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廚房有性別，TA應該是男性的還是女性？

1959 年 7 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美國國家展覽會開幕式上，赫魯曉夫和尼克松展開了一場辯論。尼克松向赫魯曉夫展示了現代美式廚房，並表示這種廚房可以成千上萬套地批量生產，直接在家中就能組合安裝，因為“在美國，我們喜歡讓女性的生活變得更便捷”。可是赫魯曉夫並不買賬，他一方面說“這種東西我們有”，另一方面卻也要和尼克松所帶代表的美式生活方式劃清界限，堅稱“你們這種資本主義的態度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不存在。”聽到這樣的回應，尼克松則爭鋒相對地指出：“這種態度是普世的，我們只是希望為主婦們提供便利”，並緊接著走向了下一個展區。

當代廚房研究者常常將美蘇的“廚房辯論”作為理解現代廚房的捷徑。可拋開種種意識形態爭論，美蘇雙方似乎都同意：其一，區別於在公共場所中的工作，包括下廚在內的家務應當是一種“私人”的活動；其二，國家應該用自己的力量去塑造那些“私人”的活動以及其表達方式。然而，家務和工作、私人與公共的界分並非古已有之。在工業革命前，一般家庭的大部分生活物資都是自給自足，生產與家務的工作界限並不明顯，男女雙方包括家中的老人、孩童都需要承擔生產與家務工作，全家人往往是圍坐在火前一起勞作。

在歐洲大部分地區，中世紀平民家庭的廚房與餐廳都沒有明顯分離的趨勢。直到類似富蘭克林壁爐的結構出現，中上層階級的人們才開始將廚房與起居室逐漸分開。工業革命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分離，並促成了男性工作場所（workplace）與女性家庭場所（homeplace）的分離，在這裡，男性是公共的、經濟的、生產的，非男性則是私人的、家政的、再生產的。儘管同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已經出現了家務工作是“女性本分”（woman’s sphere）的觀念，但家務仍是在家人和鄰里之間，以婦女為主，小孩與老人為輔互助完成。

如果說男女在工業化時期的分工乃是古代以來的性別觀念的延續，那麼女性與廚房之間的更深入結合卻多少有些偶然性：十九世紀末以來，核心家庭逐漸成為了歐美（尤其是美國）的主流，同一時期，童年觀念也逐漸成型，孩子不再分擔家務勞動，而是成為了需要全家一起守護的無價之寶。在此背景下，以各類物質基礎設施與家用產品為基礎，早已能嫻熟地打理家政的女性終於開始一人承擔起了家務勞動。正是由此開始，一些家政學的先鋒們開始質疑大廚房的必要性，並希望藉助新興的工業化方式改善廚房的勞動。

在1842年的《供年輕女士在家與在校使用的家政經濟學論文》（A Treatise on Domestic Economy for the Use of Young Ladies at Home and at School）中，現代家政學的先鋒之一凱瑟琳·比徹（Catharine Beecher）發現，海軍中男人使用的廚房的組織更加合理，廚房很小，設備也很方便。換言之，男士們為女士設計了不合理的廚房，大型廚房裡不同的區域之間距離太遠，讓女性“疲於奔命”。半個多世紀後，另一位美國家政學家克里斯廷·弗雷德裡克（Christine Frederick）在自己的代表作《新持家》（The New Housekeeping）中實現了比徹的夢想。

弗雷德裡克重新規劃了廚房的空間，她用一條虛線表示做家務時的行動路徑，並由此規劃出了一種交叉最少的設備佈局，這也是現代“廚房三角區”的原型。1926年，德國建築師里奧茨基（Schütte-Lihotzky）接受另一位建築師恩斯特·梅（Ernst May）的邀請，希望為戰後的法蘭克福修建一萬套標準公寓。里奧茨基將廚房當做女性在家中工作的流水線車間，並構造出了被譽為現代廚房之典型的“法蘭克福廚房”：它緊湊、小巧、一體化、現代化，卻並不是“家”的一部分。里奧茨基認為，正如男性離開家庭前往工廠那樣，女性也應該每天離開起居室前往廚房。

從凱瑟琳·比徹到里奧茨基以來的廚房革命似乎代表了一種廚房的理性化進程。二戰後，有更多設計師加入到這一行列中。在六十年代，英國設計師團體“建築電訊”（Archigram）就設想了一棟“1990年之屋”。設計者在牆壁上安裝了一臺能夠使人身臨其境地為音響、色彩與味覺效果所環繞的電視機，與此同時，家中並沒有廚房，只是專門配備了“超聲波烹調設備以提供最衛生、最快速的炊煮”。設計者如此解釋這種料理的必要性：“調理包的冷凍午餐比帕拉底歐更為重要。首先它是更基本的東西。這是人類需求的表現，亦是充分可利用之科技與經濟下冒出需求之有效詮釋的象徵”。

無獨有偶，大洋彼岸的美國也曾出現過一種廚房幻想（Kitchen Fantasy）。六十年代的美國主婦幾乎都聽說過一款名為霍尼韋爾H316的廚房電腦，它從未真正上市，卻一度掀起了對廚房的革命性想象。在彼時的高檔消費雜誌上，有著這樣的廣告詞：“如果她的廚藝能夠比肩霍尼維韋爾的計算能力就好了。她的蛋奶酥至高無上？她的膳食計劃構成挑戰？我們霍尼韋爾人在設計廚房電腦時始終惦念著她。……簡單按下幾個按鈕，獲得圍繞主菜組織的完整菜單。如果她不擅計算午餐賬單，她可以用它來平衡家庭賬簿。”

《1990之家》與霍尼韋爾H316展現了廚房理性化的盡頭。可所謂的“現代廚房”很快就變成了前現代的象徵，我們今天熟悉的開放式廚房與中島式廚房，也即起居、備餐一體的空間成為了新的時尚。若是向前追溯，1934年，弗蘭克·勞埃德·賴特在為馬爾科姆·威爾利（Malcolm Willey）設計房屋時就規劃了一個開放的“工作間”，一個與社交區域相連，僅由傢俱分隔開的空間。賴特認為這樣有助於合併烹飪、用餐和家庭娛樂區域，以鼓勵丈夫和孩子參與廚房的工作。

同樣的變化在歐洲發生得更晚一些：從六十年代開始，歐洲房屋在封閉的廚房和起居室之間增添了一扇窗戶，用來盛放食物並回收髒盤子。這種基本的聯繫與打通不同房間、邁向完全的開放式廚房僅有一步之遙。對設計師來說，開放式廚房試圖解決的是主婦們的心靈困境：現代科技與家電產品湧入家庭的確降低了現代女性的家務勞動負擔，可主婦們卻必須在狹小的廚房中獨立完成家務。換言之，囚禁主婦們的不只是家務本身，還有為了簡化這種家務所發展出的狹小擁擠的廚房。

回看所有這些廚房：法蘭克福廚房和中島式廚房希望規範主婦們的行動，讓主婦們按照設計師的想法去運動；“1990之家”希望將味覺公共化，從而徹底將私人性從那些繁雜的、現代技術無法完全控制的領域中剝離；霍尼韋爾H316則試圖增強人類掌控家務空間的能力，並且希望替代處於家政中心的善於經營的主婦的角色。無論是嘗試計算廚房、忘掉廚房、縮小廚房還是開放廚房，所有對廚房的改造都嘗試向其中引入更多原本不屬於它的事物，將一個私人的廚房變得越來越公共化。

廚房是否異化了？我們並不知曉。可以確定的是，各類公共事物與技術的引入意味著，主婦不再能夠將廚房看做一個屬於自己的私人空間。家務過程中越來越多的部分被暴露給公共的規制，被商品化、意識形態化，其代價是，那些仍未被規制的冗餘/殘餘將變得越發乏味、痛苦。在《追憶似水年華》中，普魯斯特回憶家中的僕人弗朗索瓦絲像巨人那樣調動一切自然力量來作自己的幫手，她在廚房的工作就宛如魔法，而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法國哲學家呂斯·賈爾與德·塞託細緻地記錄了一位主婦的生活，在那裡，廚房意味著持久的勞作與西緒福斯般的循環。

現代廚房就處於男性與女性、生產與再生產、家庭與外界之間。廚房變成了家庭中最私人卻最公共的部分。可這並不影響廚房的力量，並不影響每一份菜品從廚房被端出的氣息，或是一個從未被使用過的廚房的寂靜。可以說，現代家庭主婦或主夫們就處在德·塞託的乏味與普魯斯特的魔法之間；或是更浪漫一些，引用日本小說家吉本芭娜娜的段落：

“委實疲憊不堪的時候，我常常出神地想：什麼時候死亡降臨了，我希望是在廚房裡結束呼吸。無論是孤身一人死在嚴寒中，還是在他人的陪伴下溫暖地死去，我都想無所畏懼地直面以對。只要是在廚房裡就好。”

撰文：常井項

新媒體編輯：W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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