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有村架純主演的電影《千尋小姐》在Netflix上線。這部電影講述了一位曾經從事風俗行業的女性的生活故事，目前豆瓣評分7.7分。
雖然電影質量有待商榷，但女主角的身份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由中村淳彥採寫的《東京貧困女子》一書，就對步入風俗業的女性進行了詳細的記錄。她們是日本社會最貧困的一批人，在得不到社會制度的保護下“選擇”從事風俗。
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群享有豐富資源的女性，同樣經歷著被新自由主義遮擋住的結構性束縛，《迴歸家庭？家庭、事業與難以實現的平等》（以下簡稱《迴歸家庭？》）一書則記錄了這些高知女性的困境。
《東京貧困女子》和《迴歸家庭？》兩本書剛好從兩個處於不同社會階層的女性群體入手，前者聚焦因為貧困而從事風俗業的女大學生，後者聚焦放棄職業迴歸家庭的精英女性。
雖然她們的生活處境大相徑庭，但通過對比就會發現，無論她是否擁有社會資源，大部分女性都在裹挾下做出選擇，而她們往後遭受到的結構性不公，都會因“這是她的個人選擇”而被掩蓋。把目光轉向女性背後的社會結構，是迫切的任務。
《東京貧困女子》（原版出版於2019年）雖然是一本圍繞日本風俗業女性生存狀況的書，但書名用“貧困女子”而非“風俗女子”就傳達了一種視角：不要看女性做了什麼，而要看女性為什麼這麼做。貧困，正是她們這麼做的原因。
在第一章裡，作者中村淳彥就記錄了一個觸目驚心的案例。
“雖然這麼說挺陰暗的，但我想我應該自殺了吧。雖然我時常會想自己的未來，不過別說幸福的自己了，就連活著的自己，我都想象不出來。”年輕的女大學生小倉如此回答作者的提問，她平淡地給出了一個非常沉重的答案。
小倉的夢想原本是成為幼師，但是因為家庭不富裕，她在父親“半強迫”的建議下申請了全額借貸助學金，一部分用於交自己的私立大學費用，另一部分被父親私吞，而她一畢業就要獨自背上超過1000萬日元（約50萬人民幣）的債務。
為了償還助學貸款，成績優異的小倉當上了補習班講師，但即便超負荷地邊工作邊上學，她一個月最多隻能掙到10萬日元（約5千人民幣），而她的貸款每個月就高達18萬日元（約9千人民幣）。在家庭無法給她提供任何支撐，甚至還加重她的負擔的情況下，小倉只能進入風俗行業。
針對小倉的情況，一種典型的質疑是，為何不能更努力一點，多打幾份工？不這麼做，是不是因為風俗業來錢快？這樣的聲音忽略了一點：人可支配的時間。
女大學生選擇這行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時間相對自由。比如派遣式性服務允許她們自由安排時間，夜總會則只在晚上上班。在平日還要上課、寫作業、應付考試、參加社團的情況下，她們並沒有多少兼職的選擇。
起初在夜總會陪酒時，小倉的時薪也不高，但年紀的優勢讓她受到了一些關照，時不時能收到客人送的名酒和包包。她將這些禮物在二手平臺上轉賣，賺取更多生活費。
小倉不是沒有試過退出，但她一旦失去風俗業的工作，生活立刻捉襟見肘，而她的父親並不打算還錢，於是她只好重回這個行業。大二的時候，小倉進入一家派遣店提供性服務，“上班就是趕往情人旅館或者短租房，裡面有客人等著，然後向那些人提供性服務。要是對方想做到最後，就多收點錢，和他們做。”
接受這份工作後，小倉也因為無法靠謊言度日，與相戀一年的男友分手。對很多進入風俗業的女性來說，身體上的折磨是一方面，她們還揹負著巨大的精神負擔。小倉就直言，她常常問自己，和不認識的男人接觸到底是在幹什麼，面對客人的評頭論足和撩撥，她也十分厭煩。
上野千鶴子在《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中曾分析道，父權制把女性分類為“聖女/妻母”和“蕩婦/娼妓”，前者純潔無暇，承擔著男性“白月光”式的幻想和傳宗接代的期望；後者浪蕩放縱，承擔著男性最下流和淫穢的慾望。父權文化將兩者割席，從不同的角度對女性進行圍剿。
“支配者總是將支配對象分離隔斷，讓他們相互對立，絕不允許他們之間產生連帶感”，在這種意識形態下成長的女性，如果長大後被迫步入風俗業，註定會在兩種身份間撕扯，無法自洽，這便是父權制的惡果，一種專屬於女性的精神壓迫。
然而，就算這些女性有一天能成功離開風俗業，重回原本的生活軌道，她們中的大部分人，仍要揹負一個巨大的秘密度過餘生，因為日本社會還沒做好接納她們的準備。
在小倉的案例中，不負責任的父親是把她推向深淵的第一股外力，日本的助學金制度是另一股。
作者中村淳彥注意到，很多接受採訪的年輕女性都提到助學金，於是他進行了更深入的瞭解。中村發現，助學金的本質更像是學生貸款。2004年，日本政府對助學金制度進行了整改，“日本學生支援機構以財政投資和民間資金為財源，將助學金制度作為金融事業發展，年利率上限為3%，助學金變成了徒有虛名的、實際上以利益為收益的金融產業。”
更令人費解的是，助學金明明應該是一個公益性質的扶持制度，但它的還款要求頗為嚴格。受助人一旦滯納三個月以上，便會被列入黑名單，交由專業機構催款。
此外，成績優異的人可以申請無利息助學金，而成績不優異的人只能申請有利息的助學金。但問題是，有申請需求的學生大都生活在一個貧困且不和諧的家庭裡，要求他們在這種環境下保持優異的成績，無疑是強人所難。
因此，助學金制度不僅沒有幫助到日本年輕人，反而使窮人更窮。中村還提到，由於助學金是國家級別的制度，它的權威性使很多家庭在不充分知情的情況下申請了它，而主要債務人還是不諳世事的未成年孩子。
年輕人懷著希望步入大學，卻發現等待他們的是更大的絕望。那些想要逃離家庭，通過自身努力改變命運的女性，只能用身體換錢，用跳入深淵的方法自救。
貧困導致的壓迫是顯性且強烈的，相比之下，還有一種慢性而隱秘的壓迫，同樣侵蝕著另一群女性。
在英籍學者沙尼·奧加德採寫的《迴歸家庭？》一書中，她把目光聚焦在一批或許擁有英國最好資源的精英女性，去探究她們為何選擇退出職場，回到家庭。
最直白的答案，是有毒的工作文化。作者奧加德引用了《未竟之業》一書中的觀點，即最佳的員工形象應該“永遠在忙活，永遠清醒著”。顯然，一位女性在生育前尚且可以做到這點，但一旦生育，她的母職必定會阻礙她成為一個永遠在線的員工。
倘若一位母親想在有毒的工作文化中繼續成就自己的事業，那就意味著她需要付出巨大的，額外的精力。而流行文化中呈現的工作育兒兩不誤的“超級媽媽”形象，又讓很多女性落入了新的陷阱——通過自身努力，女性可以做到家庭事業雙豐收。
儘管這樣的要求是畸形的，它淡化了男性在育兒上的責任，以及現有職場文化與女性的需求並不適配，但依然有女性嘗試既不耽誤工作，也不耽誤育兒。
露易絲曾經是一位能幹的員工，她從頂尖大學畢業，在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中很快就晉升為經理。生了孩子後，為了繼續當一個完美的員工，她長時間熬夜，在週末也要兼顧工作與育兒。
事情的轉折點發生在一次重要會議上，露易絲因為要帶小孩去醫院而提前離席，在她已經提前告知老闆的情況下，她的老闆事後依舊批評了她。這件事戳破了露易絲的幻想，她終於明白自己無法在成為一個稱職的母親的同時，也成為一個稱職的員工。
職場對母親的歧視還體現在薪酬不平等和“出勤主義”上，即重視員工的出勤大於實際工作質量。誠然，有毒的工作文化同樣毒害著男性，他們也需要通過長時間工作來證明自己作為員工的價值，但在性別薪酬不平等的附加情況下，如果一個雙職工家庭生了孩子，退出職場迴歸家庭的一方往往是女性。
作者奧加德繼續寫道，像露易絲這樣的職業女性們的自述，“顯然推翻了那種認為離開職場是她們因個人偏好和（或）缺少抱負、信心、決心和職業獻身精神而做出的選擇的成見。”
值得探究的另一點是，很多職業女性成為全職主婦後，會設法與這一身份拉開距離，甚至抵制家庭主婦的定位。這種矛盾的背後是資本主義與父權制的巧妙合謀。
拉開距離的第一種方式，是強調自己不做“普通”家務，而是更具策劃性的、創意性的事務，比如房屋建設和裝修。另一種方式，是在操持家務之餘進行某種進修，比如攻讀一個新的學位。像學習這類“腦力活動”不僅能讓全職主婦獲得成就感，還讓學校成為她們新的活動場域。
簡單來說，這些女性傾向於拒絕主婦的定位，是因為主婦所負責的家務勞動不被社會認可為有價值的勞動。在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的雙重統領下，“市場”與“家庭”被視作兩個領域，處於“市場”的人在公共領域直接生產價值，處於“家庭”的人在私人領域中幫助前者生產價值，而又由於“家庭”被視為私人的，只能間接地生產價值，這個領域的重要性被嚴重低估。
一位攻讀碩士學位的全職媽媽提到，她的丈夫很討厭她在床上學習時給課本劃重點的聲音。奧加德敏銳地指出，與其說是聲音惹火了丈夫，不如說是“她母親和妻子以外的身份和活動討厭地入侵了他的棲息領地。他獨佔的經濟生產公共領域，和她獨佔的社會生育領域，必須分隔開來。”通過區隔兩個領域，參與經濟生產的一方能更好地確立自己在家庭中的主導地位。
奧加德還觀察到，她採訪的很多主婦都表達過自己很幸運，因為有丈夫的經濟支持，自己才能辭職照顧家庭，但受訪的丈夫們卻幾乎沒有提及過妻子對他們的支持。這反映了一種潛移默化的價值觀，即認為能在市場上直接換算成錢的勞動，才是值得讚賞的。
書中，一位受訪女性氣憤地表示，“有人認為全職媽媽成天只會翹著腿看電視，晚上把炸雞塊和薯條塞給孩子們就完事兒”，很多全職媽媽需要努力地證明自己不是隻會喝喝咖啡、翻翻雜誌的家庭主婦，這種自證恰恰體現了資本主義和父權制合謀後對女性的雙重壓迫。
一方面，“只會喝喝咖啡、翻翻雜誌”的人在資本主義的文化語境下是不被尊重的，另一方面，社會對家庭主婦的刻板印象就是“不怎麼用幹活的人”，完全無視了家務勞動和育兒的難度。
家庭主婦是一個長期被汙名化的身份，家務勞動的重要性被很多家庭中的丈夫漠視，他們享有妻子的支持，卻很少承認這種支持是建立在女性的犧牲上。正如上野千鶴子在《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中所寫，“‘家務勞動’是將‘市場’與‘家庭’的相互依存關係連接起來的缺失的一環（missing-link）”。
《迴歸家庭？》為我們呈現了高知女性成為家庭主婦的其中一種鏈條：生育→無法兼顧工作與育兒→男性在職場更有優勢→女性迴歸家庭→家務勞動不被承認。即便一位女性擁有足夠的資源和經濟實力，想要在這鏈條上的任意一環做出與傳統社會腳本不一樣的選擇，都有極大的阻力。
無論是《東京貧困女子》中的底層女性，還是《迴歸家庭？》中的中產女性，她們的困境往往會受到兩種經典質疑：一，這是你自己選的；二，是你還不夠努力。正如中村淳彥在《東京貧困女子》中所寫，“周圍的人們，只用一句‘責任自負’就封住了她們的嘴”。
這種質疑不僅僅來自外界，更多時候，是女性說服自己接受不公的自我苛責。令《迴歸家庭？》作者奧加德印象深刻的一點是，儘管很多受訪主婦能意識到促使自己做出辭職決定的種種影響，但她們往往會在最後又將這個決定個人化，將它歸因於自己在事業上不夠自信或有野心。
“你要自信”和“你要有野心”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思潮下流行的個人敘事。簡單來說，新自由主義強調自主選擇，自我負責，只要個人付出足夠的努力就能達成任何目標。在這樣的觀念下，社會性的、結構性的問題往往會被掩蓋，因為一切困境只是因為“你還不夠努力”或“你做了錯誤的決定”。
以《東京貧困女子》中的小倉為例，如果她沒有申請助學金，或許就不用步入賣身還貸的境地，但問題顯然不是因為她做了這個“錯誤的決定”，而是本應幫助貧困學生的助學金反而是巨大的負擔；日本大學學費太貴；社會安全網失效等等。
哲學家韓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寫道，“新自由主義把人類分隔成一個個孤立的經營者，經營的對象就是人們自己。”一些女性主義學者也注意到，在一定程度上，新自由主義思潮與90年代興起的“選擇女性主義（choice feminism）”交織，即認為很多舊社會的系統性不平等已被解決，剩下的事可以通過女性的自我提升或自主選擇來處理或解答。它鼓勵並認可女性的一切個人選擇，但這種承認的背後，也在放大個體責任。
不難發現，今天市面上充滿為女性賦權，告訴女性要好好愛自己的營銷活動，而積極心理學在大眾間的普及也與這種“做自己”的話語相輔相成。當然，相比於過去很多客體化的、迎合他人慾望的話語，“做自己、愛自己”不失為一種進步。而當大環境難以撼動的時候，把目光和行動轉向個人也是合情合理的趨勢。
談及至此並非是要否定所有鼓勵女性獨立、自信的話語和文化，而是要警惕將個體提升作為結構性不平等的唯一解決方案，因為一旦將困境和痛苦個體化，就是將女性重新分隔成一座座孤島，糾錯的重點又會從社會制度偏移到個人上。
在近期的一次採訪中，奧加德提到，走出“自主選擇”幻象的一個可嘗試方法是，創造更多女性可以互相分享經驗的空間和平臺，“通過集體而不是個體性地理解女性處境”。因為在集體的敘述下，“我們得以窺見，我們總是被不是自己製造的力量在形塑著，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能夠找到大大改善生活的舉措，那就是通過協調一致的結構性行動。”
此外，打破沉默，表達失望、不滿和憤怒仍舊是女性可以日常訓練的技能。很多時候，女性會意識到自己的生活有點不對勁，卻不一定會說出來。因為主流社會文化總是在提倡積極、自信、平靜的情緒，那些消極的、負面的情緒則需要被管理，就如韓炳哲在《妥協社會》中所分析的，“痛苦被看作虛弱的象徵，它是要被掩蓋或優化的東西，無法與功績和諧共存。苦難的被動性在‘能’所支配的主動社會中沒有立足之地。”
當痛苦不被允許，問題也就不會被討論。通過不斷表達，不斷向更多人表達，女性能識別自己的失望與憤懣，從而更準確地表述自己的處境和遭受到的不公，習得反抗的語言。正視痛苦，不再保持緘默，是打破現狀的關鍵一步。
接下來，針對過勞工作文化、性別薪酬不平等、家務勞動邊緣化等問題的制度性改革也要提上日程，女性的處境才能有所改善。
在理論和實踐之間，知道和做到之間，當然還存在一條很長的路，它可能需要一代代人的接力才能走完。或許這一代女性用盡一生也無法掙脫某些枷鎖，但看清楚這些枷鎖是如何施加在我們身上的，起碼可以讓下一代更早地獲得更多可能性。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陷阱的社會中，失敗和受傷幾乎無可避免。所以，不必怪自己不夠勇敢，不必怪自己不夠努力。
在《東京貧困女子》的後記中，一位受訪女性給作者寫郵件講述自己的近況，在郵件的最後，她說，“人生是痛苦的。但仍要活下去。”我想，這便是書寫女性故事、傳達女性聲音的意義，只有我們活下去，才會有希望。
《東京貧困女子》中村淳彥 | 九久讀書人
《迴歸家庭？家庭、事業與難以實現的平等》沙尼·奧加德 | 理想國
《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上野千鶴子 | 上海三聯書店
《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上野千鶴子 | 浙江大學出版社
《他者的消失》《妥協社會》韓炳哲 | 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