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成有
來源：《歷史評論》2022年第4期
在《終戰詔書》顛倒是非的基調下，每年“終戰紀念日”，日本政府均要求國民“緬懷戰歿者，衷心為他們的犧牲默哀”，刻意迴避侵略戰爭給鄰國特別是中國造成的慘重民族災難與巨大損失。黑白不辨的“終戰史觀”，放大了日本作為原子彈轟炸受害者的“無辜”形象，淡化了其作為侵略戰爭加害者的真面目，造成歷史認識問題的謬誤積重難返。
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電臺播放的《終戰詔書》，全文800餘字，主要內容有三：一是鑑於“世界大勢與帝國之現狀”，敕令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以“收拾時局”；二是向“盟邦”和“臣民”表示對戰爭結局的“痛惜”與“遺憾”；三是期待戰後日本的復興。《終戰詔書》是二戰時日本統治集團歷史觀與戰爭觀的集中體現，並且成為二戰後日本各類右翼史觀的滋生之源。
《終戰詔書》刻意迴避“戰敗”或“投降”字樣，絲毫未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進行深刻反省，其背後深層次的根源便是日本社會長久以來形成的“皇國史觀”和戰爭決策者不甘失敗的頑固痴心。
“皇國史觀”源自宣揚神造日本國土，民為“天孫民族”，國為神佑之國的“神國論”。“神國論”還將皇權神聖化，進而演化出皇統“萬世一系”，世代君臨“皇國”日本的“國體論”。
《終戰詔書》鮮明體現了“皇國史觀”，它要求臣民“確信神州之不滅”，繼續“維護國體”，並世世代代“發揚國體之精華”。在戰敗之際，“神國論”、“皇國論”與“國體論”被視為挽救日本軍國主義滅亡的最後一絲希望。無獨有偶，1941年日本對美英的《宣戰詔書》，同樣將開戰說成是“皇祖彰顯，皇父作述之宏猷”，呼喚“皇祖皇宗之神靈”的護佑，戰勝美英以“恢弘祖宗之遺業”。太平洋戰爭初期日軍先發制人的突襲帶來虛幻一時的戰勝感，令“神國論”、“皇國論”等“國體”意識陡添風采。籠罩在“皇祖皇宗”和“神靈”等“神聖光圈”之下的侵略戰爭，也因此幻化為“聖戰”。
根據“皇國史觀”，日本近代以來的殖民侵略活動被標榜為“解放亞洲”。在侵略中國與侵佔東南亞期間，日本對佔領地區使用武力鎮壓、刑訊逼供、集體屠殺與扶植傀儡、承諾虛假“獨立”或“共存共榮”等多種手段。日式殖民帝國“大東亞共榮圈”的殘暴罪行，製造了世界殖民史上特別黑暗與血腥的一幕。《終戰詔書》否認上述殖民統治的罪行，並顛倒黑白地將上述罪行美化為“同享萬邦共榮之樂”，是“為東亞解放而努力”，宣稱各國傀儡政權為“始終與帝國同為東亞解放而努力之諸盟邦”，將侵略戰爭說成是“解放亞洲”之舉。實際上，1943年11月日本宣佈建成的“大東亞共榮圈”，不過是用日式殖民圈取代美英荷蘭的舊式殖民圈。東南亞殖民圈的宗主國的確發生了變化，卻與解放亞洲無涉。
據由“皇國史觀”，刻意迴避“戰敗”、“投降”等字樣，意味著《終戰詔書》定下了拒絕認輸投降、也不會對自己的侵略罪行有所反省的基調。
《終戰詔書》除了大肆宣揚“皇國史觀”等錯誤歷史觀外，還刻意美化日本的侵略行為，為侵略戰爭塗脂抹粉。
《終戰詔書》頌揚“大東亞戰爭”、美化侵略。1941年12月，東條英機內閣把包括侵華戰爭在內的所有侵略戰爭，統稱為“大東亞戰爭”。至於導致戰爭爆發的原因、戰爭責任等問題，從宣戰到停戰，兩份詔書均編造出一套歪曲歷史、美化侵略的說辭。
1945年9月2日上午，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在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圖為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在簽字 視覺中國/供圖
《宣戰詔書》發表於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南方軍進攻東南亞、香港等地之際。《宣戰詔書》指責美英援華“助長東亞之禍亂”、“逞制霸東方之野心”，並以美英“斷絕經濟關係，給帝國生存以重大威脅”、“帝國為生存與自衛計，惟有毅然奮起”等為開戰理由，為“大東亞戰爭”披上“道義”外衣。《終戰詔書》重彈日本“希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的老調，仍然將武力佔領中國大片領土和整個東南亞、建立日式殖民掠奪圈的侵略行為，顛倒成“排斥他國之主權，侵犯他國之領土”固非日本政府本意。這就將侵犯他國主權和領土的侵略戰爭，塗抹為“自衛自存”和謀求東亞安定的“義戰”。
《終戰詔書》否認侵略中國歷史。《終戰詔書》將美英視為宣戰對象國，宣稱雙方交戰“已閱四載”，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與英美兩國已交戰4年。結果，因“戰局並未好轉”與“敵方最近使用殘酷之炸彈”，致使日本無法“繼續作戰”，只得接受《波茨坦公告》。在這裡，一句交戰“已閱四載”，就將九一八事變以來十幾年的侵華戰爭，包括日軍犯下的南京大屠殺、無差別轟炸、使用生化武器等反人類罪行一筆勾銷。此外，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內在邏輯關聯，也因1941年的刻意劃界而被割裂，進而消失不見。
實際上，恣意否認侵華行徑，並把罪責歸於中國的“侵華有理論”，是從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日本歷屆內閣的一貫說辭。例如，1931年9月24日，若槻禮次郎內閣發表第一次政府聲明，栽贓東北軍“破壞”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歸責中方；1937年7月10日，近衛文麿內閣發表聲明，誣稱駐守盧溝橋的中國軍隊“非法進攻，造成我軍相當傷亡”，聲稱“此次事件完全是支那方面有計劃的武力抗日行動”，要求中方“謝罪”。次日，近衛內閣再次賊喊捉賊，誣稱中國軍隊“7月7日半夜於盧溝橋附近進行非法射擊”導致“衝突的發生”。編造謊言、挑起事端並發動突然襲擊，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武力崛起的一貫手法，14年間不斷升級的侵華戰爭，以及太平洋戰爭也是如此。可見，《終戰詔書》否定侵華與戰爭暴行的觀點，可謂由來已久。
總之，《終戰詔書》以“皇國史觀”與“國體論”託底，拼湊了一系列美化侵略戰爭、開脫戰爭罪行的荒謬說辭，潛含著有朝一日東山再起的惡念，是可謂“終戰史觀”。
在戰後日本，“終戰史觀”貌似一度沉寂。隨著20世紀60年代日本重新崛起為經濟大國，社會思潮急劇變化。50年代進步學者對軍國主義侵略的反思與批判逐漸弱化，而為“大日本帝國”翻案的右翼勢力卻日益活躍。在這個過程中，“終戰史觀”成為形形色色右翼史觀的滋生地。
1963—1965年，曾混跡“筆部隊”的林房雄，在《中央公論》發表連載文章，拋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強調“自存自衛”，否認侵略。1973年，石原慎太郎等31名鷹派議員沆瀣一氣，組成新右翼團體“青嵐會”，公開為“大日本帝國”翻案。1982年，日本文部省審定歪曲南京大屠殺起因、美化殖民統治的高中歷史教科書被曝光，引發了第一次教科書事件。1985年右翼團體“保衛日本國民會議”編成系統宣揚“終戰史觀”的《新編日本史》，變相兜售“皇國史觀”，竭力洗刷侵華戰爭罪責，否認南京大屠殺，強調挑起太平洋戰爭是為了“從歐美列強的統治下解放亞洲”。1995年，源於“終戰史觀”的“自由主義史觀”應運而生，在抨擊“共產國際史觀”、“自虐史觀”、“東京審判史觀”的叫囂聲中，美化“大東亞戰爭”，重彈“皇國史觀”的陳詞濫調。
世紀之交，右翼思潮在日本進一步高漲，《大東亞戰爭的總結》《新歷史教科書》《大東亞戰爭——日本的主張》等右翼出版物陸續出版，其主要觀點與“終戰史觀”如出一轍。
首先，大力鼓吹“皇國史觀”。《大東亞戰爭的總結》呼籲“要為孩子們編纂立足於‘日本神話’的正確的歷史教科書”。《新歷史教科書》將子虛烏有的“神武東征”傳說當成史實，附上從九州的日向至大和的進軍路線簡圖。在“日本的神話”單元中，以4頁篇幅介紹建國神話，將大和朝廷的源頭追溯至“天照大神”，竭力恢復戰前的“神國”、“皇國”歷史記憶，宣揚“國體論”。
其次，歪曲事實，否認侵華戰爭暴行。《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依然稱侵華戰爭為“支那事變”，硬說“滿洲不是中國的領土”，當地居民“請求關東軍臨時進駐滿洲”；盧溝橋事變“無疑是中國軍隊發動的”，是“中共的陰謀”，“日本完全沒有侵略的意圖”；“南京大屠殺完全是捏造的謊話”等。《新歷史教科書》宣稱盧溝橋事變驟發，是“有人向進行演習的日本軍隊開槍”；八一三事變，是因為上海“發生了兩名日本軍人被射殺的事件”；將南京大屠殺輕描淡寫為“南京事件”，強調“關於事件的實際情況，在資料上有很多疑點”，竭力否認南京大屠殺。出於否認戰爭暴行的考慮，《新歷史教科書》對平頂山慘案、“三光”政策、731細菌部隊、毒氣作戰、無差別大轟炸、花岡慘案、“慰安婦”等隻字未提。
最後，美化侵略，為“大東亞戰爭”洗白。《大東亞戰爭的總結》聲稱日本“為了自存自衛，才向東南亞的資源地帶出兵”。結果，“促使東南亞獨立”，完成“解放亞洲”的“使命”。《大東亞戰爭——日本的主張》聲稱，“大東亞之戰”是日本“抵禦西方列強粗暴支配殖民地”的“自存自衛的戰爭”，也是“解放亞洲的‘義戰’”。《新歷史教科書》則宣稱“日本的戰爭目的，在於自存自衛，好從歐美的支配下解放亞洲，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吹噓1943年日本與傀儡政權舉行的大東亞會議發表“提倡各國自主獨立、各國提攜以發展經濟、取消人種差別的大東亞宣言，進一步闡明瞭日本的戰爭理念”；強調日軍侵略東南亞“加快亞洲各國的獨立步伐”，等等。實際上，東南亞人民很快就發現所謂日本“解放者”比老牌殖民者更為殘暴，抗日活動普遍展開，直至日本戰敗。
上述舉例足以說明，戰後右翼史觀直接沿襲了《終戰詔書》的主要觀點。而戰後日本政府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態度遊移和右翼勢力日益囂張，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終戰史觀”在作祟。在《終戰詔書》顛倒是非的基調下，每年“終戰紀念日”，日本政府均要求國民“緬懷戰歿者，衷心為他們的犧牲默哀”，刻意迴避侵略戰爭給鄰國特別是中國造成的慘重民族災難與巨大損失。黑白不辨的“終戰史觀”，放大了日本作為原子彈轟炸受害者的“無辜”形象，淡化了其作為侵略戰爭加害者的真面目，造成歷史認識問題的謬誤積重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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