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被判流放的犯人，有可能偷偷溜回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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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隨著官印一按，一名流放犯人的命運自此開始，隨後他將要面臨漫長的跋涉和艱苦的生活。

在古代，流放是一種極為嚴厲的懲罰，很多時候僅次於死刑。史書中“流三千里”之類的記載經常出現，被流放的人也往往九死一生。那麼問題來了，在古代通訊不發達以及技術手段有限的情況下，那些被流放的犯人有偷偷溜回家的可能嗎？

“流三千里”什麼時候有的？

在古代，流放制度是一種非常殘酷的刑罰。與今日不同，古代生產力低下，如果剝奪一個人的鄉土居住權，強迫他背井離鄉與親人分離，實際上與被判死刑差不了多少。另外，古人非常講究“落葉歸根”，客死他鄉對一個人來說不僅僅是身體死亡，更意味著精神上的幻滅。所以古人都非常懼怕流放，正如《漢書》所云：“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所以古人都把流放作為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來看待。

但流放作為一種正式的法律制度，成型時間很晚。雖然《尚書》成書的年代就已有記載，即“流宥五刑”，秦的“遷”“徙”等刑罰就是後代流刑的前身，但一直不成體系，直到北魏時期，流放作為一種法律條文才得以正式入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死。軍還先歸者，流。”

隋唐時期，“流放”正式成為“笞、杖、徒、流、死”五刑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隋時，“流放”一般分為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三個標準。到唐朝時，《唐律疏議》規定流刑的標準提高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從此，“流三千里”就成了古代中國著名的重刑代名詞，為日後眾多文學作品採用。到了北宋，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朝廷開始使用“折杖法”，即除了被判死刑的犯人，其他被判有笞、杖、徒、流四刑的，均可以折換成臀杖或脊杖。流放三千里的，可以換成脊杖二十，配役一年；流放二千五百里的，可以換成脊杖十八，配役一年；流放二千里的，可以換成脊杖十七，配役一年。流刑四等即改為加役流，決脊杖二十，配役三年。這個制度被後來朝代繼承，只是在刑罰程度上有所增減，但整體沒有太大改變。

被判刑後，犯人要被流放到哪裡就成了問題。歷史上流放之地多為荒蠻之地，沒什麼好日子可過，比較著名的流放地有潮州（位於今廣東省潮州市）、黔州（位於今重慶市彭水縣）、崖州（位於今海南省三亞市）、房陵（位於今湖北省十堰市）、寧古塔（位於今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等，在古代都是令人“聞之色變”的地方。以房陵為例，這個地方在古代可是鼎鼎有名的“人氣流放地”。按照《史記》記載，這裡因為“縱橫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而得名“房陵”。此地先後共有16位皇帝、16位君王、13位將相被流放，其他的各路人等更是數不勝數。被流放至此的名人有漢高祖的駙馬趙歇、濟川王劉明、清河王劉年、漢景帝孫劉勃、隋文帝的太子楊勇、唐中宗李顯、宋代皇弟趙廷美……可以說這裡能拉出來的名人足足能編出一本花名冊。而這裡之所以成為著名流放地，除了交通閉塞、地勢險要易於看管外，還跟距離都城長安不算太遠有關。畢竟流放到這裡的人多是達官顯貴、皇親國戚，距離近些也方便看管。所謂的“煙瘴之地”，生活也還算勉強過得去。

另一個因清宮戲聞名的流放地寧古塔可就是名副其實的苦寒之地了。據清代佚名編著的筆記《研堂見聞雜錄》，此地乃“非復世界，中國亦無至其地者”，就是說這裡簡直不是人間的世界，中國都沒有跟這裡一樣的地方。明末清初詩人方拱乾在《寧古塔志》中說：“人說黃泉路，若到了寧古塔，便有十個黃泉也不怕了！”而另一位因順治年間科場案而被流放的大臣吳兆騫到達寧古塔後，在給他母親的書信中對寧古塔如此描述：“寧古寒苦天下所無，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風如雷鳴電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陰雨接連，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盡凍。雪才到地即成堅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從這些文字記載中，就可知道這些流放之地的恐怖了。

得知母家被皇帝流放寧古塔，甄嬛被皇帝的絕情與猜忌所傷。來源/電視劇《甄嬛傳》截圖

能從流放地跑回家嗎？

既然這些地方的生存環境是如此險惡，那麼被流放到這裡的犯人們，有沒有偷偷溜回家的可能呢？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畢竟沒有什麼能比逃離痛苦更加讓人有動力。從流放作為刑罰開始，犯人就從未停止逃離流放地的嘗試。但有意思的是，對被流放的人來說，絕大部分情況下他們之所以沒有逃走，並不是因為不想逃，而是在等另一個微弱的希望：大赦。

古代對流放犯人逃走的懲罰很嚴厲。以唐代為例，《唐律疏議》有明文規定：“流、徒囚，謂或流或徒者。各在其役限內而亡者，注云犯流、徒應配及移鄉人，未到配所而逃亡者，各與流徒囚役限內而亡罪同，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十九日合杖一百。過杖一百，五日加一等，五十九日流三千里。”可見其嚴厲，但並不是不近人情。《唐律疏議》還說，被判處流刑的人，其家屬可以跟隨他一起去流放地服刑，甚至還不可以以被流放為名休了妻妾。流放期間，如果遇到皇帝大赦，那麼被流放人就可以返回原籍。

大赦如救命稻草一樣。畢竟如果能咬牙堅持下來，就可以不必冒著生命危險逃跑。等到唐肅宗以後，對流放犯人的態度更加溫和，大赦也更加頻繁，所以此時被流放的人也沒必要鋌而走險。只要乖乖在流放地待上幾年，大部分人都可以安全回家，所以這一時期的犯人一般不會做過激舉動。不過也有例外，比如唐代詩人宋之問，比較讓人哭笑不得。他的著名詩句《渡漢江》中說：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宋之問

這首詩後來被許多人誤解，尤其是後兩句，很多人以為他“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的原因是他過於思念家鄉才導致不敢問別人家裡怎樣了。事實上，宋之問當年被流放瀧州（今廣東羅定）後，受不了當地的惡劣生活條件而私下逃回洛陽，躲在朋友張仲之家裡。他根本不敢出門，害怕被別人認出來。他這一待不要緊，還找機會把張仲之出賣了以換取赦免。這種令人不齒的行為最後也沒讓他有好下場。隨著武三思倒臺，太平公主把宋之問的劣跡統統和盤托出，將其流放到越州，隨後再貶到廣西欽州，最後移到桂林。這次，宋之問沒有了之前的運氣，等唐玄宗上臺後，直接把他賜死在貶地，結束了他戲劇性的一生。

從宋之問的事情上可以看出，由於古代沒有監控、指紋識別、照片等技術手段，抓住一個潛逃的流人並不容易。官府對流人逃亡的辦法主要是以公文形式向其原籍所在地發通告，要求協查此人是否已經回家。在古代，人們很難脫離土地家族獨自生存，所以大部分情況下只要流人逃回原籍，一般很容易被親族和衙門發現。除非像宋之問那樣躲進深宅閉門不出，否則在大街上晃盪或者回村裡探望，都會被緝拿歸案。

從“刺配”到“充軍”的演變

宋代，情況發生了變化。由於受國內外形勢以及宋“重文抑武”的政策等影響，朝廷對流放刑罰也做了很多調整。總體上，宋代在法律上還是傾向於從輕判決，跟過去王朝比起來，宋代對死刑比較慎重，取而代之的是被判流放的比例有所增高。尤其是宋太祖趙匡胤創立的“刺配之法”，即給犯人身上刺字。刺配刑是集杖、蹤、流、役四種刑罰為一體的刑罰，不僅要杖脊、刺面，還要長期乃至終身服苦役。這種情況下，被流放的人跑到哪裡，臉上的刺字都會說明他們的身份，相當於斷了很多被流放者的希望。另外，由於戰亂等原因，宋代在開發南方國土方面熱情很高，嶺南等地成了流放犯人集中之地，包括蘇軾等名人都在這裡吃過流放之苦。隨著流放規模的擴大，再加上交通設備和技術的發展，那些有文化、有思想的人也越來越不甘心在貧苦之地一直熬下去，更重要的是，宋代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高峰，很多事情都可以用文字記載下來，這讓後人研究當年的歷史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料。而在這些留下來的資料中，關於流放犯的記載，就可以一窺宋代當年的流人逃亡情況。

相傳蘇東坡流放海南儋州後，遇雨時向附近農家借來竹笠，也使海南竹笠有了“東坡笠”的稱號。來源/紀錄片《蘇東坡》截圖

說起為人熟知的有關宋代的文學著作，當屬《水滸傳》。儘管成書於元末明初，但對宋代的很多描述取自民間傳說。書中的梁山好漢，有不少是逃亡流人而後被“逼上梁山”，比如及時雨宋江，豹子頭林沖、青面獸楊志等。有意思的是，這些梁山好漢之所以被“逼上梁山”，很大程度上是鑽了當時技術條件的空子。這些人面上被刺字，就絕了他們在外面拋頭露面的可能性，如果不想再次被捕流放，就只有上梁山落草為寇一條路可走。比如《水滸傳》中七十二回提到，宋江要去京師，神醫安道全用藥抹去面上刺字。其實，當時並沒有這個技術，應為演義之說。不過從這裡可以看出，在宋代流放之人臉上有刺字，幾乎是絕了他再次偷溜回鄉的可能性。這人要麼是在流放地待一輩子，要麼是直接落草為寇。宋真宗景德年間，“京西唐、鄧間尚多土，入草莽者十八九”。到南宋宋孝宗朝時竟出現了“刺配之人，所至充斥”的境況。大量流人落草為寇，也是宋代為中國歷史上起義最多的朝代的原因之一。

宋江被髮配江州。來源/98版《水滸傳》截圖

由於宋代刺配之刑帶來的社會負作用太大，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對“刺配”進行約束。在洪武三十年（1397）御製的《大明律序》中申言：“合黥刺者除黨逆家屬並律該裁外，其餘有犯俱不黥刺。”雖然明代對部分流放之人取消了刺配之苦算是善政，但接下來對流人逃跑的問題則又被擺上檯面。

與前朝不同，明代在流放的處理上更為廣泛。而且明代細化了流放規則，被流放之人通常是到具體的地點而不是像過去一樣的“流XX裡”。而且在明代，流放之人還可以通過“輸役”“納贖”等方式來減刑，這自然減輕了流放之人的負擔。但明代在“充軍”問題上抓得很嚴，而“充軍”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流放。

在明代，一旦被充軍，這人的命運將是非常悲慘。明代軍戶地位很低，還要經常面臨危險。所以明代流放之人的逃亡問題也很嚴重，以至於還要成立專門的機關即“清軍御史”來處理此事。比如《明實錄》記載：“（宣德八年七月戊寅）命行在都察院嚴官吏軍民隱藏逃軍、逃囚之禁，定首捕賞格，揭榜示之。”“（正統二年三月）戊申，行在兵部奏：天下勾軍官旗例以半年為限，過者發成極邊。今旗手等衛原差官旗人等四百五十人已經一年未回，宜先將戶丁一人發成宣府衛，仍移文清軍御史等官逮治之。”可見明代逃亡的流人十分嚴重。

因為逃亡的人太多，很多人乾脆落草為寇影響治安，以至於明代也多次進行大赦，乾脆讓這些人回家算了。《明實錄》記載：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己未，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同六部尚書等官上言十事：……其九日: 各處逃軍、逃囚多有藏匿山林，畏罪不出，因而糾眾為非，宜令兵部榜諭，許以自新，就於所在官司首告，與免本罪，軍還原伍，囚送所司發落。

永樂十三年正月……戊午……敕諭內外諸司官曰：……一、逃軍、逃囚許令赴官自首與免本罪，軍還原伍，囚還原配所。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丁已……一、逃軍、逃囚、逃匠人等，詔書到後，許月內赴官自首，與免本罪，軍還原伍，民還原籍，匠複本業。

以上是經過朝廷大赦直接回家的例子。當然，偷偷溜回家的也有。如果權勢夠大，也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搖大擺的逛街，甚至有的連流放地都不去。敢做這種事情的典型人物，就是明代權臣嚴嵩之子嚴世藩。在嚴嵩被“致仕還鄉”後，嚴世藩被人告發有罪。經過調查審理確定嚴世藩有罪後，嘉靖帝將其流放至煙瘴之地雷州衛。結果嚴世藩依仗自己家中權威猶在，根本不去，反而在老家江西躲得樂逍遙。直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監察御史林潤髮現後再次上疏，嚴世藩才被捉拿歸案並被處死。可見在明代權臣眼裡，別說什麼流放偷溜回家，就是賴著不走，只要你黨羽給力，朝廷也拿你沒轍。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明代三才子之首的楊慎，他被嘉靖帝流放雲南永昌後，由於此人在朝中勢力還在，加之人緣好，以至於他基本沒怎麼在永昌過苦日子。在他流放期間，他不但可以回四川老家探親，還能遊歷四方。後來雖然不能回老家，卻可以在瀘州定居生活。對於此事，朝廷大臣都知道，但都願意為楊慎隱瞞，每次嘉靖帝問到他，別的大臣都一副哭喪臉說楊慎活得如何艱難幫他矇混過去。可見流放這個問題也實在是看人品啊。

清代在流放上做出更進一步的改變，比如附加了杖刑等。在清代，總體依然秉承“南人發北、北人發南”的原則。位於東北的寧古塔則是清代流放地的代名詞，先後有十餘萬人被流放至此。除東北外，新疆也是清代重要流放地，包括紀曉嵐在內的很多名人都被流放過。但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社會基層的控制力更強，此時流放人員的逃亡更加困難，而且對於逃亡者的懲罰也越來越重。據記載，“黑龍江、寧古塔等處發遣人犯，逃者甚眾”，於是當地也做出了明確的制度規定，“遣犯私逃，二士日內自歸者，尚可貸死”。如果超過20日，就要“即行俱奏，降旨各處查拿”。《督捕例則》中就有對逃人和窩藏者詳細的懲治條例。其他的逃亡事例，比如順治十八年（1661）的“浙江抗糧案”在結案後，有61人被判流。這些人死亡17人，逃亡33人，下落不明1人，最終只剩下10人，在康熙年間被大赦回家。這些逃跑的人的目的地無一例外是自己老家，但令人稱奇的是，這30多人中從東北一路逃回浙江，居然沒有受到太多的刁難，成功逃回。在浙江宗族的庇護下，這些人一直熬到大赦，成功脫罪。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這麼幸運，道光十四年（1834），有三名流放新疆的犯人潛逃，其中一人在半路被抓後直接判斬立決。可見在清代能否逃亡成功，還真是需要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