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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圖人集體參與針對他族的大屠殺，究其根源，就是西方殖民者炮製荒誕的種族主義理論，肆意摧毀盧旺達相對寧靜和平的社會和族群生態，在圖西人和胡圖人之間製造“種族隔離牆”，挑起種族和族群矛盾，以穩固其殖民統治。
1994年4—7月，盧旺達爆發了胡圖族針對圖西族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種族滅絕行為，得到了胡圖族政府官員和媒體的支持，施害者除軍隊和民兵組織外，更多的是胡圖族平民，有數十萬胡圖人參與了大屠殺。絕大多數受害者是圖西人，除成年男性外，婦女、老人、孩童甚至嬰兒也慘遭屠戮。據估算，死難者少則50萬人，多則100萬人。從歷史根源上看，近代西方列強利用荒誕、扭曲的種族主義理論實行殖民統治，造成盧旺達社會極度分化和撕裂，是導致這一慘案發生的根本原因。
歐洲人對非洲的種族主義偏見可追溯至中世紀。《舊約·創世紀》記載，含冒犯父親諾亞，導致兒子迦南被詛咒為奴。中世紀神學家稱，詛咒使含的後裔呈現出黑皮膚的生物學特徵，並稱之為含米特人。15—17世紀“地理大發現”後，黑奴貿易興起。為了遮掩奴隸貿易的罪惡，殖民者將《聖經》中的迦南詛咒與非洲黑人聯繫起來，稱黑人就是含米特人，“理應”世代為奴。19世紀初，法國人將從埃及攫取的文物等信息編撰成《埃及志》出版，在歐洲引發廣泛關注。古埃及文明重見天日，使得歐洲人對非洲的種族主義偏見遭到挑戰。為了“自圓其說”，他們改口稱含的四個兒子中只有迦南受到詛咒，其餘三人未受影響；迦南的後裔成為低劣落後的黑人，其餘三人的後裔是含米特人，他們雖遜於白種人，但擁有足夠智慧和能力，是非洲文明的引領者和創造者。
19世紀中期，歐洲殖民主義者的“觸角”深入非洲大湖地區（今剛果民主共和國、盧旺達、布隆迪和烏干達等國家所在區域），蒐集和分析當地的自然、人群和社會情況等信息。英國探險家斯皮克提出，該地區的瓦胡瑪人屬於“半閃—含米特人”，其祖先是來自埃塞俄比亞的牧民群體，遷徙至大湖地區，征服當地居民並建立國家。結合這一說法，歐洲探險家進一步發展出“含米特假說”：含米特人是高加索人種，與歐洲人具有較近的親緣關係；含米特人是“優等種族”，將被征服地區組織成高度複雜的國家，成為統治者；畜牧業發達是含米特人顯著的經濟文化特徵，具有“文明優越性”；大湖地區的胡圖人是該地區土著和“劣等種族”，必須接受被“優等種族”奴役的命運。他們認為，盧旺達的圖西人屬於瓦胡瑪人的一支，契合所謂的“含米特假說”——“皮膚白皙，是一種類似阿比西尼亞人（埃塞俄比亞的古老族群）的高大種族”，“擁有大片牧場和牛群”，具備“卓越的智慧、冷靜、聰明、種族自豪感、團結和政治才能”等特質，從而征服土著胡圖人並建立集權制國家。
所謂的“含米特假說”毫無歷史和現實依據，完全是殖民者為奴役非洲大湖地區黑人而虛構的種族主義理論。歐洲殖民者按照自身人種特徵和社會歷史特徵，虛構出“含米特人”及其“征服”非洲大湖地區的歷史，其內在邏輯正是基督教所謂“上帝按照自身形象創造人類”，而歐洲殖民者就是“含米特人”的“上帝”。這一邏輯引導出三個結論：其一，如果“含米特人”優越於非洲土著，那麼“創造”了“含米特人”的歐洲人則更加優越，更具備統治非洲的資格；其二，如果早在數千年前“含米特人”就征服大湖地區併為之帶來了“文明的曙光”，那麼今天作為“正主”的歐洲殖民者“君臨”非洲，更應被視為“上帝福音”的真正降臨；其三，儘管“含米特人”與歐洲人有親緣關係，但二者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上帝按照自己的樣子創造了人類”，但人類永遠只能仰望上帝。因此，當歐洲人來到非洲以後，儘管圖西人是曾經征服者“含米特人”的後裔，也應該匍匐於歐洲人腳下，順從其統治。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與中世紀純粹的宗教闡釋不同，近代殖民者炮製的“含米特假說”，運用了西方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使得種族主義的反人類本質被所謂“科學”光環包裹，堂而皇之地成為一種“科學理論”；另一方面，隨著殖民統治的建立，種族主義理論成為殖民者奴役盧旺達人的枷鎖以及製造社會分裂和種族仇恨的思想根源。
在殖民者到達以前，盧旺達原住民主要是胡圖人、圖西人和特瓦人，分別佔總人口的85%、14%和1%。圖西族與胡圖族共居同一家園，共享同一文化、語言和宗教，二者之間並未表現出明顯的群體性對立，相反在政治、婚姻與財富制度中都存在交流交融的空間與渠道，雙方可以藉此實現身份轉換。構成盧旺達社會的基本人群單元主要是“氏族”，同一氏族可以容納圖西人、胡圖人與特瓦人。這是當地社會歷史自然發展的結果。然而，殖民者入侵盧旺達以後，按照所謂的“含米特假說”實行種族劃分、種族區隔和種族壓迫，人為造成盧旺達社會內部撕裂，為此後的大屠殺埋下禍根。
1884年11月開始，歐洲列強在柏林舉行長達3個多月的會議，最終確定瓜分非洲的一般性原則和各國殖民範圍，盧旺達被德國佔有。德國殖民期間，高度依賴圖西王國原有的權力秩序和統治結構。在德國人的軍事幹預下，圖西王國不斷向北擴張，吞併了許多原本獨立的胡圖族小王國，對此胡圖人一直耿耿於懷。一戰後，德國的海外殖民地被列強瓜分，國際聯盟授權比利時對盧旺達施行委任統治，二戰後，盧旺達仍由比利時統治，改稱託管，直至1962年盧旺達宣佈獨立。與德國相比，比利時對盧旺達的殖民統治時間更長，種族主義政策的實施更加深入和廣泛。
首先，比利時殖民者在盧旺達實行嚴格的身份證制度。1933年，比利時殖民當局組織了一次人口普查，對圖西、胡圖與特瓦三族識別歸類，製作和發放身份證。為了“準確”識別，殖民者對盧旺達人進行“科學檢測”，根據生物外貌特徵確定身份。科學家們“發現”，圖西人的鼻子比胡圖人的鼻子平均長約2.5毫米，薄約5毫米，“證明”圖西人比胡圖人更具“貴族”氣質。在盧旺達北部，殖民者根據財富來判斷族屬，例如擁有10頭牛以上的人就被確定為圖西人；而在南部，識別標準更為複雜，除了財富因素，也看重血統，即便識別對象的體態體貌符合殖民者所謂的“圖西人特徵”，若其為混合血統，也會被劃入胡圖族。劃分標準的隨意，暴露了所謂“含米特假說”的偽科學本質和殖民者的恣意狂妄。這一方面導致具有歷史合理性的原社會結構和人群結構被無端撕裂，人們被蠻橫地嵌入固化的身份屬性；另一方面，識別標準的隨意性和荒謬性，也成為此後導致無差別化大屠殺的重要原因。
其次，殖民者利用圖西族打壓胡圖族，挑起族群矛盾，撒播下種族仇恨的種子。比利時殖民當局借重圖西人進行統治，在殖民政府行政機構中強化和擴大圖西人的權力與優勢，胡圖族酋長被排擠出權力結構。1926年，盧旺達總督、比利時人夏爾·瓦贊制定《改革法》，為圖西人佔據絕對權力主導地位提供了法律依據。20世紀50年代末，殖民政府33位高級委員會成員中有31位是圖西人，45位酋長中有43位是圖西人，559位次級酋長中有549位是圖西人。另有一些圖西人還被委任徵稅、募工、監督苦役等管理職位。佔盧旺達人口絕對多數的胡圖人，幾乎被徹底剝奪了政治權利。
再次，強迫胡圖人進行“義務勞動”。比利時人專門為胡圖人制定了嚴苛的“義務勞動”計劃，要求他們參加烏佈雷特瓦（Ubureetwa）和阿卡齊（Akazi）兩種強制勞役，任務包括建設與維護道路和梯田，種植木薯、咖啡等農作物，無償為比利時殖民者與圖西族統治者提供服務。比利時人將義務勞動“法制化”，在整個殖民地強制推行。圖西人免於服役，而胡圖人即便不滿也無法逃脫，若未能完成，將面臨“公開鞭打和監禁”等各種嚴厲懲罰。
最後，推行種族主義教育政策。20世紀初，盧旺達開設的第一批學校，大部分只招收圖西族精英子女。20世紀30年代開始，出現了同時招收圖西人與胡圖人的學校，但後者的入學人數低於前者，並且在這些學校中採取“因族施教”的方式：圖西人學習法語，接受現代教育，目標是成為“教會或殖民政府的管理人員”；對胡圖人進行母語教學，將其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為體力勞動者培養“後備軍”。學校教育的內容充斥著對盧旺達歷史和現實政治秩序“正當性”的種族主義解釋，意在培育盧旺達人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讓他們“各安天命”，接受自身種族所處的社會等級。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盧旺達亦走向謀求獨立之路，圖西族精英成為獨立運動的中堅力量。為了維持殖民統治，比利時當局轉而支持胡圖人，打壓圖西人。1962年盧旺達獨立，但殖民統治造成的現實危害不僅沒有平復，反而隨著新殖民勢力的介入進一步惡化。
獨立後的盧旺達由胡圖人掌權，由於長久被奴役和壓迫，出於報復心理，胡圖政權採取歧視圖西人的國家政策，雙方矛盾進一步激化。二戰後，法國為追求大國地位和獲取資源，在非洲擴張勢力，並向盧旺達滲透。法國一方面繼續實施種族主義政策，對盧旺達境內圖西族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視而不見；另一方面，強行向盧旺達推銷西式“自由民主”，反而加劇了胡圖人與圖西人之間的矛盾。
1990年10月，主要由流亡圖西人組成的“盧旺達愛國陣線”，從鄰國烏干達發動進攻，盧旺達內戰就此爆發。在內外交困下，胡圖政權與“盧旺達愛國陣線”展開談判，並於1993年8 月簽訂《阿魯沙和平協定》，明確雙方組建聯合政府等事宜。但掌控實權的胡圖族強硬派拒絕這樣的政治安排，以暴力手段破壞和平進程。10月21日，鄰國布隆迪的胡圖族總統梅爾希奧·恩達達耶在政變中被圖西人暗殺，隨後引發的衝突導致數萬人喪命，約7 萬胡圖人逃亡至盧旺達南部。這一事件進一步刺激了盧旺達胡圖人對圖西人的仇恨，胡圖族強硬派加速推進簡單粗暴且殘忍無比的種族滅絕計劃。1994年4月6日，盧旺達胡圖族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乘坐的飛機在首都基加利上空被擊落，機上人員全部遇難，點燃了大屠殺的導火索。飛機墜毀不到一個小時，總統衛隊手持事先擬好的殺人名單，在市內各處定點抓捕，就地處決，而民兵組織在全城架設路障，阻止受害者逃跑。激進主義者掌控的“千丘自由廣播電臺”，不斷播報擬殺害對象的名字和住址，慫恿民眾群起捕殺，進而宣揚對圖西人趕盡殺絕。4月7日起，歹徒開始肆意屠殺圖西人，殺戮範圍從首都急速向全國擴散。
2019年4月7日，盧旺達首都基加利民眾在阿馬霍羅（Amahoro）體育場舉行燭光守夜活動，紀念1994年盧旺達種族大屠殺25週年。圖為活動現場 視覺中國/ 供圖
殖民者以外貌體徵劃分種族並推行身份證制度的政策，讓圖西人無處可逃。在農村地區，人們彼此熟悉，辨別圖西族身份比較容易，圖西人基本沒有逃生機會。在城市裡，大部分人彼此並不熟知，於是士兵或民兵在街道上架設路障，搜查過往民眾的身份證，證件上標識為圖西族人，或被認為企圖通過丟棄身份證等手段矇混過關的“圖西人”，都成為屠殺對象。
擁有胡圖族身份證也不能保障絕對安全。由於各族之間長期通婚，一些人的生物特徵已經“胡圖化”或“圖西化”，那些“長得像圖西人”的胡圖人也常常遭到殺害。此外，部分胡圖人表現出“對人種分類學上混雜性的絕對憎惡”，不容許任何對本族的“血統汙染”，對胡圖人與圖西人結合所生的“混血”殘殺時毫不手軟。圖西族婦女因為“能夠破壞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的絕對種族界限”，被視為種族汙染的最大威脅，受到殘酷迫害，胡圖族丈夫屠殺圖西族妻子及其親屬的人倫慘案並不少見；如果胡圖族婦女被發現懷有圖西族男子的孩子，種族主義者甚至會殘忍地剖腹取走胎兒。為了保證所謂“種族純潔”，任何慘無人道的行為似乎都“順理成章”、堂而皇之了。
盧旺達大屠殺由少數胡圖族精英策劃，其中不乏法官、人權活動家、公民領袖和醫生等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並得到胡圖族底層民眾的積極響應。究其根源，就是西方殖民者炮製荒誕的種族主義理論，肆意摧毀盧旺達相對寧靜平和的社會和族群生態，在圖西人和胡圖人之間製造“種族隔離牆”，挑起種族和族群矛盾，以穩固其殖民統治。值得一提的是，在1994年盧旺達種族滅絕過程中，法國偏袒胡圖族，默許大屠殺暴行發生，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給盧旺達帶來種族主義的是西方殖民者，製造種族隔離的是西方殖民者，利用圖西人壓迫胡圖人的也是西方殖民者，拋棄圖西人轉而支持胡圖人的還是西方殖民者。西方殖民者是盧旺達大屠殺慘劇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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