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知有君”：雍正的“為君”之道

文丨秦行國

雍正通過對傳統的君臣大義、忠孝關係的再次審度，最後落腳到以忠為第一要義，建立自己的“為君”之道，加之急峻的政治手段，使得權力穩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上。其話語表達與政治行動緊密結合，相得益彰。

▲《雍正帝觀書像》軸

君臣居五倫之首

雍正接著康熙的步伐，翻譯、刊行了大量儒學經籍，於五年（1727）翻譯刊行滿、漢文《小學》《孝經》，繼續刊行《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七年（1729）校訂《日講春秋解義》，八年（1730）刊行《書經傳說》《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九年（1731）刊行《駁呂留良四書講義》，十一年（1733）翻譯、刊行滿文《詩經》。這些文獻的刊印、流傳，無非就是為了樹立自己崇儒重道的形象，以綱紀天下，收拾人心。除了刊刻儒家經籍之外，雍正帝曾於雍正七年（1729）刊刻《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其中就有諸多討論君臣大義的問題。在雍正看來，《春秋》大義乃君臣、父子之倫：

孔子成《春秋》，原為君臣、父子之大倫，扶植綱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今曾靜以亂臣賊子之心，託《春秋》以為說，與孔子經文判然相背，無怪乎明三百年無一人能解。不但元、明之人，即漢、唐、宋以來之儒，亦無人能解也。惟逆賊呂留良兇悖成性，悍然無忌，與曾靜同一亂賊之性，同一亂賊之見，所以其解略同耳。曾靜之惡逆大罪，肆詆朕躬，已為自古亂臣賊子所罕見。而呂留良譸張狂吠，獲罪於聖祖，其罪萬死莫贖，宜曾靜之服膺傾倒，以為千古卓識。可問曾靜，呂留良所說《春秋》大義，如何昭然大白於天下？呂留良是域中第一義人，還是域中第一叛逆之人？著他據實供來。

雍正帝駁斥曾靜、呂留良的說法，並斥之為“亂臣賊子”，強調《春秋》的君臣大義。雍正帝進一步駁斥曾靜、呂留良：

彌天重犯僻處山谷，離城甚遠，左右鄰里，無讀書士子，良師益友就正，因應試州城，得見呂留良所本朝程墨，及大小題，房書諸評。見其論題理，根本傳注，文法規矩先進大家，遂據僻性服膺，妄以為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舉凡一切言議，皆當以他為宗。其實當時並未曾曉得他的為人行事何如。而中國有論管仲九合一匡處，他人皆以為仁，只在不用兵車，而呂評大意，獨謂仁在尊攘。彌天重犯遂類推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卻不知《論語》所云“攘”者止指楚國而言，謂僭王左衽，不知大倫，不習文教，而《春秋》所擯，亦指吳、楚僭王，非以其地遠而擯之也。若以地而論，則陳良不得為豪傑，周子不得承道統，律以《春秋》之義，亦將擯之乎。

曾靜認為“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呂留良在討論管仲九合一匡之功時，“獨謂仁在尊攘”，雍正一併加以反駁，他引用《論語》解釋“攘”僅指的是楚國，“謂僭王左衽，不知大倫，不習文教”，“《春秋》所擯，亦指吳、楚僭王”，並不是在於地理之遠近，他所要突出的依然是君臣大倫、尊王之義。雍正繼續表示：

《詩》言“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艾之，非以其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則孔子周遊，不當至楚應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刪定之時，不應以其誓列於周書之後矣。

他引用《詩經》“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一句，藉以說明夷狄“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乃遭到聲討，意在維護君臣倫理。

雍正帝硃批中亦常常表示君臣之間要講求“君臣一體”“君臣大義”。雍正元年（1723），他在給江西巡撫裴度的御批中表示“內外原系一體，君臣互相勸勉”，要“一心一德，彼此無隱”：

內外原系一體，君臣互相勸勉，凡有聞見，一心一德，彼此無隱，方與天下民生有益也。莫在朕諭上留心，可以判得天地神明者，但自放心，有何可謂？

同年在給福建巡撫黃國材的御批中亦有相同的表示：

君臣、中外原系一體，主要公正真實，上下一德同心，彼此披誠即是……君臣內外互相直陳明訓，斟著而舉，方免疏處，若一切勉強尊奉，面是心非，非朕之願也。總之，你可以若得天地鬼神，無慚幾靈的事，只管放膽作。朕便真怪，何懼之有？有如欺隱、徇私、迎合、將就，即能令朕嘉悅，奈頭上湛湛何？

雍正所念茲在茲的君臣一體、君臣大義，實則是強調君臣之別、君尊臣卑，雍正二年（1724），他在給河南開歸河道御批中說：

既做河南官，他省與朝中未有除皇帝之外，另有主人上司也。君臣大義，千古名節時刻不可忘。

即是表明皇帝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要講“君臣大義，千古名節”。雍正三年（1725），他在給四川、陝西總督年羹堯的御批中說：

你這光景，是顧你臣節，不管朕之君道行事，總是譏諷文章，口是心非口氣，加朕以聽讒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顧朕君道，而不管得你臣節也。只得天下後世，朕先點一個是字了。

此處更為明確，君道是高於臣節的。雍正帝甚至將君臣之倫視為五倫之首：

夫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有此倫常之理也。故五倫謂之人倫，是闕一則不可謂之人矣。君臣居五倫之首。天下有無君之人，而尚可謂之人乎？人而懷無君之心，而尚不謂之禽獸乎？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且天命之以為君，而乃懷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誅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億萬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親上之念，無庸再為剖示宣諭。

他指出，天下無君之人不可謂人，懷無君之心謂禽獸，“天命之以為君，而乃懷逆天之意”，亦要遭到天之誅殛，並要求民眾“尊君親上”。

資孝作忠

雍正十分重視孝道，他認為“朕為君國之道，必崇孝理化民之本，務重尊親”，“朕惟古昔帝王以孝治天下，誠以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則也”，他還在科舉中進一步確定《孝經》的地位，雍正元年（1723），即詔令《孝經》與《五經》並重，鄉、會試兩場論題仍沿用《孝經》。雍正帝在給《欽定孝經衍義》作序稱：

《孝經》者，聖人所以彰明彝訓，覺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則知人為萬物之靈;敘家國之倫，則知孝為百行之始。人能孝於其親，處稱惇實之士，出成忠順之臣，下以此為立身之要，上以此為立教之原，故謂之至德要道。自昔聖帝哲王宰世經物，未有不以孝治為先務者也。恭惟聖祖仁皇帝纘述世祖章皇帝遺緒，詔命儒臣編輯《孝經衍義》一百卷，刊行海內，垂示永久。顧以篇帙繁多，慮讀者未能周遍，朕乃命專譯經文，以便誦習。夫《孝經》一書，詞簡義暢，可不煩註解而自明，誠使內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師以教其徒，口諷其文，心知其理，身踐其事，為士大夫者能資孝作忠，揚名顯親，為庶人者能謹身節用，竭力致養，家庭務敦於本行，閭里胥向於淳風。如此，則親遜成化，和氣薰蒸，躋比戶可封之俗，是朕之所厚望也。

認為“知孝為百行之始”，“人能孝於其親，處稱惇實之士，出成忠順之臣”，使士人能“資孝作忠，揚名顯親”，庶人能“謹身節用，竭力致養”，如此可見，雍正帝提倡“孝”，其最終的落腳點是在“忠”上，企圖使臣民“資孝作忠”，成為“忠順之臣”。在雍正五年（1717），親自撰寫《孝經集註》。

雍正於二年（1724），以康熙《聖諭十六條》為基礎，編纂《聖諭廣訓》，宣諭天下，並要求科考士子必須默寫，而各地每月宣講兩次，可謂用心良苦，其中說：

我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法祖尊親，孝思不匱。欽定孝經衍義一書，衍釋經文，義理詳貫，無非孝治天下之意。故聖諭十六條，首以孝弟開其端。朕丕承鴻業，追維往訓，推廣立教之思，先申孝弟之義，用是與爾兵民人等宣示之。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人不知孝父母，獨不思父母愛子之心乎？方其未離懷抱，飢不能自哺，寒不能自衣，為父母者，審音聲察形色，笑則為之喜，啼則為之憂，行動則跬步不離，疾痛則寐食俱廢。以養以教，至於成人，復為授家室、謀生理，百計經營，心力俱瘁。父母之德實同昊天罔極，人子欲報親恩於萬一，自當內盡其心，外竭其力，謹身節用，以勤服勞，以隆孝養。毋博弈飲酒，毋好勇鬥狠，毋好貨財、私妻子。縱使儀文未備，而誠愨有餘，推而廣之，如曾子所謂：居處不莊非孝，事君不忠非孝，蒞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皆孝子分內之事也。至若父有冢子，稱曰家督；弟有伯兄，尊曰家長。凡日用出入，事無大小，眾子弟皆當諮稟焉。飲食必讓，語言必順，步趨必徐行，坐立必居下，凡以明弟道也。夫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況同氣之人乎？故不孝與不弟相因，事親與事長並重。能為孝子，然後能為悌弟；能為孝子悌弟，然後在田野為循良之民，在行間為忠勇之士爾。兵民亦知為子當孝，為弟為悌，所患習焉不察，致自離於人倫之外。

雍正帝繼續表達“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並引用曾子的話“居處不莊非孝，事君不忠非孝，蒞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這皆是孝心分內之事。對雍正帝而言，君臣乃五倫之首，孝乃百行之始，忠君亦是孝，如此一來，忠君乃重中之重，自然是天下第一大的事情。雍正從孝入手，試圖資孝作忠，對忠的理解更進一層。

對朋黨打壓的政治行動

雍正對忠如此在意，這個忠自然是具有唯一性的，即是完全忠於自己。他的種種表述不是隻停留在口頭上，亦變成了一種政治行動。雍正帝於雍正二年（1724），撰成《御製朋黨論》，明確要求文武公卿“爾等須洗心滌慮，詳玩熟體。如自信素不預朋黨者，則當益加勤勉，如或不能自保，則當痛改前非”。在《御製朋黨論》中，雍正指出，臣子要“惟知有君”，“乃有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於上下之情暌、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為之害也”，明令臣子要忠心不二，守住上下、尊卑之分，警惕朋黨之害。他還認為君子無朋，為朋黨只是為了博取私利：

夫罔上行私，安得謂道！修之所謂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論，而小人之為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濟其同利之實。朕以為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

不惟如此，雍正還指出：

夫朋友亦五倫之一，朋黨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無。然惟草茅伏處之時，恆資其講習以相佽助。今即登朝蒞官，則君臣為公義，而朋友為私情，人臣當以公滅私，豈得稍顧私情而違公義。

忠君的君臣之義為公，而朋友之情為私，臣子應當以公滅私。他還對朋黨之行進行嚴厲警告，聲稱要以誅絕罪之，“今之好為朋黨者，不過冀其攀援扶植、緩急可恃，而不知其無益也，徒自逆天悖義，以陷於誅絕之罪，亦甚可憫矣”。很快，雷厲風行的政治行動迅速展開，席捲海內。

錢名世本是康熙朝的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參與清廷大型圖籍《佩文韻府》《淵鑑類函》等編纂工作。雍正二年（1724），年羹堯進京履職，錢名世以詩相贈，詩云“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在詩後還特意寫了一段註文“公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於先帝平藏碑之後”。錢名世極力頌揚年羹堯的平藏功業，認為應該為之立碑，附於康熙平藏碑之後。不久，年羹堯遭到雍正處置，錢名世贈詩遂成為口實，亦受牽連。雍正斥責錢名世贈詩“極其諂媚”，且將平藏之功歸於年羹堯，欲為之立碑，“甚屬悖逆”。那麼，雍正為什麼對一個人微言輕的儒生如此在意？他在雍正四年（1726）的諭旨中表露了不滿：

（錢名世）頌揚奸惡，措詞悖逆，自取罪戾，今既敗露……但其所犯尚不至於死，伊既以文詞諂媚奸惡，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為國法，示人臣之烱戒。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制造匾額，張掛錢名世所居之宅。

真正讓雍正震怒的是，錢名世是以文詞諂媚年羹堯，認為錢名世乃阿附年羹堯，這無疑是違背了雍正屢次強調的人臣以公義滅私情的訓誡。不過，對錢名世的處置只是象徵性的，不算嚴重，將其革職以後，發回原籍，並將御書“名教罪人”四字掛在其住所。雍正下令在京士子相繼賦詩，以譏刺錢氏，最後將這些詩作輯成了《名教罪人》一書。雍正打擊年羹堯，抽絲剝繭，牽出了與年羹堯有私交的錢名世，這亦是對朋黨勢力的集中打壓。

與錢名世一樣，查嗣庭也是康熙時期的進士，雍正元年（1723），由科隆多舉薦為內閣學士，又由蔡珽薦舉為禮部左侍郎，加經筵講官。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受命為江西鄉試正主考，隨即為人告發試題問題，引起雍正高度注意。雍正在諭旨中細數查嗣庭的罪狀，主要有三條。其一是攀附科隆多，“查嗣庭向來趨附隆科多，隆科多在膚前曾經薦舉，是以膚命其在內廷行走，授為內閣學士”，“向來趨附隆科多”，“語言詐偽，兼有狼狽之相”。其二是江西鄉試出題悖逆，查嗣庭以“君子不以言舉人”命題，“顯與國家取士之道大相悖謬”，《易經》次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中的“正”字與《詩經》四題中“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的“止”字，將雍正年號拆為“一止”，“意欲將前後聯絡，顯然與汪景棋悖逆之語相同”。其三是訕謗康熙，“觀查嗣庭日記，於雍正年間之事，無甚低毀，且有感恩戴德之語，而極意謗仙者，皆聖祖仁皇帝已行之事也”，“而妄肆悖逆猖狂之言，誰無君父，能不痛心能不切齒”。最後，雍正下令將查嗣庭戮屍梟示，其兄查慎行、嗣瑮，其子查澐等一例斬殺，查嗣庭母女妻妾皆給付功臣之家為奴。雍正對查嗣庭的處置，可謂是細緻入微，責罰嚴苛，而真正觸犯其敏感內心的還是朋黨問題，查氏依附權臣科隆多，這對雍正構成巨大威脅。錢名世案、查嗣庭案看似是因違逆引起的大案，實則是對雍正時刻強調的“惟知有君”、忠心不二政治理念的挑戰。

無論是將君臣之倫置於五倫之首，還是資孝作忠，雍正的良苦用心不過是為了維護天下臣民對個人的絕對忠心，也就說，全天下只忠於雍正個人，結黨營私、攀龍附鳳皆違背了這一原則，如此則朋黨勢力理應被剪除，哪怕用盡殺伐，這就是雍正獨特的馭人之術。

（本文作者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