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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詒”字有“贈送”和“遺留”的意思。很顯然，爺爺希望把老張家的優秀基因都傳給這位寶貝大孫子。
事實證明，不愧是燕京大學畢業的縣長，張爺爺是很有卓識的。
那一年，陝西臨潼人張詒謀在下鄉插隊做了三年農民後，招工來到咸陽棉紡織廠，已經當了整整七年的搬運工。苦不堪言，看不到人生希望。
張藝謀給人普遍的感覺是，比較土，不時尚，不講究，臉部稜角分明，像是臉長成之後，又拿刮刀修過，冷，硬。他和高倉健有一些輪廓和神采上的相似，但在高倉健這裡，就是酷，是爺們兒，到了他那兒，就是苦，是營養不良。
當年吳天明看中這張臉，才用他演了《老井》中的男主角孫旺泉，那是1987年。第二年，他便拍了第一部獨立導演的《紅高粱》，代表作，贏得了中國第一個世界級電影大獎。
也許是他作為男主角的旺泉形象實在神形兼備深入人心，也許是他的前幾部作品對準的都是中國農村，他在電影中運用的色彩濃烈、熱豔、張狂，加上他在鏡頭前很少精心修飾，很少談笑風生，強化了他的“農民印象”。
老爺爺輩是臨潼的大財主。民國初年，張藝謀的爺爺從燕京大學畢業，回到柞水縣擔任縣長，心懷一腔熱血要帶著家鄉父老剿匪。
但事與願違，剿匪沒成功，卻遭到土匪報復，家裡老宅被洗劫並燒燬，只好舉家逃到了西安城。
經此一劫，張爺爺便把三個兒子都送去黃埔軍校，後來在國民黨軍隊中擔任了要職。
老二張秉權，黃埔軍校漢中分校十五期畢業。跟著胡宗南混。
老三就是張藝謀的父親張秉鈞，在黃埔軍校當過軍需官，軍銜是少校。
人稱“臨潼張家三杆槍”，這在民國時自然是風光無限。
張藝謀家族舊照，左起：叔叔、奶奶、姑姑、爺爺、父親
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張秉鈞離開國民黨軍界，到新中國新成立的陝西省財政廳當會計，後來又到到陝西省農林局下轄的一所學校工作。
29歲的張秉鈞認識張孝友時，她才19歲，還在西安的一所教會學校——玫瑰女中讀書，正夢想著高中畢業後考入大學深造。
張孝友的父親在新中國成立前是一名稅務員，職位雖然不高但收入不少。張孝友是他的第四房太太所生，也是標準的大戶人家的千金。
1951年，張孝友的哥哥張乃光考上了西北大學生物系。張孝友再次產生了讀大學的想法。開明的丈夫答應了。
第二年，張孝友便考上了西安醫學院（2000年與西安交通大學、陝西財經學院合併為新的西安交通大學，即今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部）臨床醫學系。
1954年，張孝友讀大學期間，誕下了第二個兒子張偉謀 。兩年後，她又誕下小兒子張啟謀。這樣一來，張詒謀有了兩個弟弟。
1955年，張孝友從西安醫學院畢業，留在醫學院附屬醫院皮膚科工作，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交大二附院皮膚科。
在張藝謀的記憶裡，沒有見過父親的笑臉，也沒有聽過一句表揚的話。每次訓斥他們時，都要求他們把手腳放得規規矩矩。一訓就是一兩個小時。平時坐著不許他們搖晃腿，站著不許他們歪歪扭扭。兄弟三人對父親都十分畏懼。
和父親一樣，張詒謀從小性格內向，他的兩個弟弟也很悶。
1968年到1971年，張藝謀在北倪村插隊三年。相比同代人，他插隊的地方離家不算遠，時間更不算長。他自嘲：“三年農民，一輩子農民。”
現在的張藝謀在穿著上是比較講究的，他的衣服色調較暗，面料精緻，顏色層次搭配看似不經心，清越有風致，畢竟這麼多年的影像訓練，他輕易能找到適合的風格。這些很難在鏡頭前面看到。
唯一有點不拘小節痕跡的，也是因為他說話時會動不動站起來，掄開了比劃、扮演，有時候動作幅度太大，他習慣性地要時不時把寬鬆的褲子往上提提，於是就能不斷看到他坐下，站起，提褲子；坐下，站起，提褲子。循環往復。不少人也很難覺得他有個知識分子家庭的出身背景。
上了大學之後，張詒謀改名了。新名字叫張藝謀。藝謀，藝謀。改名明志，後半生就是要獻身於祖國的藝術事業了
1997年，張藝謀還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導演歌劇《圖蘭朵》，父親去世。張藝謀沒來得及趕回來。在此之前，父親跟張藝謀說過多次，要把家族故事告訴他，至少需要兩週的時間，要細說。
母親跟父親商量，老大時間緊，要不就說兩天？父親很堅持，家族故事很重要，細節很多，兩天說不完。張藝謀是個不能停的人，別說兩週，就是兩天也得咬牙。“我們這代人受到的教育，就是‘三過家門而不入’，我每天有很多事在做，根本不會在家待十幾天聽我父親講故事。”
母親做了很多努力，讓父親寫下來，但老父堅持要親自跟老大說，也許他早已做好了面對兒子講述的準備，其他的方式，都更間接。對老人來說，親口對兒子講述家族歷史，可能既是一個心願，也是一種儀式，就算在他身體每況愈下來日無多之時，他都堅持等著這一天。可惜這個龐大、複雜的故事，被父親帶進了墳墓。
父親見縫插針跟張藝謀說的故事，被他一點點串起來，他現在所知道的，也只有一個簡單的拼圖，可惜這拼圖中的細節，已經徹底丟失。這段故事中最重要的物證，還是照片。
張藝謀的祖籍在陝西臨潼田市鎮，那裡出兵馬俑，陳凱歌在那篇流傳很廣的《秦國人》裡，說張藝謀長得就跟兵馬俑一樣。他的爺爺，大致也是這個模樣。
張藝謀的爺爺是臨潼的大戶，父親看了《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喬家大院，說爺爺家當年就是這樣，只大不小。爺爺是老燕京畢業生，私立大學，家裡沒底子上不起。
爺爺有報國之志，後來到了陝西柞水縣當縣長。柞水匪患甚烈，民眾不堪其擾。爺爺打算剿匪，那時候政府沒錢，爺爺回到田市鎮，從家裡拿了大洋買槍，裝備了一個縣剿匪隊。
做文人的爺爺實在低估了剿匪的難度，槍買了，土匪搶先一步收買了剿匪武裝，行動徹底失敗，隊伍土崩瓦解。張藝謀跟評書演員似的總結道：“這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更壞的結果是，爺爺購買的槍暴露了他的家底，知道他家裡有錢，土匪一路追殺。爺爺縣長也不做了，落荒而逃，跑回臨潼。土匪隨後趕到，把家裡大院兒給圍上，要好幾擔大洋贖圍。家裡拿不出這些錢，土匪一把火燒了院子。
爺爺家就此衰敗，人跑得跑散的散。爺爺撿回一條命，帶著家小隱姓埋名跑到西安，開藥鋪為生。人到了西安，聽說土匪還時不時在臨潼找他。
剿匪不成，連累家人，這段經歷刺激了爺爺。他覺悟“生逢亂世，家裡沒有拿槍的不行”，把三個兒子都送到黃埔軍校。大伯是黃埔九期，二伯是黃埔十五期。張藝謀的父親排行老三。
黃埔畢業之後都要帶兵打仗，奶奶想留一個在身邊，於是張藝謀的父親做了國民黨軍隊的後勤軍需官。國民黨潰退臺灣之後，父親和奶奶留了下來，根據解放初期的肅反政策，軍需、軍醫等技術人員可以留用。正是奶奶的堅持、父親的孝順，保住了家，也才有了張藝謀。
大伯一家1948年去了臺灣，從此音信杳然，直到1981年，才輾轉跟家裡取得聯繫。
二伯從黃埔畢業後，和一批同學一起被蔣介石派到胡宗南部。胡宗南對他們很忌憚，弄了個軍官團，把這幫人養起來，不給帶兵。
這群人報國無門，成天閒得發瘋，很痛苦。延安缺少軍事幹部，聽說了之後，派人過來策反。胡宗南部隊流傳兩句話：老蔣不要老毛要，老胡不用老朱用。
策反到二伯的頭上，他很動心，打算和幾個要好的朋友一起投奔延安。他只是跟母親說，要和一個朋友一起出差。沒想到，從此一別，就再也沒有見過他。父親千方百計在軍隊內部動用各種關係打聽。這件事怎麼也打聽不出來，很神秘。有些人肯定了解發生過什麼，就是不說。
1949年，二伯的一個好朋友，姑且稱之為張三，拿一包東西到奶奶家，說是你們家老二的東西，放下東西就走了。奶奶打開包裹，裡面是二伯貼身穿的衣服和零星的個人用品。奶奶一看，渾身發涼，可能人已經完了。等跑到街上去追張三，早已沒有張三的蹤影。
張三跟二伯的關係非常好，有一年曾經寄存過一隻箱子在家裡，以前沒人會去動別人的箱子，現在二伯有可能已經不在人世，而張三是唯一的線索，顧不得那麼多了，父親撬開了箱子。箱子裡的東西都是些普通衣物，只有一張合影照片，上面沒有任何字跡，大家只辨認出，張三在其中。
父親拿著這張照片在軍隊系統內問，有人認出了這張照片，是軍統培訓班某一期某一班的合影留念。大家這才知道，張三是軍統的。
父親根據這條線索，順著蛛絲馬跡，一個人破解二哥失蹤之謎。最終捋出了大致經過：二伯和幾個朋友，包括這個張三，打算投奔延安，不過最後一刻，二伯一群人被張三出賣。
胡宗南把人抓起來，不好處置，給蔣介石請示，蔣介石半信半疑，置而不論。直到1949年，國民黨軍隊政府一片大亂，也顧不上了，二伯和其他人最終被槍決。
父親探查出真相的過程可能非常艱辛，裡面有很多故事。“可惜我聽不到了。”張藝謀說。
在臺灣的大伯一家和奶奶斷了聯繫，大伯覺得，母親和弟弟可能已經不在人世。直到1981年，大伯得知他們還在，激動得難以自抑。
大伯很小心，怕給母親添麻煩，從臺灣託人到美國，轉了一大圈，給母親寄來了一張家庭合影。在斷了音信幾十年之後，張藝謀的奶奶在91歲高齡，收到了大兒子的一張六寸全家福。
“我現在還記得，奶奶家的小桌，上面鋪著塑料布，奶奶就在桌前，燈光底下，戴著老花鏡，一遍遍看照片，一邊看一邊掉眼淚。”張藝謀說，“照片的四周都被摸黃了，摸黑了，捲起來了，奶奶還看，還掉淚。”
照片背面在每個人的位置上，標註：“長子某某，長媳某某……”母親提醒張藝謀，在他小的時候，奶奶就經常搬個小板凳坐在巷口，向遠處張望。他們都知道，奶奶在等人。三個兒子，一個去了臺灣，一個失蹤，生死不明，老人的殘年，只指望著能見兩個兒子一面——二哥已經被槍決的事，張藝謀的父親一直沒敢跟老人提起。
1987年，大伯回到西安，和弟弟在隔絕了40年之後重新見面，可惜他的母親已經等不了，於幾年前去世。大伯帶著一家給母親上墳，快80的老人，跪在墳前，哭倒在塵埃裡。“家裡人讓我看上墳時的錄像，誰看誰掉淚。”張藝謀說。
張藝謀去臺灣看望大伯，父親特地到榮寶齋買了幾隻毛筆，他記得大哥愛寫字。又把張藝謀叫到一邊，神秘地拿出一個紙包。裡面是一張印在石頭上的黑白底片，是張藝謀大伯的戎裝照。
母親大驚，十年運動中家裡經歷過多次抄家，這麼危險的東西父親到底藏在什麼地方，連母親也不知道。不要說像他們這樣歷史背景複雜的家庭，就算普通家庭中搜出這麼個東西，也可能會帶來很大麻煩。
張藝謀到了臺灣大伯家，臺北小巷裡很普通的一家人。張藝謀拿出父親給的紙包，裡三層外三層拆開，露出裡面的石頭底片。大伯一看生氣了：“他留著這個幹什麼？！這有用嗎？！不就是一張照片嗎……”他責怪弟弟。
軍人表達感情的方式是不同的。藏著一方哥哥的照片，瞞著世界上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母親、妻子、孩子。冒天大的風險，張藝謀的父親也許並沒有什麼奢望，就為有了它，他就不是一個人撐著，至少還有個兄長。
張藝謀問起大伯1948年是怎麼到的臺灣，大伯講的故事更為傳奇。
國民黨撤離大陸前夕，大伯接受了一項命令，留在大陸打游擊，他需要找白崇禧要50挺機槍。當時一片大亂，白崇禧也不大聽蔣介石的命令。
大伯老實，在白崇禧那裡待下來，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辦。正在此時，遇見了黃埔同學，同學告訴他，先別忙這些，學著別人把家眷送到臺灣去。大伯這才找關係帶著家眷到了臺灣。
安置完家眷，他覺得自己的任務沒有完成，又返回大陸。人到了上海，白崇禧找不到了，他也感受到了國民黨政權的徹底土崩瓦解，正發愁怎麼辦，遇見了他的另一位黃埔的同學，是炮艦的艦長。同學說，別想著完成什麼任務了，搭我的炮艦回臺灣去。
炮艦到了基隆港，幾天靠不了岸。當時的臺灣警備總司令陳誠，負責對撤臺的所有軍人集中管訓。岸上佈滿了憲兵，大喇叭裡滾動播著：“來臺的軍人們，請將隨身攜帶的槍支武器交給上船的憲兵，然後依次下船接受安排。”上岸官兵必須先繳械，按照規劃重新編隊，港口擁堵非常嚴重。
艦長見老同學著急，想了個辦法。那時候只有廚師和採購可以上岸採辦，艦長建議大伯換身衣裳，冒充採購。臨走，艦長不放心，自己也換了身衣裳，護送老同學上岸，“送佛送到西”，上了岸他才能放心。
上岸不久，身後一聲巨響，火光沖天，接著發生了連環爆炸，正是同學那艘艦的彈藥庫發生事故引發的。一個艦的人全完了。兩個人痴痴呆呆看了半天，恍惚不知身之所至。
大伯說，後來艦長撲通一聲給他跪下：“老同學，你救了我。”
張藝謀說：“後來我看齊邦媛的《巨流河》，有很多感觸。故事不一樣，感受是相似的。”
今天再說起這些，聽起來就像傳奇故事，對於親歷者來說，比如張藝謀的奶奶，一輩子唯恐自己的身份會影響孩子的父親，惴惴不安的姑姑。“我都已經算隔了一層了。”張藝謀說。
也許張藝謀有一天會拍出類似題材的電影，如同他用《我的父親母親》來表達對父親的愧疚和思念一樣，他的這些感受可能會因為一個劇本的觸發奔瀉而出，形成另一段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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