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緬懷 沉痛哀悼
國醫大師
餘瀛鰲
（1933～2023）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第四屆國醫大師，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第一批全國中醫藥傳承博士後合作導師、全國名老中醫藥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中國中醫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導師及博士後指導老師，中醫臨床文獻學科創始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學科中醫文獻學學術帶頭人，原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所長餘瀛鰲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23年11月2日13點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茲定於2023年11月8日上午7:00-8:00在八寶山殯儀館蘭廳（西四門）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特此沉痛訃告。
餘瀛鰲先生出生於中醫世家，其父餘無言，其師秦伯未均為上海名醫。1955年秉父志，於上海第二醫學院畢業後，考入“全國第一屆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研習中醫，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國中醫研究院，50餘年來，長期從事中醫醫史文獻研究工作。曾任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組織整理出版了大量的中醫醫典古籍。
他為人正派，尊師重道，精於臨證，勤於著述，是一位令人敬仰的中西兼通的中醫學家。
餘無言（左）和餘瀛鰲（右）
右2路誌正、右1餘瀛鰲。1960年1月—1961年12月，赴包鋼職工醫院支邊開展中醫醫療與培訓
1960年初，我和餘先生一同參加了研究院系統所組成的“支邊醫療隊”，共赴內蒙“包鋼職工醫院”支邊一年。歲末工作結束，我們回到北京，但醫院及包鋼領導，為了將我留在包鋼工作，一方面派人到衛生部與相關領導反覆協商，另一方面扣住我的戶口不放。
經過公關，雖然已有五位部領導表示了同意，但最終還是未能通過主管人事工作的副部長這一關；於是他們又退其次，點名要我為他們開辦一期“西學中”及“師帶徒班”，以培養一批人才。部領導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於是欣然應允。
我十分清楚，靠一人之力，很難完成此任，於是向組織提出增加人手的請求。部領導深表支持，並讓我提供人選，思來想去，唯有請中西兼備的餘先生出山才是最佳選擇。
1961年，餘瀛鰲在包鋼醫院教學
1961年初，我倆再次回到包鋼。當時，我國正處於三年困難時期，不過任務雖重、生活條件艱苦，但我們二人以誠相待，彼此尊重，惺惺相惜，吃住在一起，一同備課、授課，一同會診、帶生實習，相互切磋，密切合作，不但為當地培養了10餘名中醫學徒、20多名中西醫結合人才；共同完成並發表了“中醫對大面積燒傷的辨證論治”論文。
真是學術上日有所進，臨床上經驗日豐，而且心惰舒暢，增進了彼此間的瞭解與信任，奠定了這以後我們之間的一生友誼。餘教授那與人為善，沉潛好學，敏於事而慎於行，樸實無華的作風，給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每當想起這段往事，即便是幾十年後的今天，仍令我欣慰不已。
1961年，餘瀛鰲在包鋼醫院臨床教學
我比餘先生大十餘歲，然時不饒人，不日他也將跨入八十高齡。但是為了中醫事業的發展，他每日仍是忙碌不停，或筆耕不輟，或坐診於“京城名醫館”為百姓診病療疾。
最近欣聞，他將自己多年來的文章、著述，整理成冊，予以出版發行。高興之餘，閱其書稿，其中既有其讀書、科研的心得體會，也有醫論醫話、臨證治驗，還有就他人著述所撰寫的書評、序或跋，以及各種媒體對其事蹟的介紹報道。實可謂內容豐富、精彩紛呈。從這些方方面面，足可見證其學識之廣博，造詣之精深，實為後學之楷模，國醫之津樑。
人生易老，事業永在。欣逢餘先生八十誕辰在即，我衷心地祝其身體健康，學術青春永駐，為友誼，更為了中醫事業的發展。是為序。
2012年1月12日
（本視頻來自中醫中醫藥報公眾號，由受訪者提供）
一、家學淵源，師出名門
餘瀛鰲先生之祖父餘奉仙先生的詩句“虛心竹有低頭葉，傲骨梅無仰面花”（餘奉仙《無聊齋詩集》，未刊行）素為道中人所讚頌。“餘氏後人或有將此兩佳句作為座右銘者，教導後輩，在日常處人、處事和業醫過程中，時刻注意謙謹，戒驕戒躁，求取進步”。
《禮記·曲禮下》載：“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說明中國人歷來重現學有所自，講究師出有門。餘先生出身於世醫家庭，系晚清“蘇北三大名醫”餘奉仙嫡孫，父無言先生乃近現代著名中醫臨床家和教育家，先生1956年又拜國醫泰斗秦伯未先生為師，可謂家學源淵，師出名門。
先生名瀛鰲，字榮成，號未病，1933年2月出生於上海市。母江蘇鎮江人氏，性情柔順。先生的名字是父親所起，“瀛”乃指廣闊的大海，“鰲”應該是獨領風騷和獨佔鰲頭之意吧，透過名字，父輩對於先生的殷切希望油然躍出。先生性格則外似其母之溫雅，內隨其父之剛直，可謂剛柔並舉。
先生出生後一直生活、學習於上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曾隨其母回江蘇阜寧老家生活一年，之後又回到上海。其父無言先生1929年第二次到上海定居執業後，與上海同道張贊臣先生合辦《世界醫報》，並在1937年與張贊臣先生共同主辦“上海中醫專科學校”，在此期間，應聘於中國醫學院、新中國醫學院等校，講授《傷寒論》《金匱要略》和外科學。
1947年，又在上海開辦“大同療養院”。自20世紀30年代始，其父無言先生與丁福保、謝觀、陳無咎、陸淵雷、葉橘泉、蒲輔周、秦伯未、程門雪、章次公、張贊臣、陳邦賢、陳慎吾、嚴蒼山等醫界名流交往甚密，使先生自小即耳濡目染，受到了濃郁的傳統文化薰陶。
1938～1950年是先生在上海讀小學、初中和高中的時期。1950高中畢業後，由於全國尚未恢復中醫院校而進入同德醫學院，1955年畢業於上海第二醫學院醫學本科，分配到北京中央直屬機關第二醫院內科，是年冬積極報名參加了衛生部在京舉辦的第一屆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1958年以優異的成績結業。
《內經類證》書影（藏於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
先生在古籍整理上力求“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以“學以致用”的態度，倡導古籍整理應密切結合臨床的觀點。率先於1982年建立了“中醫臨床文獻研究室”，以整理研究汲取古籍臨床診療的學術精華，提高診療疾病的水平和學術傳承的能力。
這種學術思維不僅影響並最終促成了臨床文獻學科的建立，也對周邊國家和地區在古醫籍研究方向的設置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著名的日本北里研究所也設有古籍臨床文獻研究方向。
古籍整理是傳承學術的主要方法之一。自孔子刪定六經始，古籍整理一直延續至今而綿延不絕。先生撰寫主編的中醫論著有20餘種之多，所領銜整理出版的古籍無論是叢書或者類書，乃至辭典的編撰，除了利用傳統的校勘、註釋整理以外，下功夫重在“選”上。這實際也是先生一貫主張的“學以致用”的具體體現。
“選”的功夫首先體現在書目的篩選上，要做到在萬種古籍中擇要選出歷代各個學科中具有代表性的專著，並能在內容上展示其學術精華，這就需要對古籍整體概貌及其學術內涵有比較充分的瞭解。
此外，如何在“選”的過程中發掘其精華的內容以達到為臨床診療服務，這也是先生當初設立臨床文獻研究要實現的主要目標和任務，併為之努力鑽研產生了系列成果。
具有代表性的如《新安醫籍叢刊》(15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集·醫學卷》(6卷本)、《歷代中醫名著精華叢書》(10卷本)、《中醫古籍臨床新用叢書》(10卷本)、《中醫古籍新點新校新參考系列》(10卷本)、《中華文化通志·醫藥學志》、《現代名中醫類案選》、《中醫傳統醫學大系》(4卷本)等。
他還參與主編《中醫大辭典》、《簡明中醫辭典》、《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等多部辭書。
先生在古籍整理“選”上所下的功夫和成果還體現在對歷代方劑的研究上。組方用藥的合理與療效的取得有密切關係。如何識別篩選古籍中所載錄的多不勝數、數以萬計的處方，並給予恰當的按語和註釋以方便臨床醫生選用，不僅需要精於臨床並對方劑的運用有體悟，而且還要熟悉各科疾病在歷代文獻中的闡述和用藥特點。
先生幾十年以來，一直徜徉於中醫古籍的瀚海寶山之中，對於歷代學者的學術精華以及臨證特色較為諳熟，因此在選方上往往獨具慧眼，極富卓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晚年主編出版的《宋以前醫方選》。
先生認為治學重在真憑實據，為此，對醫案類古籍重視有加。他十分贊成章太炎先生對醫案的評價：“中醫之成績，醫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經驗心得，醫案最有線索可尋。循此鑽研，事半功倍。”近代大家周學海先生也曾說：“每部醫案中必有一生最得力處，潛心研究最能汲取眾家之長。”
先生在多年的臨床文獻研究中認識到“醫案是中醫文獻研究中與中醫臨床結合得最為密切的科研領域”。因此，“中醫醫案是最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研究和總結”。
先生在閱讀《薛立齋醫案》、江瓘《名醫類案》、魏玉璜《續名醫類案》、喻嘉言《寓意草》、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顧鬟雲《花韻樓醫案》、齊秉慧《齊有堂醫案》等大量醫案後，深有感觸地說：“醫案能重點反映醫家的經驗心得和方治特色，其中包含一般方書、論著所不易學到的臨床見解和診療心得。”體現了清·俞震所云“多讀醫案，能與醫者治法之‘巧”’。
1983年，先生領銜輯編了《現代名中醫類案選》，該著作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後，受到讀者廣泛歡迎，2008年又發行了第2版，前後相加印數近10萬冊，另有日譯本。可以說是建國後出版發行量最多的一部中醫醫案著作，堪為當代醫案類著作的典範。
先生在組方上倡導“通治方”的研究和運用。所謂“通治方”即是臨床文獻中所闡述的“主方”。先生認為“主方”體現“辨病論治”和“辨證論治”相結合的學術特質。“通治方”看似簡單，而要研究清楚、吃透適應證非要下一番功夫不可。先生說：“臨床應用‘通治方’，至少應該具備藥性平和及照顧全面兩個特點，它應該是中醫辨證施治理論基礎上的產物。”
“通治方”的倡導和應用是先生在用藥上講究“王道”的具體體現之一。對於“通治方”的使用，先生則強調：“對於每一個‘通治方’的性質和適應證，應該心中有數，不可輕率地將一些劇毒藥和刺激性強烈以及性質極偏的藥物，隨便加入一般‘通治方’中，以避免產生某些意外的反應。”
先生學習勤勉，臨證尤有心悟，具有活法機圓，配伍精契，主治、立法方向明確的特色。臨床善於治療內科病如腎病、肝病、糖尿病以及腦血管病、情志病、癲癇等。此外，先生治療婦科的月經不調和不孕症也有較多經驗。
先生處方用藥講究“王道”，治療主張循序漸進，而較大程度地對危重疑難病證在調治、持久取效上下功夫，摒棄用一些劇毒藥或刺激性強烈以及性質極偏的藥物。
中醫研究班全體受獎學員合影（1957年攝）
先生是我國改革開放後首批碩士研究生導師之一，20世紀90年代批准為博士生導師。先後指導碩士、博士研究生近30名。
先生所帶的研究生，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無論是從事文獻研究，或者其他學術研究，甚至改行做了管理工作，均延續師訓——“多讀書，多臨證”，從不放棄讀書和臨床，抽出時間從事診療實踐活動。
“多讀書，多臨證”是秦伯未先生對於先生治學的教誨，也是先生治學的一貫主張。先生作為我國最早倡導臨床文獻研究的學者，幾十年來以身作則，始終不脫離臨床診療，目前77歲高齡還受聘於北京京城名醫館和中國中醫研究院門診部等單位對外施診。
三、做人樸實，德藝雙馨
由於先生在學界的地位、聲望以及父輩的關係，先生與各界知名學者、社會名流乃至政府高官皆有交誼。如當代國醫大師顏德馨、何任等曾是其父親無言先生的學生，而曾任衛生部部長的陳敏章與先生是同班同學，但先生從不借此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說，地位應該均是自己做出來的，而不是人為抬高的。
先生的事業心強，事必躬親。先生作為《中醫雜誌》特約編審，《中華中醫藥學刊》、《中醫文獻雜誌》、《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中醫藥臨床雜誌》、《中醫藥文化》、《上海中醫藥雜誌》等多種期刊的學術顧問，曾無數次為作者審閱修改稿件，其耐心細緻，不厭其煩的嚴謹態度，令我們後學者汗顏。
先生不僅著述必是親力親為，為較優秀的著作所作的序言也有幾十篇，先生必是在全文泛閱後方提筆寫序，絕無別人寫好，自己署名之事。先生從未休過年假，堅持天天上班，有時候週末也照常去辦公室學習工作至很晚。
先生育有二女一男，大女兒和二女兒均在美國定居，身邊只有小兒子一家住在附近陪伴。對於做出過突出貢獻的專家，他從未在子女就業問題上麻煩過組織。
先生不僅自己不願以私事求人，對待自己的學生，也不會因師生關係為其開綠燈或是走關係。先生於1985～1990年任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副所長，1991年至1993年任所長期間，從未為自己的學生謀取過任何職務。而對於勤學好問的後學，即使不是自己的親炙弟子，先生亦傾其全力給予幫助和扶持。
在學界已有一定聲望的任何先生，在得知筆者是餘先生的弟子後曾動情地相告：是由於餘老提攜並致函安徽省政府推薦，他才得以調進安徽省中醫文獻研究所，專心從事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
先生參加診療活動已有50餘年，真正實踐著“醫乃仁術”的職業情操。門診中有的患者是不遠千里慕名從外地趕來就診的，先生總是為患者著想，在最後加號詳細診療，從不讓患者失望而歸。門診有時候從早上7點多看到下午1點多，儘管由於眼底出血造成的視力模糊而不得不用放大鏡，先生還要親自書寫病歷。
面對著患者，77歲高齡的先生總是面帶著和善的笑容，不少患者說過，只要與先生說說話，病也會好很多。
先生“敏於行而訥於言”，他的人格魅力都真實地展示在自己的行動中。“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先生做人的宗旨，或許也是先生“傲骨梅無仰面花”的人格特徵的真實寫照。(王鳳蘭.《中華醫史雜誌》，2010年第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