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博物館裡應該有什麼？什麼樣的展品、器物可以講述科學故事？蘇格蘭國家博物館集團藏品主管塞繆爾·艾伯蒂以內部人的眼光，帶讀者從科學博物館佈滿奇儀重器的展廳，走向神秘的幕後，打開科學的“黑匣子”，揭示將策展人和文物修復師、技術人員和科學家、業餘愛好者和專業人士連接在一起的“器物之愛”，展開一趟科學博物館奇妙之旅。本文選摘自《奇儀重器：探索科學博物館》（[英]塞繆爾·艾伯蒂著，劉驍譯，中國工人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插圖為書中配圖。
壯觀的藏品
事實證明，在科學誕生之前，就有科學藏品了。16世紀以來，在人們還沒有發明“科學”之前，在琳琅滿目的珍品櫃中，就可以找到調查類、測量類、光學和數學儀器了。把那些精美的儀器和其他（在我們看來）五花八門的物品聯繫在一起的是它們的藝術性，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珍品櫃可以被稱為藝術品的收藏櫃。例如，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的大公科西莫一世集了數學儀器並將其安置在自己的宮殿中；後來，法國貴族莫松男爵約瑟夫·邦尼爾在其龐大的珍品櫃中也加入了數學裝置。（圖 1）
▲圖1 富麗堂皇的珍品櫃裡包含了科學儀器。雅克·德·拉瓊（Jacques de Lajoue），《邦尼爾·莫松的物理收藏櫃內部》，1734年，布面油畫。
雖然各式各樣的珍品櫃中的其他物件會被納入藝術、人類學和自然史收藏品中，但到18世紀初，許多儀器已被納入更為集中的收藏品類中，如位於德累斯頓的數學物理沙龍（Mathematisch-Physikalischer Salon）。這些儀器的作用不僅是為了提升捐贈人的名聲，而且是為了供他們展示新的“自然哲學”。藏品中的創新型靜電機和空氣泵是需要動手操作的交互式設備，可以用於展示現在所稱的“科學”（圖 2）。一般來說，這些現代早期藏品的參觀者是上層精英。即使是自稱公共機構的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在1759年開館時除了展示“天然和人造珍品”外，還展示了一些科學儀器，但也只向上層人士開放參觀。
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期，在巴黎成立的一個新機構中，可以找到一種現在看來更民主的方式來對待今天的觀眾。亨利·格里高利（Henri Grégoire）既是天主教主教，也是1789 年大革命後法國最高立法機構國民公會的領導之一。對他來說，前政權的終結是走向普選的重要一步；他主張種族平等，廢除奴隸制，支持猶太解放運動，支持新獨立的海地。格里高利還想給予工人們改善生活的機會。即使在革命者反對神職人員的時候，他仍然身著宗教裝束，試圖保護圖書館和藝術品。他保留了自己在國民會中的位置，並對建立後來演變出1794 年工藝博物館的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建立工藝博物館旨在改善國家工業，並向工人展示革命的進步。考慮到他作為神職人員的影響力，博物館被建在聖馬丁香榭麗舍修道院內。他宣稱：“巴黎將建立一個收藏所有藝術和商業領域的機器、模型、工具、圖紙、說明和書籍的倉庫。”在這些“藝術與商業”物品中，有一些可以歸於科學類別。聖馬丁香榭麗舍修道院的展品包括最先進的機器和儀器，它們不僅有用而且有教育意義，可供工人觀看和使用。經驗豐富的工匠會在場演示和解釋說明。對格里高利來說，博物館是“人類思維的工作室”。
隨著工業革命步伐的加快，其他機構也紛紛效仿，設立展覽來激勵和影響工人。美國費城是另一座充滿革命氣息的城市，在費城湧現的各種博物館中，實業家塞繆爾·沃恩·梅里克（Samuel Vaughan Merrick）和地質學家威廉·H.基廷（William H. Keating）成立了“賓夕法尼亞州富蘭克林機械技藝促進研究所”（Franklin Institute of the State of Pennsylvania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Mechanic Arts）。他們在木匠廳首次舉辦了關於“美國製造商”的展覽。該組織一直延續到今天，現在的名字是（相當簡潔的）“富蘭克林研究所”。在倫敦，令人眼花繚亂的展覽生態系統包括阿德萊德展覽館（Adelaide Gallery，1832年）和理工學院（Polytechnic Institution，1838年），它們都為“實踐科學”提供了生動的操作空間。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這樣的場所在多大程度上成功激發了工人們提高工業產出的興趣。展出的設備必然是最閃亮和最好的，但並不總是因變得陳舊而被更換。它們逐漸不再具有操作性，而是變得莊嚴肅穆，但這同樣具有吸引力。工藝博物館從一開始就在最新發展的技術旁邊展示歷史資料，同時也吸收了法國科學院（Academy of Sciences）的頂級儀器，這些儀器更使人驚歎，但缺乏互動性。這一藏品系列吸引了諸多技術界的明星藏品，如布萊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計算器、安託萬·拉瓦錫（Antoine Lavoisier）的實驗室設備和盧米埃爾兄弟（Lumière）的攝影機等。
在這些標誌性的工藝品中，工藝博物館也收藏了19世紀法國物理學家萊昂·傅科設計的單擺的早期版本。1851年，他在巴黎天文臺演示了第一個版本，然後是在先賢祠的穹頂下（那裡在1995年安裝了新版本），4年後，他在舉辦世界博覽會的工業宮（Palace of Industry）演示了一個鐵製的版本。這兩個傅科擺都在1869年被工藝博物館購得，許多其他大型科學博物館也適時效仿，通常在中庭或樓梯井懸掛單擺。
這次收購有助於說明19世紀的“博覽會”與博物館之間關係的重要性。19世紀初，巴黎主辦了一系列工業博覽會，但無論法國做什麼，英國都會著手做得更好。英國的回應是由亨利·科爾（Henry Cole）所策劃的，他是一名公務員，對工業設計非常感興趣，活躍於英國皇家學會工藝院（Royal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在那裡他找到了關鍵盟友—阿爾伯特親王。在親王的支持下，科爾發起了一系列展示英國最新設計的展覽。受到1849年巴黎世博會的啟發，科爾以無限的精力推動了一場真正的國際展覽——萬國工業博覽會（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爾伯特親王於1851年在倫敦為其揭幕。在1.3萬件展示藝術、自然和文化的展品中，最新的科學儀器、宏大的“機械展區”和其他關於“進步”的物質文化表現形式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示。這次博覽會取得了成功，吸引了600萬參觀者，併產生了巨大的收入盈餘。
展覽結束後，英國政府頒佈法令，指出英國的科學教育需要改進，併成立了科學與藝術部，由科爾和雄心勃勃的蘇格蘭科學家萊昂·普萊費爾（Lyon Playfair）共同執掌（普萊費爾也密切參與了萬國工業博覽會的舉辦）。他們將科學（和其他）藏品作為技術教育系統的核心，以這次萬國工業博覽會的剩餘藏品為基礎，建立了一座博物館，涵蓋工業和裝飾藝術品；他們還在其中添加了更多的技術設備，如船舶模型。就這樣，南肯辛頓博物館（South Kensington Museum）在合併了製造業博物館（Museum of Manufactures）後，於1857年在一座臨時建築（布朗普頓鍋爐）中開放。它涵蓋了各種實用和裝飾藝術的藏品，不僅促成了倫敦科學博物館，還促成了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的建立。
科爾還想在英國其他地方建立博物館，並將目光投向了愛丁堡。在那裡，他找到了沃土。萊昂·普萊費爾在去愛丁堡大學擔任化學系主任的過程中，就已經和他的同事喬治·威爾遜（George Wilson）教授收集了1萬件藏品，包括機器、模型和樣品——它們構成了蘇格蘭工業博物館（Industrial Museum of Scotland）的館藏。這座博物館毗鄰愛丁堡大學（學校的自然歷史收藏品也被該博物館接收），位於工人階級集中的舊城，通過手工藝品和工作模型向蘇格蘭工人展示科學和工業的最新成果，於1866年被愛丁堡科學與藝術博物館（Edinburgh Museum of Science and Art）兼併。科學與藝術部還著手推動科學儀器的設計和製造。為了展示最新的可用儀器，南肯辛頓博物館在1876年舉辦了涵蓋2萬件科學儀器的展覽，名為“借來的收藏品”，它們後來構成了現在的倫敦科學博物館中儀器收藏品的基礎（圖 3）。這是一次大規模的科學造勢，掩蓋了人們日益增長的對英國正在失去其在科學和工業領導地位的擔憂。
競賽開始了。大型博覽會的風潮席捲世界各地，很多展覽會延續南肯辛頓模式，將展品發展為永久藏品的核心部分。這類“世界性展覽會”催生了永久性博物館，包括1866年至 1867年在墨爾本舉行的澳大拉西亞跨殖民地展覽、1873年的維也納世界博覽會、1876年在費城舉行的美國獨立百年展覽會、1888年的格拉斯哥國際展覽和1914年在奧斯陸舉行的百年紀念展覽。巴黎舉辦1900年世博會時，已有超過8.3萬名參展者，近6000人次參觀（是萬國工業博覽會時的10倍）。這些展覽會囊括了藝術和文化，但就本書的目的而言，我們應該注意其中的儀器、發明和機器至今仍保存在各地的博物館中，這要部分歸功於展覽結束時，策展人和博物館創始人提出的關於展品的遠見卓識。他們創辦的博覽會和博物館旨在炫耀參展國的專長，進一步實現參展國的帝國野心，並激勵東道國的勞動人民。博覽會展示的是當時和未來的尖端科學技術。
還有一個可以更多接觸創新事物的地方，是與收藏品有聯繫的國家專利局。許多新發明都附有模型或原型，它們不僅要被記錄在案，而且旨在激勵下一代發明家。英國專利局博物館（British Patent Office Museum）於19世紀50年代在班納特·伍德克羅夫特（Bennet Woodcroft）的領導下形成，他曾任倫敦大學的工程學教授，後來被專利局冠以“規範監督人”的光榮稱號。專利局博物館最終被轉移到科學與藝術部，並與南肯辛頓博物館合併。現在倫敦科學博物館的技術展區正是由這些藏品發展而成的。20世紀初，美國專利局以同樣的方式將其大量的工作模型收藏品轉移給了綜合性的史密森尼學會，即於1846年成立的美國國家博物館。
這些專利物品，以及1876年美國獨立百年展覽會上一批老化的科學儀器，都被收入史密森尼學會首任會長約瑟夫·亨利（Joseph Henry）收集的、現已成為歷史性科學儀器的重要收藏品中。儘管專利和展覽必然重點關注同時代儀器，但策展人還是出於歷史的角度收集和展示了貫穿於19世紀的科學設備。在倫敦，班納特·伍德克羅夫特著迷於有歷史的機器，花費了大量精力尋找相關“文物”。斯蒂芬森著名的機車頭“火箭”和“噴氣比利”在“借來的收藏品”展覽中展出，他還為專利局博物館購買了這些機車。即使是1876年的最前沿展品，也不僅包括“現代儀器，還包括那些被知名人物使用過的儀器，或是在著名發現中被用過的儀器”，其中就有伽利略、拉瓦錫和焦耳使用過的儀器—這些被稱為科學的“神聖文物”。它們對於國家建設、展示科學譜系都很重要。在其他地方，例如工藝博物館，作為創新展品而被收集的科學儀器和技術器物被存放在收藏品中，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過時。像荷蘭的泰勒博物館（Teylers Museum）這樣的機構起初被當作活躍的研究場所，但後來卻意外地獲得了收藏文物的功能。有人可能會認為它們變得僵化，但用一位策展人更親切的話來說，“它們發現了歷史的優點”。
似乎，科學藏品的雙重特徵—現在與過去的對立，實用性與觀賞性的對立—在我們回顧的歷史中一直存在。但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龐大規模是20世紀發展的結果。
海量的藏品
1881年，在巴黎舉行的第一屆國際電力博覽會（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of Electricity）給一位參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年輕的工程師奧斯卡·馮·米勒（Oskar von Miller）是巴伐利亞一個名門望族的後裔，他既不缺乏雄心壯志，又滿懷愛國情懷。受到展覽浪潮的影響，他回到慕尼黑後創辦了一場德國式的世博會。與他成功的工程管理職業生涯相輔相成，他開始為一座適合統一國家的博物館進行藏品收集，以展示其工業和科學實力。馮·米勒的專業技能為他的博物館理念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包括科學家、工程協會、企業、富有的捐贈者，甚至像亨利·科爾一樣得到了來自皇室的支持。
創建博物館需要花一些時間，但到1903年，在德意志第二帝國的鼎盛時期，他正式建立了德意志科學技術成就博物館。慕尼黑市貢獻了伊薩爾河上的一座島嶼，該島被稱為“煤炭島”，因為炭曾被存放在那裡。由巴伐利亞州和帝國政府出資（因為各種博物館都是帝國的工具），德皇威廉二世於1906年鋪設了博物館的第一塊石頭。然而，由於工期延誤和戰爭，直到1925年馮·米勒70歲生日時，博物館才完全開放。這一漫長的孕育期意味著，在其3萬平方米的展覽空間中，許多器物變得有歷史感，在文物領域與遺物和名人器具相得益彰。在榮譽館內，德國著名科學家的肖像和他們的設備作為科學和技術的傑作進行展示。這裡還有大量前沿科學的演示和互動體驗，而且是按鈕式和手搖式工作模型的首次大規模展示。就博物館的雙重功能而言，德意志博物館是當時世界上同類博物館中最好的。
然而，它仍有一些厲害的競爭對手。南肯辛頓博物館的技術藏品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是獨立展示的，它在1909年6月被正式命名為倫敦科學博物館，自豪地與藏有其姐妹藏品的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以及隔壁的自然歷史博物館並立（較早地進入國際舞臺意味著英國人無須具體說明該科學博物館的國別）。倫敦科學博物館集合了萬國工業博覽會與專利局博物館的技術類藏品，1876年“借來的收藏品”展覽中的許多珍品，以及1924—1925年大英帝國博覽會（British Empire Exhibition）的展品（證明了這些機構的帝國背景）。這些藏品之後被分為三類：海洋工程、機械和發明以及科學儀器。每一類都包括歷史珍寶和最新成果。當1899年科學與藝術部被撤銷時，博物館的監管權轉移到了教育部，技術教育成了藏品的主要功能。前愛丁堡科學與藝術博物館也有類似的發展經歷，當時的蘇格蘭皇家博物館（Royal Scottish Museum）的技術部門繼承了喬治·威爾遜的藏品，並把它們分別陳列在電力、採礦業和航運展廳。20世紀初，一家“科學展覽館”（Science Gallery）開業，展出了著名蘇格蘭科學家的儀器。
各個國家的技術博物館，如建立在布拉格（1908年）、奧斯陸（1914年）和維也納（1918 年）的，都宣揚了各自國家的歷史遺產和當時的創造力，也在許多情況下宣揚了各自的帝國抱負。它們與工業界合作以獲得最新的設備，它們將工業展品與神聖的文物、國家科學的演變和運作並列在一起展示。在參觀了新建的德意志博物館之後，慈善家朱利葉斯·羅森瓦爾德（Julius Rosenwald）大受啟發，並資助成立了芝加哥科學與工業博物館。這座博物館在 1933年的名為“一個世紀的進步”的世界博覽會（Century of Progress Exposition）舉辦期間開放，位於曾在40年前舉辦世界哥倫布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的宏大的美術宮（Palace of Fine Arts）內。它專注於科學原理和最新發現，並著手使展品充滿活力。參觀者可以按下按鈕並通過顯微鏡觀察。其中一位遊客，蘇格蘭皇家博物館的技術管理員亞歷山大·哈奇森（Alexander Hutchieson）對此印象深刻。他回到愛丁堡，領導了一個致力於製造發動機和其他機器的精緻複製品的工作室，這些機器會在展廳內運行來取悅參觀者。
這些地方很熱鬧。奧斯卡·馮·米勒本人曾多次訪問美國，1929年在紐約和平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the Peaceful Arts）的一次晚宴上，他倡導積極參與科學展覽。來自多家美國博物館的策展人出席了晚宴，這條消息由此傳開了。1934年，享譽盛名的富蘭克林研究所以德意志博物館為藍本，開設了一座“科學樂園”式的以親身體驗為主的科學博物館。紐約科學與工業博物館（New York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採取了同樣的模式。1936年，這座博物館開業時，威廉·布拉格爵士（Sir William Bragg）在英國皇家研究院通過電話為其致辭。“他在一場著名聚會上發表了簡短的講話（愛因斯坦教授也出席了這場聚會）。聽眾隨後聽到威廉爵士劃了一根火柴，點燃了一根插在法拉第時代蠟燭臺上的舊蠟燭；不一會兒，紐約博物館的入口大廳就被兩排水銀蒸汽燈的燈光點亮了。”
橫跨大西洋的電脈衝點亮了泛光燈，這既是光電效應的例證，也是美國創造力和繁榮的視覺證據（信號通過美國電報和電話線傳遞）。受諾貝爾獎獲得者讓·皮蘭（Jean Perrin）的啟發，巴黎大宮的發現宮（Palais de la découverte in the Grand Palais）也展示了這一方法，因為他希望證明實驗室科學是可以發揮作用的。事實上，發現宮是20世紀後期科學中心的先驅，更重要的是，這種活力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兒童來到博物館。1931年，倫敦科學博物館為了服務每年上百萬的參觀者，專門為小參觀者開設了一個新的展廳（圖4）。工作模型和動手操作的體驗使得成年參觀者也覺得很有趣。在愛丁堡，一位小參觀者後來回憶道：“吸引我們的是我們能否按按鈕，但問題是［每個］小男孩都想按，你不可能總是足夠快地排上隊。”
然而，小參觀者、一流的互動性和新事物的誘惑，並沒有減弱科學博物館的文化遺產功能。隨著人們對科學史興趣的增加，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收藏家和古董商越來越被有歷史淵源的科學儀器所吸引。這不僅反映在已建立的科學博物館中，也反映在新一代的私人藏品中。狂熱的鑑賞家們收集了規模空前的藏品，並得意地將其展出。其中包括朱利葉斯·羅森瓦爾德的同樣富有的芝加哥姐夫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劍橋科學儀器公司的總經理羅伯特·惠普爾（Robert Whipple），倫敦附近的造紙廠商人劉易斯·埃文斯（Lewis Evans）。這些藏品後來都進入博物館，甚至成為博物館的建館基礎。阿德勒在他1930年成立的天文館裡存放了一批昂貴的歷史儀器；以埃文斯的物品為基礎，牛津科學史博物館在1935年初見雛形（圖 5）；1944年，劍橋大學為惠普爾的藏品開設了博物館。大學是展示科學譜系的肥沃土壤：曾用於科學類院系教學的儀器，往往年代久遠，並獲得了文物價值，它們的所屬機構在過去和現在對於科學的創造性貢獻，正好可以通過器物被放大。哈佛大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大衛·惠特蘭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收集的儀器組成哈佛博物館的核心（圖 6）。在各類博物館蓬勃發展的背景下，一些國家開始從國家層面上通過藏品宣揚本國深厚的科學遺產，比如佛羅倫薩的科學史學會及博物館（Istituto e Museo di Storia della Scienza，成立於 1927年，現為伽利略博物館），以及萊頓的國家科學史博物館（Het Nederlandsch Historisch Natuurwetenschappelijk Museum，成立於1931年，現為布爾哈夫博物館）。
▲圖5 1951年，牛津科學史博物館。
重獲活力的藏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可以用於收藏的科學資源，無論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還是能動手操作的，都很稀少，這是可以理解的。一些博物館場所被用於其他目的（牛津科學史博物館被用作職業介紹所，蘇格蘭皇家博物館被用作醫療用品倉庫），而市中心的藏品都被運走以便妥善保管。斯蒂芬森的“火箭”機車離開倫敦科學博物館，被安置在赫特福德郡的布羅克特莊園內。
在戰後的幾年裡，各種各樣的博物館開始撣掉身上的灰塵，科學收藏博物館也在其中。波士頓科學博物館於1951年在一座新建築中開放。兩年後，列奧納多·達·芬奇科技博物館在米蘭一座被炸彈炸燬後重建的修道院中開放。在英國，積極的戰後政府意圖舉辦一場大型展覽，以紀念萬國工業博覽會100週年，並展現戰後復甦的跡象。倫敦科學博物館在尚不完整的中心街區舉辦了一場展覽。在那裡以及在包括格拉斯哥的開爾文大廳等其他場所，科學和技術處於這一“英國節慶”的最前沿。
1957年10月4日，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一夜之間，西方的樂觀情緒和科學博物館的重要性都發生了變化。6周後，美國政府徹底改革了科學教育，賦予科學博物館強烈的愛國使命，以增強公民的“科學基礎”，並強調國家的進步。在隨後的幾十年中，通過一些正式機構，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科學展覽辦公室（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 Office of Science Exhibits），科學博物館成為“冷戰”時期的代理人，強調對公民的教育，突出國家成就。博物館成為宣傳技術優勢的舞臺。這些技術為“冷戰”時期的偏執提供動力，又依靠後者而得以增強，核技術尤為如此。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已經擴張的且擁有世界上最大量的科學和技術收藏品的史密森尼學會內，一座新型博物館出現了。早在20世紀20年代，技術策展人卡爾·米特曼（Carl Mitman）在沿著德意志博物館的路線建立“國家工程與工業博物館”時遭受了挫折。雖然米特曼的夢想沒有實現，但他曾經的學徒、長期任職的工程策展人弗蘭克·泰勒（Frank Taylor）利用“冷戰”時期的愛國主義思潮，在華盛頓的國家廣場上修建了一座新建築。這座歷史與技術博物館（Museum of History and Technology）最終於1964年開放，它巨大的底層主要展示技術（原子能、汽車、農業）藏品。米特曼等到了這一天。在那裡，參觀者首先會受到傅科擺的歡迎（圖 7），然後進入體現美國技術優越性的展廳。林登·約翰遜總統在開幕式上說：“我希望每一位訪問首都的學童，每一位來到這座第一城的外國遊客，以及每一位在明天到來之前還猶豫不決的抱懷疑態度的人，都能在這座博物館待上一段時間。”這座“大理石神殿”是華盛頓國家廣場上的第一座現代化建築，與紐約世博會（New York World’s Fair）同年開放，並有著共同的主題。泰勒打算讓它成為“一個永久性的博覽會，紀念我們的自由遺產，突出我們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
歷史與技術博物館的開放標誌著歐洲和北美各類博物館10年擴張的開始。隨著戰後重建工作的最終完成，公眾蜂擁而至，欣賞科學藏品：每年再次有100萬參觀者到訪倫敦，近300萬參觀者到訪芝加哥，500萬參觀者到訪華盛頓。策展人試圖使現代科學儘可能地令人興奮、充滿互動：盛大的電氣演示很受歡迎，尤其是在波士頓科學博物館。1956年，該博物館從麻省理工學院購買了一臺兩層樓高的高壓發電機。在愛丁堡，技術展廳保留了多感官設計，按鈕式工作機器十分受歡迎，甚至還有“會說話的標籤”。展出的藏品充滿活力，它們所代表的科學技術是向善的力量，將建設一個烏托邦式的美好未來。技術烏托邦主義和“冷戰”明顯影響的極致體現，就是20世紀60年代與月球有關的展覽。從20世紀60年代初約翰·格倫（John Glenn）的“自由7號”宇宙飛船（圖 8）的世界巡展，到“阿波羅11號”帶回的月球岩石的展覽，航天器和任何關於登月的物品吸引了前所未有的觀眾。尼克松總統送給倫敦科學博物館一塊裹著英國國旗的月球岩石。這一時尚潮流推動了在華盛頓特區建立專門的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的計劃。這座博物館於1976年在華盛頓國家廣場開館，這是美國“冷戰”時期炫耀實力的終極紀念碑。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科學博物館的擴張和普及不僅是由這種新潮流推動的，也是由整個文物領域對歷史研究的全新興趣推動的。比如，在當時倫敦科學博物館的一本指南中，50件關鍵器物中只有5件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大部分器物都來自維多利亞時代，包括博爾頓和瓦特的梁式發動機以及特里維西克的高壓蒸汽機。它們尤其代表了當時正在衰退的重工業。即使在“技術的白熱化”推動英國文化向前發展的時候，對於工業遺產的濃厚興趣仍在把關注點引回過去。新的博物館和現有機構內的新場館在以前的工業區內建立，其中許多都是在工廠原址上。在曼徹斯特，一個科學技術史學術小組對當地工業很感興趣，並在市議會的幫助下，於1969年成立了一個科學和工業博物館。1983年，它遷至前利物浦街車站（世界上第一個客運站），正式成為大曼徹斯特科學與工業博物館（Greater Manchester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兩年後又添設了航空航天廳（Air and Space Museum）。它從德意志博物館獲得了清晰的靈感，現在被簡明地稱為科學與工業博物館（Science and Industry Museum，自2012年以來，它一直是科學博物館集團的一部分）。與鐵橋博物館（Ironbridge，1967年）和比米什博物館（Beamish，1970年）一樣，參觀利物浦街車站是一次注重動手體驗、充滿活力的經歷，博物館在工業環境中展示工作展品和藝術品（即使器物和建築並不總是相互關聯）。
非比尋常的藏品
在美國，出現了一種體驗科學的不同方式。互動體驗區域迎來了新面孔。儘管這些“科學中心”表面上迴避收藏，但它們對20世紀和21世紀的科學博物館的敘事很重要，所以讓我們暫時放慢歷史的腳步，仔細考察其中一座。
羅伯特和弗蘭克·奧本海默（Robert and Frank Oppenheimer）兄弟對戰後美國的物理學影響深遠。羅伯特是“曼哈頓計劃”的首席科學家，被稱為“原子彈之父”。考慮到這一巨大項目的協作屬性，這可能有些誇大，但他無疑是一位受人喜愛的“叔叔”。與羅伯特一起參加“三位一體”核試驗的還有弟弟弗蘭克，他更傾向於動手操作，偏愛實驗而非理論。但是，弗蘭克與妻子傑基在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的大清洗中備受困擾。他被召集到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並被迫離開大學教職。他們回到科羅拉多州，弗蘭克最終在那裡的帕戈薩斯普林斯中學找到了工作，並在中學裡搭建了一套臨時的、借用的設備。然後，當他在當地大學找到下一份工作時，他詳細介紹了這些設備。在那裡，他建立了一個“實驗的圖書館”。1965年，奧本海默一家參觀了著名的德意志博物館、巴黎發現宮和倫敦科學博物館。弗蘭克受到了動手操作空間的啟發，並認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搬到舊金山後，弗蘭克和傑基計劃在1915年曾舉辦世博會的美術宮中建造一座“非博物館式”的博物館，憑他經常使用的魅力，只需每年繳1美元的保證金即可。依靠少量的撥款、大量臨時設備和年輕的工作人員，舊金山探索館於1969年悄然開館（圖 9）。後來，一個電視節目將其命名為“歡樂宮”（Palace of Delights，弗蘭克認為，這可能會使人聯想到風月場所）。弗蘭克的表親、哲學家希爾德·海因（Hilde Hein）在舊金山探索館中度過了一個夏天，她寫道：“參觀者們並沒有被告知裡面是怎樣的，他們被邀請自行去探索。”年輕的“講解員”圍繞獨立的展品與參觀者交談，每件展品都是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由他們自行建立規則—以方便提問，而不是提供答案。例如，在“眼球”（Eyeballs，圖 10）展區中，參觀者會被鼓勵去了解雙眼的深度感知。
正如奧本海默設想的那樣，舊金山探索館確實是對學校科學教育的背離和補充。但這並不像他和他的繼任者宣稱“沒有人會在博物館考不及格”時所暗示的那樣自由和無組織。這種反專家方法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當然也需要講解員來解釋；而反藏品方法同樣需要大量的儀器藏品。毫無疑問，舊金山探索館產生了影響，它鼓舞了許多模仿者，並無償向世界各地傳播展品設計理念。該館現在位於舊金山海濱，是一項預算數千萬美元的大規模項目。然而，這並不是第一個“科學中心”，互動性也不是由弗蘭克·奧本海默首創的，正如我們在前文所看到的那樣。舊金山探索館本身並不是沒有目標的，從早期開始，首先通過借用的方式取得有歷史的設備，然後是永久性獲得，包括一架早期飛機的模型、線性粒子加速器的一部分和各種有歷史的木工工具；簡言之，都是科技藏品中的經典。
20世紀60年代，奧本海默並沒有在與外界隔絕的環境中工作。舊金山探索館只是20世紀60年代歐洲和北美眾多新興的或重新發展的機構中的一個，這些機構表明了對休閒和科學教育的態度，並使國際博覽會重新流行起來。太平洋科學中心（Pacifc Science Center）作為1962年西雅圖世界博覽會（Seattle World’s Fair）的科學館開始運營；兩年後，作為世界博覽會的一部分，紐約科學館（New York Hall of Science）開始投入使用。（其前任館長、動物學家、後來的華盛頓州州長迪克西·李·雷，在20世紀50年代創造了“科學中心”一詞。）倫敦科學博物館於1969年重新開辦了兒童展廳，那裡的一名工作人員還參與了北美的另一項重大進展。威廉·奧戴（William O’Dea）在南肯辛頓的多家大型展館中率先提出了以遊客為導向的設計原則和實際操作展覽，並將其應用於多倫多新成立的安大略科學中心。這家科學中心對於參與度和傳播實驗設計的重視，都與舊金山探索館一樣在許多方面影響深遠。值得注意的是，與自1967年成立以來也擁有精彩體驗環節的加拿大科技博物館（當時名為 National Muse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相比，安大略科學中心在早期就擁有更大量的收藏品。
無論哪一個範例更為重要，不可否認的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這種展示科學技術的方式得到了普及。20世紀60年代的動盪迅速引發了新的增長點。早在1973年，北美就已經有了20個科學中心，足以成立一個協會（歐洲的類似協會在1990年成立）。在接下來的兩年裡，這些科學中心的總訪問量增加了一倍多，這種方法也傳播到了大西洋彼岸。其中一個傳播渠道是愛丁堡感知心理學家理查德·格雷戈裡（Richard Gregory），他的想法影響了舊金山探索館核心的視覺展示。正如一位鄰居所記得的那樣，格雷戈裡一直是一個多面手。1970年，他搬到布里斯托大學後，開始運用自己的綜合技能去為英國建立一個與舊金山探索館相當的場所。運用20世紀70年代末打下的基礎，他於1984年正式成立了“布里斯托探索館”（Exploratory，該館於1989年搬進了一個鐵路貨棚，後來成為“布里斯托科學中心”；在撰寫本書時，它被稱為“我們的好奇心”）。可以說這是英國第一個科學中心，其後又建立了位於卡迪夫的科學館（Techniquest）和位於阿伯丁的科學中心（Satrosphere）。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英國已有30個科學中心。與舊金山探索館一樣，布里斯托探索館探索科學博物館及其同類機構也聘用年輕人作為“講解員”，以配合獨立的“探索性展品”。這一趨勢在歐洲大陸也有體現。例如，1986年，巴黎在一個尚未完工的屠宰場的外殼中建立了規模龐大（且耗資巨大）的科學與工業城（Cité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這是歐洲當時最大的科學中心。
科學與工業城現在與老的發現宮一起組成名為“科學萬物”（Universcience）的聯合體。在這一系列新機構中，我們很容易忽視的是，在我們認為是科學中心的早期形式中，有一些是在已成立博物館內所設的專用空間。英國最早的此類展廳之一，是自然歷史博物館中的一個新型交互式人類生物學展廳。“發射臺”（Launchpad）於1986年開展，作為倫敦科學博物館兒童展廳的繼任者，於1978年被首次提出，旨在實現“遊客參與理念的一次重大飛躍”。1981年，工作人員在安大略科學中心拜訪了他們的前同事威廉·奧戴後，該計劃開始被推進。同年，默西塞德郡博物館（Merseyside County Museum）短暫的“技術試驗檯”（Technology Testbed）開展；1988年，名為“X體驗！”（Xperiment！）的展覽在曼徹斯特科學與工業博物館舉辦；同是1988年，在伯明翰科學與工業博物館（Birmingham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舉辦了由數學高手卡羅爾·沃德曼主持開幕式的“科學之光”（Light on Science）展覽。蘇格蘭皇家博物館為這一時期的年輕遊客設立了一個探索中心（Discovery Centre），事實證明它“對成年人和兒童、臨時訪客和學校班級同樣有吸引力”。在美國，科學與探索中心協會（Association of Science and Discovery Centers）也包括富蘭克林研究所、芝加哥和波士頓科學博物館等老館，它們是親身體驗式展覽的先驅。它們具有科學中心的所有特徵：旨在幫助年輕遊客提出問題，瞭解科學是如何運作的。但它們是被嵌入傳統博物館中的。儘管其支持者將它們與以收藏品為基礎的機構區分開來，但科學中心運動的許多最突出的例子都表明，其實是它們鳩佔鵲巢。科學藏品仍在繼續服務於它們的功能。
有歷史的藏品
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新一代展廳空間，新一代專業人士正在將科學藏品幕後的歷史用途揭開，以與上文概述的發展趨勢相同步。宏偉的新建築講述著博物館的歷史：要了解藏品的功能，我們需要了解它們是如何被使用的，不僅是在展覽中，而且是在學術上。在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了策展人的熱情對藏品的影響。物質文化的歷史是關於人類的故事。
要找到文物領域悄然復興的根源，我們需要再回溯20年，重新關注“二戰”後人們對歷史重新燃起的興趣。將繼續擔任工藝博物館首席策展人的莫里斯·道馬斯（Maurice Daumas）撰寫了第一篇關於科學儀器歷史的分析，他將學術的嚴謹性引入展覽和研究中。與此同時，另一位科學史學家弗蘭克·謝伍德·泰勒（Frank Sherwood Taylor）在牛津擔任了科學史博物館館長。他曾是一名化學家，他的靈感來自“一戰”時他在帕斯尚爾戰役中受傷的經歷。隨後，他繼續擔任倫敦科學博物館館長（儘管很不開心），在他的任期內，他培養了年輕的弗蘭克·格林納韋（Frank Greenaway），格林納韋作為化學的守護者，將在自己的寫作和展覽中繼續強調歷史的重要性。
20世紀60年代，隨著人文學科的發展，格林納韋成為一代歷史學家策展人中的一員，他們與越來越多在大學任職的科學史學家一起工作。德意志博物館一如既往地走在最前沿，與大學共同建立了科學史和技術史研究機構。倫敦科學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撰寫了以深奧歷史為主題的博士論文。許多歷史儀器在以文物為重點的新展廳中展出或重新展出，如1964年倫敦科學博物館的化學展廳在20世紀70年代重煥生機。在華盛頓特區，訓練有素的技術史學家加入自學成才的策展人行列中，成為現在美國曆史與技術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其中包括著名的藏書家、鐘錶師和儀器學者西爾維奧·貝迪尼（Silvio Bedini），他擔任副館長，並多次擔任代理館長。20世紀60年代末的新成員包括工程歷史學家奧托·邁爾（Otto Mayr，後來領導德意志博物館）。在擔任館長期間，工程歷史學家羅伯特·馬爾特霍夫（Robert Multhauf）主編了科學史雜誌《Isis》，並堅持讓員工出版學術性的歷史著作。他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美國曆史與技術博物館是美國技術史研究的主要中心。
20世紀70年代末，擁有歷史教育背景的策展人中有許多女性，包括華盛頓的黛博拉·簡·沃納（Deborah Jean Warner，圖11）和愛丁堡的艾利森·莫里森–洛（Alison Morrison-Low）。她們是收藏界的新浪潮中專業策展人和其他博物館專業人士的一員。莫里森–洛在 1986年一個關於歷史儀器的新展廳的建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該展廳裡面有2000多種儀器，從12世紀的星盤（圖 12）到維多利亞時代的岩石學顯微鏡，應有盡有。此時，新成立的蘇格蘭國家博物館集團的負責人是羅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他曾在蘇格蘭皇家博物館作為初級科學策展人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在過渡時期，他在倫敦科學博物館待了10年，並與格林納韋一起在那裡的化學展廳工作。安德森仍然是一位滿腔熱忱的科學史學家，他將自己的館長職責與主持國際性的科學儀器委員會結合在一起。
在較新的機構中可以找到這種業內的努力：巴黎科學與工業城設有一個科學史研究中心。類似的發展在倫敦科學博物館也很顯著，隨著越來越接近繁忙的當下，我們將縮小關注的焦點以更清晰地瞭解其發展。在英國，科學史在新的英國國立科學與工業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的保護下得以延續，工業遺產與像“發射臺”之類的互動體驗也隨之發展。館長尼爾·科森（Neil Cossons）在20世紀80年代末進行了一次徹底的重組，成立了全新的研究和信息服務部門。這個部門最初由羅伯特·福克斯（Robert Fox）領導，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學史學家，曾在巴黎科學與工業城指導歷史研究。福克斯的目標是促進學術出版，但博物館中新一代（或是較新一代）的科學史學家表達了他們的興趣點不僅在於出版物和展覽，當然，更在於收藏。
對於古董儀器的交易日益增多，策展人還對剛剛過時不久的科學設備（圖 13）進行了“搶救”收集，包括大型計算機及核電站的控制面板。然而，儘管拍賣室和實驗室之間的跳躍極大地推動了科學藏品的發展，但在任何時候對於任何科學藏品的最大的收集活動都使前兩者相形見絀。製藥巨頭亨利·威康（Henry Wellcome）在20世紀初收集了大量的私人藏品，包括購買醫學史相關的物件，並且貪婪地（不加辨別地）積累考古學和民族學方面的器物。就財富、影響力和收藏衝動而言，在20世紀的科學、技術和醫學領域，只有實業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可與威康匹敵。福特收集了大量的美國技術類藏品，如同一本巨大的“生動的教科書”。雖然福特的藏品仍保留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館中，但在威康去世（1936年）後的30年裡，人們才完成對他已經遍佈多家博物館和倉庫的藏品的挑選、整理，並討論它們的命運。1978年至1983年，這些藏品最終在我所知的唯一一次以噸為單位的藏品交易過程中分散了。對醫學史很感興趣的弗蘭克·格林納韋認為倫敦科學博物館可能是其中一部分的好去處。儘管只剩下了一小部分藏品，但非常特別的醫學藏品部分仍然包含了超過10萬件器物。當倫敦科學博物館從威康信託基金會獲得“永久租借許可”而接收它們後，其館藏數量增加了一倍，最終形成了兩個大展廳。這些偉大的藏品證明了收藏家的奇思妙想，以及接收它們的策展人的濃厚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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