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進入3月以來，韓國總統尹錫悅便可謂麻煩不斷。3月1日，他先是在紀念“三一運動”104週年的活動現場上，將歷史上日本對韓國的侵略和殖民詭辯為：“（韓國）未能應對世界歷史之變，而喪失國家主權。”引來了韓國上下的口誅筆伐。
3月6日，尹錫悅政府更發佈了一份對二戰被日強徵韓國勞工的所謂“第三方賠償方案”，即由韓國企業組成基金會向昔日被日本殖民者奴役的韓國勞工及其後代進行賠償，而相關日本企業則無需支付一毫一釐。這一“韓國人自己賠償自己”的方案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全面觸發了韓國國內反日情緒，直接給尹錫悅打上了“當代李完用”（賣國賊）的標籤。
那麼，這個李完用究竟是什麼人？韓國民眾緣何如此痛恨日本？尹錫悅的上述言行為何會遭到如此嚴重的反彈？
其實如尹錫悅這般淡化日本殖民者近代給韓國人民造成的屈辱和苦難，反而鼓吹是日本引領韓國完成了工業化、融入現代社會的謬論，長期以來在日本和韓國國內都甚囂塵上。甚至還有一派觀點認為：正是日本趕走了統治半島的朝鮮王室和“兩班貴族”，才有了今天的韓國民主社會，因此韓國人應該感謝日本的殖民……
上述這些言論是在有意歪曲事實。近代朝鮮王國的政治、經濟資源的確曾長期為兩班貴族所把持，森嚴的等級與頻繁的黨爭是李朝的痼疾，但韓國並非沒有出現自我革新的力量。1894年，由全琫準領導的“東學黨”起義軍便提出過“懲治腐敗官吏、平分土地”等進步主張。但這支進步力量最終倒在了日本侵略軍的屠刀之下。反觀很多兩班貴族卻通過與日本方面的合作，攫取了較之以往更多的政治、經濟特權。
比如李完用，他是出身牛峰李氏的兩班貴族。憑藉著哥哥李允用是“大院君”女婿的關係，李完用一度在朝鮮王國內部混得風生水起。但就是這樣一個所謂的貴胄子弟，主持韓國政府外交工作時卻不思為國出力，只知一味向美、俄、法、德等西方列強出賣朝鮮礦山、森林、鐵道等大量利權。
諷刺的是，李完用口口聲聲說自己出讓國家主權是為了藉助美俄的力量來對抗日本，可隨著日俄戰爭的爆發，李完用馬上改變立場，打著“親日派”的旗號積極向日本靠攏，不僅代表韓國政府簽署了喪權辱國的《日韓保護協約》，此後更為日本殖民者負弩前驅，主動導演了逼迫高宗李熙退位的醜劇。
在韓國國內，李完用一度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在日本高層看來卻不失為“一條好狗”，在此後的數十年中，日本不斷賞賜給李完用高官厚祿，而李完用對日本主子自然死心塌地，積極推動了日本吞併韓國的所謂“日韓合邦”。
而在因韓國高宗李熙突然死亡而引發的“三一運動”中，李完用更徹底站到韓國民眾的對立面，除了先後三次發表壓制獨立運動的“警告文”配合日本軍警的殘酷鎮壓之外，事後又向日本新任的朝鮮總督齋藤實呈上《內（指日本）鮮（指朝鮮）人融合問題具申書》，為日本長期奴役和控制韓國出謀劃策。
1926年，李完用因肺炎去世。此後，韓國民間對他“走狗”“賣國奴”的詈罵不絕於耳，韓國學術界卻始終有人執著於為其“洗地”，稱其早年期盼國家富強才親美親俄，後來乃是迫於形勢投靠日本，並引用李完用自己的話為其辯解：“我們只是把外交一項權力暫時交給鄰國，而我國富強的那一天終將會到來，因而我們要積極地與日本相互提攜。日本不僅在地理位置上具有有利條件，而且開發韓國是他們的一貫方針，儘管日本完全有吞併韓國的能力，但他們並沒有那樣做，而是為扶持韓國的獨立進行了不懈的努力……”評價他具備“愛國和賣國的兩面相”。
有趣的是，無論是清末還是民國時期的中國，有識之士都一眼看透了李完用賣國以自肥的本質，並以之為戒，號召民眾正視日本蠶食中華的現狀。一時湧現出了《亡國恨》《賣國奴》《李完用賣國秘史》等大批描寫李完用的文學和戲劇作品。不過這些作品始終未能對李完用的卑劣有深入批判，反倒是中國古典小說中有一段文字，稍加修改倒是能直接用於李完用之類的“賣國賊”的身上：
“皓首匹夫！蒼髯老賊！你命歸於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李氏朝鮮二十四代國主？二臣賊子！你枉活六十有久，一生未立寸功，只會搖唇舞舌，助日為虐！一條斷脊之犬，還敢在我軍陣前狺狺狂吠！我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
正是因為李完用等兩班貴族選擇賣身投靠日本，才令日本對韓國的殖民統治由上而下地順利推進。正是在各類“韓奸”的幫助下，在攫取韓國豐富自然資源的同時，日本軍國主義集團還瘋狂以“血賦”的方式將韓國數以千萬計的生靈捆綁在其對外擴張的戰車之上。
早在甲午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中，日本便已大舉徵調韓國的壯丁充作後勤運力。隨著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面爆發，兵力捉襟見肘的日本陸軍隨即將朝鮮視為其重要的兵源之一。時任日本駐朝鮮總督的南次郎曾向日本參謀本部發電報中稱：“經過長時間的馴化，朝鮮人民已經自覺成為皇民，允許朝鮮人參軍可以加快‘內鮮一體’進程，從而將更多朝鮮人培養成天皇的忠實子民，同時長期擔任輔助和憲兵作用的朝鮮警察部隊，在素質上也接近我軍徵兵標準”。
事實上，從1938年開始徵召到1945年戰爭結束，在日本陸軍於韓國動員的10萬朝鮮籍士兵中，真正“自覺”為日本賣命的只佔極少數，其餘大多懷揣的不過是能吃口飽飯的盲從和投機。這些人被編入日軍後，更飽受日本籍官兵的欺凌，除了動輒遭打罵之外，更常被派往最危險的第一線去充當炮灰。
值得一提的是，戰時許多日本軍隊在迫於上級和輿論壓力而不得不處理一些姦淫擄掠的“違紀事件”時，常常會選擇將罪名安在部隊中的朝鮮籍士兵頭上。而一些滑頭的日軍在被俘之後，也會自稱是來自朝鮮，以力爭獲得寬大處理和同情。正是這些日本方面的“甩鍋”，令很多戰時飽受日軍蹂躪的地方流傳出了“二鬼子（指朝鮮籍日軍）比鬼子（指正規日軍）更兇殘”的說法。
雖然被日軍招募的朝鮮籍士兵飽受歧視和欺凌，但終究還能吃飽穿暖，相較於那些被強徵的朝鮮籍勞工要稍好一些。早在所謂的“日韓合邦”之後，日本便通過提供虛假合同和強拉壯丁等方式，哄騙大量朝鮮勞工前往日本本土、中國東北、庫頁島和韓國濟州島等地的礦山和工廠裡幹苦役。而隨著1942年日本政府修改了《國家總動員法》的相關規定，日本開始以行政手段強徵韓國的勞動力。
據統計，二戰結束時，日本強徵的半島勞工超過100萬人。儘管相較於同一時期被強徵的中國和東南亞勞工，身為日本殖民地人的韓國勞工的待遇要稍好一點，但他們的工作環境仍然是非人道的。他們不僅要擠在缺乏衛生條件和通風設施的地下室和板房裡住宿，還要在每天主食攝入少於400克的條件下，承擔超過12個小時的重體力勞動，即便是受了傷或生了病也不得不在監工的辱罵和鞭打中強撐病體下井勞動。
被壓迫的勞工。來源/韓國電影《軍艦島》截圖
更過分的是，由於在日本政府眼中，這些勞工只不過是填充本國勞動力缺口的工具而非人類，因此這些礦山和工廠既沒有提供任何防護設備，也完全沒有所謂“安全生產”的意識，因此生產事故頻發，再加上幾近於無的醫療條件，有大量來自韓國勞工很快便倒在其工作崗位之上。
其中三菱財團所開發的端島煤礦便在1910年到1945年之間募集了600名左右的韓國勞工上島，最終只有122人離開這座島嶼——韓國方面的說法，則是有1442名勞工上島。而這一慘絕人寰的事件，最終被韓國改編為電影《軍艦島》。
影片中的島嶼。來源/韓國電影《軍艦島》截圖
除了強徵韓國的男性加入軍隊、投身廠礦之外，日本政府更殘酷強徵韓國女性為“慰安婦”。儘管韓國學者從史料中挖掘出的數字有所差異，但普遍認為這一群體的總人數介於15萬至20萬人之間。而鑑於韓國作為早期殖民地的特殊地位，韓國慰安婦往往被日軍裹挾去了最為危險的戰場。
根據韓國公佈的資料，在中國雲南的騰衝和松山戰役中，中國軍隊曾從日軍的慰安所裡解救出23名韓國慰安婦。而其他被強徵的韓國女性卻慘遭日軍屠殺。因為對那些毫無人性的日本軍閥而言，慰安婦屬於“軍需品”，當部隊戰敗或撤退時，不能帶走的“軍需品”自然要被銷燬。
或許，韓國政界和史學界人士基於不同的利益考慮，在日本對韓國殖民歷史的問題還有所“爭議”，但對於眾多經歷過自己或親人被日本軍隊強徵、見證過那些血淋漓歷史的韓國民眾而言，日本的所作所為終究是無法被原諒的，更何況日本始終在此類問題上裝聾作啞。
民間尚在抗議，政府已然投降
戰後韓國民間反日的努力被出賣
二戰結束之後，在美國的撮合之下，日、韓兩國開始嘗試著解決一些歷史遺留問題。1952年，日韓開始建交談判。韓國提出的諸多賠償請求未能達成，日本不僅反咬一口，聲稱“日本對朝鮮半島35年的佔領，對朝鮮人民來說是一種恩惠”。後來受到美國的壓力，日本方才退讓，但依然糾纏技術性問題，迫使韓國提供客觀上難以蒐集到的詳實索賠證據。
最終，雙方在1965年正式簽訂《韓日基本條約》以及《韓日請求權協定》，韓國依舊承受了極大的屈辱。日本始終不承認對韓做出“賠償”，而是以“經濟援助”的名義向韓國提供了3億美元的無償援助、2億美元的低息貸款等。日本否認對朝鮮半島進行過殖民統治，而認為是“合法”取得的統治權，進而讓強徵的朝鮮勞工成為所謂“合法動員的日本國民”，從而否認了韓國國民的賠償請求權。特別是那3億美元的無償援助，時任日本外務大臣椎名悅三郎傲慢宣稱，日本之所以拿出這筆錢來純粹是出於“渴望看到韓國經濟繁榮的願望”，只是為了“祝賀他們新國家的成立”。
消息傳來，韓國舉國憤恨。然而，當時執政的韓國軍政府首腦朴正熙卻急需這筆錢來維持統治，因此在反對黨議員全體投票反對的情況下依舊嚥下了日本方面的“嗟來之食”。而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日本方面更藉著這些“無償援助”在對韓貿易中賺得盆滿缽滿。而廣大韓國民眾則在軍政府的高壓之下敢怒不敢言。
雖然在朴正熙執政後期，日韓關係由於韓國中央情報局特工在日本東京飯店綁架金大中事件以及韓裔日本人文世光赴韓刺殺朴正熙未遂事件而一度跌入低谷，但隨著朴正熙的遇刺，新上臺的全斗煥政權很快便響應了中曾根康弘的號召，成為首位訪問日本的韓國總統。
朴正熙
冷戰結束後，韓國民間反日的聲音依舊強烈，但韓國政府始終急切地想要搭上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順風車。此時極度膨脹的日本卻是罔顧亞洲人民的感情，在“獨島”（日本稱“竹島”）問題、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殖民統治期間受害者賠償等問題上不斷挑戰韓國民眾的底線。忍無可忍的韓國終於在2005年3月23日，由時任總統盧武鉉發表《有關韓日關係告全國國民書》，呼籲國民要不惜經濟代價準備同日本打一場“持久戰”，並由此引發了韓國民眾長達十餘年的對日抗議浪潮。
2018年，完成“經濟體系全球化”戰略佈局的韓國，終於向經濟持續低迷的日本“亮劍”，由韓國高院判定日本三菱重工業公司、新日本製鐵公司須為十五名強徵勞工受害者賠償每人8.8萬美元。此案宣判後，韓國民眾群情激奮，認為自己的政府終於硬氣了一次，可惜不過短短五年的時間，新上任的尹錫悅便推翻了此前的判例，再度選擇對日妥協。
自上任以來，為了背後的三星等韓國財閥的利益，尹錫悅極力討好日本，早已到了毫無底線的程度：北約會議上，尹錫悅想聯繫岸田文雄會談遭拒絕；美日韓三國會議上，尹錫悅再次想與岸田文雄會晤，同樣遭無視；聯大會議，尹錫悅提前公佈與岸田文雄會談的消息，日本方面迅速打臉，說還沒協商好，會談後日本又表示兩人見面不是正式會晤，而是“懇談會”。
諷刺的是，隨著尹錫悅政府決定兩家日本企業無需賠償道歉，相關賠償款和滯納金都將由韓國行政安全部旗下的“日本帝國主義強制動員受害者支援財團”代為支付之後，日本代表隨即便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提出，在戰爭時期勞工進入日本的方式十分複雜，可能存在自願、經官方中介機構介紹或被當地政府徵用的情況，因此很難說這些勞工們是被“強迫勞動”。由此可見，尹錫悅政府示弱，令日本政府立即從源頭和法理上，徹底否定二戰強徵勞工問題的真實性。而考慮到早在2022年首爾一所大學的教授便在授課過程中發表“日軍慰安婦大多是自願”的無恥言論，可以想見，如果尹錫悅政府此後在慰安婦問題上做出讓步，日本方面會怎樣的得寸進尺。
3月16日，在出賣了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之後，韓國總統尹錫悅啟程前往日本，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會談，進行韓國總統時隔12年首次對日專訪。然後就在當天下午，尹錫悅在東京首相官邸同岸田文雄舉行會談前的歡迎儀式時，本是向本國國旗行撫胸禮的尹錫悅，卻被日媒NHK現場轉播畫面刻意用日本國旗擋住了韓國國旗，看起來就像是尹錫悅與岸田一起向日本國旗鞠躬。面對如此刻意的侮辱，韓國政府卻也只能唾面自乾地表示：“向對方國旗致敬是日本方面的慣例”。
最近的一段尹錫悅訪日視頻，韓國網友痛罵向日本國旗鞠躬的尹錫悅
但此舉已讓韓國網民極為憤怒——
韓國網友留言：“不在我國國歌響起時敬禮，但向日本國旗低頭。尹錫悅到底是哪個國家的總統？嘴上說著‘為了國家利益’的右派政權，難道就是為了日本的國家利益？我們國家的立場真是慢慢消失了”
韓國網友留言：“國歌響起，他不向國旗敬禮，只是站在那裡，是不是瘋了？是喝醉了，現在該做什麼，腦袋轉不過來了嗎？還是腦袋裡沒有大腦，裝滿了日本拉麵？現在可別直接讓尹錫悅這東西下臺啊，我們得彈劾他！”
由此可見，古人所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果然是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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