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覺得，作為一名醫生，自己有點矛盾。一方面，我唯一的執業目標是為病人提供儘可能專業、理性的服務；另一方面，我時常陷入一種熱血狀態，希望窮盡所有手段，獲得超出預期的治療結果。
2016年5月中旬，我見到了老江。他是湖北人，45歲，中等身材，剛供兩個小孩讀完大學，到了開始享福的時候，卻遭遇了一場飛來橫禍。
老江有慢性乙型肝炎病史，但沒有治療過。2016年5月初，老江在外院做了腹部增強CT，提示右肝巨大肝癌（15釐米）伴左側子灶，認為無法手術切除。一家人不願意放棄，到我們醫院就診。
檢查診斷結果證實老江確實患有巨大肝癌，累及右半肝和左內葉，肝移植術和局部消融均不合適。做標準的肝右三葉切除術，才有希望根治。肝右三葉切除術又叫極量肝切除，切除的肝臟體積常高達85%。術中任何一點額外的肝臟損失，都可能帶來剩餘肝臟體積不足、肝功能衰竭的後果。
和家屬該談的都談了，最後家屬問：如果老江是醫生的家人，醫生會怎麼選？我坦承，如果是我的家人，我也不敢說一定會拍板做這個手術。
醫生的思維方式有點像圍棋棋手，“未慮勝，先慮敗”。假如做完右三葉切除術後發生肝功能衰竭，怎麼辦？很可能要做挽救性肝移植。那時會面臨高額的費用和找到匹配肝源的巨大壓力。有什麼辦法可以降低術後肝功能衰竭的概率？比較成熟的辦法之一是通過門靜脈栓塞術（PVE）栓塞門靜脈右支，誘使肝左外葉快速增大，同時，栓塞腫瘤供血動脈（TACE），抑制腫瘤生長。這不是一個完美的辦法，在等待肝左外葉長大的過程中，腫瘤可能發生轉移，喪失手術機會。
經過幾天的考慮，老江一家拒絕了一期手術切除，決定採取PVE術和TACE術來博取一個相對安全的根治性肝切除術的機會。PVE術後，老江肝左外葉體積從350毫升增加到600毫升，腫瘤也沒有發展。
肝右三葉切除術從2016年8月13日上午9時開始，到下午4時結束。術後，主刀教授疲倦又滿足地說：“做這種大手術真是累得醫生折壽。”
術後3天，老江出現了少量的膽漏、肝創面感染。我在超聲引導下往肝創面放了引流管。我搬個小凳子坐在老江床邊，拿甲硝唑反覆沖洗，直到清洗液清亮。每天上午沖洗一次，下午沖洗一次，3天后，肝創面長好了。術後第七天，老江順利出院。
老江術後一個月時複查，各項指標都很好。我認為，我們做了一個正確的臨床決策。
那幾年，我們醫院的工作量很大，每個醫生都在超負荷工作。這種有挑戰性的手術是很耗費精力的，但作為醫生，我們不能漠視可以提高療效的辦法。當病人給予信任時，醫生常常會一頭扎進去，克服一個個困難，取得超出預期的療效。
術後四年，老江的狀況總體有驚無險。2019年，老江肺內長出一個小結節，性質不清，肝內沒有復發病灶。多學科會診後給出的意見是縮短複查時間，改為每3個月複查1次。
2020年農曆新年前一週，老江來我的門診複查，肺部結節稍微增大，異常凝血酶原繼續升高。PET-CT證實肺部結節是轉移瘤，肝內沒有復發灶。
我們計劃春節後為老江做治療。沒想到，老江回老家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了。2020年4月，疫情緩解，老江過來做了放療。複查後，肺轉移瘤縮小至1/3，腫瘤標記物降到正常水平。
2021年8月，侖伐替尼進了醫保。我第一時間告訴老江，讓他去當地醫院開了侖伐替尼。過了5年，老江終於等來了新藥物。
討論完複查結果，我和老江拉了會兒家常。老江說，病退後，他領上了退休金，去廣東做點小生意。隨著異地轉診、醫保支付範圍擴大，看病的開銷變小了。家裡兩個小孩，也都工作了，他對未來很有信心。
老江的話提醒了我，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要用發展的眼光來思考問題。我們在短短5年間，有了PD-1、侖伐替尼、多納非尼等肝癌新藥，而且隨著國產替代藥的上市和集中採購政策的實施，藥品的價格也降低了很多。
這5年，國家、社會、家庭和個人都在進步，醫生和病人都趕上了好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