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 | 袁長庚
來源 | 《工作與人生：無限人生書單》
技術的進步讓人成為社會的累贅？
圍繞技術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樂觀派仍然抬出那個完全經不起推敲但是乍聽起來竟有幾分道理的老觀念：技術無罪，關鍵看誰在使用。不少人認為，如果蒸汽機取代畜力、解放人力並不值得大驚小怪，那麼面對數字技術的突破，我們也沒必要驚惶。
悲觀派的論調也不陌生，無論是人類頂尖科學家霍金還是馬斯克這樣的新興商業精英，他們相信，技術絕不會心甘情願地被人類奴役，技術運轉所帶來的破壞性，將會像以色列當紅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所預言的那樣，將一大部分人打入所謂“無用階級”的悲慘境地。
對於技術進步的前景預測，歷來都有兩派尖銳對立的態度，這在人類歷史上並不罕見。但是如果把問題簡單地看作是兩類“聰明人”之間所展開的“未來預言大比拼”，可能會使我們的思考偏離焦點。
《2001太空漫遊》
我以前執教過的那所大學，有一年某個院系搞了一個大新聞，他們跟市政部門合作，要展開公共交通無人駕駛的研究。我清晰地記得，報導這一項目的新聞介紹說，當天下午，在挑選出來的某一路段，試運行的公交車在司機師傅的監督輔助之下，平穩運行了幾公里。
新聞是配了圖的，那位中年師傅的臉上浮現著非常奇怪的神色，自己已經掌握了幾十年的大車，此刻正在被一個看不見的、幽靈似的系統把控，駕駛室裡的一切都沒有變化，只是不需要他再手握方向盤。彼時彼刻，人類司機的意義就是為這個很有可能在未來替代自己的系統做最後的保障。
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殘忍的場景。我們姑且相信設計者對於技術進步的信心和善意，但是他們在無意當中把這位司機師傅逼到極為尷尬的境地：他不但被告知自己一生所從事的工作有可能被“更先進”的系統取代，而且他自己還有義務為這未來或許會發生的取代做最後的保障工作。
這是一種近乎羞辱的待遇，它毫不掩飾地向這位司機表明：你是需要被替代或淘汰的“落後”，但是對不起，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完，麻煩你過來幫個忙。
很多人把對技術的批判性反思理解為反技術或敵視技術，更進一步說，這還可以被上升為是反對“進步”之類的價值觀。我想用上述這個小插曲澄清類似的誤解。
《2001太空漫遊》
“技術”並不是一個絕對中性的狀態，技術的研發、應用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各種解說、闡釋，本身都內嵌於社會文化當中，服務於特定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每一種技術都牽連著對於某種生活狀態的想象，在很多情況下，這種想象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換句話說，你談的是某種看似中立的技術，但其實想說的是倡導某一種生活，你好像說的是一種生活，但其實是立足於具體價值觀念的想象。人文社會科學對技術的反思，實際上是對這一連串的倡導和想象的反思，並不是單純反對技術。
上面這個自動駕駛的例子很好地展現出關於新一輪技術與未來社會討論中所設定的一個基本立場。尤其是在技術進步的樂觀支持者那裡，技術和人是截然對立的，技術的優越性反襯著人本身的低效和不穩定，而不斷更新技術是為了在一些領域內“驅逐”人類。
人成為一種負擔和累贅，正是社會理論家齊格蒙·鮑曼所擔心的“剩餘”。司機師傅和駕駛系統之間註定無法共存，對技術的樂觀附帶著對人本身的排斥。這樣的問題在反對者那裡也是一樣，在各種“保護人類”的旗號之下，是假設有一種靜態的“人”的狀態，我們保護它是因為它具有美學和道德上的雙重唯一性。
實際上，不存在一個可以被單獨加以保護和尊崇的“人”，“人”沒有什麼本質狀態， “人”和萬事萬物糾纏關聯在一起，我們所處的世界決定了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幽靈工作者，被技術遮蔽的群體
《銷聲匿跡：數字化工作的真正未來》一書，跟我們上面所展開的討論密切關聯。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很聳動，Ghost Work，直譯過來就是“鬼工作”，中文版譯者翻譯為“幽靈工作”。
其實我覺得“鬼”這個前綴很貼切，它不是用來表達一種厭惡（“這是什麼鬼東西”），而是指一種從視線中隱匿消退的狀態。“鬼”也罷，“幽靈”也罷，它們在我們所生存的世界裡留下絲絲縷縷的線索，但卻始終不被我們所察覺。
《銷聲匿跡》裡討論了什麼問題？我們中譯本的副標題裡提到了“數字化工作”。英文版的副標題是How to Stop Silicon Valley from Building a New Global Underclass，也就是“如何阻止硅谷創造一個新的全球底層階級”。
這本書所聚焦的問題，嚴格說來是圍繞著我們近年來所熱衷於討論的“人工智能”新經濟，所揭示的是“人工智能”背後依然發揮著強大輔助作用、但又通常被人忽視的人類勞動。
英文版副標題裡的underclass（底層），也是鮑曼所著《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的關鍵詞之一。鮑曼的“底層”不同於以往的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它是一系列因為各種生活境遇而跌入結構性困境的人群。底層的共同點是缺乏社會資源以及必要的博弈資本，從而很容易進入持續性被動的狀態。
《銷聲匿跡》當中，兩位作者在討論了與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相關的一系列人力勞動問題之後，最為核心的關切和擔憂就是：平臺制度設計、新型數字工作形態以及人們常常持有的認知盲點所構成的合力，會讓這些數字勞動者進入底層狀態。
這本書討論的現象並不複雜，但是在中國還沒有引起充分的關注。書中有一個案例：某一天早晨，紐約的一位女士在叫車軟件Uber上發起了一次用車請求，某位男性司機接了單，但是這位司機昨晚參加家庭聚會，颳了鬍子，面容和Uber後臺系統裡的資料出現偏差。
為了保證乘車人的權益，Uber會在後臺發起一次識別，以確認現在車裡坐著的這個司機沒有換人。這次識別在很短的時間裡完成，司機順利接到了這位女士，他們各自的工作和生活都繼續前行，未受影響。
在這次識別行為中，真正起到作用的，實際上是身處印度的某位打工者。他通過在線工作平臺接到了Uber發送的識別請求，完成了識別工作，得到了幾美分的薪水。
但是對於打車行為中的當事人而言，他們並未察覺這樣的環節，以為是人工智能大顯神威。在整個流程當中，這位隱身在後臺、遠在遙遠異國，但卻實實在在貢獻了自己勞動的印度人就是兩位作者所說的“幽靈工作”。
《優步危機》
“幽靈工作”其實是一系列技術和經濟模式轉變之後的結果。比如像Uber這樣的新型商業機構，比如從上世紀末就逐漸興起的外包服務，比如能夠整合發放用工需求的網絡平臺，以及最重要的——大量依靠一根網線、一臺筆記本電腦就可以在臥室或客廳一角提供服務的勞動者。
但是在我們所謂“數字經濟”的風景當中，常常被置於突出位置的是算法或技術的迭代，是服務的全方位覆蓋，是一兩個明星企業家的個人事蹟。對於整個系統而言，無論前面的技術架構如何先進、複雜，沒有最後這位印度人的決定性判定，就無法最終完成。
如此重要的一環，卻始終不被重視。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在冠名“人工智能”的新經濟形態當中，這些仍然要依賴“人”的具體勞動的部分是被刻意隱藏的。而被隱藏的勞動者們所服務的對象，據稱在不久的將來最終會將他們自己完全淘汰。再一次，我們遭遇了我之前講過的那個司機大哥的故事：人工為宣稱將要淘汰自己的“人工智能”服務。
這當中包含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自動化的最後一公里悖論。或許有的朋友在對於公共交通問題的討論當中接觸過“最後一公里”問題。
比如你在北京生活，可以使用非常複雜和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統，但是無論你怎麼設計，都有可能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問題：公交站或地鐵站距離你的住處還有幾百米，於是這幾百米就成為限制你通勤體驗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在地鐵站周圍看到的一片一片的共享單車，以及前共享單車時代聚集在一起的載客摩托車，都是對這最後幾百米的填補。在對整個系統的討論中，最後這一段，無論是我們自己的勞動還是他人的勞動，都必須被納入考量，否則我們就會陷入對公共交通系統的盲目讚頌。這個問題在人工智能時代依然如此。
所以，兩位作者提醒我們，“商業和就業的未來更有可能類似於今天的按需經濟，而不是一部人類消失、機器人統治世界的反烏托邦電影。”換句話說，霍金或馬斯克所擔憂的那種強人工智能接管世界的末日景象或許不會發生，但是那種圍繞人工智能查缺補漏的勞動景象已經是我們今天社會經濟狀況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人工智能系統背後是一堆打零工的人
很多人把人工智能當作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引擎，但是兩位作者提醒我們：看看那個為Uber實現司機面部識別的小哥吧，這沒有什麼花裡胡哨的技術含量，它就是新時代的、高科技外衣掩飾之下的“零工經濟”。
“打零工”，從來都不是一個特別正面的說法。在《銷聲匿跡》當中，作者們回顧了資本主義發展史當中一直存在的所謂“專業技能”和“無需專業技能”這兩類工作之間的二元對立。
對美國這個國家來說，它的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依賴貧窮但身體健全的勞動力。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大量從事普通計件工作的工人都被認為是沒有什麼技術含量的低端勞動人口。企業認為只有那些正式簽訂合同，具有技能提升空間的工人是企業的財富，那些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零工就是一些像礦石和棉紗一樣的物料。
《大都會》
這樣一來，由所謂“專業技能”引發的二元對立，進一步發展為“正式工”和“臨時工”之間的對立。這兩者之間存在一種價值上的差異。所以，為什麼出了事情可以甩鍋給“臨時工”？就是因為“臨時工”是更為粗糙、廉價的勞動力，而“素質低下”的勞動力不惹事才怪。
《銷聲匿跡》想要說明的是，對於零工經濟的蔑視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中由來已久。但是現實情況是，在美國，越來越多的人正在進入零工領域。這背後的原因很複雜，有些因素很實，有些因素可能聽起來有些虛。
我們中國人在追溯自己四十多年來經濟起飛奇蹟的時候，都會強調上世紀八十年代通過引進外資，以來料加工的方式逐步進入國際市場體系。與之相類似的是，在美國本土，也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由於資本向海外流動而直接導致了實體經濟的萎縮，所以客觀上說，穩定的職位也在減少。
與此同時，在社會的中產階級想象當中，安安穩穩本本分分在一個位置上工作已經成為一種過時的人生想象。自由、掌控力，“我的事情我做主”之類的中產文化使得人們不願意在一個固定的地點每天工作八九個小時。所以，越來越多的“自由職業者”開始以承接零工的方式作為自己生計的補充甚至是主要來源。
但是大家不要誤解，好像數字時代的零工經濟是一種自主“選擇”。作者也強調，實際上對很多人而言，數字零工是迫不得已。在這本書裡，很多案例是需要照顧孩子或家人的照護者，很多人想追求夢想不願意長時間困在某一份工作中。更重要的是，這本書所依據的研究有相當一部分是在印度展開的。這裡的很多人，尤其是女性，只能通過數字零工的方式獲取體面的收入。
《銷聲匿跡》當中首先討論了數字零工所面臨的很多困境。數字零工展開工作的主要方式，是個體通過數字用工平臺（比如亞馬遜開發的MTurk平臺）承接任務發佈者發佈的工作。工作內容從為圖片做標記到更為複雜的編程、翻譯、設計。在這種模式當中，數字經濟或人工智能所利用的，看似是人最“沒有技術含量”的勞動，但實際上是人的創造力、判斷力。
用作者的話說，就是人之所以為人，到目前為止仍然優於人工智能的最為核心的部分。但是平臺從設計到報酬分配，都在刻意降低甚至無視這背後個體化的人的屬性。在平臺上，你只有一個冷冰冰的編號，沒有人在乎這項工作是由一個目前仍在堅持逐夢的舞蹈演員還是由一個印度海德拉巴想要為自己籌集學費的女孩完成的。
企業利用數字零工極大地降低了成本，但在作者看來，這只是把成本轉嫁給了勞動者。他們分析了數字零工們所承擔或付出的一些代價。首先是被稱之為“靈活性”的高度警覺，簡單說，如果你想做一個合格的零工，那麼就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去篩檢工作信息，編訂工作計劃，同時還要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之間保持平衡。
很多勞動者夜以繼日地掛在分包平臺上，有統計數據表明他們能離開“工位”的時間只有17秒。其次，在一般意義上的想象當中，數字零工們都是“獨立自主”的，但這只是一種好聽的說法，勞動者孤立無援，很多時候沒有必要的指導。
辛辛苦苦工作幾個小時，結果卻被拒絕，拿不到一分錢的報酬，也不會有人跟你解釋。很多人夜以繼日地在臥室一角的小桌子上工作，沒有同事之間的閒聊，沒有相互分享經驗、提供心理安慰，只能一個人去承擔工作的壓力和重負。
最為痛苦的一點是，在平臺機制之下，請求發佈者對於零工者是沒有體諒和共情的。你們家停電了？你的郵政地址有問題收不到支票？對不起，這不是我的錯。換言之，勞動者是所有風險的承擔者，他們的脆弱性是平臺制度設計的必然結果。
但是《銷聲匿跡》不是一本只會倒苦水的書，它也展示了在這種冷冰冰的平臺設計之下，數字零工們身上仍然熠熠生輝的、屬於“人”的美好。在第四章裡，作者明確地說，零工們從事這份工作不只是為了錢。很多人確實是希望獲得對生活的部分掌控權，我可以搬回老家照顧媽媽，或者幫助自己的親戚們獲得一份額外收入。
這一點在女性從業者們身上體現得更為明顯。在這本書裡記錄了幾個美國和印度女孩的故事，她們有人通過零工提升英語和專業技能，有人通過獲取額外一份收入改變自己在夫家的地位。其實，對生活的自主性，無關乎性別，甚至無關乎金錢收入。
請注意，作者在這裡不是雞湯式的讚美零工經濟如何帶給人們機會。如果讓我翻譯一下作者們想說的話，大概是：面對這樣對生活、對他人乃至對整個世界抱有美好憧憬的人，分包平臺的冷漠、懈怠、狡猾不是更讓人覺得不齒麼？
我們前面說過，分包平臺的底層邏輯之一就是徹底的原子化、個體化。但是即使是在這樣的設計之下，零工者們仍然開發出了有限度的連接和協作的可能性。兩位作者做了一張很直觀的圖，充分顯示出數字零工們，尤其是其中比較核心的工人群體，是如何以各種方式展開交流。他們分享信息、提供技術扶持。在印度，很多人甚至會在自己的家鄉建立小型團隊，以共享設備、空間和信息的方式共同勞作。
作者發明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詞，“茶水間2.0”，以此來形容虛擬空間裡人們的互相幫助、建立友誼。在這裡，作者們想表達的核心觀點依然是平臺對“人”本身的忽視，而陌生人之間相互的信任和善意，原本應該是任何一個行業當中都珍視的財富。
《流浪地球2》
在《銷聲匿跡》當中，作者呼籲要為數字零工群體建立穩定的福利和保障體系。
很多人可能會說，又是你們西方“白左”的那一套。保護“人”、體諒“人”，為人的脆弱性、不確定性提供一個更加寬容和支持的環境，真的只是一種價值觀意義上的“錦上添花”嗎？
其實，《銷聲匿跡》立足於紮實的研究材料，已經對上面這個問題給出了答案。事實上，人工智能和人工之間，是一種互相補充和扶持的關係。系統的長處在於超強的信息處理能力和人類所不具備的穩定性，但人的創造力、靈活性並非一無是處。
鮑曼曾經引用了米蘭·昆德拉的一個說法：社會總是在追求秩序，但是秩序就是嚮往死亡，就是把人降低到無機物狀態。作家的說法聽起來有些誇張，但他的意思是說，人之所以為人，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我們的“不穩定”、“不可控”。
文明的創新、道德的演化，有時恰恰源於我們對現狀、對秩序的“不服”。尤瓦爾·赫拉利認為，如果把人類當作一個信息處理的終端，那其實是一種非常低效、過時的“算法”，但是人的“算法”的複雜性也恰恰源於我們自身的“缺陷”。一位人類學家、一位計算機科學家，他們的研究頗具信服力地論證了人工智能與人的關係。
《銷聲匿跡》的末尾，兩位作者提出了面對未來數字零工經濟的九條倡導。我認為可以歸納為兩點：第一是要尊重並促成人的合作；第二是把“人”當人，要保障零工群體的福祉。
根據一些研究者的測算，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有大約60%的工作會被系統或算法接管，而大量的就業者會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零工。這不僅僅是對一個少數邊緣群體的關愛，更有可能是對明天的我們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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