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斌：東晉士人的風土閱讀與故國認知

永嘉之亂後建立於江南的東晉僑寓政權，在中國歷史中具有頗為特殊的意義。黃河流域傳統政治、文化重心區，歷史上首次被匈奴、鮮卑、氐、羌等政權統治，所謂“神州陸沉”，“翻成被髮之鄉”。從“中心”流亡到“邊緣”的司馬氏皇室和僑姓士族，一方面抱有“寄人國土”的流亡意識，另一方面也保持身份、文化上對江南人的優越感。在這種背景下，“故國”成為重要身份標識和政治凝聚象徵，並由此在制度、觀念和行為等層面形成一種新型王朝統治文化，顯示僑民身份的僑州郡縣制和黃白籍制，為“克復神州”多次進行的北伐，均為其例。

從故國情感來說，穆帝永和年間是一個重要變化期。曾有過“中朝”生活經驗的第一代政治人群逐漸逝去，幼年過江或生於江南的下一代士人，對於西晉舊土的認識主要來自兩種途徑，一是通過閱讀此前積累的史傳、地誌、詩賦等知識文本，一是長輩的掌故講述。對於他們而言，西晉舊土不再像父輩那樣寄託著人生重要的生活記憶，而是成為兼具文本熟悉感和現實陌生感的存在。

從永和二年（346）桓溫伐蜀開始，特別是石趙末年北方動亂，東晉政權的軍事行動開始取得進展，先後進軍巴蜀、關中和黃河下游地區，並一度收復洛陽。這些頗受後方關注的軍事行動，一方面塑造著桓溫的政治聲望，另一方面通過書信等形式，傳遞著行軍途中或駐守期間的風土見聞，從而造成一種重新“發現”故國風土的文化熱情。這種熱情一直延續到東晉末年，隨著劉裕北伐而臻於極盛。

這正是本文所關注的問題：藉由閱讀和講述所塑造的華夏舊土想象，如何隨著外部環境變動而被激活和轉化？被重新“發現”的故國風物和古蹟，如何影響東晉士人的文化情感和知識生產？又具有怎樣的政治和文化意義？書信、賦體文學、地誌和隨軍徵行記，是相關的主要文獻。本文重點聚焦於其中三種文本——王羲之與友人周撫的通信（草書《十七帖》）、楊羲抄寫的西晉潘岳《關中記》佚文、伏滔《北征記》這一最早出現的隨軍徵行記，對上述問題試加探討。

一、《十七帖》與王羲之的蜀地認知

被唐人張彥遠稱為“煊赫著名帖”的草書《十七帖》，是唐太宗整理所購求的王羲之書“三千紙”後，“率以一丈二尺為卷，取其書跡與言語，以類相從綴成卷”，該卷卷首有“十七日”等字，“故號之”。《十七帖》中的書信，大部分是王羲之寫給友人益州刺史周撫的。周撫於永和二年隨桓溫伐蜀，之後留鎮蜀地近20年。

王羲之和周撫的通信中，談到了蜀地山川風物、古蹟以及耆舊人物後裔等，內容豐富。其中有些是王羲之主動去信諮詢；有些是周撫來信談及，王羲之讀後意猶未盡，又去信追問。自西晉永興元年（304）巴氐李氏據蜀，蜀地與司馬氏朝廷隔絕40多年，再加上週撫的關係，使得王羲之對蜀地充滿熱情，甚至有想去遠遊的衝動，“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嶺、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已）馳於彼矣”（《遊目帖》），“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七十帖》）。而除了心馳神遊的情感激發外，信件透露出的王羲之的蜀地“知識儲備”，同樣值得關注。如《遊目帖》說：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楊（揚）雄《蜀都》、左太沖《三都》殊為不備悉，彼故為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

信中提到，王羲之閱讀周撫“別疏”後，獲知蜀地“山川諸奇”，很多不見於揚雄《蜀都賦》和左思《三都賦·蜀都賦》記載。據此來看，這兩種賦文與當時士人的蜀地風土認知頗有關係。兩賦均為人所熟知的文學名篇，內容也都是以“蜀都”成都為中心，敘述蜀地山川風物和城邑景觀。如王羲之《鹽井帖》提到的鹽井、火井，即見於兩種賦文記述（揚雄賦雲“火井”、“鹽泉”，左思賦雲“火井沉熒於幽泉”、“墨井鹽池”）。王羲之當是通過閱讀兩種賦文，獲知蜀地有這種新奇風物，但又對賦文記述不太確信，因此特意去信詢問周撫是否親眼見過：“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為欲廣異聞，具示。”

兩種賦文中，撰寫於西晉後期的左思《三都賦》，曾讓“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對於西晉末年出生的王羲之而言，尤其具有“流行閱讀”的意義。該賦撰成後，很快就有張載、劉逵為其作注，衛權又為之作《略解》，後者序文說：

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鹹皆悅玩，為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餘嘉其文，不能默已，聊借二子之遺忘，又為之《略解》，只增煩重，覽者闕焉。

後來收入《文選》的《三都賦》，保存有張載、劉逵舊注，內容確如衛權所說，對賦文提及的“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多有註解。如前面提到的鹽井、火井，註文是：“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火井，鹽井也。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許，隆隆如雷聲，焰出通天，光輝十里，以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又說：“蜀都臨邛縣、江陽漢安縣皆有鹽井。巴西充國縣有鹽井數十。”《三都賦》問世不久，形成正文和註釋並行的閱讀文化，這一點必然會影響到王羲之。換言之，王羲之通過閱讀《三都賦·蜀都賦》獲得的蜀地風土地理知識，自然也包括註釋內容在內。

揚雄賦、左思賦沒有提到的蜀地風物古蹟，王羲之明顯感到陌生。對周撫信中提到的成都“漢時講堂”，王羲之回信問道：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因摹取，當可得不？信具告。

該帖首句和第二句兩次出現“知”，表明王羲之此前並不瞭解這處“漢時講堂”。揚雄賦、左思賦及現存張載、劉逵註釋，確實均未提及。這處“講堂”是西漢蜀郡太守文翁所立，後遭遇火災，東漢興平元年（194）太守高眹主持修繕。修繕後的講堂，有周公禮殿、文翁石室、高眹石室三座主要建築，禮殿內有壁畫，柱上刻有銘文，記述講堂由來和重修過程，建築和銘文唐宋時期仍存。與王羲之生活時代相近的常璩，以及時代更晚的劉宋任豫和蕭梁李膺，在《華陽國志》及《益州記》中對講堂均有記述。周撫對於講堂的始建、火災和重修，應是清楚的，但在最初寫給王羲之的信中，看來並未詳細介紹。

王羲之想要“摹取”的壁畫，傳聞是西晉張收所畫。唐永徽元年（650）《益州學館廟堂記》稱：“其壁上圖畫上古盤古、李老等神，及歷代帝王之像。樑上又畫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來名臣。耆舊雲：西晉太康中，益州刺吏（史）張收筆。”張收正是與《三都賦》關係密切的張載之父。不過，此說來自“耆舊”傳聞，不見於早期記載，仍有疑問；而且即便與張收有關，究竟全是張收之筆，還是在東漢壁畫基礎上增繕，也不清楚。

講堂之地，當時可能還有一些“漢時”碑刻。2010年，成都天府廣場東御街發現兩件東漢碑刻，其一為元嘉二年（152）修葺的裴君碑，其一為李君碑。後者有本初元年（146）旁題，提到“建福學校”等事；碑陰又提到陽嘉二年（133）文學主事掾鄭廉等人，“貪慕嘉化，而立石表，紀序賢君良佐，列畫殿堂”。這兩件德政石碑可能就是“漢時講堂”舊址之物。

“漢時講堂”見於《華陽國志》《益州記》等多種風土地理文獻記載，是成都頗具代表性的文化古蹟，而王羲之此前對其竟不瞭解，讓人有些意外。值得注意的是，《漢書·文翁傳》只是說文翁“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並沒有提到“講堂”。揚雄就是蜀人，賦文亦未提及。左思寫作《三都賦·蜀都賦》之前，特意諮詢過張載“岷邛之事”，張載到過父親張收任職的成都，留有《登成都白菟樓》詩，詩中有“重城結曲阿，飛宇起層樓”、“街術紛綺錯，高甍夾長衢”等句，肯定見過這處“漢時講堂”。但不知為何，左思賦文也沒有記述。或許是受限於賦文本體內容，張載、劉逵註釋亦未提及。《漢書》等史傳和兩種賦文的“缺載”，造成王羲之的“不知”。

周撫的來信，無疑大大擴展了王羲之的蜀地風土認知，王羲之可隨時去信詢問，這是與賦文閱讀完全不同的知識體驗。有意思的是，在與周撫通信前，王羲之已有過一次向人詢問“蜀中事”的經歷。《成都城池帖》雲：

往在都，見諸葛顒（或作顯），曾具問蜀中事，雲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為爾不？信乙乙示，為欲廣異聞。

這應是王羲之早年在建康之事。揚雄賦、左思賦對成都城邑均有鋪陳描寫，如左思賦就提到“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途”、“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但兩賦都沒有提到秦代築城之事。張載、劉逵註釋有簡單提及，稱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前311）“使張若與張儀築成都城”，但沒有提到司馬錯。也就是說，王羲之從諸葛顒（顯）談話中獲得的司馬錯築城“掌故”，是溢出揚雄賦、左思賦之外的知識。

秦代所築“成都城池”景觀，常璩《華陽國志》記載說：“週迴十二里，高五丈……造作下倉，上皆有屋。而（門）置觀樓，射蘭（闌）。”常璩也稱該城是張儀和張若所築，沒有提到司馬錯築城。在“門屋樓觀”中，西門城樓據說保存了一些秦代風貌。任豫《益州記》：“諸樓年代既久，榱棟非昔，惟西門一樓，獨有補葺，張儀時舊跡猶存。”李膺《益州記》：“少城有九門，南面三門，最東曰陽城門，次西曰宣明門。蜀時張儀樓，即宣明門樓也。”周撫當然會親眼看到這座“次西”的宣明門城樓，但不知其在回信中如何解釋諸葛顒（顯）的司馬錯築城之說。

相比於風物古蹟，王羲之對於蜀地人物更熟悉。《譙周帖》：“雲譙周有孫□，高尚不出，今為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嚴君平帖》：“嚴君平、司馬相如、楊（揚）子云皆有後不？”信中提到的嚴君平、司馬相如、揚雄、譙周四位蜀地“名人”，事蹟見於《史記》《漢書》《三國志》以及《益部耆舊傳》等記載。諸書都是當時被士人廣泛閱讀的史傳文獻。不過，相關史傳中並未記載蜀地“名人”後裔的情況，王羲之對此流露出濃厚興趣。

如何理解王羲之在書信中呈現出的蜀地知識狀態？琅琊王氏作為東晉初期最有權勢的士人家族，在書籍和知識獲取途徑方面，處於當時文化鏈頂端。由此而言，王羲之對於蜀地的“知”與“不知”，無疑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閱讀史話題。

自揚雄《蜀王本紀》以來，蜀地地方知識撰述已經有很多積累。常璩《華陽國志·序志》概括說，有“本紀”，有記述人物的“史錄”和“耆舊”，以及“頗言山水，歷代轉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的“地裡志”等多種撰述形式。他還提到，漢晉時期“人君學士”瞭解蜀地風土地理，一個重要途徑是“提封圖簿，歲集司空”，也就是圍繞年度上計活動的地方知識彙總。《華陽國志》提到的《巴郡圖經》，可能就與此有關。這種官方性知識彙總，包括文字、地圖等形式，與州郡地誌、異物志、先賢傳、耆舊傳等地方誌書編纂，均有密切關係。左思《三都賦·序》雲：“餘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誌。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其中提到的“地圖”，應當來源於此。

左思提到的“方誌”，從“鳥獸草木”句義看，似指“異物志”之類的撰述。左思撰寫《三都賦》時代，州郡地誌撰述已經流行，常璩提到“頗言山水”的“地裡志”類文獻，與此有關。譙周曾撰有《巴蜀異物志》，或即左思參考過的“方誌”之一。

西晉永興元年巴氐據蜀後，司馬氏朝廷無法再得到與上計有關的蜀地知識，加上永嘉之亂導致文獻亡失，東晉初期獲取蜀地知識的途徑有限。當時士人的“基本閱讀”是五經、諸子、史傳，此外就是帶有“流行閱讀”色彩和寫作範本意義的詩賦名篇。被孫綽稱為“五經鼓吹”的都邑賦代表——張衡《二京賦》、左思《三都賦》，尤其受到重視。都邑賦寫實性很強，某種程度上呈現出“方誌性”特徵，在東晉初年的知識環境和閱讀狀態下，其風土地理知識意義無疑會被放大。

由此可以理解王羲之對於蜀地的“知識儲備”。《史記》《漢書》《三國志》《益部耆舊傳》等史傳中記述的蜀地先賢人物，揚雄賦、左思賦中記述的蜀地地理風物，是他耳熟能詳的內容，加之聽聞長輩講述，由此積累起來的蜀地風土認知，在桓溫伐蜀背景下，由於西晉舊土失而復得的社會氛圍而被激活。王羲之書信中流露出的文化心理，在當時建康和江南知識界應當是普遍存在的。其他參與伐蜀以及之後有機會任職蜀地的士人，也必然通過各種方式，向建康等地傳遞有關蜀地的各種知識。

巧合的是，王羲之與周撫往復通信談論蜀地風物古蹟時，正是現存蜀地最重要的早期方誌文獻——《華陽國志》的成書時期。該書的出現，正好滿足了桓溫軍事討伐行動而帶來的蜀地關注和知識需求。實際上，王羲之在書信中提出的問題，很多都可以在《華陽國志·蜀志》中找到相關“解答”。可能由於流傳的關係，王羲之和周撫的往復書信中完全沒有提及該書。此後一直到西魏廢帝二年（553），蜀地絕大多數時間都處在江南政權控制下。政治隔絕之感的消失，加上又陸續出現任豫《益州記》、李膺《益州記》等細節豐富的地誌文本，對於南朝時期的江南士人而言，面對遙遠的蜀地風物古蹟時，已不會再像王羲之那樣充滿激動之情。

二、《關中記》抄寫與神仙世界的故國

王羲之與周撫的通信，反映出永和前後東晉士人對於華夏舊土的認知狀態。揚雄賦、左思賦成為王羲之蜀地認知的重要知識來源，除了都邑賦本身的“方誌性”色彩和地方知識承載意義外，永嘉之亂後文獻亡失和政治隔絕，導致士人獲取蜀地風土知識遠不如西晉時期便利，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永嘉之亂導致的文獻典籍流失非常嚴重。西晉荀勖《中經新簿》著錄秘閣藏書有29945卷，東晉之初“漸更鳩聚”，僅存3014卷。這是朝廷藏書的情況。流亡到江南的僑姓士族，也不可避免面臨私家藏書的散失。如藏書豐富的張嶷、傅穎根兩家，永嘉之亂中“避難南行”，最初攜帶不少書籍，由於逃難不便，只好“料簡世所稀有者，各各保錄”。這種情況在當時南渡士族中是很普遍的。至於江南舊族的藏書，受到戰亂影響相對較小，如錢塘範氏“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因此，東晉初期實際的文獻狀況，不像朝廷藏書的亡散那麼嚴重。只不過對於無法踏足華夏舊土的東晉士人而言，風土地理知識獲取無疑會變得困難。

這就難免使人好奇，與華夏舊土有關的地誌文獻，永嘉之亂後在江南流傳和閱讀狀況如何呢？東晉興寧年間楊羲抄寫西晉潘岳所撰《關中記》，為理解這一問題提供了珍貴史料。其抄寫時間，恰好在王羲之和周撫通信後不久。

楊羲抄文收錄於陶弘景編纂的《真誥》卷17《握真輔第一》。興寧年間，句容許謐、許翽父子和“真人”楊羲進行了後來在道教史上影響巨大的仙降活動。相關記錄呈現為神仙來遊、楊羲代言寫出的片段式文本狀態，後來陶弘景收集這些文本，註解整理為《真誥》一書，其中也收錄了少量與仙降活動無關，但由楊羲或許謐手書的內容。《關中記》抄文就是其中一些，陶弘景按語說：

右此前十條，並楊君所寫錄潘安仁《關中記》語也。用白箋紙，行書，極好。當是聊爾抄其中事。

今本《真誥》在按語前，有“渭水橫橋”、“阿房殿”、“鑄銅人十二”、“平陵杜陵銅鐘”、“鴻門”、“沛公為漢王”、“高祖自漢中北出”、“杜陵”8條抄文。陶弘景按語稱“右此前十條”，明顯矛盾。細讀抄文，有2條當析分。其一是“阿旁殿”條，後半部分“二世為趙高所殺於宜春宮”云云，與阿房宮無關；其二是“鑄銅人十二”條，最後一句“（秦）廟中鍾虡四枚”云云，亦與金人無關，“（秦）廟”之前亦有“｜”符號。析分之後，抄文正好10條，與陶弘景所云相符。

陶弘景並不清楚楊羲抄寫的原因，判斷為“聊爾抄其中事”。不過，從“用白箋紙，行書，極好”的描述來看，楊羲抄寫態度顯然很認真。現存10條抄文，是按照潘岳《關中記》原本順序抄寫的。陶弘景在“平陵杜陵銅鐘”條、“高祖自漢中北出”條、“杜陵”條之後，各有一條按語：

（1）此後少始皇陵一事。

（2）此後少十五六條事，當是零失也。

（3）此一條增損，語小異，不解那得始（如）此。

據此可知，陶弘景在整理抄文時，與手頭潘岳《關中記》全本進行過仔細比對。楊羲是按照《關中記》原本順序抄寫的，否則陶弘景不會特意指出“此後少”某事。楊羲是抄寫在“白箋紙”上，當有多張，“高祖自漢中北出”條之後缺少的十五六條，陶弘景認為“零失”，所指或許就是缺失其中幾張“白箋紙”。最讓陶弘景感到困惑的，是“杜陵”一條，抄文與原本並不一致。

潘岳《關中記》見於兩《唐書》著錄，註明為一卷。該書久已亡佚，清代以來陸續有學者輯佚，但多未利用《真誥》保存的楊羲抄文。這些抄文不僅距離《關中記》撰述年代很近，而且是按照原本順序抄寫，對於瞭解文本原貌極為珍貴。

楊羲抄文從“渭水橫橋”條開始，然後依次是“阿旁殿”、“宜春宮”、“秦鑄金人十二”、“秦廟中鍾虡”、“平陵杜陵二鍾”5條。除了“平陵杜陵二鍾”外，其他均為秦代遺蹟。而缺失的“始皇陵”條，恰好見於《太平御覽》引用，可以補入。不難看出，上述條目基本是按照渭水橋、宮殿、宗廟、陵墓的順序記述。至於“平陵杜陵二鍾”一條，或是因為“鍾”的原因，而列於秦廟鍾之後。

接下來的“鴻門”、“沛公為漢王”、“高祖自漢中北出”3條，均與楚漢之際有關。由此推測，“高祖自漢中北出”條、“杜陵”條之間缺少的“十五六條”，內容主要應是西漢時期的文化遺蹟，如宮殿、宗廟、苑囿、陵墓等內容。再結合其他文獻保存的《關中記》佚文，大致可以判斷，現存西漢三輔治所、長安城、長樂宮、未央宮、桂宮、建章宮、甘泉宮、上林苑、闕，以及時間早於杜陵的長陵、安陵、霸陵、陽陵、茂陵、平陵等佚文，就是中間缺少的“十五六條”。

《真誥》保存的楊羲抄文第一條，即“渭水橫橋”條，並不是《關中記》文本的開始。現存佚文中還有關中地理概述、山脈、河流以及周代遺蹟、秦都咸陽等內容，按照抄文呈現的體例和內容順序來看，很可能是在此條之前。而抄文最後一條（即“杜陵”）後，或許還會有時代晚於杜陵的渭陵、延陵等內容。

楊羲抄文和陶弘景的按語，透露出東晉至南朝時期潘岳《關中記》在江南的流傳和閱讀狀況。《關中記》是潘岳任職長安令時所撰，有很強的訪古色彩，特別是經常引用文獻印證古蹟，如“司馬相如所云‘墓蕪穢而不修’者是也”、“司馬相如吊二世雲‘臨曲江之隑洲’，謂曲池也”、“《上林賦》所謂八川分流”、“《漢書》雲‘張良解厄於鴻門’者也”，讓人想到他在同一時期撰寫的《西征賦》。《文選》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潘）嶽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該賦前半部分敘述從家鄉到關中上任的途程，後半部分記述任職期間在長安周邊訪古的情形，提到了秦漢宮殿、園林、陵墓等諸多古蹟，如“騖橫橋而旋軫，歷敝邑之南垂。門礠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描述的是訪問渭水橫橋、阿房宮遺蹟的經歷，可以與楊羲抄文相參照。

潘岳《西征賦》是漢晉紀行賦中的名篇，閱讀者眾，流傳頗廣。賦文涉及洛陽至關中一帶的大量地理信息（尤其是長安周邊），酈道元注《水經》時曾幾次引用。據李善所說，《西征賦》亦有“舊注”，但“釋文膚淺，引證疏略”。由此引出一個問題：閱讀者面對該賦中提及的大量地點和遺蹟，如何有效理解？

這就很自然讓人把目光投向同為潘岳所撰的《關中記》。在當時的知識環境中，二者是否有某種閱讀關聯性？或者說，《西征賦》讀者，會不會習慣性參讀潘岳《關中記》，從而擴展了《關中記》閱讀受眾？

楊羲“少好學，讀書該涉經史”，結合《真誥》來看，有相當高的文學修養。《真誥》卷17《握真輔第一》在《關中記》抄文之前，還收錄有揚雄《玄為論》、庾闡《揚都賦》片段。他可能讀過潘岳《西征賦》，或許正是因此起意抄寫《關中記》。不過，如果聯繫《真誥》神仙的“籍貫”，會發現還有其他原因。如最關鍵的神仙三茅君兄弟，“籍貫”是咸陽南關，後來南渡成為茅山之主。記載他們神仙事蹟的《茅君內傳》，是楊、許仙降活動中出現的，楊羲很可能就是撰作者。

《真誥》卷11《稽神樞第一》記載中茅君“誥示”說：

金陵之土似北邙及北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沽耳……子其秘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

陶弘景指出，此條是“定錄君受作，密令爾（示）許侯”。“傳紀”指《茅君內傳》，此時尚未出示給許謐，故仍屬“秘事”。這條記載透露出神仙中茅君（定錄君）對洛陽和長安地理的熟悉。《茅君內傳》疑似撰作者楊羲出生於江南，沒有機會親踐這些地方，閱讀和抄寫《關中記》，正是其瞭解關中地理的重要途徑。

除了來自“咸陽南關”的神仙三茅君，曾在長安生活的神仙司馬季主同樣值得注意。當時許謐計劃撰寫《真仙傳》，欲將司馬季主置於首位，但苦於事蹟缺乏，難以下筆，於是向楊羲請教。楊羲在寫給許謐的一封答信中說：

羲白：漢書載季主事，不乃委曲。嵇公撰《高士傳》，如為清約。輒寫嵇所撰季主事狀贊，如別謹呈。

司馬季主不見於現存《列仙傳》《神仙傳》，最早記述見褚先生增補的《史記·日者列傳》，據稱其本是楚人，漢初“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曾“遊於卜肆中”，見到“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班固《漢書》未載其事，楊羲說“漢書載季主事”，要麼是記憶訛誤，要麼“漢書”是指廣義漢代文獻。嵇康《高士傳》相關佚文見於《太平御覽》引用，與《史記·日者列傳》基本相同。

無論是“漢書”，還是嵇康《高士傳》，記載的司馬季主只是一位長安卜者，未見神仙情節。許謐對他如此感興趣，列為計劃撰寫的《真仙傳》之首，是有原因的。在楊羲之前，許謐曾與晉陵人華僑仙降，紫陽真人周義山是來遊的主要神仙之一。現存《紫陽真人內傳》題為華僑所撰，可能就是當時出現的文本。該傳提到，紫陽真人曾“至委羽山訪司馬季主”。也就是說，司馬季主是因紫陽真人的關係而被許謐關注。但《紫陽真人內傳》僅有短短一句話，《史記·日者列傳》《高士傳》等文獻又難以參照。楊羲只好“求助”來訪的神仙大茅君：

季主託形隱景，潛跡委羽，《紫陽傳》具載其事也。昨夜東卿至，聊試請問季主本末。東卿見答，令疏如別，為以上呈。願不怪之，省訖付火。

據神仙大茅君（東卿）“講述”，司馬季主在委羽山“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後成為委羽山“石室大有宮”的神仙主者。他在昇仙“臨去之際，託形枕蓆，為代己之像”，“墓在蜀郡成都升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德於季主墓前”。大茅君不僅詳細介紹委羽山“石室大有宮”的神仙構成，甚至還“誦讀”出季主墓碑的銘贊內容：“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這些說法完全不見於其他文獻記載，當是出於楊羲虛構。陶弘景也不清楚司馬季主這些神仙事蹟的由來，只好說“漢史既不顯其終，無以別測其事也”。

許謐、華僑仙降時，來遊的神仙主要有兩位，除了紫陽真人周義山（汝陰人），還有清靈真人裴玄仁，他的“籍貫”是右扶風夏陽，也屬於關中。據說裴玄仁先後在本郡和長安任官。許謐所熟悉的句容修道前輩鮑靚兄妹，在神仙中茅君的講述中，前世則成為杜陵北鄉人。《真誥》卷12《稽神樞第二》：

鮑靚，靚及妹，並是其七世祖李湛、張慮，本杜陵北鄉人也。在渭橋為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今福逮於靚等，使易世變練，改氏更生，合為兄弟耳。根胄雖異，德蔭者同，故當同生氏族也。今並作地下主者，在洞中。

本條及之後“葛玄”、“左慈”兩條，均為中茅君講述、楊羲手書，以答許謐之問。許謐年輕時見過鮑靚，鮑靚之妹是葛洪之妻，葛玄是葛洪從祖，左慈又是葛玄之師。許謐的相關提問，是想了解自己所熟悉的句容修道前輩，在神仙世界中究竟處於怎樣的位置。《晉書》《神仙傳》《道學傳》等記載的鮑靚兄妹籍貫，差異很大，有東海、琅琊、上黨、陳留等不同說法。中茅君則說，鮑靚兄妹是七世祖李湛、張慮的“易世變練，改氏更生”，兩位先祖原是杜陵北鄉人，在渭橋經營客舍。這種說法完全不見於其他文獻。巧合的是，楊羲《關中記》抄文正好有“杜陵”、“渭橋”兩條。

還有兩位茅山中的神仙與長安有關。一位是杜契，據稱建安初年到江東，先是隨從孫策、孫權，曾任立信校尉。黃武二年（223）“漸學道，遇介琰先生，授之以玄白朮，隱居大茅山之東面也”。另一位是京兆人陳安世，見於《神仙傳》《抱朴子內篇》和《晉書·許邁傳》，據稱往來於茅山與洞庭之間。

總之，通過楊羲“手書”神仙誥示而構建的，以句容茅山為舞臺的神仙世界，很明顯存在一個“故國—江南”的地理骨架。其中，以長安、咸陽為中心的關中地區，楊羲仙師魏夫人生活過的河洛地區，尤為重要，是諸多神仙的“故鄉”。由於出場的神仙都有一個明確“籍貫”，而且大部分都來自已經淪陷為胡族統治、與江南隔絕的華夏舊土，代言者楊羲需要細緻瞭解這些地方的風土地理知識，以備許謐父子之問。這才是他抄寫潘岳《關中記》的真正動機，而且他抄寫的恐怕也不止《關中記》，還會有河洛等地的地誌文本。這是一種與王羲之不同的故國風土認知動力。

需指出的是，“少好學，讀書該涉經史”的楊羲，具有士人和修道者雙重身份。許謐更是“少知名，儒雅清素，博學有文章”，後來選補太學博士，“入為尚書郎、郡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長期在建康任官。許謐還把楊羲推薦給時任丞相的會稽王司馬昱（後來的簡文帝），“用為公府舍人自隨”。許謐、楊羲開始仙降活動之前的十餘年間，正是桓溫北伐取得重要進展的時期，東晉軍隊一度進至關中，並收復故都洛陽。這必然深刻影響都城建康的政治和文化氛圍，激發士人對於華夏舊土的認知熱情。身處其中的許謐和楊羲，自然也受到這種氛圍感染。

三、北伐與隨軍徵行記

東晉中後期，興起一種新型地理寫作——隨軍徵行記。可考者有伏滔《北征記》、孟奧《北征記》、伍緝之《從徵記》、丘淵之《徵齊道里記》、戴延之《西征記》、徐齊民《北征記》、裴松之《北征記》、郭緣生《述徵記》及《續述徵記》等多種，可惜均已亡佚。這些徵行記大都與劉裕北伐有關。但最早的伏滔《北征記》，與太和中桓溫北伐有關，對於理解這種撰述形式的出現最為關鍵。

伏滔《北征記》文本原貌已不得而知。現存佚文20餘條，涉及姑孰、石頭城、廣陵、梁國、賴鄉、下邳、彭城、官渡、黃河等地點，正與太和四年（369）桓溫率大軍自姑孰出發，經廣陵、下邳、彭城等地北伐前燕一致。從內容來看，涉及山脈、河流、津渡、城壘、祠廟、墓葬、碑刻、傳說等，與州郡地誌類似。但在記述順序上，是以行軍路線為綱，呈現為“移動的風景”，與州郡地誌差異明顯。

伏滔為何要撰寫《北征記》？巧合的是，當時與伏滔同在桓溫幕府之中，參與了北伐行動的袁宏，曾奉桓溫之命撰有《北征賦》，事見《晉書·袁宏傳》及《世說新語·文學》“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條。劉孝標註引《續晉陽秋》：“宏從溫徵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者。”又引《晉陽秋》雲：

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雲：“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滔乃雲：“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袁宏此賦寫成後，桓溫“與時賢共看，鹹嗟嘆之”，頗受讚譽。而伏滔正是“共看”的“時賢”之一，還奉桓溫之命當眾誦讀過該賦。《晉陽秋》記述的賦文修改之事，就發生於此時。該賦早已亡佚，僅存少量辭句，從提及的“獲麟於此野”、“背梁山，截汶波，泛清濟，傍祀阿”等地點來看，是太和中桓溫北伐所經之地。顯然，袁宏此賦和伏滔《北征記》之間，存在某種“共生”關係。

袁宏《北征賦》屬於軍事征伐賦，這種題材出現於漢末三國之際，帶有強烈“宣傳文學”色彩。袁宏奉桓溫之命撰寫此賦，鋪陳北伐之軍威，意旨同樣如此。桓溫北伐作為焦點性事件，前線和後方之間存在高頻率信息流動。現存王羲之書信透露了相關訊息，如《二十三日帖》：

二十三日發至長安，雲渭南患無他，然雲符徤（苻健）眾尚七萬，苟及最近，雖眾，由匹夫耳。即今克此一段，不知歲終云何守之？想勝才弘之，自當有方耳。

這封信談到的是永和十年桓溫北伐關中，“進至霸上，（苻）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之事。王羲之從隨軍友人寄給後方的信件中，獲知這些消息。王羲之在一些信件中，多次流露出對桓溫和北伐進展的稱讚。《破羌帖》雲：

知虞帥雲桓公以（已）至洛，即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擒）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真可以戰，使人嘆息。

這封信談到桓溫永和十二年北伐收復洛陽的情形，消息則來自“虞帥”。此外，王羲之還收到別的來信：“得謝、範六日書，為慰。桓公威勳，當求之古，令人嘆息，比當集姚襄也。”王羲之對於桓溫北伐成果顯然非常興奮，在另一封信（《虞義興帖》）中說：“虞義興適送此，桓公摧寇，罔不如志，今以當平定，古人之美，不足比蹤，使人嘆慨，無以為喻。”從流動於北伐前線和後方士人間的信件不難獲知，桓溫北伐動向極受後方關注，前線消息傳遞也非常迅速，由此形成了以建康為中心的後方輿論之網。桓溫的軍功及聲譽，正是建立於輿論之網中。桓溫命袁宏作《北征賦》，是希望藉助於賦體文學的鋪陳功能，頌揚自己的北伐功業。

這篇被桓溫等人“鹹嗟嘆之”的《北征賦》，在北伐進軍的輿論熱潮之下，必然受到東晉朝野高度關注。這對於理解伏滔《北征記》的寫作契機，是一個重要線索。袁宏、伏滔同在桓溫幕府之中，但袁宏性格高傲，對於幕府中將二人並稱為“袁、伏”，頗感不滿，認為“與滔比肩，何辱之甚”。伏滔性格則頗為不同，據《晉書》記述，太元年間晉孝武帝“會於西堂，滔預坐”，回家後對其子說：“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從中不難想知其性格。對於桓溫的“深加禮接”，袁宏想必也懷有類似自矜。其撰作《東征賦》時，“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伏滔先是“苦諫”，後“密以啟溫”。

就內容側重和記述方式而言，徵賦和徵記存在明顯區別。但鋪陳風土地理信息的都邑、紀行、征伐等賦，閱讀起來難度比較大。因此，與賦“共生”出現的相關地誌文本，某種意義上會產生類似於“賦注”的知識效果。上節討論的潘岳《西征賦》和《關中記》即如此。太和四年桓溫北伐，從駐地姑孰出發，經建康、廣陵等地向北行進。頌揚此次北伐的袁宏《北征賦》，也是從姑孰開始，按照進軍路線鋪陳寫作。現存伏滔《北征記》佚文，同樣與北伐進軍路線相符。也就是說，撰寫於同一次北伐背景下的袁宏之賦、伏滔之記，文本順序是沿著同一進軍路線展開的。即便伏滔之記的寫作初衷並不是為袁宏之賦作“注”，但從閱讀者角度來說，很容易形成類似知識關聯。

宣傳性的袁宏之賦、知識性的伏滔之記，對應的是後方士人對於北伐進軍的兩種期待。首先是軍事勝利，其次則是希望獲知淪陷於胡族統治數十年之久的故國現狀。義熙十二年（416）劉裕北伐關中時，有這樣一件事：

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雲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

傅亮等人在北伐進軍途中討論的問題，來自於潘岳《懷舊賦》中提到的嵩丘、太室二山。傅亮給出一個勉強解釋，是否正確暫且不論，問答中透露出的士人賦體閱讀以及北伐過程中的地理印證，很值得注意。這讓人想到潘岳《關中記》多次引用司馬相如賦和《漢書》的記述。通過史傳、地誌、詩賦等文本閱讀而對故國風土充滿想象的東晉士人，有機會隨軍踏上故國土地時，同樣如此。

隨著東晉軍隊不斷進軍，傳遞前線消息的書信，不僅報道著軍事行動進展，也會談到這些印證和發現，成為後方關注的熱點。以往在文本中讀到的風物古蹟，會備受關注。義熙十二年朱超石隨劉裕北伐至洛陽，在寫給兄長朱齡石信中，談到不少當地風物古蹟，現存6條佚文：

（1）登北芒（邙）遠眺，眾美都盡。光武墳邊杏甚美，今奉送核。

（2）洛下道路本好，青槐映蔭可愛。

（3）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可受大舫過也。

（4）千金堤舊堰谷水，魏時更修，謂之千金塢。

（5）陵雲臺上有奇井，望之幽然。以一石子擲之，久方聞聲。

（6）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朱齡石奉劉裕之命留守建康，“配以兵力，守衛殿省”，兄弟二人大概就北伐軍事進展時有通信。而朱超石信中所談的，顯然不止是消息。現存6條佚文，均為“舊都”洛陽風物古蹟，時間更早的陸機《洛陽記》、楊佺期《洛陽記》等已有相關記載。朱超石兄弟或事先讀過相關文獻。這些原本屬於私人性質、北伐過程中傳遞消息的信件，後來以“朱超石《與兄書》”的文本形式公開流傳，與《洛陽記》《東京賦》等文本一起，為酈道元《水經注·谷水》所引用。

與此相關，同樣隨劉裕北伐的戴延之，在《西征記》中記述了洛陽邙山張母祠：“永嘉中，此母有神術，能愈病，故元帝渡江時，延聖火于丹陽，即此母也。”與這所祠廟有關的信仰，永嘉之亂後傳入江南地區，為人所熟知，故而戴延之特別指出。由此來看，北伐隨軍過程中出現的徵行記寫作，一方面是“撰述”，另一方面跟朱超石《與兄書》一樣，最初帶有強烈的“新聞”報道色彩，在北伐進軍帶來的輿論熱潮和故國“發現”氛圍下，滿足著後方士人的好奇心理和閱讀需求。伏滔有意或無意地將州郡地誌的知識記述方式，與徵行賦意旨相結合，形成了一種兼具宣傳功能和知識功能的地理文本，並在之後被仿效和發展，最終在劉裕北伐時期出現隨軍徵行記寫作熱潮。

與桓溫時期相比，劉裕北伐時期的隨軍徵行記撰述，有更為強烈的政治宣傳和“造宋”輿論營造意圖。需要強調的是，在政治宣傳和輿論意圖背後，是東晉時期“故國”作為文化符號和政治資源的重要意義。義熙年間劉裕北伐時，經過留城張良廟，曾下教修復該廟。教文雲：

途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象陳昧，撫事懷人，永嘆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遊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雲。可改構榱棟，修飾丹青，蘩行潦，致薦以時。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此次提到的“懷古之情”，一方面是踏上故國土地時的感慨，另一方面隱含著修復故國文化符號的象徵意義。劉裕大軍收復洛陽後，顏延之撰有《北使洛》詩：“途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伊谷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同一時期奉命慰勞北伐軍的謝靈運，在《撰徵賦序》中寫道：“沿江亂淮，溯薄泗、汴，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蹟，其懷已多……於是採訪故老，尋履往跡，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對於東晉政權和士人而言，被北伐進軍激發的“懷古之情”，並不僅僅只是一種情感抒發，而是政治凝聚力的重要來源。桓溫、劉裕政治權勢的建立、維繫和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與“故國”有關的政治文化氛圍。

與這一政治文化氛圍密切相關的隨軍徵行記，是東晉視角下的故國風土“發現”，預設的讀者主要是以建康為中心的後方士人，記述立場和情感有一定傾向性。有意思的是，由於同一時期北方州郡地誌撰述的缺乏，這些文本後來被北朝士人廣泛閱讀。酈道元注《水經》時大量引用，其中夾雜著的故國“發現”情感，也因此反映在《水經注》文字之中。北朝士人在閱讀中，逐漸發現這些文本的缺陷。酈道元說：“考尋茲說，當承（郭）緣生《述徵》謬志耳。緣生從戍行旅，征途訊訪，既非舊土，故無所究。”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對劉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的批評更為激烈：“（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未遊中土，假因徵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為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除了道聽途說、記述不夠準確之外，這類文本中隱含的東晉（江南）視角和潛在優越感，讓遷洛之後華夏文化正統意識日益上升的北朝士人感到“不適”。

結語

依存於故國情感之中的身份標識和政治凝聚，是理解東晉僑寓王朝政治文化的關鍵。永嘉之亂後，淪為胡族統治的華夏舊土，對於幼年過江或生於江南的東晉士人而言，逐漸成為閱讀或講述中的想象之域，作為承載著他們文化情感的地理空間，在當時的政治和文化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

史傳、地誌以及詩賦等文本，是東晉士人瞭解華夏舊土的主要文獻途徑。其中，鋪陳風土地理信息的都邑、紀行等賦，由於其寫實性和廣泛的閱讀受眾，在士人知識世界中佔有重要位置。本文所討論的三個事例，無論是王羲之的蜀地認知，還是楊羲抄寫《關中記》，抑或是伏滔的《北征記》寫作，背後都或顯或隱浮現著賦的影子，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塑造著東晉士人華夏舊土認知的眾多文本，影響力並不是等量的，受關注度更高、更方便獲得的“流行”文本，在閱讀上處於優勢地位，更容易成為文化想象和情感共鳴的知識來源。隨著學術潮流從“經史之學”過渡到“文史之學”，事類知識日漸受到重視，“一事不知，以為深恥”，新的知識需求也在影響士人的閱讀習慣。由此形成的華夏舊土想象，隨著永和，年間東晉軍隊開始不斷進軍到巴蜀、關中、洛陽及黃河下游等地區，被激發和轉化為圍繞故國風物古蹟的知識熱情，也營造了一種政治和文化氛圍。從時間上說，桓溫時期主導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對於理解這種氛圍的出現尤為重要。

從前線傳來的消息，可分兩類，一種是軍事性和政治性的；一種是知識性的，報道著行軍途中的風土見聞。由這兩類消息構成的輿論場，一方面塑造著北伐統帥的政治聲望，另一方面也影響著東晉士人的文化行為。王羲之與周撫的蜀地通信，作為一種收復華夏舊土背景下風土消息傳遞，在之後劉裕北伐時朱超石的《與兄書》中仍可以看到。楊羲抄寫潘岳《關中記》，出現於桓溫北伐關中、收復洛陽之後的政治環境和氛圍之下，顯示出江南信仰世界與“故國”之間的密切關係。伏滔的《北征記》寫作，作為軍旅征伐賦的延伸，開啟了一種兼具政治宣傳性和風土知識性的新型地理寫作形式，成為之後劉裕北伐的輿論營造載體。

承載著華夏舊土認知和想象的閱讀、講述和寫作，對於東晉時代而言，不僅是風土地理知識的記述和流動，也是重要的文化符號和政治資源，是故國意識、政權凝聚、身份認同、政治宣傳與知識生產複雜互動的結果。其背後所隱含的政治和文化機制，即從“中心”流亡到“邊緣”之地的僑寓政權如何維繫文化優勢和政治凝聚力，是東晉王朝在中國史研究中的特殊意義所在。需要指出的是，劉宋中期以後，隨著北魏佔領河南之地和南北格局的穩定化，建康作為華夏世界政治和文化中心的意識日益增長，“故國”的文化符號和政治資源意義在逐漸淡化。與之相應的，則是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嘗試藉助政治地理空間上的繼承性，強化拓跋政權與漢晉王朝的聯繫，塑造華夏正統。南北朝後期交聘使節顯著的文化競爭意識，就產生於這種背景之下。

（作者魏斌，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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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湘宇

校審：小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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