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匠與傑作｜古爾納：“我是誰” 並沒有非此即彼的答案

Masters of Our Time｜巨匠與傑作

我想探索它，

討論它，並在某種程度上理解它。

I want to explore it, 

speak about it,and understand it in a way.

小說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20世紀五六十年成長於東非海岸的桑給巴爾。在他之前，家鄉名人只有一位：“皇后”樂隊主唱弗雷迪·摩科瑞。桑給巴爾從19世紀末到1963年之前一直是英國的“保護國”，1968年古爾納決定離開軍事動亂的家鄉，移民到了英格蘭，並隔了17年後才再度回鄉。退休之前，古爾納一直在英格蘭東南部的肯特大學英語系任教，在教書和寫作之中，“後殖民主義”都是他的關注點。

2021年，已出版10部長篇小說的古爾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也成為了諾獎史上的第四位黑人作家得主。瑞典學院常務秘書長馬茲·馬爾姆說，他提及“見證文學”（witness literature）這一概念變得重要，並舉例說“古爾納可以算是對逃亡者的見證”；只不過古爾納“不用自我視角，他寫的是小說”。他認為古爾納得獎後無疑會打開許多人的眼界，引導大家去關注前所未見的地域。

事實如此。在獲得諾獎之前，古爾納名不見經傳，儘管早在1994年，他已有小說《天堂》入圍英國布克小說獎最終候選名單；自從獲獎以來，他的作品被翻譯成38種文字，包括首次被譯為古爾納的母語斯瓦希里語出版。我曾在2016年的英國布克小說獎上與他做過簡短交談，當時古爾納作為當年布克獎的評委之一，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我提及自己如何通過寫作去探索和解決自我身份的問題：“很多作家本身就生活在與自我原生態脫節的環境中，解決‘我是誰’的問題很有挑戰性……這並不只是表層自我身份的問題，很多時候是去對抗他人對你身份的描述，並且在對抗這個定勢觀念的過程中，形成真正的自我身份認知。而這種視野是生活在英格蘭的英國人所沒有的。”而這次再度交談的過程中，我發現古爾納在面對同類問題時顯得鬆弛、自在了不少。

古爾納請我們到他在英格蘭東南部肯特郡市郊的家中去。正值初秋，後花園裡的梨樹結滿了果實，但古爾納指了指梨樹旁的無花果樹，輕聲抱怨今年顆粒無收。閒聊中發現，古爾納在寫作之外最喜歡做的事除了園藝和種植，還有做飯：他是家中的主廚。

古爾納與成長於圭亞那的妻子德尼斯在這座獨棟房子裡已住了20年，不過當我們在德尼斯的書房裡坐下後，古爾納提到房子離馬路太近了，有點吵，準備打算搬家，但新家也還是會在附近找。畢竟“英國詩歌之父”喬叟寫下《坎特伯雷故事集》的素材庫坎特伯雷市就在旁邊——古今故事集的有趣靈魂都不該相隔太遠。

ESQ：你過去提到，因為移民，到了新的國度，你才“被迫”去對自己的家鄉和原生文化做深刻的反思。搬到英國後的最初，你最想念童年和家鄉的哪些方面？

AG：最初我最想的是朋友、家人、老家，但事實上並不只是“想念”那麼簡單，還包括了你身處之地的不同，而那有可能來自食物和氣候的差異，當然還有旁人對你說話的方式和態度。原來在老家，上街對哪裡都很熟悉，生活很放鬆；可是換了環境以後，每次一出門就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你還害怕犯錯，害怕別人笑話自己。因而這種反思既是源於對新環境的不熟悉，也源於對被拋在身後的老家的陌生感。不僅是對某一個熟悉的人的思念，也是對一種放鬆狀態的懷念。

很自然，我在自我反思時，還會不期然去擔心長遠一點的計劃，然後難免捫心自問：我到底在這裡做什麼呢？這個選擇正確嗎？總之，對我來說，整個過程充滿了種種層次的不適。此外還有在新環境中遇到的敵意，並不是說身體上遭受毆打，而是人們在衝你說話和看著你的時候所顯示出的敵意；而這種態度會不斷提醒你與他人的不一樣。在老家時，你從來不會有這種“跟別人不一樣”的感受。

ESQ：你在桑給巴爾的老家挨著海邊，剛來不列顛時你也住海邊，事實上你在英格蘭居住的大部分年月都在靠海的肯特郡度過。你也寫過一部小說《在海邊》，圍繞海邊與移民的情節展開。這些不同的海，給你帶來更多是鄉愁還是安慰？

AG：我得承認還從來沒這麼想過。這裡的海常年灰沉沉，剛開始我看到就覺得很驚訝，因為老家的海並不是這樣。當我後來寫《在海邊》的時候，對大海的描寫是趨近一種諷刺手法的，因為人們一想到海邊，就是度假和野餐的地方，至少在英格蘭是這樣。然而對我而言，

ESQ：確實，比如你也寫過的海濱小鎮馬蓋特，自從新建起了一座“特納當代美術館”，在很多人心目中就形成了“海濱文藝小鎮”的形象。但當前肯特郡海濱與移民危機的新聞也常見諸報端，多年以後看到這樣的新聞，對你有什麼衝擊？

AG：這樣的新聞使我很難受。有些人不得已冒著如此難以想象的生命危險橫渡海峽，他們遭受到了生命危險，想方設法逃離。又或者，他們無法容忍原來的生存條件，需要到別處找工作、討生活。令我難受的不僅是因為這些人被逼得無路可走，還因為他們試圖逃往的國家也在為難他們，使他們的安全抵達變得棘手。這裡面也包括了這個國家（指不列顛）。

ESQ：現在你還經常回坦桑尼亞看一看嗎？

AG：我現在平均每三年回坦桑尼亞一次，我的父母已過世，但還有三個姐妹和一個兄弟和他們一家在那兒。

ESQ：你對你的子孫後代與斯瓦希里語言和文化的聯繫有什麼想法？

AG：我的孩子們在這裡出生和長大，跟坦桑尼亞也許只剩一種心理上的聯繫，但這也沒關係，這裡就是他們的國家了。我妻子德尼絲來自圭亞那，我們在家說英語。但跟我姐妹們打電話時我說斯瓦希里語。

ESQ：可以說，你是一直從記憶中去搜索寫作素材嗎？

AG：是可以這麼說，因為我離開老家後，隔了17年後才有機會回去看看。第一次回坦桑尼亞時，我還沒開始出書，但已經寫好了第一部小說，而且名字就叫《離別的記憶》（Memory of Departure），說明那時至少已經嘗試通過回憶去寫作。後來我又多次回到祖國去，許多記憶已被刷新，對我來說，回憶的確是無窮的資源庫，即使是今天當我在寫作時，許多素材仍然來自自我經驗。而“經驗”本身也是一個含義廣泛而且複雜的詞，並不是單指我自己所經歷的，還包括了他人告訴我的他們自己或身邊人的經歷，有些甚至是在幾百年前發生的。餘下的就是你自己的想像力。

ESQ：獲得諾獎後，你的書也首次譯成斯瓦希里語。坦桑尼亞家鄉對你作品的反饋如何？

AG：今年10月我還會去一趟桑給巴爾，其中一個成行原因就是因為我的書譯成了斯瓦希里語，雖然書早已經出版了，但他們希望做一個正式的發佈儀式。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對這件事很有興趣。這書的翻譯其實也出於偶然，譯者Ida Hadjivayanis 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的一位教師，她讀博時對《天堂》這部小說產生興趣，不久她感染上新冠肺炎，康復過程中開始著手翻譯，以保持腦筋靈活。當她完成翻譯，碰巧瑞典學員宣佈諾獎得主，斯瓦希里的出版商便已經有了成書在手。我聽說她目前正在翻譯另一本小說。

ESQ：你是否有想過：假如你不是用英文寫作、直接的讀者不是在英國，小說的主題還會一樣嗎？

AG：還真沒想過，也不知道答案。坦桑尼亞有其他用斯瓦希里語寫作的作家，他們都比我寫得好，我只是剛剛好處在這個位置之上，用自己覺得最舒服的方式去寫作。

我想作家和他所使用的語言之間有著很親密的聯繫。

ESQ：你曾提到，同為異域文明，跟印度這樣一早就跟不列顛有歷史交流的國家不同，坦桑尼亞對於許多英格蘭人民來說更遙遠和陌生。在英格蘭，人們經常並不那麼願意去了解你的文化。你怎樣緩解由此衍生的孤獨感？

AG：剛來英國時我年紀很小，作為一個外來人，沒有錢，又缺乏自信和安全感，我當然感覺很孤獨。可是隨著時間流逝，我學著熟悉這裡的社會環境，生活逐漸得到了一點收穫，比如考進大學，生活和工作慢慢步入正軌，自信心隨著上來了。同時，我對這裡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也加深了理解，出門不再迷失方向，同時學會避免跟某些人直接的視線接觸。各種門道自己都摸熟了，又交了些新朋友，安全感也就有了。熟悉感對於抵抗某種自我無用感很有幫助。

ESQ：你的小說中常見各種歷史事實，你是否曾有通過寫作去向讀者灌輸歷史、“教育”讀者的這一層願望？

AG：我寫作並不是為了教育讀者，最初開始寫小說時，我寫的都是自己感興趣的事，平時經常思考的事。但另一方面，在我們生活的社會中，無非就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我看到了一些現象，尤其是不太對勁的現實狀況，也會寫到小說裡面。比如說，在寫我自己的故事時，關於我的文化背景，對於這個國家來說是不太完整的故事：人們所瞭解的還只停留在片面化的信息之上，那我覺得，就讓我來寫一寫，糾正一下。

ESQ：你是否傾向於將“後殖民寫作”稱為“區域寫作”？“後殖民主義”的寫作發展有什麼趨勢？

AG：身處世界各地的人們用自己的文字寫小說存在幾千年了，新的是用歐洲的語言寫。“後殖民寫作”總體來說描述的是曾經被歐洲殖民的地區，也有些是回到昔日殖民帝國寫當時的歷史。後殖民寫作的人都不是歐洲人，我們常見的文本都是用歐洲的語言：英語、法語等等這些寫成的，因此帝國、語言和後殖民小說之間彼此相連。實際上這種性質的寫作也很早已經發生了——大概是19世紀中期吧。只不過“後殖民小說”這個名詞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成為一種稱謂。我們對類似的小說還有另一種稱呼，比如稱之為“區域寫作”：非洲、亞洲小說、加勒比文學等等。歸類只是為了能夠比照各種文本之間的共同點。到了現在，我們可以將這種類型的寫作視為一個群體去做研究，可能把其形容為一場“運動”不太準確，但它們是具有集體性質的。

“後殖民寫作”這個稱謂隨著時間不斷發展出新的含義，今天這個概念廣泛用於歷史、人類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當中，當用於知識分類時是有用的，就像產品分類，這一類別是有殖民地屬性，這沒什麼問題。不過我們應該看到的是，在歐洲殖民主義發生之前，人們早已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在殖民地消失之後也依然在繼續。然而我們不能忽略的是歐洲殖民主義所引起的社會轉變過程，因此我們需要平衡兩者：殖民主義確實帶來了深遠的社會影響；但同時不該想當然地認為：一切都需要通過殖民主義這一濾鏡下才能被理解。

ESQ：如今你還有去對抗他人對你身份定勢觀念的需要嗎？

AG：現在我不需要再去問“我是誰？”，因為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存在許多層面。

我也不再需要去對抗他人對我的認知，只是覺得有許多值得探索和描述的不同角度，我也一直都在探索各種狀況和視角，只是內容不一定與我相關，因為這是一個很當代的問題，目前數百萬人都生活在同樣的狀態之中：生活在此處，而來自別處。大家怎樣處理各種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有何感受，對我來說是一個深刻的主題。我只想去探個究竟，並不為尋找答案。

ESQ：卡在兩種文化之間的錯位感還存在嗎？

AG：現在我在英國生活得很舒服，結婚、生兒育女，現在孫輩也有了。在這裡安了家，也已工作了許多年。這就把我們帶到了“家”這一觀念。哪裡才算是“家”？家的原意當然指的是你出生和長大的地方，更深層的意義是你擁有歸屬感的地方。

比如說一個2歲的孩子跟隨父母移民到英國，他/她不會說父母的語言，在這裡安頓得相當舒服，跟一個18歲時搬過來的人相比，就像我當時那樣，內心早已先有了對原鄉和原生文化豐富的印象，所有那些細節和記憶都將留在腦海中，你永遠都不可能忘掉。這兩個例子的區別是，那個2歲的孩子，在有必要的情況下，他/她可能會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但如果要那個18歲的人做出選擇，根本沒門。因此對於這個人而言，無論後來在異鄉安的家有多好，原來的地方將永遠都是家園。我所說的就是我自己的處境：我有兩個家，一個住在心裡，我每天都牽掛著，另一個是我實際居住的家園，這兩個家，一個都不能少。

至於兩種文化的錯位感，那就得靠自己去平衡了。

ESQ：怎麼平衡？

AG：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克服了，我只知道在這裡我生活得挺舒服，因為我很清楚社會的運行規則，我比過去更瞭解支撐這個國家政府所作所為背後的歷史和動機，我知道出臺的政策都意味著什麼，也就是我生活在一個歷史和當代狀況我都熟悉的世界當中。我對原鄉也有同樣的熟悉感，同樣是因為希望參與其中，所以我一直保持閱讀關於當地的新聞、不停回到那裡去。同時還有一種永遠不會磨滅的同理心，對在當地發生的事情你總是能夠感同身受。

我對這兩個地方都有類似的親密感，可是除了在心裡，我覺得不太可能將兩種文化融到一塊去，於是兩地就像白天和黑夜，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與晝夜並肩生活。

ESQ：這讓我想起來：聽說你從小最愛讀《一千零一夜》，尤其是《蓋麥爾與布杜爾的故事》。在你後來的小說比如《多蒂》中，也能見到來自中土王國的布杜爾公主的影響。

AG：我第一次讀這個故事是學校裡的縮寫版本，後來長大以後又讀過幾個完整的版本。這個故事我特別喜歡的是，布杜爾公主在熟睡的時候被帶到別處去，蓋麥爾·澤曼王子睜開眼時愛上了熟睡的公主，公主醒來時也愛上了熟睡的王子，他們都睡過去時又被分開，到兩人都醒來之後，對方已不在身邊。這故事特別吸引人。

ESQ：如今寫作，你仍會在現實生活和自我想像的生活、在記憶和歷史之間尋找平衡嗎？

AG：是的。

ESQ：記得在2016年布克小說獎的評選過程中，你說當年的候選作品中你最感興趣的是鄧敏靈的《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除了“生活在別處”的題材之外，同行作品中的哪些品質你最欣賞？

AG：《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裡寫了很多我原來不瞭解的中國斷代史，但有時我也喜歡精簡的小說，就關於一個人或者一段感情。對我來說最有說服力的作品應當是有能耐將你完全帶入到小說營造的世界中去，因此不管是抒情、詩意的，還是報告文學，只要能引人入勝，都是佳作。

ESQ：去年底我在瑞典學院採訪負責諾貝爾文學獎評獎的常務秘書長馬爾姆時，他提到近年諾獎的關注點主要聚焦在“見證文學”上面。你認為綜合考慮我們今天閱讀方式的改變等因素，英國和歐洲文學界的發展趨勢在多大程度上會受到諾獎的引導？

AG：“見證文學”最有力的例子來自缺乏言論自由、受到極大壓迫的地方，這個稱謂最初來自南美文學中的“testimonio”，尤其是危地馬拉 伯內特 1966 年出版的《逃亡奴隸傳》，內容是前奴隸埃斯特萬·蒙特霍（Esteban Montejo）的口述歷史。其他的“證詞文學”也有來自墨西哥和阿根廷這些人民廣受壓迫的地方，這些人的證詞也就成為了一種抗爭手段。在英國，我不太確定“見證文學”有多少存在必要性。這裡需要的是相對低調和微妙的方式，而“見證文學”是更斬釘截鐵地公開表明態度，對一些不公正的現象指出來：“這麼做是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