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人生
Ten-Years Life
名校畢業生如今過得好嗎？
這似乎是一個獵奇式的提問，而答案的視角也往往是窺探式的。財富自由、城市中產、精英階級，那些慣用的社會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準在很多情況下並未在他們身上一一應驗。
10年，即便不是一個足夠長的看待這一問題的尺度，但也足夠讓一些轉變醞釀發生，讓一些觀望塵埃落定，或讓一些崩得過緊的弦開始鬆動。
我們採訪了三位10年前分別本科畢業於北大、復旦、浙大的名校生，和他們聊了聊現在的生活以及名校究竟帶給了他們什麼。10年裡，在他們所做的那些選擇、經歷的心理掙扎、承接的人生際遇面前，好與壞成了十分粗暴的評價方式。10年後，剖開他們當下生活的橫截面，似乎都在直指一個共性：名校畢業後，他們都走在一條與自己和解的道路之上。
“錢途”
不一定是前途
季怡雯在30歲的時候才開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此前，她從復旦大學本碩一路讀到了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博士，到了30歲，她發現自己處在了一個“在中間卡得不上不下”的狀態裡。
那時的她還沒有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但是因為沒有拿到新的獎學金不得已暫時回國，幾個月後又趕上了疫情的爆發。“得去工作”是生活所迫，也是季怡雯對自己的命令。
大概一年的時間裡，她接連參與了三份工作。她先是在一家諮詢公司做合規財務方面的分析，但這和她此前學習過的哲學、宗教學、人類學專業的人文背景完全不相符，用她的話就是“完全不懂”。
她的第二份工作是幫私募基金做組織文化的調查，因為工作內容更加面向組織文化和人，這本可讓她所儲備的文科知識有發揮的空間。可作為偏基層的分析師，更多時候，她的工作只限於執行層面，這讓她覺得自己的很多腦洞和想法無處施展。
因為如果你去提太多的想法，其實老闆會覺得我沒法用你。”
找第三份工作的時候，ESG（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行業逐漸成為一個熱潮，她便在朋友的建議下去了一家做數據科技ESG的創業公司，只是這份工作與她仍然不適配。
“第一份是我自己走的，第二份其實是被老闆勸退的，第三份是我自己辭職的。”裸辭3次後的季怡雯發現，她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種工作，“因為我這樣的人又貴又不好用，就這麼簡單。”曾經的季怡雯，想要通過工作證明自己的優秀，寧可在自己不擅長的商業分析和數據科技領域裡和自己“死磕”。直到最近，季怡雯在嘗試了創業之後，才逐漸意識到，“原來沒有什麼事情是你不得不做的。”
找到自己適合的領域並沉浸其中，這是一種幸福，趙劍雄也是這樣認為的。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一直是班級尖子生的趙劍雄在高考那年完成了從小鎮做題家到北京大學學子的蛻變。他所讀的藥學專業是長學制，本碩連讀加起來一共需要6年的時間。
博士答辯時
趙劍雄（中）與答辯老師的合影
“我其實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想做科研的。當時報志願的時候，我其實選的還是北大醫學院一個相對來說學制比較短的專業，當時還是想早點畢業，早點找工作。但是上大學之後，自己的興趣點發生了一些改變。”趙劍雄覺得這種改變的發生來源於自己遇到的老師、上過的一節節課和做過的大量實驗。碩士畢業之後，他去倫敦大學學院讀了博士，這讓他對化學本身和科研工作的興趣越來越濃厚，便最終決定轉到學術的方向上來。
以學術為主的生活是相對純粹的，“基本上就是三點一線，實驗室、食堂、宿舍”。但同時也是忙碌的，“基本上睜開眼睛開始就可能會考慮一些跟實驗相關的事情，每天在實驗室從早上九點開始幹活，有的時候可能甚至幹到半夜一兩點。”雖然是一種辛苦的狀態，但趙劍雄覺得這是一條非常適合自己、而且自己也很喜歡的道路。
只不過高強度的科研工作畢竟擠壓了趙劍雄的時間。而在這一方面，朱寧歡或許要更幸運一些。
名校裡的參差
在浙江大學讀書的時候，朱寧歡遇到了自己未來的丈夫，本科畢業之後他們決定回到那個他們出生和長大的小鎮。
朱寧歡現在是兩個孩子的媽媽。28歲的時候，她和雙方父母湊款買下了一棟帶著50平米院子的聯排別墅，和家人一直住在那裡。她在家鄉的設計院做著和自己本科建築專業相關的工作。雖然也會因為項目的需要在工作日的晚上和週末加班，但她覺得和大城市比起來，建築行業在小城市工作的性價比更高一些。
週末裡，朱寧歡會在家鄉遊玩
朱寧歡喜歡這種鬆弛的節奏。在杭州讀書的時候，那座城市本身就會帶給她一種壓迫感，尤其在地鐵或商場這種人多的地方，那是一種會心慌的感覺。“好像覺得在那個城市你得很努力地打拼，才能在這麼多人裡面生存下來，競爭壓力很大，就覺得那個地方好像不是你的家。”
類似的感覺朱寧歡在浙大的校園裡也會有，那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參差所引發的自卑和失落。她覺得這是發生在很多像她一樣的“小鎮做題家”身上的普遍現象。
高中時期的他們是學校裡最優秀的同學，是唯成績論這一單一標準下的優勝者。但到了大學，評價的維度變得非常多元，除了學習成績之外，還包括各種綜合素質、性格，以及家庭背景。
“其實名校的同學裡更大一部分是那種家裡學習氛圍比較重、也有一定實力的同學，並且以後這個趨勢會越來越明顯。所以在大學裡面我對名校產生了一種新的感覺，精英是一步一步走進來的，而我們好像是誤打誤撞進來的。”
同樣從小鎮考出來的趙劍雄也直言，在進入北大之後，他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是不太適應的。那種心理落差促成了名校帶給趙劍雄最大的改變：他得學會“如何跟比自己更優秀的人去相處，如何向他們學習，然後和他們成為朋友。”
這種心理上的不適不僅來源於與同學的對比，也經常來自於外界對於名校生的定義。
趙劍雄說：“當大家都知道你是名校出來的，尤其是北大清華這樣的地方，會自動給你扣上一個光環。這個光環有可能是正面的；但對於自己來說，如果達不到別人的期待，你也會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這和季怡雯說的“名校生都很脆弱”有著相同的意味。這種脆弱體現在一種時刻要和別人“比強”的狀態裡，“尤其是在知識和專業性上”，“這導致我也有很多時候對外的無意識的表達是很傲慢的”。
似乎名校的存在本身就在訓練人的一種競爭意識。趙劍雄有時候也會反思，既然有機會擁有北大這樣好的資源和平臺，是不是確實理應比別人更加珍惜和努力。他覺得這樣來想這個問題反而是對自己的一種鞭策。即便自己的學歷已經是頂尖的，他也會看見自己在專業能力上仍有進步的空間。所以，剛剛從北大博士後出站的他準備繼續出國深造，11月份他將在德國開啟自己第三輪的博後生活。
做實驗中的趙劍雄
除了“名校畢業生”
我是誰？
朱寧歡當然也會陷入這種糾結裡。“像我們這樣的浙大畢業生又回到那種三線小城市生活，感覺好像本身就不是傳統意義上很有出息的那種人。”
尤其是當她畢業10年之後，她的領導在外面介紹她的時候，仍會強調一句“她是浙大畢業的”，這似乎是一種應該伴隨一生的榮譽，也好似一種持續的提醒。
朱寧歡有時候會想象，如果本科畢業後做了不同的選擇，比如出去留學，是不是整個人生會有不一樣的可能性。在設計院工作的第6年，她做過一次接近的嘗試，那是給瓶頸期的自己的一次喘息。她去到了臺灣成功大學讀研，暫別了家庭，包括彼時還處在孩提年紀的兩個女兒。
2021年
朱寧歡（左一）從臺灣成功大學畢業
但是畢業後回到家鄉，朱寧歡又不得不再一次面對小城市的現實，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她只能無奈回到設計院工作。
現在的生活朱寧歡大體上是滿意的，只是也會迷茫和掙扎。漫漫人生裡自我的價值究竟在哪裡？“因為其實我現在已經知道學歷這個東西只是一部分，但是好像還沒有辦法跟平凡的自己和你曾經有過的閃光點做一個和解。”
對於有一個雙胞胎妹妹的季怡雯來說，“我究竟是誰”是從出生就設定下的問題。在比較性很強的家庭氛圍裡，她唯一可以證明自己是優秀的方式，就是不斷拿出好的成績。
我有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可這些事情只要不是我父母喜歡的，它往往是不受到鼓勵的。”
在復旦大學攻讀宗教學碩士臨近畢業的時候，季怡雯已經在好幾家知名諮詢公司實習過，也有很大的幾率能夠拿到正式工作的offer。但是她預感到進入那些名聲很大的公司之後，“我一樣還是螺絲釘，我是不會有自己真正的姓名的。”她想要一個地方，去產出真正具備自身內核的東西，那一刻她意識到自己還是應該去讀博士。
2023年7月
季怡雯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參加博士畢業典禮
這一信念在她後來的人生中得到了確證。當她成為了“季博士”之後，之前一些她曾經努力去夠的人和事反而向她湧來，從未設想她能夠堅持讀完博士的父母也給予了她極大的認可。
現在她會逐漸放下外在的所有東西，對他人，也對自己，這是一個祛魅的過程。她說自己根本不想往身上貼什麼名校畢業的標籤，但是“博士”兩個字卻是要珍重的。“因為它真的是一個實打實的是要放在你的姓名後面的東西，一生都要放在後面的東西。”
如今，她選擇去杭州創新創業，也是因為她覺得這是一條能做自己的道路。得益於名校社群的人脈網絡，季怡雯坦言自己創業的“黑洞期”只有短短3個月，這一時期對於其他創業者來說可能需要5年之久。因此，外界的或來自財務上的“黑洞”並沒有困擾她很久，反而是“心靈上的黑洞”才是她認為自己需要跨越的。
朱寧歡努力的方向也在嘗試重新定義自己的價值。她覺得自己一直很“佛系”，特別在工作上不是很拼的那種；但是現在，她會想要做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比如說，去創作比較小而美那種設計，希望有機會可以獲獎。”此外，朱寧歡還計劃做自媒體方面的嘗試。她發佈在社交平臺上關於室內裝修的帖子偶然得到了許多人的關注，這給了她不小的成就感。她說：“不管做到哪個程度，就想讓別人看到自己。”
第10年
今年，趙劍雄、季怡雯、朱寧歡都參加了畢業10週年的同學會。
10年前，他們都被稱作“名校畢業生”；10年後，他們有了屬於各自的人生。
“只能說名校畢業的人，人生大概率是好的，但這不是絕對。決定一個人人生是否成功的因素實在是太多了，是否從名校畢業這種因素佔的比例不是太大，可能更多的跟你個人的品質、你選的專業，以及你遇到的人和機會有關。”趙劍雄說道。
和他同班的30人裡，只有2個同學和他一樣繼續從事著科研工作，一半左右的同學在與專業相關的一些企業裡工作，還有一部分同學稍稍轉了一些方向，去做比如保險和金融行業的工作。“有一些金融公司非常喜歡這種有藥學背景的人。如果你有一些專業背景，同時又懂一些金融經濟方面的知識，這樣的話在醫藥行業的投資領域會非常有優勢。”
季怡雯則觀察到了一種趨勢：“當年學習成績最好的一些同學反而不是那些在社會上能夠單打獨鬥、自有價值特別強的一個人。”她對於這一現象的理解是，他們做的其實是面向當下的選擇，而非面向未來的選擇。
“比如，10年前最好的選擇是去外企，但現在外企處於撤退和衰落的過程中。等到了我碩士畢業的時候，那一幫同學會喜歡去國企和科技的大廠，但是現在也知道大廠早就已經開始一輪一輪的裁員了。”
2023年5月
季怡雯參加復旦大學118週年校慶
人要和時代賽跑，也要和自己賽跑。趙劍雄越來越覺得時間的寶貴。“像我現在已經32歲了，很多學術項目要求35歲前，那我都不一定能趕得上了。”
除了要考慮工作上的效率，他還想割讓一部分時間陪伴父母、組建家庭，儘管他知道目前的狀態很難做到，他會告訴自己這是事業和生活上不得不做的一種妥協。
有的時候我甚至覺得自己這樣每天從早忙到晚，也沒有什麼時間去生活，反倒不如我的很多學習成績沒有那麼突出的朋友過得幸福。”
朱寧歡曾經一度覺得自己不配被貼上“名校生”的標籤，但是現在她會坦然地接受了。“不管你願不願意，它都在那，它就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名校畢業後的第10年，他們仍在現實與理想、接受與顛覆、他我與自我中不斷角力，但或許只要給予足夠的時間，一些真正的自我會浮現出來。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撰文 彭瀟
編輯 Sissi Hua
排版 良樂
校對 Pom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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