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敬文先生誕辰120週年​ | 不斷拓展民俗學的視野

鍾敬文被譽為“人民的學者”，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三條幹流，即精英士大夫創造的上層文化、城市市民創造的中層文化和廣大勞動者創造和傳承的下層文化，三層文化共同構成了民族傳統的優秀文化。他概括性地將民俗學定位為理解普通人日常生活文化的學科，關注當下民眾的“生活世界”，為民眾的“日常生活”服務。

“站在人民的立場，秉持科學的態度”是中國民俗學研究者始終堅守的初心與使命。“吾儕肩負千秋業，無愧前人庇後人”。鍾敬文一生都在為民俗學科的建設辛勞拼搏。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程正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1995年，已是92歲高齡的鐘敬文為了給學科建設爭取更多的科研經費，不顧年邁體衰，頂著炎炎烈日奔走呼號；1998年，鍾敬文放不下對學科的牽掛，每天花費好幾個小時修訂《民俗學概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鍾敬文還在致有關領導的信中深情寫下“在有生之年，我要為這個學科獻出最後的時光，使它發展得更快一些”。

1998年，鍾敬文提出“多民族的一國民俗學”學術命題，將其定義為中國民俗學的獨特性格。該理論的形成對世界民俗學的研究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研究官金鎬傑比較了鍾敬文與日本民俗學家柳田國男、韓國民俗學家孫晉泰的相關學說，認為鍾敬文的所提出的“多民族的一國民俗學”是對柳田國男“一國說”一個很好的修訂，傳達出中國學者對本國問題的透徹把握。

在過去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在記錄、編纂民俗資料的勤奮上，在考察民俗事象的方式上，以及在敘述民俗文化的態度上，都表現了自己的民族性格。“中國的民俗學，從來都是中國人用自己的眼睛、心靈、情感、人生經歷和學理知識來創造的學問”“要將中國優秀文化視為我們的命根子”，這是他振聾發聵的呼號。這樣強烈的文化認同感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俗學者，更對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文化自信自強、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保護文化的多元性是維繫人類創造的多元文化的生命。“‘多民族的一國民俗學’給我們的警示不僅是要牢記‘我是誰’，更啟迪我們思考今後要到哪裡去。與自然同步的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是中華文化發出的強音，多元的民俗文化催促著不同文化的碰撞、創新、發展、昇華，這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源。”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邢莉表示。

更為可貴的是，在鍾敬文的學術觀念中，不僅對民族文化有著熾熱的信仰，還有著廣闊的國際視野與格局。他曾主編“外國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譯叢”叢書，並在序中提筆寫下：“通過這些譯著，希望能夠打開一扇扇新的世界之窗……我們自己的學術成就可以與之對話，並形成平等、友好的學術競爭新格局”。

“先生總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國的學問。”程正民說。20世紀30年代，鍾敬文與德國學者愛艾伯華多次通信，談論中國民俗；之後，又東渡日本，師從西村真次深造，並與松村武雄等日本學者密切往來；直至晚年還對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進行辨析和運用。對此，程正民感嘆：“正是不斷地吸收和創造性運用國外優秀的學術方法、理念，使得先生的研究永遠充滿生機和活力。”

學高為師，身正為範。鍾敬文為國內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如今已經成長為中國民俗學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中堅力量。此外，鍾敬文還毫無門戶之見，為世界民俗學發展培育新人，印度學者莫普德、韓國學者鄭然鶴、日本學者廣田律子等都接受過鍾敬文的指導。

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研究官鄭然鶴是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學專業最早的韓國留學生，在他的記憶中，鍾敬文是一位給予他很多關懷的開放且愉悅的長者。“老師會和我們一起分享月餅，慰藉我的思鄉之情；會在校園散步時，路過留學生宿舍給我留下一封問候信；有一次先生託我在韓國幫他借閱《東國歲時記》，還書給我時用紙片記錄了滿滿的批註；在我畢業後，是先生鼓勵我早日回國，發揮促進韓中民俗學交流的橋樑作用……”

“江南自有春如海，不寄梅花只寄詩。”如今，這位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譽的老人已經離開20餘年了。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新一代的民俗學者傳承、弘揚鍾敬文等老一輩民間文藝家留下的寶貴遺產，並在此基礎上，不斷拓展民俗學的視野與構建，這也是對這位功勳卓著的民俗學家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