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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頭都邑中心區西南路口的新發現 航拍示意圖 （圖源：“文博中國”微信公眾號）
二里頭文化聚落形態的研究表明，洛陽盆地是二里頭文化分佈的中心區，也是該文化的核心區。相對於此核心區，依據二里頭文化及相鄰東方地域考古學文化的分佈情況，我們將二里頭文化時期的東方地區進一步分為三個層次：近東地區、中東地區、遠東地區。近東地區特指滎陽虎牢關以東，東到莆田澤，南不過雙洎河，東北過黃河，大致沁河下游一帶，主要是以今滎陽、鄭州市為中心的低山丘陵和平原地區。中東地區為開封、尉氏以東，海岱嶽石文化分佈以西的豫東地區；遠東地區是嶽石文化分佈的海岱文化區。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近、中、遠在二里頭文化前後幾百年歷史中並非是一成不變的。一方面二里頭文化自身在不同時期的分佈範圍不同，另一方面周鄰考古學文化、尤其來自東方勢力的變化也會使得近、中、遠有所轉變。從人文地理學視角入手，分析二里頭文化不同時期東方地區人文地理分佈格局的演變，同時分析其背後族群的流動和演化，並探討這種格局形成及消失的原因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從邊地視角入手對中原地區核心文化的再審視，探討東方地區在二里頭國家形成和結束中的作用則是本文的另一個目的。
洛陽盆地內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目前經發掘的遺址有偃師二里頭和鞏義稍柴等，此外在塢羅河及其支流聖水河流域調查發現的這一時期遺址有喂莊東南、喂莊東南2、羅口東北、寺院溝和雙河等5處；在乾溝河流域調查發現的一期遺址有馮寨西南、石家溝東北、賈屯和府西村東北等4處。上述遺址中，二里頭遺址屬於區域內及整個二里頭文化分佈區內最大的中心，鞏義稍柴屬於塢羅河流域的一箇中心性遺址，一期面積已達60萬平方米。而調查遺址除了羅口東北面積達18萬平方米，其餘遺址面積多在2萬平方米以下。
目前在屬於近東地區的滎陽豎河、鄭州東趙等遺址發現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年代主要以一期晚段為主。二里頭文化在一期已經突破洛陽盆地東邊緣，越過虎牢關進入鄭州地區，但是僅僅在鄭州西郊分佈了一兩個遺址點，東趙和大師姑均未建立城址。而在嵩山南側的伊川南寨、白元、登封南窪、汝州煤山、平頂山蒲城店、西平上坡和新密新砦等多個遺址均存在這個時期遺存，除了登封南窪、新密新砦有少量二里頭文化一期早段遺存外，其餘遺址多屬於二里頭文化一期晚段遺存。（圖一）
此時的中東地區，二里頭文化尚未到達這一地區，甚至在較早的新砦期，這一地區仍屬於王灣三期文化的延續。而遠東地區，主要是海岱龍山文化的延續。
據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的分佈格局，結合新砦期遺存的分佈，可以發現一個重要特徵，即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尤其是一期晚段遺存的分佈和新砦期遺存的分佈空間高度重合。二者均主要分佈於兩個小的地理單元區域，其一是嵩山北側的伊洛平原和鄭州地區，其二是嵩山南側的潁汝流域。當然相比較而言，新砦期遺存分佈範圍要大於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分佈的密集程度也大於二里頭文化一期。近年不少學者指出二里頭中心聚落在伊洛平原的出現並非是當地聚落自然發展的結果，而具有突發性，並進而強調其背後是周邊地區，或具體強調就是來自嵩山東南對洛陽盆地進行的人口遷徙。前述兩種遺存高度重合的特徵不僅僅是對於這一人口遷徙的最好註解，而且還反映了一種文化發展和擴張的模式。具體來說，二里頭、稍柴遺址二里頭一期文化的出現很可能就是以新砦期遺存為主體的族群向洛陽盆地的大舉遷徙或移民。在這兩個遺址逐步發展形成地區中心聚落的同時，該文化在其最早的一期向外的擴張方向主要選擇了其文化來源的地域。這種擴張方向的選擇顯然和其對於這兩個區域地理知識的熟悉及對當地族群的心理認同密不可分，或言很可能是地理認同和族群認同的結果。同時需要說明的是，隨著近年蒲城店、花地嘴等富含新砦期遺存遺址的發掘，加深了對新砦期一類遺存的認識。基於中原龍山文化晚期相對統一的文化格局瓦解分崩的背景，在缺乏強有力核心的束縛下，各個小的地理區域內，源於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化面貌並不一致的新砦期遺存紛紛出現，如潁汝中上游以蒲城店遺址為代表，潁水的支流溱洧（今雙洎河）流域以新砦遺址為代表，伊洛平原以花地嘴遺址為代表。我們認為正是這幾個小區域的新砦類遺存互相整合，其背後代表的人群相互遷徙流動，以此為主體才最終形成了二里頭遺址的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並進而出現有一定分佈範圍的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與此現象相合的是學者在對龍山晚期、新砦期及二里頭文化一期三類遺存的主要陶器特徵分析比較中，均指出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和新砦期遺存之間的近似度更高。因而陶器所體現的文化面貌說明二里頭文化一期主要來源於嵩山南北本地文化傳統。需要說明的是，原來文化較統一的中原龍山文化控制下的邊緣地區，如開封以東的豫東、南陽盆地、信陽地區在相當於新砦期、二里頭文化一期時段則更多是當地龍山文化的自然延續，或僅僅受到核心地區影響而出現一些新砦期、二里頭一期的文化因素而已。
此外，過去我們在探討二里頭文化的來源或形成時常常用鼎盛時期的二里頭文化的內涵來追溯，以致分歧巨大。其實從近年的材料和研究看，二里頭文化一期和二期不僅文化內涵有重大變化，可能在社會體制方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有學者指出廣域王權國家的出現就是在二里頭文化二期。因此探討二里頭文化為何在洛陽盆地形成，二里頭文化一期及新砦期要特別關注。新砦期延續時間不長，一般認為大概百年。正如許宏先生所言“新砦期是解開二里頭崛起之謎的一把鑰匙，一個送走了風雲激盪的龍山時代並孕育著此後輝煌的二里頭時代的存在”。
要探索二里頭文化如何形成並崛起於洛陽盆地，還要有宏觀視野，在考古學的類型學上也要脫離單線思維模式。王立新先生指出，僅僅從王灣三期—新砦期—二里頭或者王灣三期—二里頭的思維模式來看二里頭文化的形成是僵化單線的，他指出要從嵩山南北矛盾衝突整合中看二里頭文化的形成，並且從具體陶器特徵、宏觀聚落形態、古史文獻幾個方面來嘗試復原夏王朝出現的圖景。這種探索現在看來仍是很重要的、具有積極意義的夏文化探索研究。
此外，從年代上看，新砦期是二里頭文化形成的關鍵期。除了關注嵩山南北本區域內關鍵期的遺存，還應考慮中原地區以外因素對二里頭文化造成的影響，其西部的齊家文化、西北的石峁文化、江漢平原的肖家屋脊文化等，上述這幾類遺存和新砦期及二里頭文化的形成之間有何關係都值得深入分析和探討。
從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的分佈格局還可以看出二里頭文化在嵩山南、北區域擴張的態勢和力度是不同的，明顯地在嵩山南麓的潁汝流域似乎著力更重，或曰受到的阻力更小，甚至突破了原來新砦期遺存所在的遺址。而二里頭文化在東方地區的擴張，空間上僅到達鄭州的西郊，花地嘴、豎河是原來新砦期經營的舊地。我們認為這個時期，基於對資源的需求而進行擴張的動機尚不迫切和巨大，向東方地區擴張緩慢的原因更可能還是來自東方族群的阻力較大。
二里頭文化在二、三期時是其發展的強盛期，遺址分佈呈現以伊洛平原為中心向四面擴張的格局。就東方地區而言，分佈範圍最東已達杞縣—太康—淮陽—沈丘一線；東北方向越過黃河，分佈達沁河及其相鄰一帶。尤其在近東區域，二里頭文化的遺址分佈呈密集狀態，幾乎所有發現二里頭文化遺存的遺址都有這個時期的遺存，文化面貌與洛陽盆地的二里頭類型十分接近，可歸屬二里頭類型。最近的調查顯示，僅虎牢關以東的索、須、枯河流域發現的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遺址就有27處。如果加上鄭州市區、雙洎河以北新鄭、新密部分地區及黃河以北、沁河以東區域，則近東區域的二里頭文化遺址應該有四五十處。而已經發掘且資料公開發表的遺址則至少有近20處，如鄭州東趙、新密新砦和滎陽大師姑，鄭州洛達廟、大河村、滎陽上街、滎陽西史村、滎陽岔河、滎陽豎河、黃寨和曲梁，鄭州黃委會青年公寓、新鄭望京樓、滎陽娘娘寨、滎陽薛村和滎陽東柏朵，以及溫縣林村等遺址。十分重要的是，在鄭州西郊、虎牢關外黃河南岸的丘陵地帶，索河、須水河旁分別夯築了兩座二里頭文化城址——大師姑與東趙；在雙洎河流域下游，二里頭都城通向東南的門戶區域則建造瞭望京樓二里頭文化城址。
大師姑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城址呈東西長、南北窄的橫長方形，面積約51萬平方米。城垣的始建年代是該遺址二里頭文化的第一段，此段年代與二里頭文化二期相當或略晚。發現的第一段遺存雖然與二、三段相比較少，但是有地層堆積和數量較多的遺蹟單位，夯5層和夯4層中出土的陶器和第一段陶器相同，所以城垣的始建年代為第一段。由此，大師姑城址在二里頭文化二期就已經建造城牆，這與二里頭文化在此期已經擴展至滎陽一帶是相一致的，也說明大師姑城址並非如有學者所言是由於商人在二里頭三期來到鄭州，出於防禦商人而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師姑城垣還發現早於二里頭文化二期的夯7層，因為未發現包含物暫時不能判定年代。報告根據城垣殘存的寬度和高度推測似為寨牆一類遺存。這說明在二里頭文化二期擴展至此之前，這裡可能已經是當地的聚落中心。
近年，在大師姑遺址東南6千米發現另一座二里頭文化城址——東趙城。東趙城址位於遺址中部，大致呈梯形，面積7.2萬平方米，稱為“中城”。中城始建於二里頭文化二期，廢棄於二裡頭文化四期。中城內外分佈大量二里頭文化二期晚段、三期早段的遺存，可知中城興盛於這兩段之間。
東趙和大師姑二里頭文化城址均在二期始建，四期廢棄，但是具體時間有所不同。東趙城可能二期早段已經建立，其主要興盛於二期晚、三期早，具體廢棄於四期早或晚，材料有限，尚不明確；大師姑城址則二期晚始建，繁盛期為三期，四期晚段或稍晚譭棄。兩座城址至少在二期晚至四期早段之間是並存的。
為什麼二里頭國家在相距僅僅五六千米的索須河流域同時設置兩座城址呢？可以從地理位置的重要、不同功能等角度作以闡釋。首先，兩座城址均在二里頭國家勢力漸強的二期開始出現，這與二里頭國家對東方的重視有一定關係。二里頭文化二期東擴之時，出虎牢關，不再有山川地勢之險所依恃，再東更是廣闊平原，面對自己並不熟悉的地形地貌，而滎陽的丘陵過渡地帶卻似乎成了最有利的屏障。東趙和大師姑所在的小區域正位於此丘陵過渡地帶，地處虎牢關東，黃河以南，扼東西交通要衝，這裡同時也是古代南北交通要道，向東南是進入鄭州的入口，往北渡河即進入河沁之間並可向北向東擴張。該區域歷代皆為兵家必爭之地，商代重鎮或都城的小雙橋遺址，建都於此的東虢，漢霸二王城等都反映了這一點。二里頭國家在此建城的目的絕非僅僅是防禦東方和拱衛二里頭都城，它更是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是連接二里頭都城和東方的橋頭堡。因此建立兩個據點互為依傍。
其次，東趙二里頭城的中偏東區域分佈大量圓形地穴式遺存，呈袋狀，殘存下部，現口徑2～3.5米，周壁、坑底較規整，坑底基本處於同一水平面上，年代為二里頭文化二期晚段。城北部發現有祭祀遺存，部分遺存內發現有豬骨架、人骨架和龜殼等，因此發掘者判斷為祭祀類遺存。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城址面積不大，僅7.2萬平方米，但是上述大量地穴灰坑遺存和祭祀坑遺存的發現表明這座城址有特定性質，很可能是具有倉城、祭祀等功能。目前大師姑城內佈局功能尚不太清楚，而兩座城址面積懸殊，據此點推測二者建立之初可能即有規劃，將城址不同功能分開。若果真如此，則兩座城址同時出現同一小的區域也就不足為奇了。
最後，這兩個城址都是在原有城址或聚落中心基礎上擴建而成，顯然節省了資源。東趙遺址東北部還發現一座始建年代為龍山文化晚期的小城，邊長150米，面積2.2萬平方米。前已述大師姑城垣建立之前，還有更早的夯土城垣存在，說明大師姑城址建立時這裡也已經是當地的聚落中心。遺憾的是因發掘有限，未見早於二里頭文化的遺存。
望京樓遺址位於河南省新鄭市新村鎮望京樓水庫的東側，發現的二里頭城址面積約160萬平方米，始建於二里頭文化三期早，二里頭文化四期最為興盛。可見望京樓、東趙和大師姑三座城址在二里頭文化三期是並存的，四期早段或許也同時存在。
對於為何在此設置二里頭文化城址，劉緒先生認為應該和鄭州大師姑、平頂山蒲城店二里頭文化城址綜合起來，將其放入整個大時代背景中觀察。有夏一代，夏王朝的外部威脅主要來自東夷，該城和鄭州大師姑一樣，均屬於夏王朝的東部重鎮，防範東夷是主要目的，此外還是通往南方的重要樞紐。
筆者同意劉緒先生的觀點，在此具體分析二里頭文化二、三期近東地區的政治形勢和背景，以便理解二里頭國家在近東地區人文地理分佈的深層含義。望京樓城址的始建年代是二里頭文化三期，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城址西南部除少許區域發現有仰韶時期地層外，其餘區域城垣之下直接為生土，說明在早於二里頭時期很長時間城址所在區域並無人類活動蹤跡。因此，望京樓城址的建造正是二里頭人的有意規劃設置，是對於近東地區複雜的政治形勢和整個洛陽盆地及東方政治地理格局綜合研判後的審慎之舉。具體來看，二里頭文化三期偏晚或曰三、四期之交，鄭州地區已經發現了一些先商文化因素的遺存，主要以南關外下層遺存的早期單位以及化工三廠H1及電力學校H6的早期堆積為代表。南關外下層遺存是指該遺址T84、T87、T95、T96內灰溝的底部的第4層遺存，筆者認為第四層的形成也需要一個過程，可能早至三期之末，這類遺存已在鄭州地區出現。而化工三廠H1及電力學校H6則都是深窖穴，形成也需要一定的時間，早有學者指出這兩處窖穴中有部分遺物和南關外下層年代相當，這種認識很有道理。與此同時，以鄭州洛達廟遺址二期（約相當於二里頭文化三期）為代表的分佈於鄭州地區的一類遺存也開始出現一些下七垣及嶽石文化因素。而上述洛達廟二期及南關外下層這類遺存所呈現的複雜面貌或許有土著模仿和外來遷徙等多種解釋，但是鄭州地區在約當二里頭文化三期後顯然已經不再是二里頭勢力一統天下，很可能多種勢力開始在此交匯、衝突和融合。本來就在此地的二里頭人群為防禦潛在的威脅而建設新的城址理所當然。
此外，二里頭政權選擇在新鄭一帶建城還有地理位置的考慮。這裡在地理位置上和大師姑、東趙可以形成掎角之勢，從防守角度來說是最好的軍事位置。與此同時，這裡還是從東南進入伊洛盆地的門戶和重要交通通道，扼守此處也即控制了東南勢力通過潁水的支流溱洧水系進入登封的通道。東南勢力進入登封后，便可沿著古伊水及其山間穀道進入洛陽盆地。其實二里頭文化自一期甚至更早的形成之時，潁汝上游地區進出洛陽盆地也是主要通過古潁水、汝水、伊水等水系及山間穀道。而二里頭文化二、三期向東南方的擴張也主要是沿古伊水進而再經其支流入潁水和汝水，向南可達南陽盆地，東南到達駐馬店一帶楊莊類型的分佈範圍。當然進入平頂山、南陽的二里頭文化也不排除是東出洛陽盆地經鄭州地區再轉而南向發展的。總之新鄭望京樓二里頭文化城址正處於遏控東南方和南方的戰略要衝，可以說是向外擴張發展的中轉站，也是戰爭時期拱衛都城東南防線的重要碉堡。
二里頭文化二、三期時，中東地區即傳統的豫東地區，這一帶二里頭文化、嶽石文化、下七垣文化幾種文化交錯分佈其中。二里頭文化二期晚段到達此地區，之後下七垣文化與嶽石文化接踵而至。雖為交匯地帶，三種文化卻各自有著相對集中的分佈區。目前在杞縣的段崗、牛角崗和朱崗，杞縣西伯牛崗、尉氏要莊和西王村，以及尉氏新莊遺址等均發現有二里頭文化二期偏晚階段遺存，二里頭文化這一時期已經到達豫東。二里頭文化主要分佈於中東地區偏西部的杞縣、尉氏境內，根據以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商丘境內至今尚未有確鑿的二里頭文化遺址發現。周口地區經調查發現了一些二里頭文化的遺址。惠濟河流域的民權、睢縣一帶主要為下七垣文化集中分佈區，西可至杞縣。主要遺址有杞縣鹿臺崗，民權牛牧崗和李崗，鹿邑欒臺，夏邑清涼山、三里堌堆，商丘塢牆，以及柘城山臺寺等。而惠濟河與沱河流域之間，豫東地區偏東南部的今柘城、商丘、鹿邑、虞城一帶主要為嶽石文化分佈區域。總之，三種文化的主要分佈區域恰與三者分別西來、北來、東來的方向一致。
二里頭文化二、三期時，遠東地區屬於嶽石文化分佈範圍，儘管二里頭文化二期偏晚已經來到和嶽石文化接壤的豫東地區。但即使在二里頭文化最強盛期，在嶽石文化分佈的東部及東南部的照格莊類型、沂沭流域的下廟墩類型甚至濰彌河流域的郝家莊類型中都較少見到二里頭文化因素。
二里頭文化四期，尤其該期晚段，東方地區的人文地理分佈格局有了重大變化。黃河北岸的沁河以東地區幾乎不見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的遺存，二里頭文化在東北部可能已經退回至黃河以南地區。
近東的鄭州地區，東趙二里頭城基槽因被屬於二里頭文化四期的灰溝打破，則其四期應該已經廢棄。大師姑報告認為二里頭城在二里頭文化的四期晚段至二里岡下層之間廢棄，實際上報告僅是根據城內早商環壕的建立時間及城內相當於二里頭四期晚段的第五段遺存較少等推測是這個時間廢棄的。關鍵之處是，並沒有發現二里岡遺存打破或疊壓大師姑城垣或基槽的遺蹟現象。而值得注意的是，大師姑二里岡壕溝的G1④、⑤、⑥為淤土，土質較硬，結構緊密，④、⑤出土少量陶片判定年代為二里岡下層C1H9時期。此外城內已經發掘的屬於這個時期的遺存還有不少灰坑。這些跡象表明二里岡下層C1H9時期，早商壕溝已經在使用中，其開挖或許更早，而與壕溝相配套使用的二里岡時期的城牆目前並未發現。由於大師姑二里頭城址廢棄時間並不能肯定在二里頭四期晚段，所以筆者大膽推測，不排除大師姑二里頭城址和早商壕溝配套繼續為商人使用。
二里頭文化四期，鄭州地區和東夷族群有關的嶽石文化、和商人有關的下七垣文化、和夏有關的二里頭文化同時共存。在南關外遺址，下七垣文化和嶽石文化結合形成的南關外下層一類遺存特徵更鮮明，有學者將這一遺存和南關外中層合併稱為先商文化的南關外型，鄭州地區與之類似的遺存還有鄭州化工三廠H1、鄭州電力學校H6等，但是文化面貌各有特色，下七垣文化和嶽石文化在各個遺址融合程度並不完全相同。而鄭州地區眾多典型的二里頭遺址中出現了不少下七垣、嶽石文化因素。尤其以洛達廟遺址為代表，其第三期文化，先商文化因素大大增加，同時嶽石文化也有發現。以致也有學者認為這就是先商文化的一個類型——洛達廟類型。至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單純的輝衛型——老墳崗類遺存也已經在鄭州地區出現。鄭州地區在二里頭四期夷、夏、商三種勢力彼此滲透，錯雜分佈的格局，正反映了滅夏之前三種勢力在此衝突融合的結果，而多個遺址所見的下七垣和嶽石文化的高度融合也正是夷商聯盟的反映。
望京樓城址的廢棄時間報告認為：“望京樓二里頭城址由內城和外城組成，內城包括城牆和城壕，外城僅有城壕。內城城垣被二里岡城垣幾乎破壞殆盡，二里岡城址城壕直接打破二里頭城址城牆，因此二里頭城垣僅殘存少許，此打破關係也證明了二里頭城址譭棄於二裡岡城址始建之時。”因此，問題的關鍵落在了二里岡城址的始建時間，發掘報告認為二里岡城址的建造年代是較為清楚的，“我們在發掘東一城門時，發現一座二里岡下層二期墓葬（M8）打破城牆，其又向下打破二里頭城址城牆，這組打破關係將城牆始建年代固定在二里岡下層二期。”二里岡下層二期的墓葬打破城牆，只能證明城牆的始建不晚於下層二期M8時期，甚至據此可推測城址或被毀壞廢棄，因為一般正常使用的城牆上不可能有墓葬出現，但是並不能說明始建年代的上限。墓葬出現在城牆上，打破城牆主體和一部分護坡，而且這樣打破城牆的墓葬不止一座，還有同樣屬於下層二期的M16及二里岡上層一期的M18，這類墓葬似乎不是建造城牆的奠基儀式，為何在城牆建造之時和使用期間城牆上出現打破城牆主體的墓葬？此種現象頗為費解，值得深思。回到望京樓二里頭城址的廢棄問題，既然二里岡城址始建年代即是二里頭城址的廢棄年代，而二里岡城址始建年代下限不晚於其下層二期，那麼始建的上限在哪個階段呢？根據二里頭四期鄭州地區的政治軍事形勢推測，由於望京樓二里頭城址的建立就是為抵禦商人，二里頭城址廢棄應該就是二里頭勢力退出望京樓一帶，二里頭四期鄭州地區最大的政治背景就是夏、商更替。因此望京樓二里頭城址的廢棄年代的上限應不早於商人滅夏的時間，約當二里頭四期晚段或曰二里岡下層一期偏早階段。
二里頭四期晚段的鄭州地區，伴隨著夏商更替的大背景，舊的二里頭城址或廢棄或繼續被商人沿用，同時商文化城址和城內大型建築建立，鄭州商城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建立。大師姑儘管未發現新建的商代城址，但有新的商代環壕開挖。在東趙則有大型宮室類夯土建築開始修建，望京樓則有新的商代城址和環壕建立。
關於豫東地區，儘管二里頭文化四期遺存仍在不少遺址中存在，但是幾乎每個遺址的四期遺存均沒有三期豐富，明顯呈衰落之勢，靠近東北部的朱崗遺址則沒有四期遺存，或許說明二里頭文化在向西退縮。此期嶽石文化分佈則進一步擴大。下七垣文化三期或已進入豫東地區，四期時更有了發展。下七垣文化與嶽石文化在豫東存在一定的文化交匯區。杞縣鹿臺崗遺址就發現了下七垣文化和嶽石文化共存於同一個遺址的現象，在民權也發現了類似現象。而距離鹿臺崗遺址西部十多里就是屬於二里頭文化的牛角崗遺址。呈現這種分佈格局的背景是，一方面下七垣文化三期在鄭州地區的滲透受到二里頭人群的強烈抵抗，其勢力在鄭州地區向南向西均不能推進，於是只有聯合東部的嶽石文化從東部尋找突破。上述現象背後的含義已有學者指出這正是滅夏之前的東方地區夷商聯盟伐夏的體現。
二里頭文化四期，遠東的海岱地區屬於嶽石文化的分佈範圍，儘管臨近中原地區的嶽石文化不斷西進，和代表商人的下七垣文化關係緊密。但是由於嶽石文化各個類型之間是一種鬆散的組合模式，屬於海岱地區腹地的嶽石文化族群可能並沒有直接參與商夷聯盟。
總而言之，二里頭時期的東方是一個相對的“東方”，與二里頭文化向東方的擴張以及與周鄰文化勢力的消長密切相關。二里頭文化鼎盛時期，原屬於其一期的“近東”成了文化的腹地和防禦的重點地區，而“中東”卻成了文化邊緣的“近東”；二里頭文化四期，隨著二里頭文化實力的削弱，各方勢力角逐的鄭州及其鄰近地區似乎又成了“近東”。四期晚段，二里頭的“近東”很大程度上已屬“商”。作為“遠東”，海岱地區二里頭國家的勢力從頭到尾並未進入其典型文化分佈區，成為一直的“遠東”，這和之後商文化逐步東進並佔據大部分的海岱地區的情況截然不同。此外，二里頭國家對東方的經略有這樣一個特點，著力東進中卻又處處設“防”，在重要地理位置和交通要道上修建城池。嵩山南北的龍山晚期遺存以及新砦期遺存是二里頭文化的重要來源，源於嵩山南麓的族群深知其東方存在著持續欲取中原的“東夷”族群，甚至早在大汶口文化時期該族群竟然深入中原腹地形成“潁水類型”。這些悠久的深厚的甚至是遷徙中的“社會記憶”使得二里頭國家一旦足夠強大就會著力解決其所謂的歷史烙印與現實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