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今年3月，一條“中國人幸福感全球最高”的新聞登上熱搜。民調機構益普索集團（Ipsos）發佈的全球幸福指數調查報告顯示，在參與調查的32個國家中，幸福感指數最高的是中國（91%），其後是沙特阿拉伯（86%）和荷蘭（85%）。美國和日本分別排在第14位和第29位。
中國人是怎麼衡量幸福的？中國人的幸福感評價經歷了從宏觀標準到用數據說話的轉變過程，在個人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幸福的概念也在悄然發生改變。隨著對“幸福”概念的日漸崇尚，作為個人的“我”越來越被看作是至高無上的訴求，但另一方面，人們也越來越傾向於把不幸和無能歸罪於自己。
中國人的幸福是什麼
德國漢學家鮑吾剛（Wolfgang Bauer）對古代中國人的幸福進行了描繪。他首先區分了個人幸福和社會幸福，認為中國人更看重後者。在儒家觀點中，個人不是由自己獨具的內在特徵界定的，而是由社會關係界定的，所以中國人的自我裡常常包含著家庭、家族乃至整個社會。
中國人“幸福的本質及烏托邦的本質裡，包含著某種悖論性的秘密”，這個秘密就是，個人幸福要在社會幸福中實現，但是社會幸福的實現卻可能會以個人的不幸為前提。鮑吾剛看到，純粹追求個人幸福的學說也存在著，比如道家學派之一楊朱學說追求儘可能享受各種生理和心理的快樂，但這類思想不會被大多數中國人接受。
《中國人的幸福觀》
[德]鮑吾剛 著 嚴蓓雯 韓雪臨 吳德祖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9-1
鮑吾剛還把中國人的幸福區分為此時此地的幸福和彼世的幸福。對現世幸福的熱衷，追求建立理想的社會制度，在儒家承諾的德治社會中非常明顯，墨家崇尚的兼愛尚同也是渴望建立現實的理想社會。對彼岸世界的迷戀則體現在對道家隱士和神仙所在的世外桃源的嚮往。然而，即使是在道教裡，長生不老也總是和現世享受綁定在一起，現世幸福終難捨棄。
2012年，中央電視臺走基層的記者們分赴各地採訪了幾千名各行各業的勞動者，包括城市白領、鄉村農民、科研專家、企業工人。記者們提出的問題是：“你幸福嗎？”一時間，“幸福”成為熱詞。
本世紀初，梁捷在《幸福指數》一書中看到，近些年來，我們生活中越來越多的要素都在被數字化、科學化，“用數字說話”成為了人們的思維習慣。2006年，中國統計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幸福指數”的概念被提出。人們開始思考真正的生活質量，含含糊糊的幸福似乎結束了。《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指數研究報告》顯示：家庭和睦、身體健康、經濟無憂是城鄉居民幸福生活的三大源泉。“這種工作雖然有簡化幸福含義的嫌疑”，卻也“幫助我們認識到幸福的本質”。
《幸福指數：中國人幸福嗎》
梁捷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7-11
為什麼偏偏是幸福這個詞最終佔據著主導地位，而不是其他的一些名詞——公正、審慎、團結或者忠誠呢？或許這也與中國社會日益強大的個人主義思潮相關。《幸福學是如何掌控我們的？》的作者卡巴納斯和伊洛斯就認為，幸福之所以在如今的新自由主義社會中至關重要，原因尤其在於它和個人主義價值觀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在個人主義價值觀中，作為個人的“我”被看作是至高無上的訴求，集體和社會則被看成是不同獨立意志的集合體：“通過自稱科學的、中立的、不帶有意識形態內涵的權威話語，幸福概念使個人主義重新換髮了生機。”
不幸福是一種疾病？
1970年，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發表在《紐約時報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中非常直白地寫出了芝加哥學派的觀點：一家企業唯一的道德責任就是賺到儘可能多的錢。戴維斯寫道，他們傳遞的信息是這樣的：“自己去開一家公司，讓它成長為未來的巨無霸。你在猶豫什麼？是不是慾望還不夠強烈？難道你沒有這種戰鬥精神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有問題的是你，而不是這個社會。”對芝加哥學派來說，競爭不是要與對手共存，而是要徹底毀滅對方。
美國總統里根上臺後，這種理論在華盛頓迅速傳播，在上個世紀90年代影響了許多國際上的監管者。而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中，並非人人都具有如此強烈的自我主義、攻擊性和樂觀精神。對於不夠“自我”的人，一種新的科學應運而生，那就是聖路易斯學派的精神疾病理論。
《幸福烏托邦：科學如何測量和控制人們的快樂》
[英]威廉·戴維斯 著 常瑩 郭丹傑 譯
新華出版社 2016-10-1
這一學派認為，精神疾病存在是因為身體機能出現了問題，要用科學方法來觀察和治療，而不是進行社會學層面的解讀。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使用了聖路易斯學派的理論，在其中，精神疾病成為了一種靠觀察和分類就能夠確定的病症，不需要任何關於起因的解釋。
之後，越來越多的標準和度量被髮明出來，幫助人們記錄正面和負面的情緒。每個新工具和新研究的發表，都彰顯出僅靠科學標準來理解他人感受的雄心。人們“希望不同形式的悲傷、憂慮、挫折、神經衰弱和痛苦可以用一個簡單的量表來衡量，從最低到最高依次標上量級”。但問題在於，只要是“在一個廣泛的、個人的成長為最高目標的社會，廣泛的、個人的精神崩潰就會成為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只認可樂觀主義的文化會伴生消極主義的病症，建立在競爭基礎上的經濟會讓失敗成為一種疾病……
在這樣的社會中，感到不樂觀、不幸福的人們該如何自處呢？沒關係，你可以學習積極心理學。馬丁·塞利格曼是積極心理學的創始人。他在“習得性無助”實驗中對一條狗持續進行電擊，狗逐漸放棄了抵抗，只會低低地哀鳴，被動接受電擊；即使後來很容易就能避開電擊，狗也不會去嘗試避開。這項實驗撒下了積極心理學的種子，該學科的目的就是通過系統化的手段去抵消無助感。
在《真實的幸福》等著作中，塞利格曼向讀者指出，過去的心理學多半關心心理與精神疾病，忽略了生命的快樂和意義，他想要校正這種不平衡，幫助人們追求真實的幸福與美好的人生。
《真實的幸福》
[美]馬丁·塞利格曼 著 洪蘭 譯
萬卷出版公司 2010
在《真實的幸福》中，塞利格曼談到，悲觀的人很容易認為挫折和失敗是永久且普遍的，而且全部是自己的原因；相反，樂觀的人具有堅韌性，把自己面臨的挫折看成特定的、暫時的、別人行為的結果。“悲觀的人在學校表現比較差，在運動、工作上也是如此，他們的身體健康狀況也不太好，壽命相對較短，他們的人際關係也不好。”
但如果你不是天生的樂觀者，該怎麼辦？沒關係，塞利格曼講述了“拉近幸福的六種美德”、“獲得幸福的24個優勢”等，認為只要使用“習得性樂觀”的技術，你就可以振奮起來。《真實的幸福》這本書在全球暢銷近20年，銷量達到200多萬冊，指導人們獲得幸福的類似作品如《哈佛幸福課》等也火爆全球。
在《幸福學是如何掌控我們的？》作者埃德加·卡巴納斯和伊瓦·伊洛斯看來，“習得性無助”這個概念本身就值得玩味。在社會再生產和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在行使和分配權力的過程中，在一些組織內部實施強制策略的過程中，在用墨守成規和麻木不仁來代替創新和反抗精神的過程中，無助、脆弱等情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習得性無助”的概念本來可以用來幫助理解社會再生產和轉型機制，但塞利格曼卻只是認為，成功是樂觀主義的結果，失敗、失業、階級下滑都是糟糕的心理架構的後果。
《幸福學是如何掌控我們的？》
[西]埃德加·卡巴納斯 [法]伊瓦·伊洛斯 著
劉成富 苑桂冠 閻新蕾 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0-6
在這種情況下，“積極性成為了一種專制態度，刻板地把人們的不幸和無能歸罪於人們自己。人人都要為自己的不幸負責。”當幸福學家斷言，無論情況如何，包括流浪漢和妓女在內的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積極的感情和美好的生活，這也意味著，幸福這種意識形態是禁止社會批評的，它以現實原則的名義強制人們接受條條框框。“人民對社會變革的請願、對現存秩序的不滿往往來源於類似發怒或憎恨等情感。掩飾這種情緒，本質上就是在批判社會動盪背後的情感結構，認為它給社會帶來了恥辱。”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潘文捷，編輯：黃月、林子人，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