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來了，各大時尚品牌陸續發佈新款包包。在“‘包’治百病”的時代，一提到這些流行的款式，你可能馬上就會跟法國、意大利等時尚潮流文化盛行的地方聯繫在一起。
確實，我們熟悉的很多時尚品牌，來自歐洲國家。但是，這些款式，很可能並不是當代人的原創。
藏經洞裡，高僧影堂
這個洞窟內是一個廳堂，用於供奉唐代晚期敦煌地區的高僧洪辯。專家考證，它大約開鑿於唐大中五年至鹹通三年，也就是公元851到862年之間。
藏經洞外景與內景。來源/敦煌研究院官網
廳堂的中間，是一尊泥塑的洪辯法師像。這張被文物專家命名為《近事女圖》的壁畫，就位於塑像的背後牆壁上。
近事女，是佛經梵語“upāsikā”的音譯，還有近侍女、近仕女、優婆夷、近侍女、近事女、清信女、近善女、近宿女、信女等多種叫法，也及時是在家受戒、不剃度的女信眾。
專家推測，圖上左側的女子，是一位近事女，所以就有了這張壁畫的名字。女子的髮型是雙抓髻+垂雙髻。左手拿著用於淨手的布巾，右手拿著木杖。
藏經洞北壁格局復原。來源/羽羽攝，“文明的印記”展覽現場
右側，還有另外一位女子，形象與左側近事女形成鮮明對照：這是一位出家受戒的尼姑，也就是“比丘尼”。
莫高窟第17窟，也就是藏經洞，是一座紀念高僧的影窟，很注重“寫真”，所以其場景佈置，應該就是高僧生前的真實樣貌。
手拿布巾和木杖的近事女。來源/莫高窟第17窟，數字敦煌官網
她左手中的布巾，是佛教徒用來洗臉、擦手所用，相當於今天我們用的毛巾、手帕。比丘尼手持一把長柄團扇，內有雙鳳圖案，這是唐代流行的吉祥紋飾。
《近事女圖》（局部）手拿團扇的比丘尼。來源/羽羽攝，“文明的印記”展覽現場
兩位女子旁邊，各有一株枝繁葉茂的老樹。佛教傳說，釋迦牟尼在雙娑羅樹下涅槃。圖中兩棵樹就是娑羅樹，表達了高僧對佛陀的追慕，同時表達了後人對高僧涅槃再生的祝願。
不過，圖中的兩棵樹，葉子長得不一樣。
《近事女圖》（局部）。圖1：兩棵婆羅樹葉的對比；圖2：宋代壁畫上的婆羅樹。來源/圖1：羽羽攝，圖2：莫高窟第100窟
佛經記載，佛陀涅槃時，臥床四周有八株娑羅樹，每邊一雙中的其中一棵，象徵枯萎，所以變白，象徵“四枯”；另一株則呈現生機，象徵“四榮”。樹葉呈現不同狀態，對應著所謂的“非枯非榮”或“四枯四榮”。
右側樹上，掛有一件帶網兜的瓶子，叫做“軍持”，是僧人平時用的淨水瓶。這種造型的器物，在古時候長期使用。描繪生活場面的敦煌壁畫中，經常可以看到它。
圖1：《近事女圖》（局部）掛在樹上的“軍持”；圖2：唐代白釉軍持瓶。來源/圖1：羽羽攝，圖2：河北博物院
最讓今天的人感到驚訝的，是左側樹杈上懸掛的這個“包包”。有專家考證認為，這叫衣囊或僧衣袋，一般是用布縫製。不過，這個說法很有爭議，有專家提出了新的見解，我們後邊會揭曉答案。
綜上，這張畫裡各個元素的佈置，構成了一幅莊嚴而生動的禮佛場面，其中出現的器物、紋飾，以及僕人侍奉的場面，是古代世俗生活中的常見畫面。
《步輦圖》（局部）中的唐代帝王與奴婢。作者/閻立本（傳），來源/故宮博物院
但是，這裡可是佛門重地，為什麼會有僧人享有日常世俗的待遇呢？
其實，圖上的畫面並不是高僧生前的照搬，而是他圓寂後，出於對他的厚愛，供養人特意進行的描繪。
洪辯，度過了極不平凡的一生。他本出身官宦世家，父親吳緒芝是一名武將，長期戍守敦煌，而且戰功顯赫。吐蕃佔領敦煌期間，吳緒芝退隱敦煌鄉間。洪辯接受父母薰陶，飽讀詩書。動亂期間，他潛心研習佛法。
因為學識出眾，廣積佛緣，洪辯在河西獲得了眾多信眾，擔任佛門領袖三十多年。公元848年，河西人張議潮起兵反抗吐蕃，洪辯拉起了一支僧兵，配合義軍討伐吐蕃。
可以說，河西地區的光復與穩定，與洪辯僧眾的支持分不開。也正因為此，歸義軍政權及河西民眾對他十分尊敬，生前就虔誠供養。等到他圓寂，信眾們就按照俗世的規格，在敦煌莫高窟開鑿紀念影堂。
這種做法在整個中國古代都不罕見，就是所謂的“事死如事生”：逝者生前享受的待遇，到了另一個世界，依然要延續下去。
婆羅樹上，挎包懸掛
瞭解完這幅畫的背景，讓我們來重點關注畫中的“包包”。
剛才我們說，專業人士將這個挎包視為出家人用的“衣囊”，這聽起來很合理。但是，你看這個包，它跟僧人用的那種包有明顯的區別：
包上有三葉形翻蓋，繡有穿環圖案。相比普通純粹的使用功能，這個挎包顯然進行了一番精心設計，顯得更有藝術性。
也就是說，在實用功能基礎上，它有了滿足精神需求的功能，這跟今天的“‘包’治百病”的情形，已經很接近。
那問題來了：這個包的主人是“近侍女”，還是雲遊僧人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葛承雍先生經過考證，認為近事女為包包之主。平時，她挎著包來寺院禮佛。在侍奉高僧時，左右手都要佔用，所以先把挎包掛在樹上。
在這兒，我們再注意這位女子的穿著：
她的衣服圓領缺胯長衫，其實是男裝。以這種打扮出現在高僧像旁，一方面，可能由於佛堂是莊重場合，不宜像平時那樣打扮。其次，女穿男裝，在唐朝時期，是一種流行的風尚。
《近事女圖》（局部）。作者/舒寶婧（臨摹）
唐窟中許多女供養人都穿袍衫，如莫高窟第130窟壁畫中的女供養人、侍女、奴婢等等。在新疆吐魯番出土的阿斯塔納墓葬壁畫《樹下美人圖》中，女僕也穿圓領長衫的男裝。
《樹下美人圖》新疆阿斯塔納墓葬壁畫。來源/日本熱海美術館
比藏經洞更晚一些的宋代第443窟的北壁上，還專門給包包繪製了特寫。
畫面中在牆壁上掛放著各種各樣的包包，有裝物的大包、小包，有裝儲水器的，裝食缽的，有裝傘的網兜等等。可以看出，到這個時期，有肩帶的包包，已經是很尋常的生活用品。
“宋代敦煌包包藝術大展”。來源/圖1：莫高窟第443窟；圖2：孫毅博製圖
除了繪畫，在唐代出土的文物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揹著挎包的女俑。說了這麼多，無論是繪畫，還是其他載體，我們可以看到，跟挎包有關的物件，幾乎集中在唐代。
唐代胡人揹包俑。來源/西安博物院
那這時候我們就有疑問了：
一般來說，一種新事物從誕生到普遍使用，都有一個逐漸的過程，迭代更新往往有到一條可循的脈絡。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古代包包的實物，幾乎集中在唐代。
難道說，包包的發明，就像生物界“寒武紀大爆發”一樣，是在唐朝才橫空出世的嗎？
女著男裝，宜配挎包
2014年，一次重要的考古發現，把包包實物的歷史又向前推了兩三百年。這一年，山西省北部忻州地區，考古發掘出土了九原崗北朝壁畫墓。據專家考證，墓的主人很可能是世家權臣爾朱氏。
這個墓葬很早之前就被盜掘了。幸運的是，墓道兩側牆壁上，各留下了滿牆的壁畫。東西兩面的壁畫，自上而下，各有四層。
其中，東面牆壁的第二層，描繪古人交易馬匹和狩獵的場景，被學者命名為《貿易圖》和《狩獵圖》。
(橫屏觀看，從右向左）
《狩獵圖》（東壁，局部）。來源/九原崗北朝壁畫墓
其中的《貿易圖》有三組人物。中間一組，一人牽馬，馬後站著三人，其中一位特徵很突出，是一位高鼻、深目、短髮的男子，是從西域來內地做生意的胡人；
他的旁邊有一位女子，穿著男裝，性別特徵，用紅色的帽子區別於男子，肩上挎一件小巧、有肩帶的方形包。
墓主人生活在北魏晚期，大約在公元5世紀末到6世紀初。當時，包括山西在內的廣大北方地區，屬於鮮卑人建立的北魏。
(橫屏觀看，從右向左）
《貿易圖》（東壁）。來源/九原崗北朝壁畫墓
而山西忻州所在地，處於中原和遊牧地區的過渡地帶，又是重鎮平城（今大同）和晉陽（今太原）之間的交通樞紐，因為這種區位，就成為重要的交易市場。
結合歷史記載，考古學者認為圖中的胡人是中亞的粟特人，女子是商隊的隨行人員，應該是商人的家屬。由此我們可推測，在當時的絲綢之路上，女子已經深度參與商業活動。
《貿易圖》（東壁）中背小包的胡人女子。來源/九原崗北朝壁畫墓
最讓地道君關心的，是她身上的包包。墓中的壁畫，是為了記錄當時的社會生活，描繪人物，也基本符合比例，很寫實。從包包和女子身材的對比來看，也很協調。
把她揹包的形象摳下來，放到今天的鬧市中，一點也不違和。她所穿的這身行頭，放在今天，也屬於很潮的那種。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近事女圖》及同時期的陶俑告訴我們：中原女子用包，在唐朝已經很流行。而這張畫則告訴我們：早在南北朝時期，中亞來的胡人女子，就已經有小巧精緻的挎包了。
北朝與唐代包包對比。來源/九原崗北朝壁畫墓甬道東壁；圖2：莫高窟第17窟北壁
在挎包正式出現之前，類似於包包的工具，在中國就已經出現。
包的誕生，來自攜帶物品的需要。比如《詩經》中說：“乃埸乃疆，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意思是劃分疆界治田疇，倉裡糧食堆得厚，包起乾糧備遠遊，大袋小袋都裝滿。這裡的橐、囊，就是用來包裹東西的工具。
春秋戰國之後，出現了一種叫“荷囊”的小袋，用來盛放攜帶細微物品，因為可以隨時戴在身上，所以又稱“持囊”；到了漢代，又有了掛在腰間的“腰囊”。
古時候還有其他攜物工具，如幐、褡褳等，但它們都不是我們今天所說“包”。
跟之前攜帶工具不一樣的是，“包”具備兩個重要特徵：第一，設置了專門封口，密閉性好；第二，有便攜的揹帶。
第一個屬性，把物品封存在密閉的空間，這就解決了遠行時攜帶隨身物品的問題。第二個屬性，揹帶的出現，就相當於讓“腰囊”擺脫了對衣服的依附。
所以你看，包這種工具的發明，有一個重要意義：徹底解放了雙手。
關於這一點，早期的“腰囊”已經解決了部分問題，但它的密閉性不夠，攜帶物品數量也非常有限，所以不能方便人攜物長途跋涉。
那麼，哪裡的人最有這種迫切需求呢？首先就是那些以經商為業的族群，比如長期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的粟特商人。
此外，草原上的遊牧族群，應該很喜愛這種發明。馬背上的人，平日需要持鞭引繩，對解放雙手的攜物方式有迫切的需求。
而中原人，很可能是在跟胡人和遊牧群體打交道的過程中，接觸到了挎包。魏晉北朝時期，北方大地胡風勁吹，挎包進入日常生活。到了唐朝，女性使用挎包，就更加普遍了。
唐代挎包女俑集錦。來源/葛承雍《中古壁畫與陶塑再現的挎包女性形象》
你看，這些大唐麗人們，身著華服，手挎包包，她們聚在一起，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時裝走秀的現場。
解放雙手，炫耀審美
我們前邊說，包包的誕生，因為解放雙手的需要，但你看圖上，包包在女俑身上，處於非常重要的位置。
而且這些女子們的表情神態，以及展現出來的精神面貌，都在向世人展示：她們很自豪擁有一款屬於自己的包。這種心理，跟今天女性對包包的喜愛，是相通的。
穿越千年的對比。來源/圖1：香港大學馮平山美術館，圖2：20世紀上半葉老照片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重要問題：包的功能變遷。
剛剛出現的時候，包包的首要功能肯定是實用，讓雙手解放出來，而且可以方便長途攜帶物品。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南北朝時期的壁畫中，這個包包，從外形到跟女性服飾的搭配，已經有了精心設計。很顯然，在實用之外，它已經有滿足審美的精神功能。
中國古代的豪華版“雙肩包”。來源/餘集《二仙圖》軸
胡人女子穿的所謂男裝，很接近今天的連衣裙，搭配上這個小巧的包包，不僅顯得乾淨利索，還展現女性特有的身材曲線。
這個包包，就不再是單純的攜帶物品的工具，也成為服飾的一部分，也就是作為審美功能的裝飾物。
南北朝到唐朝時期，女性穿著男裝，已經成為社會風尚。這可不是一件小事，從先秦到漢代，男女穿衣要遵守嚴苛的禮制，正所謂“男女不通衣裳”。
漢代末年至隋唐以前，也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不斷碰撞融合，舊有的禮儀規範受到極大衝擊。
按照孫機先生的研究，這一時期，中國服飾出現了第二次大的變革，到隋唐時期，整個服飾形成了兩大系統：一類繼承了北魏改革後的漢式服裝，用作冕服、朝服等禮服；另一類繼承了北齊、北周改革後的圓領缺骻袍，用作平日的常服。
穿男裝的唐代女子。來源/新疆吐魯番張禮臣墓絹畫
後者，常常成為男女日常都穿著的服飾。前者的源頭來自華夏服飾，而後者的源頭則是所謂的“胡服”。
熟悉唐代歷史的小夥伴肯定知道，當時的社會上，文化多元，胡風勁吹，聽胡歌、看胡舞成為娛樂潮流。在這種薰陶下，穿胡服，也就不在話下。
所以，九原崗壁畫裡的粟特女子，以及後來穿男裝的唐代女子，包括《近事女圖》中的女子，她們的行為是一脈相承的。
而挎包，天然適合跟這種輕便的服裝搭配。包包，跟身上的衣服一起，成了當時女性追求審美的組成部分。
根據目前出土的文物，我們可以看出：至少在南北朝時期，包包就已開始由實用轉為裝飾物品了，而這種趨勢遇到唐代的空氣，就爆發出了激烈的化學反應，形成了一股出門挎包的風潮。
背紅色挎包的人，猜猜是男生還是女生？《楊貴妃上馬圖》（局部）。作者/錢選，來源/美國弗利爾美術館
到這裡，你肯定會跟出現一個新的疑問：既然包包的流行在唐朝就有了，那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的高端包包品牌，大都來自歐洲？
讓我們回頭看一下前邊提到的，古代中國女性挎包的圖像，它們幾乎都集中在南北朝到唐朝。那唐之後，宋元明清呢？
很遺憾，幾乎很難找到挎包和女性的結合了。不過，各種挎包、手包、雙肩包倒是在繪畫中常常出現。它們從“人間”消失，轉移到了仙道、巫醫、鬼神的身上。
中國曆代“包包”圖鑑。從上到下：北朝 《貿易圖》（局部），唐《近事女圖》（局部）；宋·李唐《灸艾圖》（局部）；宋·李嵩《仙籌增慶圖》（局部）；元·龔開《中山出遊圖》（局部）；元·錢選《楊貴妃上馬圖》（局部）；明·方梅厓《渡唐天神圖》（局部）；清·餘集《二仙圖》（局部）
唐代之後，女性遠離了挎包，原因並不複雜，因為社會風氣發生了急轉直下：唐代安史之亂後，尤其是宋代以來，從開放轉為內斂。程朱理學大行其道，對於女性的行為，形成了極大的約束。
直到近現代革命以來，女性得到解放，半邊天變得名副其實。隨著女性地位提高，美麗的包包也回來了。只不過這一次，主導潮流的是西方文化。
西人說包，忽略東方
粟特人把胡風和包包帶到東方的同時，這種文化應該也會利用地緣優勢向西傳播。
不過，大航海時代之前的歐洲處於“黑暗”的中世紀，世俗社會深受教會控制。當時的歐洲女性，尤其是出席重要場合，所穿服裝十分繁複，不適合攜帶額外的包。
手提挎包的歐洲女性。來源/20世紀50年代老照片
直到18世紀末，歐洲發起了一場女性服裝改革，社會上開始流行起輕便修身的服飾，此後女裝設計逐漸走向貼身輕薄的路線，幾乎不太可能留出口袋的空間，即便是有口袋，也不太能放得進去。
與此同時，工業革命與火車的興起，讓女性出門活動的頻率大大增加。為了滿足出門的需要，有帶子的包包成為時代的寵兒，到了今天發展成了一種時尚文化。
不過，相比中國北朝、唐朝的包包流行，這已經是1000多年之後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