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飆的辦公室朝東。早晨的陽光從整片牆的玻璃窗照進來，屋子溫暖透亮。辦公桌就在窗邊的角落，小而簡潔，四條腿，一個薄抽屜，桌面上散落著幾本圖書館的書，打印的幾頁論文，兩支筆，一個黑色的筆記本電腦，一盞綠色的小檯燈。窗外對著馬普人類學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ethnologische Forschung）的草坪，窗沿立著一幀家庭舊合照。照片裡的項飆穿著黃色的運動背心，雙手摟著剛出生不久的女兒，愛人彎腰倚在他的肩膀上，笑容燦爛。
我初見項飆的時候，他就坐在那個小書桌旁邊，身後是一棵葉子繁茂的垂葉榕。一群來自意大利的攝影師在房間忙碌，搭建攝影設備，和他溝通拍攝的角度。他抬頭看見我和其他人進來，很友好地微笑，點頭致意, 用嘴形無聲地打了聲招呼”Hello”。等忙完，有了個間歇，他就快步走過來，和我們握手，屋裡沒有人被遺漏。他敏感又周到地確認別人的存在。
在後來的採訪中，他自我剖析說，他的笑具有比較強的社會性和互動性，性格是比較nice那種，是真誠，不是率真。而人類學的研究要捕捉和呈現共同焦慮（common worries）背後閃光的糾結，需要直接的率真。在兩個小時的對話裡，他並不迴避討論自己，作為一個真實的、脫下知識分子外衣的人。他反對精英化，喜歡迴歸到個體的具體生活謙遜地討論問題，就像他提出的人類學方法論“把自己作為方法”——從自己的生活經驗裡提出問題，是把自己的生命活成一場實驗。
“自己”、“生命”和“生活”，是我們對話裡的高頻詞，任何帶“主義”兩個字的名詞都沒出現。他喜歡接地氣的的表達，就像他的另一個學術貢獻“附近”。連他自己都覺得“附近”這個詞語直白得不像學術名詞。可是，以此詞命名的人類學理論是關於生活方式的思考，甚至重構，給日漸陌生和隔閡的現代人帶來了思想的解放。
提供思考工具，幫助人們理解自己的生活，使他們更有力量進一步思考——這是項飆希望他和同事們的研究能貢獻給人類社會的東西。
“持續的公眾交流
給了我生存意義上的刺激”
ESQ：您走出書房，願意花很多時間精力和公眾溝通，例如今天接受這個訪談，您為什麼這麼做？是如何思考的？
項飆：對我來講，和公眾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僅僅是把研究展示出去，而且是我的靈感來源，和問題的來源。究竟哪些問題是重要的？大家在關心和討論什麼東西？如果問題感不對，研究就會走偏。問題感不是指那些大問題，看報紙什麼也能瞭解大問題，而是人們的具體糾結。比方說關於內卷，內卷裡面的人都覺得內卷不好，又覺得沒有辦法退出來，甚至還想著能夠獲得利益。像這種複雜的感覺，必須要通過持續的跟公眾的交流才能獲得。持續的公眾的交流，對我來講非常重要，因為它也給了我生存意義上的刺激。
生存意義，不是指survival（活下來），而是existential（存在意義的）。
存在感是很重要的。存在感是說你的存在是跟世界是有互動的，有摩擦力的，你對別人是有回應的，別人對你也是有回應的。
ESQ：您在國外生活，怎麼樣能跟國內的公眾進行具體和深入的交流呢？是通過讀文章的評論嗎？
項飆：除了評論，還有很多跟進。每次接受媒體的訪談，我獲得東西是有限的。但是，訪談出來之後，我會收到很多來信，我會和這些讀者建立聯繫，有時候我們會進行一對一的線上交流，有時候我會組織小組式的討論。
ESQ：公眾的評論裡有負面評價，會對您造成干擾嗎？會影響您繼續交流的心意嗎？
項飆：負面的評價對我來講不是干擾，而是刺激。思考是必須要刺激的。思考不是坐在書房裡，根據邏輯推演的過程，而是有一點像遊戲或者打仗，不斷地面臨一個東西，然後你要做出反應。
有人認為我太犬儒，不夠批判。讀者做這樣的批評肯定是非常真實的；如果那個人沒有非常真實的感覺，他根本沒有必要在社交媒體上做這樣一個評論。那麼我就需要思考他的失望或者他的批判來自於哪裡，可能和什麼樣的切實經歷和情感有關。然後，我要思考如何應對？現實中還有更多不合理的東西，我為什麼不去關注？為什麼要講這些小的東西？我是看不見房間的大象嗎？這些是推著我思考前進的有效力量。
ESQ：您真的是基於某條線來決定哪些問題值得研究，哪些問題不值得研究嗎？在大腦裡真的有一個自覺的邊界嗎？
項飆：沒有，沒有。但是我覺得光對體制進行批評意義不大。批評不是一個論證過程，也不是分析過程，而是一個判斷。判斷是重要的，但是這不是我能夠做貢獻的地方。我要關注的是人們生活的實際境況。生活境況是由很多元素構成的。
關鍵的問題是：人們作為自己生活的主人怎麼樣面對自己的生活？
例如疫情期間，發生了各種各樣的荒謬事情。這些事情的緣由是完全超出我們個人的控制範圍的，在這種情況下，你還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不能放棄自己的生活。同時要看到自己的力量，周邊的力量，看怎麼可以去積極地應對不合理的情況。對不合理的情況當然需要批評，但是同時要看到自己的力量，怎麼去有力地應對。
舉一個例子關於怎麼批評的例子，就是《阿Q正傳》和《醜陋中國人》的敘述的區別。很多人覺得這兩個文本很像，都是講所謂的國民劣根性，但是閱讀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醜陋的中國人”這種文本是尖銳的自我批評。但是《阿Q正傳》不是罵。如果魯迅沒有在阿Q身上看到那種生命的力量——希望平等，希望參加革命，希望改變自己的境況——他就不會去寫那麼多阿Q的心理活動，作品就不會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所以，我的工作是研究這樣的一個你，作為一個自己生命的主人、生活的主人，在暗淡中可以怎麼繼續前行。
ESQ：積極參與公共討論的知識分子會受到很多困擾，很多人會選擇自保，少說話，待在書房裡做學問。您會如何選擇？
項飆：退出公眾討論，只回到書房做學問，對於我來說是不可想象的。沒有干擾，就沒有生活、沒有思考。對我來講，思考是一切。大腦的活動，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思維，另一部分是思考。思維是關於概念，定義和邏輯的，關在書房裡就可以搞。思考是對真實世界的反應，是社會性的生命的體現。如果不去跟公眾有互動、有摩擦，人是不可能有效地思考。當然，如果有人一天到晚找你的茬兒，連你的基本生存狀態都受到了影響，那當然會是一個問題。這一方面需要一些現實的技巧，另一方面，思考得再深一點，會讓你感到更從容更有力量。因為當你的思考更具分析性，不會僅僅是說一個事情對還是不對，你會把背後的機理分析出來，為什麼一個荒謬的東西會那麼強大？為什麼一個不合理的東西會那樣的存在？思考會給你生命力。
如果你在黑暗裡面，你的慾望當然是要跳出來。但是，這個時候你又跳不出來，那麼就要留下來，就必須在黑暗當中尋找那個光亮。光亮是有的。同時我們去想這個不合理現象背後到底是什麼機理？它顯得那麼無所不包，但是真的是無所不包嗎？真的有那麼強大的力量嗎？不一定的。當你去分析它，你可能就會看到種種破綻。
“個體焦慮”與“共同焦慮”
ESQ：您來馬普所任職第三年了，每天的日常是怎麼樣呢？您對自己在馬普所的工作有什麼期待？
項飆：我非常高興能夠在馬普所工作。我愛人和女兒在柏林，我一週在哈勒（Halle）住兩三夜，偶爾在河裡游泳。非常享受這樣的生活。這裡有非常好的團隊，在行政上給我創造了很好的工作環境。
我的目標是要在馬普所形成一種研究風格，這個風格就是我說的“共同的焦慮”的研究取向。我們的研究不從現成的學術問題開始，而是從大眾的日常焦慮開始。這些焦慮是很難去定義的，往往是一些“糾結”。我們要抓住糾結的核心是什麼，看起來類似的糾結，對不同的人群究竟意味著什麼樣的經歷。然後，我們去分析他背後的經濟、政治和歷史的因素。最後要提供的，也不一定是學術理論，而是一些思考工具。包括概念、說法和視角，讓大眾看了以後，覺得可以幫助他們理解自己的生活，使他們更加有力量進一步思考，包括採取的具體的行動。
ESQ：您現在具體做什麼研究項目？
項飆：一個主要項目是關於上進心的。在中國，大家覺得上進心當然是正確的，每個人都應該上進。但是，上進心卻又導致了普遍的無力感？這不僅是一個心理過程，更主要是一個歷史和社會過程。
ESQ：內卷不僅僅是因為家庭的野心，還有大環境的壓力。這種無力感是否來自於體制性的困境，讓人覺得個體的努力沒有出路？
項飆：大環境是來自哪裡？在一定程度上來自每一個人自己。大家感到無力感的重要原因，不僅僅是覺得自己沒有出路，而且是在沒有出路的情況下有積極地參與內卷，無法退出。但是，這個看起來非常巨大的，似乎無法退出的格局可能是一個非常虛無的，是我們自己處於恐懼而想象的格局。從歷史上看，內卷是相對新的東西；從國際上比較的話，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內卷。人卷在裡面，好像覺得只能一條路走到黑。但是，打開視野之後，就不一定是這樣。我的研究還想讓大家去想是不是有另尋出路的可能。
ESQ：我請教一個很小的例子，假如我的孩子在北京讀書，其他人都去上輔導班，有超前教育。我決定不內卷，結果我的孩子上不了高中。如果讀職中，職業教育的質量不盡人意。父母怎麼敢以孩子為代價去等待一個體制的完善？在談退出的勇氣之前，怎麼解決現實困境？
項飆：我們可以這樣去分析。假設父母不想內卷，孩子成績因此不好，又因為成績不好有心理壓力，覺得別人都能考100，他只能考80，想改變。這個時候，父母可以說，我們建議你去上一些輔導班，不知道對你真正的智力發展是否有效，但是可能會提高你的成績，使你在班級裡面更加快樂一點。你可以這麼去說，孩子可能也就會採取一種很現實的態度——我去上輔導班，就是使我自己成績不要太難看——他沒有額外的心理壓力。但是在事實中父母經常告訴孩子，“你看別人都考100，你只考80，我都不敢和同事們說你了。想想你幼兒園的時候都是得小紅花，怎麼現在搞成這樣？”這些話是有很強的激勵效果的，同時也給孩子帶來巨大的壓力。
內卷不僅僅是說要成功，而且把成功和失敗變成你作為一個人存在價值的判斷標準。
成績不好你這個人就沒價值了，這和用一種超脫的態度去提高成績是很不一樣的。
ESQ：在您的書裡，您很肯定個體生命的探索，還提到非虛構寫作很重要。中國傳統喜歡宏大的敘事，我喜歡寫自己生命的故事。可是，會有一種自卑，貌似瑣碎的日常，寫我的附近，寫我遇見的人，因此而起的思考。在不同的體制土壤上，個體的故事，怎麼樣能對別的個體或更多的個體有參考的意義？
項飆： “把自己作為方法”，把自我作為實驗，其實是要努力把自己的經驗和更大的世界結合起來。我們都出生在一個我們沒有選擇、不認識的世界，這個世界已經被規定好的了，我們能改變的是很少的。我們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斷去探索這個已經被規定好的世界，然後向這個世界提出問題。而不是說現在的存在我不喜歡，就要對著幹，不是這個意思。這裡還是有一種謙和、一種去學習和欣賞的努力。
個人寫作是完全可以和別人的經驗發生連接的，這個主要靠深度。我不喜歡宏大寫作，因為它把大的意義都寫到到紙面上，但往下面一挖，可能是很空的，不一定有什麼東西的。個人寫作很重要，因為它有真實感情的觸動，可以從瑣碎中昇華。從一個很小的點進去，不斷地挖。就像打井，井口是很小的，往深處挖，直到有水的地方，全世界的地下水是聯通的。
ESQ：能不能把您這個說法理解成您在《把自己作為方法》的書裡說的“超越”，就是抵達某個群體或者更大範圍的“common worries (共同焦慮)”？
項飆：對，要達到那種超越。舉個很小的例子，魯迅關於紹興的寫作也都是很個人化的。他的《故鄉》為什麼會觸動人呢？在我眼裡面，其實魯迅是在寫他自己的無力感，他從故鄉走出去，接受了先進思想，回到故鄉，閏土叫他“老爺”，他渾身一哆嗦。他不知道如何面對閏土。那麼他的無力感為什麼會產生一種力量呢？因為這種無力感是基於一種同情，一種理解，是一種在渴望改變的基礎上行程的一種無力。這個很個人，同時很深，就可以有廣泛的共鳴。
“人類學家只不過是
作為人的一個片面”
ESQ：我看到您辦公室裡有很多家庭合照。您和愛人分居了15年，她曾經帶著孩子在日本生活，您在牛津教書。從2020年以後，您在哈勒（Halle）的馬普所上班，妻子和女兒在柏林工作和上學。您和愛人都是人類學家，在私人生活領域是不是會有不一樣的思考方法？怎麼樣去決定一家人分居在不同的國家和城市？您內心有過沖突嗎？
項飆：我在考慮是不是辭掉工作、和家人搬到一起、還有對孩子怎麼安排等等，我覺得我就是作為一個人來安排的。也就是我這個出生於70年代的中國、來自溫州、上大學等等這些經歷塑造成的我。我沒有考慮人類學家應該怎麼樣生活。人類學家不應該用人類學的理論來規劃自己的生活。而是要倒過來，要從自己的經驗中汲取人類學思考的靈感。你首先是一個很具體的人，你當人類學家只不過是你作為人的一個片面。
ESQ：但是我還是不大能理解。作為人類學家，您學術的訓練其實是會塑造您的思維方式的。您做決定的時候，背後還是會有您的學術思維在發揮影響。我很好奇，您是如何“把自己作為方法”去做生活中的決策。例如，很多人認為，完美的陪伴是父母每日的共處，甚至孩子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父親的榜樣。您如何看待這類育兒理念？
項飆：我在牛津的時候，假期比學期長，所以大半年一家人在一起的。我愛人性格比較樂觀，生活裡的很多問題會變得比較容易處理。她就強調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時間遠遠超過她的父親和她待在一起的時間。因為在日本超長的工作時間，她小時候只有在星期天吃中飯的時候才能見到父親。我覺得歉疚是中國大眾一個普遍心理，我們不斷地後悔和內疚，然後害怕後悔和內疚。這樣害怕成為很重要的決策動機。
如果一直活在後悔和內疚的陰影下，生活就不是實驗了。
覺得別人的孩子有這有那，自己的孩子沒有，就很內疚。事實上，如果你把情況跟孩子講清楚了，孩子可能對生活會有更加豐富的理解。當父母覺得一定要給孩子做某些事情，看起來都是為孩子好，但是其實也在否定孩子自己的選擇。
ESQ：您在生活中有沒有受到“不確定性”的困擾？如何思考生活中的“不確定性”？
項飆：我必須承認，我生活裡的不確定性是很小的，都是在大學工作。今天人們說不確定性，大家主要是指不安全感，並不是說情況每天不一樣。影響到你安全感的不確定性，涉及兩個層次。首先是生存意義上的不確定性，這在現代社會比以前是大大降低了，例如餓死和病死明顯少很多。其次是存在意義上（existential）的不確定性，這是大大增加了。為什麼呢？一個原因是，人們越來越把你的存在價值和成功失敗聯繫在一起，而成功失敗又有很強的隨機性，所以你是不是有一個獲得社會承認的、體面的人生，也好像變成了一個很不確定的事情。
項飆自我剖析說，他的笑具有比較強的社會性和互動性，性格是比較nice那種，是真誠，不是率真。
ESQ: 如何去理解傳統教育帶來的對穩定的期望？如何去處理對穩定的渴望和生存意義上的不確定性？
項飆：首先講一下傳統和現代的區別。在傳統生活中，好像生命都是規定好的，比如18歲要結婚生子。但是它不把生命作為一個項目。傳統社會沒有最大化的期望，例如你一定要在北京三環內買三室一居的房子，你一定要掙到多少錢。當下的中國社會，不僅要按部就班，而且產生了經營人生的觀念，要收益最大化。在當下中國，我們面臨的不穩定性至少有兩種。
第一種是全世界都面臨的大的不確定性，比方說世界經濟、戰爭和氣候變化。大的不確定性，個體不能夠去改變的，但是必須要去面對。怎麼辦？有自己一個元氣充沛和安全的的小環境會是重要的。這個小環境就是我所說的”附近”，它使我們不孤單，它用很具體的方式使我們覺得世界值得欣賞和珍愛。
第二種不穩定感時因為對於安全的崇拜而造成的。例如考公務員，“宇宙的盡頭是編制”，這些人並不是除了公務員就找不到工作了，而是他覺得值得活的生活必須是那種完全安全的，完全有保障的。他們要不惜一切代價獲得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很小的不確定性都會成為毀滅性的震盪。這跟前面大的“不確定性”不一樣，它是人為強化的不確定性感，原因是安全崇拜。
ESQ：您在牛津和馬普所都有很優越的研究條件，您是怎麼保持和國內的common worries有一個情感上的連接？從而讓您能真正地感覺到他們的痛？
項飆：情感是非常具體化、個體化的，如果你沒有類似經歷的話，是不能夠真正感受到那個味道的。這個差距可能還是比較大的。我也希望通過這個訪談提醒大家，如果我說話冒犯了，不是我有意的，而確實就是我視野裡面有太多太多的盲點，特別是跟情感有關的。
怎麼處理這個問題？我覺得我的專業貢獻主要不是去“感同身受”大家的焦慮，而是要隔著一定的距離認得他們的糾結。看到間隔，看到差距、看到誤解、看到摩擦，對我是非常重要的。通過多方面的交流，把這個間隔講清楚，對我們思考生活是很有價值的。
ESQ：到了馬普所後，內心是否有一些持續的掙扎？
項飆：內心是有很多掙扎，但那種掙扎並不是讓我感到無力和崩潰的那種，而是要做很多選擇。例如怎麼分配時間，有時候會有自恨，覺得自己以前怎麼浪費了那麼多時間呢，但不是後悔。
比方說我怎麼會對那麼多的事情理解得那麼機械化，那麼膚淺，那麼不勇敢？我不是一個很勇敢的人。從個人性格上講，我比較容易compromise（妥協）。在這個意義上我是有一些後悔的，覺得以前寫的和思考的一些東西其實沒有很強的生命力，有一點去追求大家認可的形式，沒有發揮出我最有特色和最有趣的一面。
今天上午拍照就是很有趣的例子。我一開始是微笑，然後越拍越嚴肅，攝影師覺得很好。最後看了他拍的一些照片，我馬上覺得嚴肅的形象是對的，很難講好看或者不好看，但是感覺就是對的，that's right，我就是這個樣子的。我的笑具有比較強的社會性和互動性，是比較nice那種，可是nice有時候有一點犧牲了自信。
ESQ：可以用具體的例子說一下您曾經的妥協嗎？
項飆：比方說這兩天我改一篇文章，就不是像魯迅寫回故鄉那樣的直接表達出來無力感的那種。文章希望在形式上比較平衡、比較縝密，而不是真的去捕捉背後讓人糾結或者難以解釋的閃爍的東西。我知道我為什麼這樣。因為捕捉了那些共同焦慮，很難去把它非常清晰的一點一點寫出來。寫不出來，就擔心最後的呈現會不會獲得認可。
要表現那個閃爍的東西，最簡單的要求，就是你要率真。我不是個率真的人，雖然我比較真誠。所謂真誠，就是我希望儘量瞭解別人，儘量跟別人講我自己的感覺和想法。
真誠(Sincerity)跟直接（Directness）不一樣。真誠(Sincerity)往往是be nice。
但是，只有對世界有一種信任，然後把自己勇敢地拋進這個世界裡，你才會非常的直接。我們說在幸福的家庭的，孩子會非常直接，因為她們感到足夠安全。例如她想要巧克力，知道父母可能會不同意，但是她仍然覺得能夠表達出來，不會覺得這個表達本身就是問題。當父母說現在不能吃巧克力，孩子可能有點失望，但是不會感到壓抑或者受傷。
ESQ：您剛剛說您很nice，您對別人的存在和反應是很敏感的。在人類學研究的過程中接觸那麼多的人，處理那麼多的信息，敏銳的觸覺會不會給您帶來很多的情緒負擔？
項飆：不太會。我去了解別人內心的糾結，會感覺到一種哀傷，但是不是那種同情的、無力感的哀傷。因為我總是看到他那個“人”，看到他的處理方式，他有他的力量。人把不愉快說出來，訴說本身是一種勇敢，是一種行動，是一種能量。有問題意識的本身就是一種力量，不覺得生命被徹底摧殘了。所以我更多的是欣賞甚至佩服，而不是同情。
ESQ：當您研究問題的時候，內心會不會有一種衝動去解決問題和改變現實？
項飆：有的時候會有。典型的例子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性別這兩個問題上，經常看到家長和老師怎麼會對一個孩子會這麼說，一句話可以讓人受傷很深。我是有衝動讓他們閉嘴。然後，我意識到很多人說這樣的話，也不是要有意去傷害，還可能是出於好心，才說這樣的話。所以就要分析這是為什麼。
ESQ：在這種思維的背後，是因為他沒有看到更多的生活可能性，對吧。怎麼樣可以給中國社會展現更多的存在意義上的可能性？它們未必是一劑治病的良方，但是可以打開天花板，讓人看到更廣闊和更豐富的人類生活。
項飆：你說的很對。社會問題不是身體上的病，可以對症下藥。社會的很多病態沒有單一的原因，都是很複雜的積累。你怎麼樣去鬆動現在的困局？有點像中醫的道理，不是針對某一個病毒，而是調理整個生態。在調理的過程中，要把他自己的元氣培養出來。我提“附近”，其實講的就是元氣。你說的對生活的多種可能性的理解是培養元氣的一個重要養料。
怎麼樣去培養元氣？知識本身是很重要。別人有什麼樣的不同活法？我們自己歷史上的情況是怎樣的？中國人在最近兩百年變得天翻地覆的，今天中國人跟以前的中國人是一樣的嗎？擴大視野之後，還需要把那個另類的東西跟你現在的具體的生活方式聯繫起來。
現在很多人對國際知識也有很多的瞭解，但他就會說這就是中國的道理，如果你不喜歡，就出國。他知道別的可能性，但是把別的例子看成敵人，自己選擇更加封閉。
我們需要把多種生活方式進行細化的分析，和所處的具體環境和行為掛鉤。
例如，德國的家庭觀念和性別觀念和在中國不一樣，光說不一樣，或者說中國還是德國好，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分析德國的性別關係變遷，其中有什麼影響因素，經濟活動上如何體現這個變化？當家庭和性別關係變化後，人對生命意義的理解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這樣，大家能夠得到智慧。不僅僅說有別的活法，而是把不同的活法打開後，看到彼此之間的溝通性。這裡需要理論工作。
ESQ：您還願意再談一談你剛提到的勇敢和妥協嗎？您覺得什麼叫勇敢呢？你對妥協的定義是什麼呢？
項飆：我說的這個勇敢是跟信任聯繫在一起，跟政治上的勇敢不是一回事兒，更是一種思考方式上的勇敢。比方說我選擇不去批判，這本身可以是一種勇敢。很多人認為知識分子都是應該去批判的，如果不批判的就是背叛。但是，我內心沒有那種驅動，而且認為批判不是我最能做出貢獻的工作。我堅持自己的想法，也是一種勇敢。
我對勇敢的定義是對世界的信任。你對世界如此的信任，以至於你可以直接的表達，你覺得世界會微笑地寬恕一個直接的但是有缺陷甚至是錯誤的你。我現在對任何事情的理解肯定是不全面的。但是我這一刻的感覺那麼尖銳，肯定是有它的道理，表達出來後會產生一定的共鳴，會推動公共討論和思考。然後肯定有人說，你的想法很片面。但是我相信世界會原諒我，甚至會欣賞我的直接。再比如，年輕人裸辭一些體面但是自己實在不喜歡的工作，我們說他們勇敢。他們勇敢的基礎，就是他們覺得世界會給真實真誠自己留出機會。所以我為什麼把勇敢定義為對世界的信任。
勇敢並非跟世界為敵對，好像要站出來要粉碎什麼東西。我的勇敢是溫和的，它的基礎是一種信任。信任是可以培育的，也是可真滋養的，所以勇敢也是可以培育和滋養的。
ESQ：你願意接受自己的妥協嗎？想過改變，讓自己變得更勇敢一點嗎？
項飆：我希望是這樣的。但是，這並不是說我現在是怯懦的，而是我現在對世界信任不夠，我希望我跟這個世界的關係會是更加的美好，我更信任它，我就會變得更勇敢。
ESQ：有很多人會覺得這個世界讓我們太失望了，怎麼樣再去信任？
項飆：這個世界，你必須信任它！這個是你的世界，你周邊有那麼多的朋友、親人，你知道他跟你的感受是很像的，他們是是願意支持你，看到你成長的。當然這個世界裡面有各種各樣的惡的因素，那個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是說這個世界是如此的醜惡，我希望它毀滅，我覺得這可能是氣話，是在一定特定場景下人們一時的表達。如果你要去改變，持續性地有效地改變世界，力量的來源必須是來自於對這個世界的愛、關注和投入。
作者 羅潔琪
編輯 王雯清
攝影 Charlie Gray
新媒體編輯 Sissi Hua
排版 Jiayi C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