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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宗登基後的第二年，即治平二年（1065年），57歲的宰相韓琦於百忙之中想起了十年前在老家建造的晝錦堂。他要請人為晝錦堂寫一篇文章，這個任務就落在了當時最有名的大文豪歐陽修身上。
歐陽修自然樂意效勞，他此時身居副宰相之位，與韓琦的提攜是分不開的，而且他很清楚韓琦的心思。十年前晝錦堂剛建好時，韓琦自己寫過一篇《相州新修園池記》，那篇文章是為了謳歌皇帝，現在韓琦已經成為新皇帝的第一任宰相，他也需要別人謳歌自己。
疾病纏身的歐陽修第二天就將一篇《相州晝錦堂記》寫好並交給了韓琦，文章以雄博的美言將韓琦盛讚了一番，韓琦讀罷大喜，他給歐陽修回覆了一封信（即《信宿帖》，圖48），文字如下：
琦前者輒以《晝錦堂記》容易上幹，退而自謂，眇末之事，不當仰煩大筆。方夙夜愧悔，若無所處。而公遽以記文為示，雄辭浚發，譬夫江河之決，奔騰放肆，勢不可御。從而視者，徒聳駭奪魄，焉能測其淺深哉！
但褒假太過，非愚不肖之所勝。遂傳佈之大，恐為公文之玷，此又捧讀慚懼，而不能自安也。
其在感著， 未易言悉， 謹奉手啟敘謝，不宣。琦再拜啟，□□□□臺坐。
這封信的大意是：兩個晚上沒有見到你了，祝你起居百順。我之前很草率地請你幫我寫《晝錦堂記》，回頭仔細想了想，這麼一點點小事，不應該麻煩你這位大文豪。我這兩天一直感到慚愧後悔，不知所措，沒想到你突然就將寫好的文章送給我了。你的文章雄詞濬發，就像江河決堤，奔騰洶湧，勢不可擋。我一口氣讀下來，只覺得魂魄聳駭，哪裡還能感知它的深淺呢！只是你對我的褒獎太過了，我資質淺陋，沒有你說的那麼好。要是這篇文章流傳太廣，只怕對你的名聲不利。這讓我讀文章的時候感覺非常慚愧和害怕，深感不安。我內心的感激之情不能用言語表達，特地寫封信來表達我的謝意。
為什麼韓琦一邊誇歐陽修文章寫得好，一邊又說會對歐陽修的名聲不利呢？因為韓琦知道歐陽修是在拍他的“馬屁”，所以替歐陽修擔心：你如此恭維我，被人恥笑怎麼辦呀？
無論如何，韓琦被誇得很舒服，他太喜歡歐陽修這篇贊文了，為了讓它更有價值，他又請當時最有名的大書法家蔡襄謄抄一遍。蔡襄此時位居三司使，掌管全國財政，他也是韓琦力推上來的，當然也願為恩公效犬馬之勞，於是在蔡襄的書跡中有了一份楷書版的《相州晝錦堂記》，我們今天還能看到其拓本。
雖然歐陽修也被後人稱為政治家，但他的政績並不突出，他的成果主要在文學和史學，但不得不說他是文人群體中政治情商極高的一位。他一路緊跟韓琦，幫韓琦登上宰相之位，也成就了自己的副宰相之位。
歐陽修（1007—1072）4 歲喪父，母親帶著他投奔了叔叔，他發奮讀書，可是兩度落榜，很是鬱悶。天聖六年（1028），22 歲的歐陽修迎來了命運的第一個轉折，因為他遇見了一個人——胥偃。
胥偃是潭州（今湖南長沙）人，在和歐陽修相遇之前，曾擔任過開封府的考官，他和同事偷拆密封了姓名的考卷，然後錄取了熟悉的人，事發後被貶，後來又逐漸被起用。歐陽修第二次落第回家後，帶著自己的詩文去拜見了正在漢陽軍（今湖北武漢市漢陽區）任知軍的胥偃。胥偃被歐陽修的文采震服了，覺得奇貨可居，於是果斷將歐陽修收入門下，並決定將他“捧紅”。這年冬天，胥偃回京述職，就帶著歐陽修一同前往，歐陽修的人生從此開了掛。
在胥偃的推薦下，歐陽修用自己的詩文做“藥引子”，迅速進入了京城有活力的青年文學圈，並結識了蘇舜元、蘇舜欽、尹洙等“官二代”和“富二代”。接下來的科舉考試，歐陽修獲得了進士甲科第十四名的好成績，接著成為胥偃的東床快婿。不久，歐陽修就到洛陽擔任西京留守推官，負責查案。
他的上司是大名鼎鼎的錢惟演（977—1034）。錢惟演是吳越王錢俶的兒子，雅好文藝，很喜歡和歐陽修這幫年輕人在一起玩。據說有一回歐陽修和朋友們外出爬山，途中遇雪，錢惟演就派了廚師和歌伎去伺候他們，還安慰他們不著急回來，府裡的公事慢慢處理沒關係。
還有一回，錢惟演宴請賓客，歐陽修姍姍來遲，另一位官伎也遲到了。錢惟演問官伎是什麼原因，官伎推說是因為自己的釵鈿不見了。錢惟演就說：“如果歐陽推官願意為你作一首詞，那我就賠你的玉釵。”歐陽修深解風情，當場譜詞一首。除了遇上好領導，歐陽修還結識了一群好朋友，如大詩人梅堯臣、古文家尹洙、書法家蔡襄等，洛陽的生活是歐陽修一生最美好的回憶，以至於他在詩中稱自己是“洛陽花下客”。
洛陽任期滿了之後，歐陽修參加了館閣考試，並順利當上館閣校勘，成為一名“京官”。
景祐三年（1036），47 歲的開封知府范仲淹為彈劾宰相呂夷簡而向朝廷遞交“百官圖”，一石激起千重浪。負責糾察刑監的胥偃不斷糾察范仲淹，歐陽修很生氣，翁婿關係開始出現裂痕。最後呂夷簡反咬一口，范仲淹、歐陽修、餘靖、尹洙等都因“朋黨”的罪名被貶，朝野譁然，歐陽修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知縣，瞬間又被打回起跑線了。25 歲的蔡襄心中不平，便作了《四賢一不肖》長詩，將范仲淹、餘靖、尹洙、歐陽修稱為“四賢”，將趨炎附勢的高若訥稱為不肖之徒，此詩在當時影響巨大。
歐陽修五月二十八日從京城沿水路出發，十月二十六日抵達，路上整整用了五個月時間。出於文學家的本能，他將旅途中發生的事情都記載下來了，還編成了一本文人旅行日記《於役志》。他還在旅行途中留下了一句深有含義的話，“昨日因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
意思是最近在轉運使那裡接受教誨，才覺得自己現在是縣令了。看樣子是轉運使給歐陽修上“政治課”了，歐陽修雖內心不服氣，可自己眼下不過是小小知縣，與身為地方大員的轉運使差了好幾個官階，只能默然不語。
宋夏戰爭爆發後，歐陽修的很多朋友如范仲淹、韓琦、尹洙等都到西北戰區打仗建功。范仲淹邀請歐陽修一起去，並請他擔任軍隊裡的秘書，歐陽修拒絕了。戰事結束後，國庫空了，各地治安也越來越差，各種矛盾都開始暴露。
仁宗皇帝將范仲淹、韓琦等召回朝廷，請他們說說解決國家問題的辦法。范仲淹列了一個單子，陳述了十條對策，皇帝很滿意，就讓范仲淹等人按這十條對策來實施新政。為加強對官員的監督，仁宗決定增設諫官。宰相晏殊是歐陽修的老師，在晏殊的推薦下，36 歲的歐陽修得以回京擔任諫官。與他同為諫官的還有餘靖、王素、蔡襄。
當時輿論環境比較寬鬆，又有皇帝撐腰，所以這四個人火力特別猛，被時人稱為“四諫”，歐陽修第二次在北宋政壇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慶曆新政”實施沒多久就遭到了強烈反對，撕開口子的人是一個名叫藍元震的太監，他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蔡襄等人扣上了“朋黨”的帽子，這種罪名顯然不可能是一個太監自作主張的，但年輕的改革派沒有意識到這背後的危機。博學多才的歐陽修就順著藍元震的意思認認真真把“朋黨”的帽子戴好，然後寫了一篇千古名文《朋黨論》呈送給皇帝。
歐陽修在文中說自古就有朋黨，皇帝要做的只是區分這朋黨是“君子黨”還是“小人黨”，只要驅除“小人黨”而任用“君子黨”就是明君。能言善辯的歐陽修以為把自己這幫人納入“君子黨”就沒事了，他似乎忘記了七年前他們這些君子因為“朋黨”之罪而齊遭貶黜的往事。
果然，仁宗皇帝的友誼小船說翻就翻，雖然改革是他發起並大力推行的，但他更忌諱“朋黨”，不管是“小人黨”還是“君子黨”，只要結黨就不行，他要果斷掐死這棵“毒草”，於是改革派成員陸續被外放。
歐陽修被派往河北路擔任都轉運按察使。其實這個職位並不低，相當於現在省的一把手，還兼任監察領導，這說明仁宗皇帝將他外放只是因為他結黨，並沒有否認他的才能和功績。對歐陽修的輕微懲戒顯然不能讓有些人滿意。不久，就有人揭發歐陽修與外甥女有染，雖然沒有證據，但人設崩塌的歐陽修還是被罷免了河北都轉運使一職，被貶往滁州（今安徽滁州市）。
什麼是宋代文人的風雅？看看歐陽修在滁州的生活吧。他縱情遊覽境內的好山好水，乘興吟詩，援筆作文，再將這些詩文散佈於四方的新朋舊友，一州之長成為妥妥的滁州旅遊形象大使。
歐陽修在滁州修了一座“豐樂亭”和一座“醒心亭”，被貶揚州的韓琦派人送來了細芍藥，歐陽修將它們種在“豐樂亭”旁邊，他在亭子裡宴請朋友，請通判杜彬彈琵琶助興。他又將一座無名小亭取名為“醉翁亭”，並寫了一篇流傳千古的《醉翁亭記》。其實歐陽修在滁州的佳作並不止這一篇，但其他詩文都不如《醉翁亭記》有名，不僅是因為這篇文章文筆好，還與文中傳達出來的覺悟有關。
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
太守醉了，他不是貪杯，而是高興國泰民安。一方父母官能夠遊山玩水，又能與民同樂，說明治下太平無事，這既是知州工作有方，更是皇帝治理有效。如此貼心的臣子，皇帝當然是喜歡的。滁州任滿之後，歐陽修被移往東南重鎮揚州，明顯是減輕處罰了，後來又被任命為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知府兼留守司事，官職越來越高，離京城也越來越近。
不知是有意為之還是不約而同，“慶曆君子”們在被貶各地之後都開始拿亭臺樓閣做文章，除了歐陽修寫《醉翁亭記》之外，還有滕子京修岳陽樓，范仲淹為他寫《岳陽樓記》，韓琦修晝錦堂，然後自寫《相州新修園池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這是范仲淹名篇《岳陽樓記》的開篇。滕子京（約991—1047）名宗諒，河南府（今洛陽）人，是范仲淹的終生摯友。他們兩人相差一歲，在同一個考場上競賽過，成了同學；一起挽起褲腿築過海堤，成了同事；又一起抗擊過西夏侵略者，成了戰友。
滕宗諒與范仲淹是兩種性格的人，他們處理事情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別。簡單來說，范仲淹中規中矩，而滕宗諒就比較會設計。例如，范仲淹想要扳倒宰相呂夷簡，他就把這件事情當一個課題來研究，先收集各種鐵證，寫成條理清晰的論文，然後有理有據地論證和攻擊。滕宗諒卻不愛做這種“實心眼”的事，比如他為了敦促皇太后劉娥還政給宋仁宗，就把宮裡發生火災這種事歸結到太后干政上，一次不管用就兩次。好吧，天都怒了，燒了那麼多房子，毀了那麼多先帝們的遺物，都怪你劉娥。
不過，不管是“實心錘子”范仲淹，還是“虛心蘿蔔”滕宗諒，他們都不討當權者的喜歡，所以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地方上做基層工作。宋夏戰爭爆發時，范仲淹和滕宗諒都處於被貶官反省的狀態。西北傳來戰敗的消息，急需人才上前線，有人就想起了范仲淹，年過半百的范仲淹二話沒說就上前線了，順便帶上老同學滕宗諒。
在西北戰場上，錢最不值錢，因為那裡是一個無底深坑，扔多少錢進去都填不滿；可是那裡的錢又最值錢，因為錢能招募到願意上戰場打仗的士兵，更能讓士兵賣命。所以，要想做好領兵打仗的工作，首先要懂得怎麼弄錢。錢從哪裡來？朝廷自然是有軍費撥過來，但是不要指望這些錢夠用，不夠的就要自己想辦法。辦事不那麼循規蹈矩的滕宗諒就開始拿著軍費以錢生錢，比如放高利貸，搞邊境走私等。他做得很成功，當別的知州為缺錢而抓破頭皮的時候，滕宗諒卻有大把的錢修堡壘和招募士兵。他一邊抗擊入侵的西夏兵，一邊安撫境內百姓，效果非常好。
“慶曆新政”開始後，范仲淹主持改革工作，滕宗諒自然也成為他的得力干將。在暗處窺伺的反對派勢力不斷尋找突破口，“雷點”很多的滕宗諒就被抓做了反面典型，他被光明正大地查賬了。滕宗諒對自己的問題很清楚，當然也知道這件事不止查賬這麼簡單，所以一氣之下乾脆一把火將賬本燒了，這等於不打自招了。於是，“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巴陵郡”是個舊稱，在宋代，這個地方的名稱是“嶽州”，也就是現在的湖南省岳陽地區。
54 歲的滕宗諒在嶽州幹了一年多後，各方面工作基本都理順了，就抽空重修了洞庭湖邊的岳陽樓，並挑選了一些古人的好詩刻上去。然後，他給被貶鄧州的范仲淹寫了一封信，請他寫一篇文章紀念此事。年近花甲的范仲淹雖因新政失敗而被貶，但家國情懷卻從未消解，於是便寫下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尤其是篇尾那幾句話：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這幾句光耀千古的名言，是中國士大夫的精神標杆。《醉翁亭記》樂民之樂，《岳陽樓記》憂其民、憂其君。對於皇帝來說，這些都是美好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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