內容是反駁上述觀點。

1990年，王笛獲得了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青年學者項目資助，前往密西根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出國審批耗費了近一年當時一起在那裡的還有馬敏和李伯重，他們輪番在家中聚餐。王笛做火鍋最拿手，自己炒火鍋料。

在馬敏家裡，他做一手招牌紅蘿蔔燒雞，三人聊天。馬李二人已經在美國呆了一年多，勸王笛未來回國發展。王笛說，既然出來辦手續都花了那麼長的時間，那麼還是趁這個機會攻讀博士。

按照當時政策的規定，王笛從川大辭職，退掉分配的房子，下了戶口，開具證明：“已經和原單位了清一切關係”。做完後他開始害怕，他的英文很差，只能閱讀，幾乎沒有聽說寫的能力，他不確定自己能拿到博士學位。教職就更遙遠。往後多年，有朋友沒有拿到學位，也有人拿到了學位，沒有出版著作，只能離開學術界。

學術界正在動盪。王笛讀書時，美國曆史學界對中國城市的理解主要由馬克斯·韋伯所左右。韋伯認為中國受官僚嚴密控制、缺乏自治的社會，而王笛的導師羅威廉改寫這一圖景。

羅威廉關於漢口的研究描繪了一個由複雜的街坊組織、善堂、保甲、行會串聯起來的，平衡和穩定的民間社會。人民不是各自孤立、受到鉗制的，相反，朝代更替對他們的影響遠比想象中小。

王笛帶著這幅讓他興奮的新圖畫，重新開始觀察家鄉成都。

在美國，王笛每週要讀兩到四本書，寫讀書報告。為了獲得資助，還要做助教或助研。他留美前英文程度有限，閱讀速度不快，幾乎不能聽說寫，但還要準備討論課，極限的壓力下睡不足覺，倒頭就著。

在美國，涉及東亞歷史的學生都需要修日語，由日本人用日文講授，聽說讀寫同時進行，已經三十五歲的王笛連五十音圖學得都比同學慢。但日語給他的研究也帶來不小幫助，在《街頭文化》裡，當他說明成都在中國歷史上的代表性時，他先引用稱“哈佛教授威爾遜（Ernest Henry Wilson）甚至認為成都‘恐怕是全中國最佳的城市’”，又引用了遅冢麗水所著的《新入蜀記》，說成都有“像京都一樣的‘古典風格’。”

王笛在電腦前將書的這一段指給我看，說明成都的大拆大建是何等可惜。

1998年，王笛關於成都街頭文化的博士論文通過答辯，得到了得克薩斯A&M大學歷史系的助理教授的工作。學校坐落在得克薩斯大學城，美國南部平原上十萬人小城。他未來的學生們，開著皮卡，戴著牛仔帽、穿著長皮靴走在街上。A&M，是農業與機械的意思，是19世紀就創辦的老校，這所大學早就轉為研究型大學，但是校名保留下來。和美國東西兩岸的學生自由開放不同，這裡的學生們從不遲到，上課坐姿端正、不吃東西，路上遇到他，都喊他“Sir”。

王笛見識過美國東西部學生的自由風格：學生在課上可以吃三明治，最令他驚奇的是，上討論課的時候，“有學生就把腳這麼翹到課桌上。”

王笛把雙腿抬高，朝我們中間的茶桌上比劃了一下，又放下去。

在那裡，王笛的生活變得極其簡單：講課、寫書、開車來回。他的車裡永遠開著NPR的新聞，練習英語聽力，要不就是這個臺播放的古典音樂。

三

水燒好了，王笛衝過茶具，先給我的茶碗倒滿，然後再倒自己的。我不懂喝茶的禮儀，等著看他怎麼做。王笛拿起茶碗來徑直喝了，又開了兩包堅果，說：“邊吃邊聊吧。”

——這是什麼茶？

——這個就是紅茶，什麼牌子……外包裝我扔掉了。

——您在這邊買茶嗎？

——來不及買，來了朋友客人，都拿點茶。但我也會買自己喜歡的。比如我覺得茉莉花那個味道很舒服，但很少有人送花茶。

——因為覺得花茶不高級，拿不出手？

王笛點點頭。

2006年，王笛的《街頭文化》中文版出版，一時間轟動全國。書登上了當年的暢銷榜，被《中華讀書報》選為年度圖書，書評遍佈南北，演講邀請接踵而至。華中師大校長馬敏——在密西根為他做紅蘿蔔燒雞的馬敏——在最權威的《歷史研究》上，發表了兩萬餘字的書評，稱讚這本書有“感覺之新、領域之新、方法之新”。

王笛經常回國介紹新文化史和微觀史以及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北大、清華、華東師大、復旦、川大連續演講，介紹庶民文化理論如何導致微觀史產生，而庶民文化理論又如何脫胎於共產主義思想家葛蘭西的“文化霸權”概念。他“竭力鼓吹”要把歷史學的焦點從帝王精英轉到一般民眾。

他也給學術雜誌寫文章。其中一篇《學術必須交流》批評國內發論文急功近利，寫書評只顧和氣，受當時的雜誌頭版轉載。之後便是對大拆大建的批評。他介紹黃山市休寧縣的“蔭餘堂”，一座住過八代人的徽派古宅，於1978年閒置，1990年待拆。美國史學家白鈴安在考察中注意到它，將其拆解、清理、編號記錄，裝箱運到美國，在麻州的博物館中復原。他也講過四川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們曾寫聯名信，呼籲不要拆除四百年曆史的九眼橋，但橋仍是拆了。八年以後，原位上建起了一模一樣的新橋，依舊管它叫九眼橋。

約十年後，王笛給騰訊《大家》欄目寫的專稿中說：“中國古建築遭破壞最嚴重的並不是戰爭時期，也不是文革時期，而恰恰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拆大建。”

《街頭文化》出版之後，同樣描繪成都城市生活的《茶館》和《袍哥》，寫作思路也同步變得清晰。王笛從得克薩斯坐飛機到美國東海岸，再兩次轉機回到成都，接著幾個夏天，在成都市檔案館看檔案，甚至到郊區的工廠倉庫裡，翻閱因為圖書館改建，而被暫存於此的舊報紙。花費五年時間，他寫完了英文版的《茶館》，《美國曆史評論》將其看作是對哈貝馬斯“咖啡館是公共領域的具象存在”的一箇中國版回應。當然，二者有所不同，茶館中更多談的是生活而非政治，茶館是平民的，咖啡館的公共空間是精英的。在《茶館》的基礎上，他又寫了文學化的《那間街角的茶鋪》，並親自為書繪製了19幅插圖，實現了他青年時期的畫家夢。

回成都時，他會帶回花椒和火鍋料，這是得克薩斯大學城的中國超市兩種買不到的東西。他會分一點給一位研究美國史的美國同事——他去中國做過富布萊特學者，回來之後就忘不掉花椒的味道。

“美國人管這個叫Sichuan pepper。”王笛說。

在得克薩斯教書的時候，有些年王笛還在華東師範大學做紫江講座教授，他不得不頻繁倒幾班飛機，花上十幾個小時，往返於中美兩國。2014年，他在上海，感到右眼視力模糊，到醫院查出了視網膜脫落。

手術期間，醫生叮囑他不要用眼，但他剛接到出版社的審稿邀請，不想推脫。他下載了語音軟件，用聽書替代看書，發現聽書比看書更有效率。在做了幾十年歷史研究後，王笛讀一切東西都如讀舊報紙老資料，一頁紙僅晃一眼，讀完只有籠統的印象。聽書讓他不得不字字讀過，聲音也不使他心煩——畢竟這幾十年裡，他就是這樣在車裡聽廣播學英語的。他拿出初到美國學英語的熱情，瞭解各種著作，隨處皆聽，隨手做筆記，感覺打開了新門。關於聽書的技巧，他寫在了他的《歷史的微聲》一書裡。

但年齡仍然有它的威力。王笛感覺身體越來越沒法適應時差，往返中美，每次倒時差的時間越來越長。終於在2015年，接受澳門大學的聘請，時隔24年，他回到中國澳門定居。除了社會環境和學術交往，同等吸引他的理由，據他說是：“我在美國呆了十幾年，我對於西餐，我真的是不習慣……”

來到澳門，王笛做歷史系主任。受學校派遣，他加入了“澳門中華教育會”，還擔任著名義上的副秘書長。那是一個有著很長曆史的民間非營利組織，由大中小學教師和退休的教育界官員組成，為教師服務，也提供文化教育。

新濠天地的公關部聯繫上了他，希望他為賭場管理層做中國歷史文化方面的培訓。

賭場的管理層，雖然多是中國人，卻不瞭解內地文化。他們有時會誤解客人的心態、消費方式，或犯忌諱，王笛把澳門近代史融入中國整體的近代史給他們講課。王笛講座，讓新濠天地非常感興趣，希望他能夠定期為他們上課，但是王笛有了新的計劃。

那時王笛在歷史系剛辦了一場高端講座，邀請過史景遷，最終史景遷因為身體原因未能成行，但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主任裴宜理受邀來過他希望把講座辦成一個持續的系列，引入學界大師的觀點，但大師們都年事已高，飛商務艙受到學校的財務制度的限制。他希望賭場能撥一些贊助，如果有富餘，還可以成立獎學金。歷史系寫好了計劃書交上去，但是沒有了下文。後來他才得知，政府對於澳大接受資助有特別規定，進賬多少社會資助，就會減少多少政府資助。所以如果得到了賭場的贊助，學校的政府撥款就會相應減少。

四

第一位來到中國的新教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葬在澳門賈梅士公園旁。我到澳門採訪王笛，也來了這個公園。我到的時候正是一個下午，公園兩側一邊是護老院，另一邊坡道連著小學。放學的孩子們穿著黃綠色校服，拉著母親的手，從下象棋的中年男人身旁走過。公園前的鐵刀木，每一株都比一人環抱還粗。

我知道馬禮遜的名字是在大學新聞史的課上，他和同伴米憐在馬六甲辦了第一份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報業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行業，不僅起到傳播信息、突破皇權和軍閥封鎖的作用，也有啟蒙民智、革新風氣的使命。我在大學裡第一次聽到這些倒很激動，往後就只覺得滑稽。與新聞史同年上的課有一門“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由一位加拿大留學回來的著名學者講，她說：“我生在浙江農村，農村好得很，《南方週末》的記者整天寫什麼返鄉手記唱衰農村，說農村空心化了，都是‘妓者’，那個‘妓’。”她用手在空氣中比劃。課上的人都在看著自己的筆記本電腦，沒人（即使是顯然持肯定意見的人）理會她。也許她是想引起一場爭論，但留下的只有一片寂靜。

澳門人記得馬禮遜，更多的是因為中國第一所西式學堂，馬禮遜學堂。“留學生先驅”、維新和革命的主力之一容閎就畢業於此。容閎是鄭家大院的常客，大院主人鄭觀應所寫的《盛世危言》是當時影響最大的書籍之一，人稱“醫國之靈柩金匱”，不僅啟發了維新派和孫中山，據《西行漫記》的記載，甚至曾影響過少年毛澤東。鄭觀應稱其為“商戰書籍”，但實則多為政策建議，開篇即攻擊“公舉”，認為清朝強制性的異地做官，使官員和百姓缺乏聯繫、難以溝通，“名為民之父母，實則民之寇仇”，乍看有助於皇權穩定，實則相反，因為“凡軍國大政，其權雖決於君上，而度支轉餉，其權實操諸庶民。”鄭觀應與王笛一樣，認為帝王對於歷史的影響不僅間接，而且往往不由帝王的意志所控制。

馬禮遜墓旁有一座教堂，門扉窄小、裝飾簡樸，屋內裝飾皆為木質。唯有一玻璃畫窗，上刻了十字架和聖經圖案，聖經圖案上寫著“太初有道”。屋外的小通告板上寫著禮拜活動的時間，還有一張“澳門場所碼”。門對面是兩張木質長椅，椅下堆滿了落葉。

就如同王笛遠渡重洋意在讓美國聽見中國聲音，1807年，馬禮遜登上紐約三叉戟號商船，就是為了讓中國聽見新教的聲音。一位船塢公司職員問他：“憑你一個人，就能改變中國五千年來對偶像的崇拜嗎？”

馬禮遜說：“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不願意搭載馬禮遜，他們與清政府的關係已經非常緊張，在這個時候搭載一名傳教士——或者用清政府的說法，一名邪教徒——將嚴重影響他們的生意。馬禮遜因此搭乘美國船到了澳門，先去拜訪了斯湯頓爵士。斯湯頓是在朝覲乾隆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中唯一一個會說中文的人，乾隆曾賞賜了他腰帶上的一個荷包。十年之後，他在東印度公司，列舉了所有的困難和阻礙，勸誡馬禮遜，趕緊坐船回去。

馬禮遜不為所動，但澳葡政府聽說有個新教傳教士進了天主教教區，立刻把他趕了出去。他寄住在廣州十三行，假裝自己是個美國人。在《南京條約》之後，中國人非常厭惡英國人，而在教宗克勉十一禁止中國天主教徒祭孔之後，中國人又非常厭惡傳教士。馬禮遜完全不懂中文，困在房間裡，不敢出門，在東印度公司印刷廠認識的工人收他市價數倍的價格為他買書。他試圖吃中餐、用筷子，腸胃無法適應，又想留辮子、穿長袍融入中國，但一個洋人這樣做，反而引起了更多懷疑。他孤獨、恐懼，在房間裡發高燒。

梁發，一位印刷工人，找到了馬禮遜。梁發家貧，十一歲才進村塾，剛讀完發矇的書，十五歲時，將衣衫裹進被裡，外面捲上草蓆，來到廣州謀生。梁發在十三行先後做造筆和雕版，工作的積蓄，在母喪中幾乎用光，沒錢娶妻，於是冒險來為馬禮遜印刷《新約》。他覺得自己罪孽深重，看書裡勸人不做不潔和騙人的事，覺得是本好書，於是信了教。米憐和妻子從英國趕來協助馬禮遜，三人在遙遠的東方相依為命。由於廣州禁令太嚴，他們決定轉去馬六甲工作，也帶上了梁發。米憐的兩個孩子在海上出生，梁發非常喜歡他們，留在了米憐家中。

馬禮遜結交了更多印刷工人，學習中文，將一千一百頁拉丁文神學手稿譯成了中文，又將《三字經》和《大學》譯成了英文，帶回教會，教會資助他寫一本漢英字典。事業剛有好轉，英屬印度總督突然出兵澳門，試圖從與英國開戰的法國人手中“保衛”澳門。於是馬禮遜以及其他所有英國人被逐出了中國領土。馬禮遜對英國政治的幻想徹底破滅，移居東南亞，在路上，遇到了隨醫生父親前往澳門的瑪麗·莫頓，兩人陷入戀情，立刻轉頭回到澳門，迅速完婚。

肺結核在澳門與廣州一帶流行，米憐和妻子，以及瑪麗·莫頓都先後感染、去世。梁發用積蓄回鄉娶妻，途中對於舊婚俗不滿，寫了書在村中傳教，很快被舉報，被捕、受刑，交代了馬禮遜身邊其他幾個教徒的情況。衙門到馬禮遜家中搜查，中國人信基督教是死罪，馬禮遜把他們藏進衣櫃，躲過一劫。梁發向縣官求情，說自己的小書不過是勸人為善，沒有惡意。縣官說，他看他的書都是胡說八道，沒有意義，但他敢出洋，該打三十大板。之後梁發回到老家休養，試圖傳教給其父親，被趕出家門，放棄了親身傳教的想法，轉而寫書。

馬禮遜的友人盡皆去世，在孤寂中完成了他的《華英字典》，書基於《康熙字典》，有整整六卷，近四千六百頁，三卷部首漢英字典、兩卷音序漢英字典和一卷英漢字典，收錄四萬餘漢字，還有官話與粵語對照。他把字典交給教會和東印度公司後，回到澳門，幫助梁發審定他的傳教書《勸世良言》。

梁發想寫一本簡單易懂的傳教書，不像經典文言那麼省儉、模糊，也不像市井白話那樣粗俗，於是選擇了接近小說的語言。他先寫了一首定場詩：

“你看如今世上人 都是被罪纏繞身

那個世人不愛利 那個世人不貪淫

那個世人不動氣 那個世人不哄人

……

我今勸你早悔改，快信救主救靈魂”

之後是論述，介紹“天地之大主，管理全世界富貴榮華之神”。此書僅印行了七十五本，並被清政府迅速查禁沒收，梁發也從此遭到通緝。十一年後，洪秀全在其表兄家中見到此書，讀後認為書中所有“全”字都是在稱呼他名字，於是以為天命已至，著手謀反。

在《歷史的微聲》裡，王笛曾經用一個太平天國的例子來說明歷史的無常：

“石達開在1862年5月14日早上到達大渡河的時候，對面沒有清軍。但他的小妾生了兒子，為了慶祝，決定當天不渡河，結果當天晚上大雨傾盆，第二天河水暴漲，只好等著雨停水小的時候渡河。等待中，追兵趕到，而清軍也已到了對岸。最後他被困在大渡河邊一個叫紫打地的地方。就是因為沒有在到達的那一天渡過大渡河，就導致了他全軍覆沒的命運。”

維新運動也如是。王笛在一篇關於托克維爾著作的書評中寫到：“清政府在它最衰弱的時候——即太平天國時期——沒有倒臺，而是在它力圖進行改革的時候，因為集權而加速了滅亡。”在變化中，“社會”——也就是民間自發的聯繫和組織——是維持穩定的核心力量。王笛因而在近幾年做了一個通識教育的音頻課，希望能讓更多年輕人瞭解中國社會幾千年來的內生肌理。他受陳志武邀請所做的音頻課講義集結成書，命名為《碌碌有為》，關於書名的意思，他說：

“不要因為自己沒能改變世界而自卑，歷史正是由普通人的日常努力推動的。你每天努力工作，好好地過一天，雖然勞碌，但你就是在創造歷史。”

《碌碌有為：微觀歷史下的中國社會與民眾》是王笛在一門中國社會史通識教育音頻課中的講義整理而成的書，他希望能讓更大眾化的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深入瞭解中國社會。他從1944年楊樹因所描寫的石羊場一位普通婦女杜二嫂的家庭入手，從平民視角解讀中國的社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