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MEER
RIJKSMUSEUM
約翰內斯·維米爾《倒牛奶的女僕》（The Milkmaid，局部），布面油畫，45.5×41cm，約1657-1658年，荷蘭國立博物館藏
01
規模空前
2月10日，阿姆斯特丹仍然寒冬蕭瑟，能源危機讓歐洲藝術機構的日子也不太好過。儘管如此，在荷蘭國立博物館，維米爾有史以來最大展覽在這一天拉開帷幕，讓人們在藝術中迎來春天，重燃生活的熱情。
此次展覽共集結藝術家35件傳世作品中的28件，比荷蘭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於1996年舉辦的維米爾最大個展還多出五幅，規模空前。
維米爾《A Lady Writing》，布面油畫，45×39.9cm，約1665年，華盛頓國家美術館藏
維米爾《A lady seated at a virginal》，布面油畫，51.5×45.5cm，約1670–1672年，英國國家美術館藏
維米爾《A Lady Standing at a Virginal》，布面油畫，51.7×45.2cm，約1670-1672年，英國國家美術館藏
其中，荷蘭國立博物館共擁有四件維米爾藏品。這也意味著有24件作品是從世界各地的藝術場館借來。它們來自紐約、倫敦、柏林、東京等全球最頂尖的博物館，包括盧浮宮、大都會博物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等。
維米爾《Allegory of Faith》，布面油畫，114.3×88.9cm，約1670-1672年，大都會博物館藏
經過多年籌備，展覽的舉辦實屬不易。一方面，對於借展機構而言，維米爾的作品都是自家門面，不會輕易借出。
比如來自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在2014年閉館翻新時曾在日本、美國和意大利巡展，此後再未“離家”。另一件代表作是來自德累斯頓古代藝術大師畫廊的《窗邊讀信的女孩》，此次是其在修復之後的出國首秀。
維米爾《戴珍珠耳環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布面油畫，44.5×39cm，約1665年，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藏
另一方面，這些已有幾百年歷史的畫作十分“脆弱”，對運輸和存儲的要求極高，部分作品正是因為經不起長途跋涉的折騰才未能現身。再加上疫情期間的交通中斷，也讓籌備工作一度推動緩慢。
同時，這也是荷蘭國立博物館難得一見的維米爾展覽，原因可能是其更專注於如“一哥”般存在的倫勃朗——畢竟擁有《夜巡》（Night Watch）這件藏品。因此，這場大展非同尋常，正如有藝評家感嘆：“一生或許就這一次機會。”
維米爾《Woman holding a balance》，布面油畫，39.7×35.5cm，約1664年，大都會博物館藏
“走近維米爾”項目，官網鏈接👉https://www.rijksmuseum.nl/en/johannes-vermeer
02
神秘依舊
在英劇《神秘博士》中，有一個片段感人至深：梵·高（Vincent van Gogh）穿越到未來，參加自己的展覽，看到後人對其作品的欣賞與崇拜，紅了眼眶。如果維米爾也能穿越到今天，是否也會如此？
英劇《神秘博士》中的梵·高
與梵·高不同的是，維米爾曾歷經職業高光時刻，當過家鄉代爾夫特（Delft）當地藝術家協會會長。但因1672年荷法戰爭，他陷入財務危機，再加上家中有11個孩子，最終在債務累累中去世，年僅43歲。
此後近兩百年，他隱入歷史塵煙。其畫作一度被認為是由同時代畫家Pieter de Hooch所作，甚至被他人覆上新畫、抹去痕跡。直到19世紀下半葉，法國藝術史學家Théophile Thoré-Bürger才發現了這位偉大畫家的存在。
維米爾《Mistress and Maid》，布面油畫，90.2×78.4cm，約1666-1667年，藏於弗裡克收藏館
維米爾《Officer and Laughing Girl》，布面油畫，50.5×46cm，約1657年，藏於弗裡克收藏館
然而，維米爾始終是神秘的。關於其生活與創作的確切記載少之又少，藝術史學家們只能從吉光片羽中推斷、拼湊他的人生。這種氣質無疑與其畫作相契合——生活中一個個看似無意義、非必要、不起眼的瞬間被他記錄下來，以抵抗遺忘與被遺忘。
維米爾《倒牛奶的女僕》，布面油畫，45.5×41cm，約1657-1658年，荷蘭國立博物館藏
維米爾《The Little Street》，布面油畫，54.3×44cm，約1658年，荷蘭國立博物館藏
正因如此，其作品能讓人輕易共情。讀信、彈琴、醉酒、倒牛奶、戴項鍊……光從窗外透過，氛圍靜謐，無須解讀，只需默默觀看，一切皆明瞭。或許這也是當下舉辦維米爾展覽的意義所在：重拾日常。
維米爾《Woman with a pearl necklace》，布面油畫，55×45cm，約1664年，藏於柏林國立博物館（Gemäldegalerie,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在展覽中，觀眾將對維米爾的創作有更全面的認知，但也會產生更多疑問。他師從何人、受誰影響、與誰來往，作品內容為何從大尺幅的歷史題材轉向日常場景，這些問題都沒有準確的答案。在3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維米爾只完成了約40-45件畫作，且大部分尺寸不大。這些生平的“留白”給了人們更多的想象空間，平添神秘感。
維米爾《Christ in the house of Mary and Martha》，布面油畫，160×142cm，約1655年，蘇格蘭國家美術館藏
維米爾《Saint Praxedis》，布面油畫，101.6×83cm，約1655年，東京西方藝術國家美術館藏，畫作是否由維米爾創作仍存在爭議。
當然，神秘也帶來難題。因為維米爾很少給自己的作品簽名、標註日期，其部分作品真假問題爭議不斷。比如本次展出的《Girl with a Flute》，就在2022年被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斷定為不是維米爾的作品，但荷蘭國立博物館則認為：“該作明顯出自維米爾之手。”真相究竟為何，仍未有定論。
維米爾《Girl with a Flute》，木板油畫，20×17.8cm，約1669-1675年，美國國家美術館藏
03
現代畫家
維米爾《View of Delft》，布面油畫，96.5×117.5cm，約1660-1661年，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藏
不僅是偶像，維米爾更是許多現當代藝術家的靈感來源。作為維米爾“死忠粉”的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i）曾用超現實主義的手法，接連創作多件作品以示景仰之情。就連叛逆的班克斯（Banksy）也難逃維米爾的魅力，曾在街頭畫上《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的“同人圖”。
達利《The Ghost of Vermeer of Delft Which Can Be Used As a Table》，布面油畫，18.1×13.97cm，1934年
班克斯以《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為靈感的街頭塗鴉，2014年
此外，維米爾的畫作構圖也是一絕。他就像是一位具有超強把控力的導演，將鏡頭拉近或拉遠，對準畫面主角，營造一種私密、親近的氛圍，彷彿一幀幀文藝電影截圖。在《The Love Letter》中，他巧妙運用“錯視”（trompe-l'œil）原理，讓人彷彿就站在房間的角落，窺視著女主人與女僕的一舉一動。
維米爾《The Love Letter》，布面油畫，44×38.5cm，約1669-1670年，荷蘭國立博物館藏
不過，維米爾構圖的精確性讓人一度懷疑他在“作弊”，即藉助了光學儀器。英國藝術家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在其著作《隱秘的知識》（Secret Knowledge）中指出，包括維米爾在內的許多文藝復興與巴洛克大師都使用了曲面鏡、暗箱、轉繪儀等早期攝影“黑科技”，在藝術界引起軒然大波。儘管如前文所言，並沒有確切證據證實這一點，但本書多少起到了祛魅的作用。
維米爾《Woman in blue reading a letter》，布面油畫，46.5×39cm，約1662-1663年，荷蘭國立博物館藏
伴隨著維米爾的諸多爭議，如同一個個隱藏的“彩蛋”，昭示著老大師們對現當代藝術家的持久影響和吸引力，也讓人看到繪畫這一古老形式的雋永生命力。“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而幾百年來，維米爾畫中的女孩仍站在窗前，沐浴在陽光中，專注地讀著遠方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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