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法國總理博爾內在法國國民議會（議會下院）宣佈，政府決定援引憲法第49.3條款，即，不經國民議會表決，直接通過退休制度改革法案。此舉立馬引起國民議會噓聲一片，並在法國國內造成軒然大波。3月28日，法國開啟了第十輪罷工。
曾有人說：“法國人如果沒有罷工，那就肯定在準備罷工”。那麼，法國人如此熱衷罷工的習慣是怎樣養成的？
或許很多人會認為，正是以攻佔巴士底獄為標誌的“法國大革命”，為今天的法蘭西播下自由民主、勇於抗爭的種子。
真實的情況卻大相徑庭：1789年法國制憲議會雖然通過《人權宣言》，但僅僅兩年之後又頒佈了《霞不列法》，公然宣佈：一切罷工、結社、集會均屬非法，凡罷工的組織者和參加者都要受到罰款和監禁，並“對自由和《人權宣言》侵犯”的罪名論處。馬克思痛斥這條法律說：“法國資產階級在革命風暴一開始，就膽敢再把工人剛剛爭得的結社權剝奪掉。……這個法律用國家警察手段把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鬥爭限制在對資本有利的範圍內，它經歷了幾次革命和幾次改朝換代。”
《自由引導人民》。作者/德拉克洛瓦，來源/盧浮宮
為什麼自詡人權至上的法蘭西革命者們會頒發如此反人權的法案呢？答案很簡單，因為此時佔據制憲議會的相對保守的大資產階級反對的不過是肆意向自己徵稅的國王貴族和手握鉅額資產卻無需承擔任何社會責任的教會，並不是真心實意為那些“無套褲漢”謀求福利。
雖然在大革命爆發之初，資產階級需要大眾的力量助其對抗封建王權，可一旦這個共同敵人被打倒，資產階級便立馬轉變態度，將手中權力用於榨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因此，大革命之後的法國工人的處境非但沒有改善，還要為社會動盪和內外戰爭引發的失業、飢餓與死亡買單。
由於貴族逃亡、修道院全面關閉，巴黎等主要城市釋放出數量龐大的奴僕和從事奢侈品行業的工匠，導致法國勞動力市場迅速飽和，失業成了家常便飯。與此同時，制憲會議大量超發紙幣、驅逐鑄幣，通貨膨脹吃掉了普通人不多的儲蓄，微薄的工資很快捉襟見肘。
更諷刺的是，1791年3月2日，國民議會以舊社會殘餘的名義廢除了行會和相關團體，此舉徹底摧毀各行各業內部的自治組織和互助機制。巴黎工人隨即開始自發組織起來，不斷以罷工的形式向僱主和政府施壓以期確保最低工資。
此時的法國資產階級已經接手了經過波旁王朝重金打造的法國軍隊和路易十六發明的斷頭臺，連歐洲列強的干預都不放在眼裡，又豈會被區區罷工所威脅。當然，法國工人抗爭的熱情也不可能被區區一道法令所壓制。可就在雙方劍拔弩張之際，以奧地利和普魯士為首的外國干涉武裝大舉殺到。在空前的危機面前，懷著樸素愛國情懷的法國工人選擇了讓渡權力，全力支持資產階級政府與來犯之敵血戰到底。
戰爭一打便是二十年，拿破崙戰爭時期，法國人享受了物資和榮譽的雙重激勵，自然也不會輕易罷工。甚至在拿破崙帝國成為歷史之後，很多法國人還能靠對往昔榮光的追憶繼續熬過一個又一個蕭條的寒冬。直至1831年法國里昂的紡織工人才在極度的壓迫之下，選擇揭竿而起。
拿破崙畫像
關於這場聲勢浩大的工人運動究竟應該被定性為“罷工”還是“起義”，東西方史學界似乎存在爭議。在西方史學界看來，儘管里昂的紡織工人奪取了武器、佔領了里昂城，成立了工人委員會，宣佈廢除捐稅，實行工資標準協議，直至在數萬反動軍隊的圍攻之下不得不放下武器，但這依舊只是一場“罷工”而已。但在我們的視野中，里昂的紡織工人卻是用自己的鮮血譜寫了國際工人運動史的新篇章，表明無產階級已經從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中分離出來，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恰如革命導師馬克思所說：“里昂的工人們以為自己追求的只是政治的目的，以為自己只是共和國的戰士，可是事實上他們卻是社會主義的戰士。”
正是里昂紡織工人起義的巨大力量，讓法國資本家開始意識到一味高壓，只能令工人階級的憤怒不斷累積，與其引發如火山噴發般的劇烈反彈，不如沿用“堵不如疏”的思路，放開對罷工的限制，讓工人階級的不滿情緒得到釋放。
此時的歐洲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浪潮襲來，資本已然更趨集中，大量的勞動力、生產資料和資本源源不斷流向城市，令產業工人的數量激增。一旦爆發如里昂紡織工人起義般的大規模工人運動，誰能預料那些高唱著《馬賽曲》的群眾會不會重演一場“法國大革命”呢？
正是基於這樣的思路，1864年，法國效仿英國，頒佈撤銷工人聚會違法的《霞不列法》。同時，通過循循善誘，法國資產階級逐漸開發出一套“罷工-選舉動員-政治集會”的“洩壓”套路。簡單來說，是在工人階級對現狀的不滿累積到一定程度時，便默許甚至主動引發一場罷工。
在工人階級自發產生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領袖之前，派出一些“底子”較為乾淨的年輕政客，以憂國憂民的姿態出現在罷工隊伍之中，在充分表達對底層百姓生活艱辛的同情之餘，販賣一些毫無可操作性的施政綱領，為罷工群眾畫出一個“若我當選，必將改天換地”的大餅之後，便能從容地將一場聲勢浩大的罷工變成自己的選舉動員。
在這樣的操作下，罷工不再是資產階級眼中的洪水猛獸，反而是緩解社會矛盾的“政治嘉年華”。自此以後，罷工便成為法國常態，據統計，僅1890年，法國便爆發了300餘次罷工；1904年，全年法國各地爆發的罷工總數更超過1000次之多。
然而，資產階級政客的輪番演出再怎麼精妙，其信用最終還是會因無法兌現承諾而破產。1904年至1905年的歐洲各主要工業國發生的一系列大罷工，更讓新興的壟斷財閥們感覺到危機的降臨。
20世紀初的法國，地方衝突大量增加。來源/紀錄片《工人時代》截圖
這些罷工表面的成因是1905年沙俄因“日俄戰爭”的敗北而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武裝起義，其背後卻是隨著無產階級日益成熟而穩步踏上政治舞臺的必然。在此期間，法國工人運動也急趨高漲，其中1905年罷工者達438460人；1906年的全國大罷工，八小時工作制已經成了民眾的訴求。而在此之前的1840年，工人每日工作時間甚至達到15小時。該年的五一節，僅巴黎一地就有十多萬工人罷工。在工人運動影響下，法國農民也展開了英勇鬥爭。在蒙貝里，50萬農民舉行大示威時高呼：“我們不能納稅了！”“穀子要打場，政府要打倒！”被派去鎮壓農民的士兵也調轉槍口衝向克里孟梭政府，發出“殺掉他們！保護自己人”的正義號召。
眼見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列寧曾欣喜預言——在拉丁語系的國家，如意大利，特別是在法國，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表現為特別猛烈的、急劇的、往往簡直是革命的爆發，當無產階級埋藏在心底的對壓迫者的仇恨突然爆發時，“和平的”議會鬥爭局面就要被真正的內戰場面所代替。
列寧
在歐洲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之下，各國社會民主黨內左、“中”、右三派進一步分化。他們圍繞著俄國革命的性質、前途和意義，尤其是圍繞著無產階級新的鬥爭手段和黨的領導作用問題在各國黨內展開廣泛的討論和激烈的爭辯。
為了避免革命浪潮的衝擊，伯恩施坦寫了名為《政治性的群眾罷工》的新書闡述自己的觀點，反對無產階級採取總政治罷工的手段對付反動派，說：總罷工“只會破壞，而不是建設”“發動一次總罷工，很可能也就是引起一次流血的革命”……
最終，由於法國總工會（CGT）根據《亞眠憲章》決定不與前一年剛剛實現團結的社會主義者聯手，這個錯失的機會導致了勞工運動的持久分裂和削弱。在右翼的領導與訴求的分化下，這次大罷工在雷聲大雨點小中結束了。1919年，全法共有130萬工人參加2047次罷工；1936年，更有240萬工人參加了累計16907次罷工。然而，法國工人空前高漲的罷工熱情很快消退殆盡，因為，德國人來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推翻維希傀儡政府、建立第四共和國的法國，罷工傳統似乎再度得到延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
整個二戰期間，法國國民經濟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經濟損失達14000多億法郎，這個數字是戰前法國3年的全部生產總值，1945年初的工業生產總值不及1938年的一半。經濟的衰竭造成法郎貶值、物價飛漲、商品奇缺，人民生活極度困苦。
1952至1953年的經濟危機使法國工業生產下降5.8%，危機高潮的失業人數達21.7萬人，1958年3月開始的一次經濟危機又使工業生產下降5%，除了無法擺脫的經濟危機外，第四共和國還面臨著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與財政危機，政府因滿足工人和政府僱員增加工資的要求以及重建軍隊和進行耗資巨大的殖民戰爭，造成國家財政支出空前增長。
國民經濟總收入遠遠趕不上預算支出的增長速度，國家財政赤字飆升，到了1947年，預算支出為90億法郎，財政赤字為22億法郎；1957年，預算支出為554億法郎，財政赤字增加到102億法郎。為了彌補預算收支的不平衡，政府不得不通過馬歇爾計劃的貸款向美國大量借款，動用國家的黃金儲備大量發行貨幣造成通貨膨脹，同時大力增加稅收。這些措施造成一系列嚴重的經濟後果，法郎不斷貶值，物價飛漲，國家瀕臨財政破產和經濟崩潰的邊緣。
法郎的貶值引起了物價飛漲，50年代法國消費物價年平均增長率達5.9%。由於工資增長速度趕不上物價上漲速度加上名目繁多的稅收，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於是抗議政府經濟政策並要求改善生活水平的工人罷工和農民反抗運動此起彼伏。
1947年4月5日，雷諾汽車公司工人舉行抗議政府經濟政策的大罷工；1948年秋，煤礦工人進行大罷工；1950年，70多萬五金工人堅持罷工一個多月；1953年8月，因抗議政府的退休政策，400萬工人舉行大罷工，使全國陷入癱瘓狀態。與罷工運動同時進行的農民反政府運動也迅速開展起來，中小農戶變成富足社會的抗議者。
1953年10月，法國40多個省的農民拒絕向政府提供農副產品，以抗議工農業產品之間日益擴大的價格剪刀差。除工人和農民的反抗，城市小資產階級因不堪政府沉重的稅收和壟斷資本的壓榨，對第四共和國也感到不滿，始於1953年的以反映城市小資產階級利益為主的“普扎特運動”震動整個法國社會。經濟與財政危機不但激化社會矛盾，加劇社會的動盪，更令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明朗化，進而引起政治危機。
1958年9月，戴高樂在“五一三”危機之際重新上臺執政，以全民公投的方式通過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憲法》，此舉給法國帶來經濟變革，工業生產蒸蒸日上，工業產值較戰前水平翻了一番。新興產業飛速發展，如家用電器、石油化工和電子製造業等。材料設備更新換代的速度可以與其他工業大國媲美。而凱恩斯主義的盛行，也讓此時的歐洲普遍走出一條經濟發展與福利提升並舉的道路。這一段長達30年的經濟增長期，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機後的1975年才結束。在此期間，除了在1968年的“五月風暴”中罷工呈現激進的一面，其餘時候都表現得較為溫和。一些藝術家甚至也將成為“日常”的罷工作為展示自我的舞臺。這既是經濟發展調和矛盾的結果，也是政客精心分化與引導的產物。
戴高樂
但隨著經濟高增長期的結束，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之間的矛盾再度爆發。除了世界性的增長乏力，法國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也在新興經濟體的衝擊下逐漸萎縮。在這種雙重的壓力之下，原本依靠在國際體系中不合理的優勢地位與分配模式鑊取超額利潤，以調解勞資矛盾的方法逐漸難以維繫，新冠疫情與俄烏衝突造成的物價上漲與消費乏力，更使問題雪上加霜。法國此次罷工已經進行到第十輪，無論是規模還是激烈程度都在逐步升級，它究竟會如過去的幾十年那般在發揮“解壓閥”作用後不了了之，還是升級產生更大的社會後果，結果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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