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君杙
來源：《歷史評論》2022年第4期
耶穌會牧導村存在期間，從自身宗教、政治、經濟利益需要出發，改造印第安人，絲毫不顧及印第安人歷史文化傳統和發展權利。這不是“良性殖民主義”，或可稱之為“宗教殖民主義”。
1609—1767年，天主教耶穌會在今南美巴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國交界處建立以“牧導”原住民為目的的傳教區，西班牙語稱之為“印第安縮減地”（reducciones de indios），亦即“耶穌會牧導村”。牧導村是耶穌會經西班牙殖民當局同意，在其難以控制的邊遠地區建立的。牧導村內部實行天主教神權統治，同時有限度保留印第安酋長自治體系，成為西班牙美洲殖民帝國的“國中之國”。部分西方學者對牧導村予以積極評價，稱其為“良性殖民主義”。其實，耶穌會在美洲教化印第安人的活動，只是歐洲殖民者實行殖民統治的另一種方式，毫無所謂“良性”可言。
耶穌會牧導村人口最多時約有14萬，在耶穌會士神權統治下，天主教理念進入原住民生活中，出現所謂天主教“文明化”。
事實上，在白人殖民者來到南美之前，當地印第安瓜拉尼人原本尊奉原始的萬物有靈信仰，既崇拜樹木、森林等自然神，也有類似薩滿的巫師。但隨著耶穌會士的闖入，他們千百年來尊奉的信仰體系遭到顛覆性破壞。
將美洲原住民“天主教化”，是耶穌會士建立牧導村的首要目標，而原住民自古以來的原始信仰就成了耶穌會士推行“文明化”的最大障礙，成了他們必欲剷除的對象。原住民原先的自然神信仰，被耶穌會士貶斥為“異端”，慘遭破壞；原住民原先位於山巔之上、供奉有薩滿巫師骸骨的聖地遭到摧毀；薩滿巫師原先召喚神靈的儀式被譴責為邪惡的迷信。
倘若原住民“執迷不悟”，繼續信仰原有的神靈，不遵從“上帝的召喚”，將會遭到放逐、監禁和體罰，而且耶穌會士還將原住民兒童訓練為檢舉揭發長輩們“不端”的“道德警察”。耶穌會士的報告顯示，1635年，一原住民男孩檢舉家人崇拜魔鬼，耶穌會士循蹤而至，在小屋中發現部分被燒燬的腳蹬和蠟燭後，便捕風捉影地聲稱魔鬼曾駐足腳蹬，而蠟燭則是人們紀念魔鬼的憑證。結果，該小屋被焚燬，涉事人員遭受懲處，只有那位檢舉的男孩受到較輕處罰。
可以說，正是由於耶穌會士在諸多方面的強力壓制，牧導村建立後，原住民的原始信仰被“連根拔起”。
眾所周知，在宗教改革期間，因反對新教而誕生的耶穌會，活動宗旨是絕對效忠羅馬教皇及天主教會，降服一切“異端”。在耶穌會看來，這些理應被降服的“異端”，既包含各種非基督教的信仰，也包含路德、加爾文、慈溫利等新教各派的信仰。為此，他們不惜遠涉重洋來到南美，在歐洲之外尋找一塊“淨土”，並將其改造成堪稱“耶穌天國”的聖土，以達到彰顯“主榮”的宗教目的。
耶穌會對牧導村中的原住民推行一套刻板且嚴厲的“天主教化”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宗教活動和體力勞動兩大部分。每天清晨，原住民都要被耶穌會士喚醒做彌撒，早餐後再被帶到田間勞作，途中路過聖徒雕像要祈禱。上午勞作結束後，還要聆聽教父誦經並禱告，午餐、午睡之後繼續在田間勞作至傍晚，晚餐之後仍是誦經。第二天又重複前一天的生活，週而復始，煩瑣刻板。原住民兒童不跟隨大人一起勞作，但他們會被耶穌會士組織起來在教堂中學習天主教課程。
在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中，充斥著大量天主教會的宗教活動及宗教儀式、慶典。耶穌會將原本歐洲天主教徒通用的節慶遊行、唱詩班、宗教樂器引入牧導村，無時無刻不在向原住民灌輸天主教會的宗教理念及價值觀。耶穌會還要求原住民在風俗習慣方面靠近教義，強制“移風易俗”，革除與天主教教義不符的內容，如為增加勞動力，強迫所有14—15歲的瓜拉尼人結婚。對於原住民有違天主教“道德”的行為，耶穌會士毫不留情地予以鞭笞等肉體懲罰。一位原住民酋長抱怨，“魔鬼給我們帶來了這些人，他們用新教義從我們這裡奪走我們祖先的美好生活方式”。
刻板的生活和嚴厲的懲戒的確使原住民牧導村遠離了各種“異端”，使之被塑造成耶穌會心中的“天國之地”。不過，在這種塑造下，印第安原住民失去心靈自由，無法選擇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淪為耶穌會治理下的“宗教順民”和“心靈囚徒”。
耶穌會在世界各地傳教過程中熱衷“積累”財富，這使其成為當時世界最富有的宗教社團之一。耶穌會在亞非拉所從事的商貿活動，大多是掠奪性的，當地教民是他們剝削的對象，其在南美建立的眾多牧導村同樣如此。
然而，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這種牧導村模仿了早期基督徒建立理想社會的做法。的確，牧導村主要生產資料如土地、牲畜、工具都是“公家”財產，原住民在耶穌會指導下工作，勞動所得歸“公家”所有，個人所需歸“公家”分配。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公家”的“公”不是原住民自身的集體所有制，而是耶穌會領導、管理、支配下的集體公有制，耶穌會掌握原住民生產成果的分配權、銷售權並從中獲得巨大收益。
在牧導村生產的多種作物中，一種巴拉圭當地的馬黛茶利潤最大。採摘馬黛茶是一項艱鉅工作，被牧導村派遣的採茶者不僅要走幾百英里前往森林，還面臨蛇、美洲虎、葡萄牙奴隸獵人的襲擊和疾病等各種危險。原住民費盡千辛萬苦甚至冒著生命危險採摘的馬黛茶，被耶穌會運往聖菲和布宜諾斯艾利斯兩個城市販賣，不少收益被西班牙王室、羅馬耶穌會總會和當地耶穌會組織瓜分。以1667年約27個耶穌會牧導村的貿易活動為例，它們售賣馬黛茶收入4 萬比索，售賣布匹、棉花、菸草收入2 萬比索。其中，2.2 萬比索作為貢稅上繳西班牙王室，3000 比索用於繳納貨物的運稅，剩下的則被分配給各牧導村，牧導村每年還要向耶穌會總會繳納大量貢金。
耶穌會牧導村實施這種剝削制度，有較深歷史原因。在早期殖民階段，西班牙王室和被其派往美洲的殖民者，對印第安人實行簡單粗暴的統治，殘酷屠殺敢於反抗者並實行委任監護制、米達制等。這些制度本質上是極端殘暴的奴隸制，過度繁重的勞動及傳染病吞噬了無數印第安人的生命，也影響了王室從美洲獲利。而耶穌會建立牧導村的主張和實踐，迎合了王室改變統治方式以持續獲利的想法。耶穌會使印第安人“天主教化”，給他們套上精神枷鎖並使之成為服從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順民，起到了鐵鎖鏈起不到的作用。
耶穌會隸屬於羅馬教皇，它對教皇的忠誠影響了對西班牙王室的忠誠。因而，耶穌會與王室發生衝突只是時間早晚問題。1767年，耶穌會被西班牙國王逐出美洲，耶穌會牧導村的歷史就此終結。
耶穌會牧導村存在期間，從自身宗教、政治、經濟利益需要出發，改造印第安人，絲毫不顧及印第安人歷史文化傳統和發展權利。這不是“良性殖民主義”，或可稱之為“宗教殖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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