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新慧 | 青銅之光：早期的中外文明交流

作者：羅新慧

來源：“世界歷史編輯部”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世界歷史》2023年第1期

在早期中外交流中，青銅是重要的內容。中國古代創造了燦爛的青銅文明，近年來，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深入、科技水平的提升，圍繞青銅所展開的古代世界的文化交流、古代中國青銅文化的獨特性、古代中國在青銅冶鑄傳播中的作用等研究，又有了新的認識。

一

中國古代的青銅文化，在殷商時期達到高峰。考古工作者在殷商早期的鄭州商城遺址發現了多個青銅作坊。南關外青銅作坊，面積約8000平方米，出土有坩堝、煉渣、陶範、銅礦石和熔爐等大量遺蹟、遺物。青銅器則包括工具、武器和禮器。作坊的年代跨越二里崗上、下層，是商代早期唯一發現有鑄造青銅禮器的遺址。鄭州商城中還有紫荊山青銅作坊，發現有六座房屋遺蹟。青銅產品主要是武器、車馬器和小件工具，有鏃、刀、鉞、魚鉤、笄等。值得注意的是，紫荊山和南關外青銅器作坊出土的銅礦石不含鉛和錫，而坩堝中的銅渣則包含銅、鉛和錫，說明鉛和錫都是鑄造過程中人工加入的，金屬合金可能是從不同的地區輸入。

考古發掘顯示，鄭州商城青銅器生產規模較大，鄭州商城外城發現有三個青銅器窖藏，共出土28件青銅器，其中大部分是禮器，包括象徵政治權威的大鼎，其中最大的一隻高100釐米、重86.4公斤，顯示出商代早期青銅鑄造工藝的高超水平。

青銅文化的高峰延續至西周時代。青銅與周代禮樂文化相結合，創造出輝煌的典章文物。即便是在西周的西北邊陲，也發現有鑄銅作坊。寧夏固原彭陽縣的姚河塬遺址，是西周時期位於西土的一個封國，編號為M13的墓葬中出土有“入戎於獲侯”的記載，知這裡是獲國所在地。城址分為內、外城，內城中設有鑄銅作坊。鑄銅作坊區位於內城東北部，夯土建築基址(疑為宮殿區)的東北側，面積約4200平方米。2017—2018年，勘探發現有灰坑、房址、窯址、儲水池等遺蹟，出土了熔銅渣、陶範、鑄銅工具等，其中陶範1000餘塊。鑄銅作坊區由西周早期一直延續至西周中期偏晚階段。

以商周青銅禮器為代表的中原青銅工藝具有獨特的風格，可是，中國古代青銅工藝的起源在哪裡？

目前所知，中原地區最早的銅製品出現於新石器時代晚期，代表性器物有陝西臨潼姜寨遺址一期遺存中發現的1件銅片和1件管狀物，距今約6500年；陝西渭南北劉遺址仰韶文化廟底溝時期的地層中，發現1件銅笄，距今約5700—5100年。但是幾件銅器的製作技術較為原始，器物也只是零星出現，與此後中原地區青銅器生產之間存在缺環。

不少學者認為，二里頭遺址所出青銅器是中原地區早期青銅鑄造工藝的突出代表。

二里頭遺址是大型都邑性遺址，年代為公元前1800—前1500年。二里頭二期開始進入興盛發展時期，城內由道路劃分出不同的功能區，中心區由宮殿區、作坊區、祭祀活動區等構成。二里頭遺址中發現了最早的封閉式官營手工業作坊區，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以及青銅禮器鑄造作坊。作坊區位於宮殿以南，約10000平方米，有夯土牆包圍，顯示出這一區域在宮殿區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青銅禮器以爵和斝為代表。鑄銅作坊區內具有專門的冶鑄場所和烘範場所，出土坩堝、陶範、銅渣、木炭等冶鑄遺存。青銅器主要是二期以後生產的，其中二期出土的銅器主要有刀、塊、錐、鈴、牌飾等，三期出土的器物有兵器(戈、鏃、戚等)和容器(爵)，也有工具(刀、錛、鑿、鋸等)。進入四期，青銅器中增加了鼎、斝、盉，這是目前年代最早的禮器組合。二里頭青銅器的製作主要為範鑄成形，材質包括紅銅、錫青銅、鉛青銅、砷青銅、鉛錫青銅及其他含砷、錫、鉛多元合金，鉛錫青銅及含鉛合金在三、四期階段比例增加，含鉛合金體系逐步盛行並延續至商代。

二里頭青銅鑄造工藝體現出獨特性：它迅速創建了泥範塊範法技術體系，生產出造型獨一無二的禮器(爵、斝、鼎、盉等容器組合)；泥範塊範法迅速成為根本的鑄造技術，幾乎不見鍛造器物，甚至石範鑄造也被排斥在這一體系之外；銅和錫青銅、鉛錫青銅並存，鉛錫青銅很快居主要地位，且錫、鉛含量高。從二里頭三期開始，確立了含鉛合金體系的本土化技藝，推動中原地區的銅器冶鑄技術在這一時期脫穎而出。

二里頭青銅鑄造所包含的主要因素，顯著區別於近東體系中的冶金技術，標誌著中原獨特的冶鑄技術體系和傳統的形成。

二

二里頭青銅器體現出本土化的特徵，然而，在古代中國青銅器鑄造發展過程中，確有外來因素的影響。根據目前考古發現，冶金技術最早出現在近東，距今8000年前。伊朗腹地是最早的冶銅中心，學者曾經推測，制銅技術由這裡出發向小亞細亞擴散，然後進一步向歐洲、北非、印度和中國傳播。而青銅器傳入中國的途徑，學者們也提出過兩個通道：1.西伯利亞—新疆—河西走廊—甘青—中原；2.西伯利亞—蒙古高原—中原。

上述兩個途徑中，西北地區尤其受到關注。學者們認為，西北地區青銅冶煉存在外來因素，這主要體現在：1.西北地區的甘肅、青海和新疆地區，發現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合金青銅；2.西北地區是早期銅器發現數量最多的地區。而這兩方面的因素很可能均與歐亞北方草原有關。

中國境內發現的早期青銅器，在甘肅蘭州附近及以西地區、河西走廊、青海東部、新疆東部一帶，其數量遠遠多於黃河中游的豫西地區。有學者統計，截止到21世紀初期的發掘中，前一地區發現青銅器總量超過1500件，後者只出土約200件。這樣的一種狀況使得學者認為，“銅器的起源，很可能是通過史前時期的‘絲綢之路’進入中國的，例如偏處在西北地區的齊家文化，早期銅器的發展便遠盛於中原地區，可能是首先接觸到銅器的使用，並影響及龍山文化。”

西北地區遺址公元前2300—前1700年所出銅器的數量多而普遍，甘肅武威皇娘娘臺、海藏寺，永靖縣秦魏家、大何莊，廣河縣齊家坪、西坪，康樂縣商罐地，臨夏市魏家臺子，岷縣杏林，積石山縣新莊坪，臨潭縣陳旗磨溝，以及青海貴南尕馬臺、互助縣總寨、同德縣宗日、西寧市沈那、樂都柳灣、大通長寧、金蟬口等遺址均出土有青銅器。所出青銅器當中，以含砷合金為主，與二里頭青銅器多以錫鉛合金不同。

在大約同一時段，河西走廊地區的青銅鑄造也發展迅速。酒泉高苜蓿地、照壁灘等地出現有冶煉殘銅塊，張掖西城驛遺址一期發現有少量鍊銅爐渣，西城驛遺址二期發現有爐壁殘塊、鼓風管、爐渣、礦石等冶煉遺存，主要製作銅錐及少數環、管、泡飾，此外還發現有1件銅鏡石範。西城驛遺址二期青銅器也以含砷合金為主。

河西走廊地區，以甘肅玉門火燒溝遺址為代表的四壩文化值得關注。這是迄今為止出土四壩文化銅器最多的遺址。考古學者清理墓葬312座，其中106座出土有銅器，出土銅器200多件，均為小型器物。主要有工具、裝飾品和兵器，工具以刀為主，另有斧、鐮、鑿、錐、匕等；裝飾品包括銅泡、耳環、鼻環、臂釧、聯珠飾、鏡形飾、權杖首、蝶形帶飾、牌飾和管等；兵器主要為鏃和矛。此外，還出土有鑄銅鏃的石範。

學者以為，西北地區青銅器數量的顯著增加，當與歐亞草原地帶青銅文化的先後影響相關。從器形方面看，西北地區青銅器也顯示出與中亞地區的關聯。西北地區齊家文化中的秦魏家、大何莊、總寨、齊家坪、沈那、新莊坪、杏林、尕馬臺、商罐地等遺址發現有較多青銅或紅銅的環首或平首刀、單耳或雙耳空手斧等工具，在青海沈那等地還發現帶倒鉤的大矛，這些都與公元前3千紀晚期俄羅斯的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哈薩克斯坦的安德羅諾沃文化系統的同類器近似。磨溝遺址所出喇叭口耳環，也與安德羅諾沃遺址中相關銅器類似。貴南尕馬臺等所見青銅鏡上的三角紋也常見於安德羅諾沃文化，可見西北地區青銅器與中亞北部草原地區有所關聯。

新疆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在伊犁河—準葛爾盆地周邊地區，在阿爾泰克爾木齊、塔城地區衛校、托里縣薩孜、石河子水泥廠以及良種廠等地的墓葬中，發現有年代較早的青銅器，主要為各類工具、兵器和少量裝飾品，常見器形有半月形銅鐮、鐮形刀、銅鏟、透銎銅斧、彎頭銎斧、有段扇刃銅斧、單耳豎銎銅钁、銅矛、銅錘、銅鑿、長銎銅戈、銅短劍、帶扣、鏃、銅條、煉渣等，這些銅器在造型、器類和裝飾紋樣上帶有明顯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因素。這批銅器年代較早的遺存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學者對部分銅器檢驗，顯示出其合金成分主要是錫青銅，錫含量在2%-10%，與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

要之，早期西北地區青銅器，在鑄造工藝、器形方面，與二里頭所代表的中原特徵的青銅器有所不同，顯示出歐亞草原因素的影響。

三

中國早期青銅器，在人群流動、族群交往的過程中，對周邊地區產生影響。東南亞地區特別是泰國考古發現的青銅器，對於瞭解中國古代與東南亞地區的文化、技術交流，提供了新材料。

泰國是東南亞青銅器發展的中心地區，泰國發現的青銅時代遺址集中分佈在東北部的呵叻高原(Khorat Plateau)、中部的考王帕佔峽谷(Khao Wong Prachan Valley)，主要有農諾它(Non Nok Tha)遺址、班清(Ban Chiang)遺址和班農瓦(Ban Non Wat)、農帕外(Non Pa Wai)遺址等。農諾它遺址出土有79件較完整的青銅製品和100餘件青銅殘片，器物主要包括銅斧、銅鐲、針、箭鏃、銅絲。此外，遺址還出土多件石範和坩堝。班清遺址發現有早期階段的銅矛、銎斧、刀、鐲、針、銅片，中期階段的銅鐲、矛、刀、針、戒指，以及4件石範。班農瓦遺址則是泰國考古發現的最為重要的冶銅遺址之一，出土青銅製品約100件，包括斧、鐲、鈴、鑿、錐、箭鏃等。遺址中出土了大量陶範和坩堝，陶範計有379件，多為雙合陶範。農帕外遺址的第二期堆積中，發現有礦渣，遺址出土有少量銅器，以及銅礦石碎塊、銅錠陶範、合範等。

從泰國已發現的青銅製品看，泰國早期的青銅技術比較成熟，雙範合鑄技術普遍存在，出土的青銅器主要有工具、兵器和裝飾品幾大類，主要器物有斧、矛、箭鏃、錐、鑿、刀、鐲、鈴等，斧與鐲的數量相對較多。關於泰國青銅器出現的時間，有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2千紀末期。但新的技術對過去的測年有所修正，目前一般認為，班清遺址青銅製品墓葬的年代為公元前1128—前936年，班農瓦遺址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測年結果分別為公元前1750—前1050年和公元前1050—前420年。關於泰國以及東南亞青銅冶鑄技術的起源，有學者認為源於“塞伊馬—圖賓諾”文化系統，從這裡再由中國西北部沿青藏高原東緣，經四川、雲南，於公元前2000年到達湄公河流域。

泰國冶金技術中，突出的特點是使用坩堝，常見雙合範，器物多為小型的工具、飾品(如鐲)和武器(如矛頭)，這些因素在歐亞草原的墓葬中也常常可見。此外，“工匠墓”在泰國東北部的考古遺址如農諾它、班農瓦、農帕外均有發現，而亞歐草原發現的工匠墓中，也常見雙合範、坩堝。這些因素，表明泰國青銅冶鑄與歐亞草原相關聯。

而在歐亞北方文化向東南亞傳播的過程中，中國西南地區發揮的作用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尤其是三星堆—金沙遺址中出土的青銅器，促使學者們設想，南喜馬拉雅或東南喜馬拉雅地區藏緬人群中的一支，在馬家窯時期(約公元前3500—前2000年)從甘肅—青海遷徙到西南一帶，在這富含礦藏的狹長河谷地帶，是青銅文化從北方到雲南再到越南北部紅河一帶傳播的重要區域。中國南方地區的湘江、贛江，連同與這兩條河流關聯的雅魯藏布江、伊洛瓦底江、薩爾溫江、紅河流域，存在一個起源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包”(cultural package)，以獨特的陶瓷傳統為標誌，以水稻和穀子等農業因素，畜牧業、石飾品的製造為主要內容，以文化“打包”的方式，沿著上述河谷地區移動，進入雲南，以漣漪般的效果輻射到越南北部，沿著湄公河進入東南亞，包括湄南河流域以及泰國中部。

事實上，在北方因素之外，古代中國青銅鑄造工藝對泰國及東南亞其它地區有切實影響。在公元前2千紀中期，中國南方、特別是嶺南地區是促進東南亞冶金技術迅速發展的重要地區。學者們在廣西南寧地區的元龍坡遺址發現了與泰國青銅冶金相關聯的因素。元龍坡遺址的時代是公元前2千紀晚期到前1千紀中期。遺址發掘的350個墓葬中出土銅器110件，其中有2件西周時期的卣、盤，為典型的中原禮器，但其他的108件均為工具和武器，包括矛頭21、鐓15、鉞11、斧23、匕首3、卣1、盤1、鏃10、刀12、鑿1、針2、鍾1、鈴5、鏈環1，以及5件不明作用的器物。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器物都由本地的雙合範鑄造，與之相應的是，遺址中還出土有6個完整的紅砂岩質的雙合範、大量的碎片。值得注意的是，模範外部刻有幾何圖案，如其中一件石範的表面上刻有

的圖案。而帶紋飾的石範在普龍(Phu Lon)以及考王帕佔峽谷的遺址中發現，其時代為公元前1千紀中葉。此外，元龍坡遺址中兩個碗的類型在形狀比例、容積、邊緣等方面都與農帕瓦出土的銅熔鍊坩堝相似，說明泰國的青銅冶鑄與古代中國廣西地區相關聯。

此外，中原青銅器鑄造工藝也傳播至泰國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從製作工具方面看，從歐亞草原到中國的邊遠地區，包括西南和華南，銅器鑄造長期以石範鑄造為主，而在中原地區，自二里頭時期開始出現陶範後，陶範鑄造很快取代石範鑄造並迅猛發展，成為中國商周以來佔統治地位的青銅鑄造方法。班農瓦遺址出土有大量冶鑄用範和殘塊，而其中，陶範佔有多數，石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根據部分墓葬的斷代，其在當地的出現時間不晚於公元前8世紀。從目前掌握的考古資料看，班農瓦地區的陶範鑄造出現較為突然，很顯然，可能是由外部輸入。因此，中國中原地區無疑是其來源。這不僅因為後者陶範鑄造發達，而且至少在商代，中原與東南亞的交往就已存在。至晚商階段，不少源自中原的文化因素如牙璋、有領鐲(“T”形環)等已出現於東南亞。因此，中原地區的陶範技術通過某些途徑進入東南亞就不足為奇。在此之外，越南各地以及菲律賓的一些島嶼上也有鑄銅陶範的發現，這些陶範的年代早晚不一，有的與班農瓦地區的年代相當或略早，也有的可下溯至公元前後，除越南永福省大村墓地出土的羊角鈕鍾範外，多為鑄造小型兵器、工具和裝飾品的雙合範或單範，可見，陶範技術在東南亞出現後，還有進一步的發展和延續。

古代冶銅技術的發展源遠流長，以二里頭為代表的中原青銅冶鑄工藝，顯示出獨特的本土化色彩。而在中國古代青銅鑄造的發展中，可見歐亞草原因素。同時，也可見中國青銅冶金技術，伴隨著人們的遷徙、交往，與東南亞諸多地區產生關聯。

作者羅新慧，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註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宇

校審：水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