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發掘海外藏中國近代史料時，有時也難免一些侷限或誤區。比如說，我們去俄羅斯時，可能比較關注共產國際和蘇共與中國歷史有關的檔案，這當然是應該的。但是，俄羅斯與中國近代史的關係並不僅限於共產國際和蘇共。還有許多其他方面的史料可以去發掘。例如，1931年日本入侵併佔領東北之後，在偽滿的“新京”（長春）投資建了一個號稱當時亞洲最大的電影製片廠——“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滿映”）。“滿映”存續期間拍了幾百部電影，其中包括大量的紀錄片，從中可以看出日本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在東北進行侵略宣傳，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在日本統治下的東北社會狀況，儘管這種反映是扭曲的或粉飾的。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蘇聯軍隊攻進並接管了東北，日本佔領時期形成的大量檔案文獻和影像資料等也被蘇軍接管，並在蘇軍撤退之後被帶到了蘇聯。1991年蘇聯解體後，日本方面隨即從蘇聯發掘到這些“滿映”當年的出品，並製作成系列影像集（DVD）而公開。所以說，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史，應該破除那些認識的侷限，不受先入之見的束縛，開動腦筋，廣為求索，如此方可發掘到各種有用的史料。首先，不僅是檔案文獻，與中國近代史有關的圖書、報刊等，在國外的各大圖書館其實都有比較豐富的收藏。歷史研究者對檔案類史料有偏好，因為檔案是歷史研究最重要、最基礎的史料，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其他種類的史料也很重要，就例如圖書和報刊。甚至在某些方面的研究上，例如社會史，可能報刊史料的重要性要超過檔案，因為社會層面的內容不一定是公家檔案收錄的重點，倒是報刊可以廣泛地反映社會的生活面相。例如，電影是20世紀最為普及的大眾娛樂方式，通過電影，我們不僅可以知道大眾的娛樂喜好，也可以知道大眾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關切，而研究電影，一個非常易行且不可缺少的工具便是報紙刊登的電影廣告。再有，很多近代來華人士都留下了回憶錄和著作，也都很有價值，例如廣為人知的斯諾的名著《西行漫記》。這些都可以在圖書館中搜集查考。我去過美國排名前十的幾乎所有大學，得益於其相對開放和便利的查閱條件，哪怕研究者進去只待半天、一天，在開架式收藏的瀏覽中，或許也能找到令你感興趣或者與你的研究相關的材料。而且，圖書在圖書館開架擺放的主題及其展示方式，可能激發你的思考，從而形成新的研究思路及研究論題。報刊史料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近代史研究學者大概沒有不利用報刊史料的。但是，我們利用較多的還是中文報刊，而對外文報刊的利用度其實是不夠的。比如說當時的一些大報名刊，如英國的《泰晤士報》，美國的《紐約時報》、《時代》週刊、《生活》週刊，蘇聯的《真理報》，等等，都有大量關於中國的報道。舉個例子說，以圖片報道為主的《生活》週刊關於中國抗戰的報道，反映出1937－1945年全國抗戰期間的多樣化面貌。如果再結合它對1945－1949年中國內戰的報道，又可以觀察它對國民黨態度的變化。抗戰時期《生活》週刊展示的國民黨軍隊官兵的形象，多半是正面的、積極的，因為美國當時對日本的擴張不滿意，並且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已是同盟國，共同抗日，所以不能把同盟國的形象表現得太差。而到了中國內戰時期，國民黨軍隊官兵的形象往往是負面的、消極的。尤其是1948年以後，《生活》週刊上出現的國民黨軍隊官兵形象，不少都無精打采、狼狽不堪。這說明這時的美國主流輿論對國民黨已經失去了信心，不認為它能打贏。這也成為杜魯門政府一度準備拋棄國民黨的形象寫照。所以，對於海外圖書館所藏的報刊和圖書史料，我們理當給予充分的注意。其次，隨著技術的發展，圖片和音像史料的重要性在近代史研究中日漸凸顯。所謂有圖有真相，而活動的有聲影像所含的信息量更勝靜態的圖片。研究近代中國的歷史，圖片和音像史料的重要性也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圖片不僅有攝影照片，也包括招貼畫、宣傳畫、漫畫、連環畫等，音像則包括影片、錄音、唱片等。當然，在現代技術的加持下，圖片和音像也是可以被修改、剪輯甚或偽造的，但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猶如檔案文獻、日記、回憶錄等也都可以被刪改甚或偽造。我們這裡說的是建立在真實基礎上的圖片和音像史料，對於揭示歷史的真實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舉個例子，1941年長沙市民慶祝長沙大捷的街頭遊行留下了紀錄片（藏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影片的配樂就是《義勇軍進行曲》，由此我們可以知曉，《義勇軍進行曲》在那個時候已經是中華民族不屈奮鬥的象徵了。再往前追溯，《義勇軍進行曲》是1935年上映的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風雲兒女》則是左翼電影的代表作之一，而左翼電影又是中共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關聯起來看，便可以理出以《義勇軍進行曲》為表徵而形成的中國近代爭取民族獨立和復興的歷史脈絡是如何形成及建構的，音像史料的作用也因此得以凸顯。由於近代中國的經濟不夠發達，工業比較落後，不能自產電影攝影機、照相機、錄音機、電影和攝影膠片、錄音帶等，所以音像史料的留存遠少於文字史料。抗戰時期，由於進口渠道受阻，留下的自產音像可能更少。不少與中國有關的圖片、影像、錄音等都是當時在華的外國人拍攝製作的，他們的作品也隨之藏在國外的各個機構，需要我們下力去發掘。這些年來，我們看到的不少過去從未見過的中國近代的圖片和影像，都是學界努力發掘的結果。如革命先驅李大釗1924年在蘇聯參加共產國際五大的影像，便是迄今發現的李大釗唯一留存的影像，具有極其珍貴的歷史價值。再如美國人甘博 (Sidney D. Gamble)，從清末到民國多次來華，從事社會調查，又痴迷攝影，拍下了數以千計的攝影圖片和數十部電影紀錄片，反映了當時中國從城鎮到鄉村，從政治到經濟，以及社會生活的廣泛、真實、變化、多樣的景象，具有相當的價值，也為我們研究那個時代的歷史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材料。我們現在看到的北京紀念“一戰”結束閱兵和五四運動等圖片，不少便來自甘博的攝影。甘博留下的攝影圖片收藏在美國杜克大學圖書館，已經經過整理對外開放，但還有不少如同甘博這樣的來華人士拍攝的圖片和影像，可能還收藏於某個機構中而不為人所知，需要學界繼續努力發掘。再舉個例子。1927年中國拍了部電影《盤絲洞》，是中國早期電影史上一部挺有名的武俠片。但是，早期電影的膠片不易保管，容易自燃，加以戰亂等因素，《盤絲洞》的膠片後來不知去向，電影史研究者只能根據當時的電影廣告、電影介紹等材料研究這部電影，這與實際看過這部電影的研究差了許多，電影史家也都覺得很遺憾。不過，事有出人意表之處。十幾年前，挪威國家電影資料館在進行館藏電影拷貝數據化處理時，意外發現了《盤絲洞》的膠片，經過考證和研究，證實這是中國電影《盤絲洞》。隨後，挪威國家電影資料館在2014年將這部電影的修復版高清拷貝贈送給了中國電影資料館。不僅如此，挪威學者還在當時的挪威報紙上找到了《盤絲洞》上映的廣告和評論。這真是令人驚喜的發現！中國的電影研究者，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到了這部著名的武俠片，從而可以對中國早期電影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還不僅僅如此。過去我們都認為，民國年間國產電影出口的主要去向是南洋各國，因為那裡有比較多的華僑，他們與國產電影有文化共通性和認同感。然而，《盤絲洞》卻可以漂洋過海出口到挪威並進行商業放映，且挪威既非電影出品大國，挪威的電影市場也沒有那麼大，這就使我們有必要和理由重新認識當時中國電影業的發展以及文化與產業的關係。那時的中國積貧積弱，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不高，未必瞭解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挪威觀眾，為什麼會對《盤絲洞》這樣的電影感興趣呢？它是通過什麼途徑走向挪威的呢？它在挪威上映的前因後果又是什麼？其中反映的是文化特殊性還是一般性呢？這不僅與我們深入認識中國電影史有關，也與我們深入認識中國近代史有關。廣而言之，還對文化的國際傳播路徑及其影響具有參考意義。這也是史料發掘的意義及其迷人之處吧！再次，私人史料，如日記和書信，對歷史研究的價值毋庸置疑，學界也非常關注。但比較而言，近代來華外國人寫的日記或他們的通信利用還比較少，也值得我們去關注。不僅是來華訪問和在華居留的那些外國名人，很多來華的外國普通人士，他們留下的日記和書信，如果我們能夠發掘利用，想來對於社會史研究是很有用的。例如，如果我們能夠發掘到來華的普通外國人留下的日記或書信，可以知道他們在上海或天津的租界是怎麼生活的，在租界之外又是怎麼生活的，再對照當時中國普通人的生活記載，可能對我們認識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活面相有所助益。再如，不少外國傳教士去了當時還很偏遠且交通很不便的滇西北山區傳教，如果我們能夠發掘到他們的日記和書信，甚或他們留下的實物，我們對當時的滇西北處在什麼樣的社會狀況便可以有更多的瞭解，從而也可以加深我們對歷史的多樣化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