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堅持“結好孫權”，是戰略失誤嗎？

在荊州風雲將起的前夕，劉備遇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助手。這個人躬耕隴畝，讀書養氣。他讀書“獨觀其大略”，靜看天下風雲；每晨昏從容，常抱膝吟嘯。這個人自負雄才，“每自比於管仲、樂毅”，但只有他的好朋友崔州平和徐庶相信他確實有治國平天下的才能。

經由徐庶的推薦，劉備三顧茅廬，留下一段風雲際會君臣契合的千古佳話，也留下一篇在後世廣為人知的對策。

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隆中對》堪稱後世最廣為人知的對策；同時，也是在後世引發討論最多的對策。不管《隆中對》裡的構想是否作為劉備持之以恆的指導方針，後世習慣於拿《隆中對》的內容與蜀漢的歷史相比照，掂量其間的得失。在比照中，有兩點尤顯突出。一是對策中的內容部分地被後來的歷史應驗；二是對策中所提出的復興漢室的目標最終未能實現。諸葛亮為這一事業鞠躬盡瘁，最終遺恨渭濱，令人扼腕嘆息。

宋代大儒朱熹“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樸平邊策編為一卷”，讓學生研討歷史的興亡與得失。“武侯初見先主”而有《隆中對》。《隆中對》卻是上述諸對策中唯一最終目標沒有實現的對策。但其研討價值卻超過其他對策。關於《隆中對》得失的研討，對於戰略思維的啟迪大有裨益。

千古以來，對《隆中對》的評價可謂褒貶不一。褒之者謂之有“驚人的預見性”，貶之者則謂之有“內在的缺陷”。褒獎《隆中對》的人，主要是看到諸葛亮在對策時準確地預言了未來的趨勢。雖然諸葛亮是在時隔整整二十年後的《出師表》中才提到“今天下三分”，而在隆中對策時隻字未提“三分”之類的字眼，但在對策中，諸葛亮分析了北方的曹操集團，斷言“此誠不可與爭鋒”；分析了江東的孫權集團，指出“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剩下的就是劉備集團應該去爭取實現的“跨有荊益”。這樣，在漢末的政治地圖上，三足鼎立的態勢似已隱然成形。此後的局勢也基本上是朝著這個圖景演進。因此，後世以諸葛亮的這段分析稱譽他對當時天下大勢有著深刻的洞察，對形勢的判斷符合實際情況，這種稱譽尚屬允當。

至若有論者見後來三國鼎立，而讚譽諸葛亮未出隆中即已預見天下三分，似乎後來三個政權的鼎立，早在諸葛亮的預見之中，這卻是不當的稱譽。三國鼎立只是復興漢室的事業未能完成而留下的一個結果，而不是隆中對策時的目標。這涉及嚴肅的政治名分問題。即使是在二十年後，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提到“今天下三分”，下文說到蜀漢政權的現狀時，也是說“益州疲弊”，稱“益州”而不是稱“漢”，更不是稱“蜀漢”。諸葛亮這樣表述是將蜀漢當前的統治區域置於大漢帝國天下十三州的完整框架之中。這意味著，蜀漢的統治雖僅及益州一州，天下尚未一統，但這只是一種臨時狀態。那麼，諸葛亮所說的“今天下三分”，只是對當時三種政治勢力分據天下這樣一種政治現狀的描述，而不是指三個政權並立。諸葛亮上《出師表》是在建興五年（227），其時，諸葛亮並不面臨政治名分上的困擾。蜀漢以“漢賊不兩立”之故，對曹魏當然不承認，孫權當時還沒有稱帝。因此，並不存在三個政權並立的問題。蜀漢面臨政治名分上的尷尬，是在孫權稱帝之後。孫權稱帝，“以並尊二帝來告”，並以共訂盟約來鞏固聯盟。孫劉雙方為“求掎角之援”，都需要這個聯盟；但孫權還企望以蜀漢對他帝位的承認來增強其合法性。這才讓蜀漢面臨政治名分上的困擾，蜀漢內部為此而有過爭議。諸葛亮也認為孫權稱帝確屬“僭逆”，但出於“應權通變”，對孫權“略其釁情”，最後裁示，“權僭之罪，未宜明也”。這意味著，他對孫權稱帝實際上不承認，但為了維持聯盟而不公開否認。因此，若以後來三國鼎立的既成事實，而回溯到諸葛亮在隆中對策時的形勢分析，以此來讚譽諸葛亮的先見之明，可以說是完全曲解了諸葛亮的政治抱負。

如果說褒獎《隆中對》的人主要是看到了劉備集團前半截的歷史，那麼，批評《隆中對》的人則主要是看到了劉備集團後半截的歷史。

劉備在赤壁之戰後佔得荊州數郡，後又佔據益州，基本實現了《隆中對》裡所設想的“跨有荊益”的結構。這一結構不久即因孫權背盟襲荊州而遭到破壞；劉備為挽回這一結構而興夷陵之役，又招致劉備集團在其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最大挫折。這次挫折影響了復興漢室的事業。劉備集團沒有維持住“跨有荊益”的結構，一軍出宛洛、一軍出秦川的下階段規劃也就成了泡影。復興漢室的事業最終也沒有完成。這樣，《隆中對》裡的主要構想就基本上被破壞了。

在批評《隆中對》的種種論述裡，前後半截歷史的分水嶺是孫權背盟襲荊州。“跨有荊益”這一結構被破壞，正是由於孫權背盟襲荊州；而佔領荊州，又在江東的事業規劃之中——在早先周瑜和魯肅幫孫權規劃的江東帝業中，佔據荊州是其中的一個步驟；在後來呂蒙幫孫權規劃的保據江東的霸業中，荊州是保障其安全的上游屏障。批評《隆中對》的人據此推出這樣的結論：“跨有荊益”與“結好孫權”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既然這一矛盾不可調和，那麼，當初諸葛亮設想既要“跨有荊益”又要“結好孫權”就不現實。一旦認定“跨有荊益”與“結好孫權”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就基本上是以長江上下游之間的對立關係為前提來審視“跨有荊益”的可行性；當“跨有荊益”被置於長江上下游對立的前提下來審視時，連接荊益二州的地理上的困難便會凸顯出來。孫權襲佔荊州那麼輕而易舉，劉備再爭荊州那麼艱難而且最終未遂，似乎也驗證了這一點。這樣，批評《隆中對》的人，從孫權背盟襲荊州的史實中，提取出了兩個結論——孫權必然會背盟；孫權背盟就必然能奪佔荊州。兩個結論合在一起，對《隆中對》裡的構想形成致命的質疑。如果這兩個結論成立，就意味著《隆中對》裡的構想從提出之時起就是虛幻的。

孫權背盟襲荊州的史實，肯定是反映出了一些問題；但究竟反映出了什麼問題，卻不應該如此簡單地得出結論。討論像《隆中對》這樣的一個總體戰略策劃的得失，本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事情。我們站在千百年後的今天往後回望，諸葛亮卻只能站在建安十二年往前眺望；我們看到了後來的歷史並拿來檢驗那個原初的構想，諸葛亮卻是要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勾勒出一種清晰的前景與遠景。所以，站在千百年後的今天，讀史論史，應該對古人所處的境遇懷有充分的同情和理解。歷史是一個渾厚的流程，一個構想在執行的過程中，可能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在拿後來的歷史檢驗原初的構想時，切忌在構想與結果之間簡單地畫一條直線來建立因果關係。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已經徹底消滅袁氏集團，關隴的涼州諸將與許昌的關係並沒有破裂。在此前的袁曹之爭中，涼州諸將還選擇了支持曹操。放眼北望，整個北方都是曹操的勢力範圍，所以諸葛亮判斷說，“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氏在江東的基業，從興平元年（194）孫策渡江開始，至此已有十四年；孫權於建安五年（200）接手江東，至此也有八年，孫氏在江東的基業已漸穩固，所以諸葛亮判斷說，“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環顧天下，劉備能夠去爭取的，只有荊益二州了。

在這種大勢背景下，諸葛亮站在荊州這片土地上，給劉備描畫未來的發展遠景。荊州之為“用武之國”，在於它“北據漢沔”，可拒強敵；“利盡南海”，可以提供雄厚的物力支持；“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則是發揮它作為長江中游樞紐而擁有的東西萬里通達的戰略便利。以荊州的地緣條件為基礎，向西，佔據“天府之土”的益州，從而實現“跨有荊益”；往東，與“國險而民附”的孫權結盟。這樣，經由“跨有荊益”的劉備與佔據揚州的孫權結盟，長江一線的三大州—益州、荊州和揚州—連成一片，整個長江一線的地利遂連綴成一種大勢。

設想整個長江一線形成一種大勢，以對抗北方的強敵，可以說是那個時代南方有眼光的戰略家們的一種共見。這種設想得以提出的大背景，是長江流域在中國地理大勢中的地位開始上升。但是，在典型的南北對峙出現之前，即能夠將整個長江一線的地利納入一種整體的戰略構想之中，卻有賴於一種開闊的戰略眼光。稍早前，魯肅對孫權籠統地提到“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赤壁之戰後，周瑜曾提出過一個比較具體的設想。他想西取益州，北並張魯，再回過頭來進據襄陽，以蹙曹操，同樣也是試圖將益、荊、揚三州連綴成一種完整的大勢。所不同的是，周瑜是設想江東單獨掌控這一大勢，諸葛亮則是設想通過聯盟來形成這一大勢。

在諸葛亮的構想中，要形成這一大勢，“跨有荊益”與“結好孫權”缺一不可。唯有如此，才能對抗“此誠不可與爭鋒”的曹操集團，為自己贏得發展的機會。諸葛亮暢想這一大勢遠景，是以長江上下游之間的暢通而不是對立為前提。荊州“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的地緣條件為這一大勢的形成提供了地理基礎。

他論述荊州的地緣條件足為“用武之國”，是在說荊州應該取而有之，指出“其主不能守”，則是表明荊州可能取而有之；同樣地，他論述益州的地理條件實為“天府之土”，是在說益州應該取而有之，指出“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則是表明益州可能取而有之。

至若與孫權結盟的策略主張，如果考慮到此前荊州與江東長期對立的背景和日後江東方面主動促成孫劉結盟，那麼，不能不說，諸葛亮在建安十二年（207）提出“結好孫權”，恰好顯示了他的遠見。建安十二年，荊州仍在劉表治下。劉表的荊州與江東可以說是“已歷三世”的世仇，孫堅死於劉表部將之手，孫策和孫權為報殺父之仇，已數度進攻荊州。在這種背景下，設想取得荊州之後的劉備與江東結盟，要麼是出於不切實際的幻想，要麼是出於一個戰略家諳熟利害關係的變動可能帶來的力量重組而展示出的洞見。一年之後，正是江東方面主動促成了孫劉的結盟，則不能不說是諸葛亮的遠見。

“結好孫權”是諸葛亮經營天下的戰略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最初，正是諸葛亮親自出使江東完成結盟；諸葛亮留守荊州期間，悉心維護聯盟；劉備死後，諸葛亮又促成恢復聯盟；甚至在孫權稱帝后，諸葛亮仍以“略其釁情”而維持聯盟。除去中間一段發生孫權背盟襲荊州外，終其一生，諸葛亮都重視並悉心地維護著與孫權的聯盟。

現在，我們得回過頭來，檢討對《隆中對》構想的質疑。如前所述，批評《隆中對》的人從孫權背盟襲荊州的史實中提取出了兩個結論，兩個結論合在一起，才對《隆中對》裡的構想形成致命的質疑。一是孫權必然會背盟——如果這個結論成立，就意味著，既要“跨有荊益”又要“結好孫權”是不現實的；二是孫權背盟就必然能奪佔荊州——如果這個結論成立，就意味著，一旦孫權背盟，想要“跨有荊益”也不可能。

從孫劉各自的最終目標所代表的根本利益來說，孫劉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劉備的目標是要復興漢室—不管是誰代表的漢室；孫權的目標—先是在周瑜和魯肅的推動下，想要興起江東新的帝業，後是在呂蒙的推動下，想要建立保據江東的霸業。對於劉備集團來說，“跨有荊益”是一個階段性的目標，“結好孫權”是一個階段性的策略；對於孫權集團來說，與劉備結盟也是階段性的策略。

兩個根本利益不同的政治集團結盟，是出於雙方階段性利益的需要。孫劉結盟，是因為雙方都認識到有一個共同的強敵曹操的威脅。諸葛亮稱曹操“此誠不可與爭鋒”，魯肅稱“曹操不可卒除”，表明雙方都認識到曹操這一共同強敵的威脅。聯盟的階段性意義在於，其時孫劉都處於發展過程中，力量尚未定型，所以需要聯盟來抗住共同的強敵，為自己贏得發展的機會。也就是說，當雙方締結聯盟時，實際上是都認識到，結盟這個階段性的策略，既服務於各自當前的階段性利益，也經由階段性利益的實現而服務於各自的根本利益。

世上沒有永不終結的聯盟。當聯盟的需要消失的時候，所有的聯盟都有終結的一天。至於某一方是否會單方面退出聯盟，甚至背叛聯盟，則取決於它如何在根本利益與階段性利益的雙重框架裡認識聯盟對自己的意義。孫劉聯盟是一種雙邊聯盟，各方如何認識聯盟對自己利益的意義，又勢必會受到雙邊關係互動的影響。

從江東方面主動促成結盟這一點來看，聯盟是可能的，而不是諸葛亮的一廂情願。孫劉結盟之後，孫權對聯盟的態度一度是積極的。雙方在荊州挫敗曹操之後，儘管江東方面為此做出了更多的貢獻，孫權還是對劉備在荊州佔據更多的地盤表示了承認，不久又讓渡出更多的利益給劉備（讓南郡）。甚至在建安二十年（215）雙方為荊州問題而發生矛盾時，矛盾仍以一種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決了。此事表明，在聯盟的需要仍然存在的階段內，雙方的利益矛盾或許難免，但不是不可調和的。不可調和的是根本利益上的矛盾，結盟則是服務於階段性利益的策略。從孫權日後背盟的史實中得出孫權必然會背盟的結論，是沒有區分根本利益與階段性利益，從而將雙方根本利益上矛盾的不可調和，直接替換在階段性的利益關係中。這樣的認識失之於簡單，也忽略了矛盾演變的歷史過程。

以利益來解釋一個集團的決策，大體無可厚非；但更關鍵的要點卻是，如何認識自己的利益才決定著一個人或一個集團怎麼做。孫權是否會拋棄聯盟，這取決於——與結盟之時相比——他對下述三個相互聯繫的問題的認識是否發生了變化：江東的根本利益是什麼？根本利益下的階段性利益是什麼？聯盟對自己利益的意義是什麼？因此，關於孫權背盟，實際上應該追問的是，為什麼在曹操集團的威脅依然存在的情況下，也就是在聯盟的外部需要依然存在的情況下，發生了孫權背盟之事？

孫權背盟，正是由於他對上述三個問題的認識發生了變化。周瑜和魯肅相繼去世後，江東帝業失去了兩個主要的推動力量。十年的聯盟，並未使江東事業獲得進一步的發展，江東帝業依然邈焉難望；而劉備的事業早已不是當年“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狼狽處境可比。呂蒙適時地促使孫權將江東的事業定位調整成保據江東的霸業。這意味著江東根本利益發生了調整。根本利益發生調整，階段性利益也會發生變化。荊州—孫劉聯盟的銜接點，既是孫劉階段性利益的交匯點，又是雙方利益發生矛盾時的衝突點—在江東事業中的地位也隨之發生變化。在江東早先的帝業規劃中，荊州的地位是被置於一個比較長遠的進程中衡量的；但從保據江東計，荊州的地位就變得存亡攸關。而劉備這位盟友的作為並沒有讓孫權感到安全。對於江東的安全來說，來自長江上游的威脅更甚於來自長江北面的威脅。

在促成江東事業定位發生變化的諸因素中，盟友劉備的作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當孫權把戰略要地南郡讓給劉備時，他顯然不認為劉備會是未來一段時期內江東安全的威脅；當劉備拒絕了孫權聯合取益州的提議，自己卻以襲擊的方式從同為宗室的劉璋手中奪過益州時，孫權便開始索要荊州；當劉備佔領漢中後單方面稱王時，孫權便開始籌劃以武力奪佔荊州。劉備的作為讓孫權對聯盟的意義有了完全不同的認識。當劉備從聯盟中極大地受益時，孫權卻既未從聯盟中進一步受益，也未從聯盟中感到安全。聯盟互動的歷史，讓孫權對劉備從信任變得不信任，進而感到其威脅。概而言之，在外部環境沒有什麼大的變化的情況下，孫權從積極對待聯盟，轉變為決心背盟，劉備本人不能辭其咎。

尤值省思的是，孫權背盟奪佔荊州之後，甚至在雙方發生大型的軍事衝突之後，諸葛亮積極推動恢復聯盟，孫權雖然被動但還是回到了聯盟框架之中。這表明，在荊州的矛盾，其實不是雙方根本矛盾的攤牌。孫權已將政治定位調整為保據江東的霸業，荊州已攸關江東的根本利益。而對諸葛亮來說，復興漢室才是根本利益，荊州的戰略價值仍然被置於階段性下來衡量。只要強大的曹魏仍然存在，聯盟的外部需要就仍然存在。蜀漢只須謹守階段性的分際，在荊州問題上，不以自己階段性的利益去碰觸江東根本性的利益，雙方就可以相安無事。日後諸葛亮主政，便是以這樣的分寸去處理雙方關係，聯盟遂得以長期穩定地維持。

回到第二個問題：為什麼孫權背盟即能夠襲取荊州？這是由於劉備的聯盟政策不清晰造成的。在“跨有荊益”之後，如果劉備確實認為已經走過了需要聯盟的這個階段，不再重視聯盟，就不應該再指望聯盟，從而授孫權以偷襲荊州之機。建安二十年那次危機的解決方式表明，當荊州沒有那麼容易有把握地攻取、孫權背盟的代價和風險高於他可能的收益時，他就選擇了留在聯盟的框架內，以談判的方式解決矛盾，儘管那次孫權其實做了武力準備。那次危機之後，到建安二十四年關羽攻襄陽開啟呂蒙襲荊州之機以前，孫劉雙方在荊州的態勢，可以說是地利平分。孫劉各據三郡，背靠各自的基本勢力範圍。荊州與下游揚州銜接的戰略要地江夏地區在孫權的控制之中，荊州與上游益州銜接的戰略要地三峽地區在劉備的控制之中。在正常情況下，誰也沒有把握在一場主動挑起的戰爭中輕易取勝，而曹操依然虎視眈眈於北方。孫權的機會只有偷襲。而劉備，既沒有認真地重視從前的盟友，也沒有認真地防範從前的盟友，從而授孫權以偷襲之機。

至於以劉備再爭荊州的失敗來為“跨有荊益”的地理困難做補註，其實並不充分。以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戰爭史來看，益州與荊州之間發生大型戰爭時，上游勝下游者居多。劉備的失敗，並非因為他沒有出三峽，而是由於他的戰略失誤。

孫權背盟並且奪佔荊州，應該置於聯盟互動的歷史過程中去審視。從孫權背盟襲荊州的史實中，不能得出孫權必然會背盟的結論，也不能得出孫權背盟就必然能奪佔荊州的結論。如果撇開一個具體的歷史過程，只從兩個歷史現象中就得出必然的結論，那麼，政策和策略水平的高低就毫無區別的意義。從這樣簡單的認識方式中也就得不到有價值的歷史啟迪。

但孫權背盟襲荊州的史實還是反映出了一些問題。劉備的作為讓孫權對聯盟意義的認識發生變化。劉備的作為卻是在完成“跨有荊益”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跨有荊益”是一個階段性目標，“結好孫權”是一個階段性的策略，為什麼對前者的追求與後者的維持之間會產生張力，而且張力漸行漸大，直到破裂呢？

誠然，劉備處理聯盟的政策和他在“跨有荊益”的過程中所採取的一些具體策略，並不全然由諸葛亮負責。但若檢視劉備決策的思想資源，卻還是不能不回溯到這套規劃的設計者那裡。“跨有荊益”與“結好孫權”為諸葛亮《隆中對》構想裡的重要內容，二者並行不悖，在於其階段性；離開這個階段性，二者註定衝突。那麼，如何把握這個階段的分界點？“跨有荊益”即足以形成一個結構；但諸葛亮描畫的主要是一個軍事地理意義上的結構，那麼，在什麼意義上，它才是一個政治結構？“跨有荊益”又被納入一個更大的結構之中。通過“跨有荊益”與“結好孫權”，可以將整個長江一線連綴成一種大勢，但這主要是一種軍事地理大勢。那麼，在什麼意義上，它才是一種政治大勢？

《隆中對》裡的構想，既涉及時間的階段性判斷，又涉及空間的政治整合，要實現一個如此宏大而複雜的構想，需要一個超越於具體政策策略之上的統一的指導思想。

後世評價諸葛亮，每每將其比作伊尹、呂望，二人為儒家觀念中宰輔的典範。這種比擬突出了諸葛亮政治家的身份。躬耕山林的諸葛亮卻只是“每自比於管仲、樂毅”，顯示出青年時代的諸葛亮嫻熟於春秋戰國霸業雄圖的歷史；出山之初，“奉命於危難之間”而出使江東，其言行則近於縱橫家；後來他給後主所寫的書目為《申》《韓》《管子》和《六韜》，則顯示他精於法家和兵家的思想。凡此種種，可幫我們瞭解諸葛亮早年所儲積的思想資源，亦可幫我們認識《隆中對》裡的得與失。作為一個政治家，他還需要經歷時代風雲的淬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