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利兵
來源：《歷史評論》2022年第4期
20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20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革命的中國。革命對於中華民族擺脫民族危機、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意義重大。只有“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革命，才能破除舊的桎梏，建立新的世界。
近代中國曆盡磨難，無數仁人志士為拯救民族危亡，嘗試了各式各樣的救國方案，最終通過革命獲得了勝利。然而，最近20多年來，“告別革命”思潮甚囂塵上，認為改良比革命更能挽救中國，一些人試圖以此重構歷史記憶，這不能不引起嚴肅的關注。
1995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一書，在社會輿論界掀起了一場不小的爭論，其中尤以“告別革命”一說為焦點，批判者有之，贊同者有之，人云亦云、以訛傳訛者也不在少數。
從體例和內容來看，該書其實算不上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而是兩位作者在交流討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部對話錄。但是，兩位作者在用“告別革命”這一認知概念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演變進行評判時，卻造成了重大的曲解、誤導。其要害在於將近代中國改良道路假設為一條本可以走得通的歷史道路，刻意迴避改良方案在面對危機與尋找出路時的無力、失效，以此消解、批判甚至否定近代中國革命道路選擇的歷史必然性。
從學術上說，“告別革命”論者界定“革命”概念時缺乏整體史意識，以致未能對革命在20世紀中國歷史演變中的地位作出全面的判斷與把握，片面強調革命暴力、破壞性的一面，對革命在爭取國家獨立和捍衛主權完整中的創造性一面，或視而不見，或置之不理，一味鼓吹應該走“改良”之路。
受這一思潮影響，近些年來中國近代史領域的一些研究往往專注於“區域”、“社會”而忽視“國家”的在場，從而遮蔽了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而一些“碎片化”的革命史研究，也是聚焦在瑣碎細節上，未能深刻揭示20世紀中國革命的深遠影響和歷史意義。實際上，只有牢牢把握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對革命在20世紀中國歷史演進中的作用和影響給予足夠的重視和關注，才能克服研究中的“碎片化”現象，才能確立大矛盾、大主題、大事件在整體史中的關鍵性位置，才能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基本格局、發展脈絡有清楚的說明，才能對掌握歷史主動的關節點有深刻的理解，也才能更好地把握革命在區域與社會中的改造和整合作用。
20世紀中國革命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在艱難探索、曲折邁進的歷程中繞不過去的重大歷史環節。近代中國長期深陷內憂外患的窘境，積重難返，只有以革命而非漸進改良的方式，才有可能在打破一個“舊的中國”的同時創造出一個“新的中國”。歷史早已證明，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將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作為自己的行動綱領，是因為它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必定要求打破舊的生產關係桎梏，為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掃清障礙。相形之下，資產階級，特別是其中的改良派天然地具有軟弱性、不徹底性等缺陷，其改良道路也無法承擔起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重任。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才能擔當起這一歷史任務。在革命的道路上，無數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後繼、奮鬥不止，終於把一個千瘡百孔、傷痕累累的舊中國建造成了一個煥然一新、充滿生機和希望的新中國。
1950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頒行，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圖為土改期間農民焚燒地契的情景 海峰/ 供圖
舉例言之，土地改革是中共革命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卻被“告別革命”論者看作不必要的暴力行為，他們認為“和平土改”更有利於農村社會的發展。事實上，所謂“和平土改”的假想，是與土地改革所擔負的打破舊的土地制度、創造新的土地制度的革命任務相違背的。在20世紀中國革命史上，土地改革推翻了千年來中國農村的封建地主剝削制度，確立了農民在農村中的主人翁地位。它重新塑造了廣大農村的政治權力結構和經濟生產方式，激發出農民巨大的生產積極性和革命能動性，為中國農村的現代化轉型創造了根本條件。
毫無疑問，20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20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革命的中國。革命對於中華民族擺脫民族危機、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意義重大。只有“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革命，才能破除舊的桎梏，建立新的世界。時至今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都是建立在此前革命所造就的新國家、新社會的基礎之上的；要堅持走符合中國歷史與國情的正確道路，就不能忘記20世紀中國革命的歷史，更不能塗抹和篡改這段革命歷史，而必須做到飲水思源、尊重歷史，用正確的歷史記憶堅定道路自信。
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一再證明，革命的意義不僅在於它引領和型構了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也在於它為世界範圍內人類文明形態的演進提供了中國經驗，理應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具體言之，對20世紀的中國革命，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實踐，我們必須貼近歷史自身演進脈絡加以總體性闡發和剖析，不能像“告別革命”論者那樣，以狹隘視角對“革命”這一影響20世紀中國命運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加以簡單化的誤讀、曲解和否定。我們不僅要指出他們那種事後假設式的研究是站不住腳的，更應該在充分的事實材料基礎上，清楚地說明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境遇及其發展演進中，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通過革命、建設、改革的不斷探索，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和創造性發展，它們共同構成一個理論與實踐互動並進的整體性歷史進程；清楚地說明革命與現代化建設之間前後相承、不斷邁進的變革機制與發展規律；清楚地說明“革命中國”的勝利對於“現代中國”的富強、民主和文明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為發揚革命傳統和賡續紅色血脈進行卓有成效的知識創造。就此而言，我們的革命史研究不僅要與時俱進，而且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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