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沂暄
（本文原載《復旦國際關係評論》2013年第1期）
【導讀】據美媒報道，近期美國國會眾議院以415票支持、0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一項旨在剝奪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的立法草案，其中要求把中國的地位修改為“中高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或“發達國家”，並反對在國際協議和條約中繼續視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有評論指出，這一行為乍一看似乎是抬高中國，實際上是遏制中國、分化發展中國家群體的一步，隱含著對與中國有關的國際話語、國際關係進行再調整的意圖，反而證明中國堅持“發展中國家”定位的重要意義。
那麼，為什麼“發展中國家”定位如此重要？本文認為，中國頂著“發展中國家”的帽子，並不僅僅是國家身份問題或國際權利及義務問題，而是一個事關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問題。在歸屬發展中國家這一國家群體的時候，中國意識到的首先不是權利，而是責任和道義。在發展中國家差異性增大的情況下，如何重拾這一身份原有的道義使命，將是一個國家能否佔據國際話語和道義制高點的關鍵所在。
作者從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係的角度討論了“中國屬於第三世界”的內涵，認為1974年後中國堅持“第三世界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雙重定位，是由中國的歷史、國情和國際形勢所決定的。進入21世紀後，“發展中國家”在官方文件和話語中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中國對自己基本的國際定位並未改變。
作者認指出，今天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身份再遭質疑，主要與語境有關。“發展中國家”概念的語境是現代化，中國近年來的迅速發展使得發達國家認為中國已擺脫“發展中”階段，但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定位不僅僅是追求自我的發展，更是追求公正公平的發展條件和國際秩序，讓所有發展中國家共享現代文明成就。因此，“發展中國家”概念不應該為某一話語權所壟斷，中國應用自己的行動去定義“發展”的內涵，這是中國對所有發展中國家和整個世界的責任。
本文原載《復旦國際關係評論》2013年第1期，原題為《關於中國發展中國家身份的探討》。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關於中國發展中國家身份的探討
例如，儘管中國已經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龐大的人口攤薄了巨大的經濟總量。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1年中國人均GDP為5430美元，世界排名僅為中游，發達國家一般都有三、四萬美元。而根據更為全面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標，中國2013年的數據為0.687，在世界187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01位，僅僅屬於人類發展水平中等的國家。在中國前面，還有兩類人類發展水平“非常高”和“高”的國家和地區，前者基本上是發達國家和高收入的中東產油國。
假如所有關於“中國是否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疑問僅僅來自於上述“感官”印象，那麼國際組織發佈的較為權威的數據應該早就讓這些聲音消失了。然而，事情並沒有這樣簡單。面對聯合國系統的正式數據和標準，質疑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很難反駁，但是他們卻把問題轉到其他方面，企圖使中國不能繼續享有發展中國家應該享有的權利。其中最突出的例子發生在氣候變化領域。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應該承擔比發展中國家更多的責任。恰恰在這個方面,一些發達國家對中國提出了超出發展中國家承受能力的要求。例如，要求中國接受和發達國家一樣有國際約束力的減排目標，甚至試圖借“德班平臺”否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除此之外,隨著近年來中國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持續強勁增長，“新興經濟體”、“新興大國”等名詞開始取代原來的“發展中國家”，成為指稱中國最常用的名詞。與此同時，“最不發達國家”作為聯合國明確劃定的國家群體，也開始逐漸代替籠統的“發展中國家”，成為國際援助的中心。
由此可見，如果說，中國是不是發展中國家，該不該享有發展中國家的權利，在理論上毫無疑義，那麼，在實際政治經濟博弈中，“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已經不是所有國家看待中國的出發點，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中國龐大的經濟總量、持續的增長態勢，以及對國際事務越來越多的影響力。在中國經濟“高大光鮮”的新形象下，巨大的地區差異、大量的貧困人口等屬於“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特徵往往被忽視，取而代之的印象是：一個佔世界經濟份額如此龐大的國家、一個汙染物排放總量如此巨大的國家，理應對世界承擔更多的責任。
事實真是這樣嗎？換言之，中國頂著“發展中國家”的帽子，僅僅是為了從世界索取更多嗎？這並不僅僅是一個國家身份和定位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的問題，而是一個事關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問題。在中國正在行進的歷史性復興道路上，這個問題可以連接過去,通向未來。
本文正是為了說明中國“發展中國家”身份的歷史意義而作。“發展中國家”在冷戰時期更多地被稱作“第三世界”國家，這是中國自主確定的國家身份；在歸屬發展中國家這一國家群體的時候，中國意識到的首先不是權利，而是責任和道義。儘管21世紀的發展問題得到空前的關注，但是20世紀第三世界國家面臨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在發展中國家差異性增大的情況下，如何重拾這一身份原有的道義使命，將是一個國家能否佔據國際話語和道義制高點的關鍵所在。
▍“中國屬於第三世界”：歷史與內涵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問題。在談話中，毛澤東把美國、蘇聯劃作第一世界；把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劃作第二世界，把它們稱作“中間派”；把非洲、拉美、除了日本以外的亞洲劃作第三世界。將近兩個月後，1974年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發言時，代表中國政府在全世界面前完整闡述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從此以後，中國一直堅持著“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中國家”的雙重定位，直到今天也沒有改變。因此，簡單回顧一下中國這一國際身份定位的歷史淵源，還是很有必要的。
很多研究認為，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和中國屬於第三世界的國際定位，是中美關係解凍後中國對外政策調整的完成；它體現了毛澤東的國際統一戰線思想，可以追溯到建國前的“中間地帶”、20世紀60年代的“兩個中間地帶”思想。當然，在論述“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時，一般無法繞過毛澤東此前提出的其他相關想法：除了“中間地帶”以外，直接的還有“一條線”、“一大片”設想。
從上述淵源來看，“三個世界”劃分和“中國屬於第三世界”的思想是在最高戰略層面的謀篇佈局，對中國應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中間地帶”思想提出時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把中國共產黨當時最主要的國內任務與國際主義義務結合起來。在這一思想下，無論是否與蘇聯當時的對美對華政策一致，中共領導的解放戰爭都從根本上符合蘇聯和全世界無產階級及勞動人民的利益，起到阻止美國發動反蘇戰爭的作用。據此，中國共產黨超越了蘇聯的戰略軌道，獨立地確定了中國在世界革命中的具體位置。“兩個中間地帶”所要解決的問題則更為棘手一些：當時中蘇關係已經惡化，而中美仍然處於敵視和對峙中。如何擺脫這一嚴峻的國際環境，儘可能多地爭取支持者和同情者，孤立美國這一最主要的敵人，是毛澤東對同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和西歐進行區分的基本考慮。至於“一條線”、“一大片”則更是為建立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服務的。“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直接要解決的戰略問題，也是如何聯合國際力量、共同對付蘇聯的威脅。
從這些戰略構想的效果來看，除了1946年提出的“中間地帶”思想為解放戰爭提供了有利的註解外，其他帶有國際統一戰線色彩的設想在分化發達資本主義大國方面的效果有限。但是，如果從聯合亞非拉國家的角度看，這些構想的效果卻比較明顯。即使在冷戰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也沒有放棄“第三世界”的提法，並且繼承了與“第三世界國家”緊密關聯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定位。這說明，“三個世界”劃分和“中國屬於第三世界”的思想還有著另一層或許更為重要的淵源。這一淵源雖然也和冷戰格局及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密切相關，但是並不能為上述戰略構想完全涵蓋，因為它與中國曾經遭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聯繫在一起。
眾所周知，近代以來，中國是一個飽受帝國主義壓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國家。因此，這一認識時刻體現在中國共產黨人對國際局勢和自身地位的判斷之中。在1946年毛澤東的“中間地帶”思想裡，包括中國在內的、夾在美蘇中間、正在遭受美國控制的國家和人民，在制止世界大戰方面站在最前沿。“中間地帶”大多數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當時反對美國的鬥爭中，這批國家事實上擋在了蘇聯的前面。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賦予了落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人民極其重要的國際地位和革命使命,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在內。
冷戰開始後，隨著歐洲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兩大陣營”論斷的提出，毛澤東也不再提“中間地帶”。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同時放棄了上述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鬥爭意義的看法。事實上，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對自身的革命經驗、對亞非拉人民革命鬥爭的作用等問題更為自信。新中國建立伊始，1949年11月，亞洲、大洋洲工會會議就在北京舉行。劉少奇在會議上致開幕詞。他首先說明了亞洲、大洋洲工人階級聯合的重要性：由於“殖民地半殖民地是世界帝國主義藉以生存的後方基地”，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勞動人民就有聯合起來反對他們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的必要。而這種聯合首先就必須以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的聯合來作為中堅”。亞洲、大洋洲“住著全世界總人口的一半以上”，越南、緬甸、馬來亞、菲律賓等國正在進行著反抗殖民統治的鬥爭，中國人民的革命已經取得勝利，“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階級的最高任務”，這就使得亞洲和大洋洲的工人階級聯合具有重要意義。接著，劉少奇很自然地轉到如何進行民族獨立鬥爭的問題上。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也可能成為情形相類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爭取解放的基本道路”。這種把中國革命成功的經驗普遍化的傾向，不但是一種勝利者自信的表現，而且意味著中國某種程度上可以作為民族獨立鬥爭的經驗傳授者和指導者，從而使得中國在非殖民化進程中具備了一種蘇聯無法具備的作用。在當時的情況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自然要納入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進程，這又使得中國具備了把兩者結合起來的獨特優勢。需要指出的是，劉少奇將中國革命經驗普遍化，並不表明中國任何強加於人的做法。中國革命曾經因為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教條主義的指揮而遭受巨大損失，有此經歷，中國共產黨不至於在剛剛勝利之時就去對別人指手畫腳。由於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普遍性的話語中，中國向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推廣自己的革命經驗，目的只能是為了這些國家儘早獲得獨立和解放。
如果從社會主義國家和曾經的半殖民地國家的雙重身份考慮，則不難理解中國在建國伊始、百廢待興的局面下，為什麼仍然堅決抗美援朝，並傾力支持越南反抗法國殖民者的鬥爭。雖然不排除戰略安全考量的重要位置，但是無論從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還是從受壓迫人民反抗外來侵略求解放的角度考慮，中國都有理由作出這些決策。
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與印度、緬甸、印尼、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周邊國家的關係有了比較好的發展：不僅和有關國家就解決邊界、華僑等歷史遺留問題達成共識,而且與印度、緬甸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參加了亞非會議，提高了國際聲望和影響力。中國致力於發展與這些新獨立民族國家的關係，一個重要目的自然是為了創造一個有利於國內建設的和緩國際環境。但是除此之外，這也與中國對它們的同情以及從道義上支持它們的獨立和自主發展密切相關。毛澤東在與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談話中就明確說過：“我們所有東方人，在歷史上都受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周恩來在萬隆會議補充發言中更是明確提出：“在我們中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除了因共同遭遇而對亞非國家產生的同情外，中國還表現出和它們共同開創未來的強烈願望。周恩來在印尼萬隆會議的主要發言中有這樣一段話:
任意擺佈亞非人民命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相信，如果我們決心維護世界和平，就沒有人能夠把我們拖入戰爭；如果我們決心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就沒有人能夠繼續奴役我們；如果我們決心友好合作，就沒有人能夠分裂我們。
這不僅是一種願望，更表達了中國對這一前景的信心。在和緬甸總理吳努的會談中，毛澤東實際上提出了中國的國際秩序原則:
我們認為,國家不應該分大小。我們反對大國有特別的權利，因為這樣就把大國和小國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國高一級，小國低一級，這是帝國主義的理論。一個國家不論多麼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幾十萬或者甚至幾萬，它同另外一個有幾萬萬人口的國家，也應該是完全平等的。這是一個基本原則，不是空話。既然說平等，大國就不應該損害小國，不應該在經濟上剝削小國，在政治上壓迫小國，不應該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強加在小國身上。
毛澤東設想的這一國際新秩序，固然是為了消除周邊國家對中國是否會以大欺小的懷疑，同時也針對著那一時代必須面對的一個普遍性問題：在帝國主義主導的國際秩序中，新獨立的民族國家實際上並沒有享有平等的地位。改變這一狀況不僅是其他領土、人口規模都比較小的國家的任務，也是中國的任務。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毛澤東這一設想的具體化，而中國與印度、緬甸共同倡導這一原則，則實踐了“不應該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強加在小國身上”的觀點，哪怕這是有利於小國的意志、政策和思想。
通過萬隆會議、通過與中國領導人的直接接觸、通過觀察中國的實際行動，周邊及其他新獨立國家認識到，中國非但沒有輸出革命、顛覆它們政權的意圖，反而在鞏固獨立地位、爭取經濟發展、創造有利於自己的國際環境等方面，和它們站在一起。這是中國能夠在亞非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打開外交局面、廣交朋友的基礎。
隨著中國與亞非建交國家的增多以及中蘇關係逐漸惡化,與亞非國家的關係成為中國對外關係非常重要的方面。1959年國慶赫魯曉夫訪華與中國領導人發生激烈爭執以後，在毛澤東關於對外關係和世界革命的棋盤上，亞非拉國家和人民的地位越來越重要。1960年5月，毛澤東就曾在鄭州花了三個下午與來自亞非拉23個國家的工會代表101人進行長時間座談。針對即將在巴黎召開的美蘇英法四國首腦會議，毛澤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人家要開大國、強國首腦會議，我就開小國、弱國人民會議。60年代中國相繼提出處理同阿拉伯非洲國家關係的五項原則、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向亞非國家提供了大量援助。1961年不結盟運動成立後，中國表示支持，並沒有因為運動的兩個發起者，即南斯拉夫和印度與中國關係不睦而影響對整個運動的評價。
總之，儘管在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中存在著一些問題，例如有的援助超出了當時中國的國力；受“左”的思想的影響，“文革”早期出現了很多過激和“輸出革命”的行為。但是，誰也不能否認中國與亞非國家關係的積極進展和重大影響。1971年10月25日，聯大通過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如果沒有廣大亞非國家的支持，就不會有這一勝利。按照毛澤東的話說，“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
從上述歷史脈絡來看，毛澤東在1974年提出“三個世界”劃分思想，並明確宣佈“中國屬於第三世界”，是水到渠成之舉。這不僅是為適應當時世界力量對比變化作出的對外戰略調整，而且也是中國同情、支持第三世界國家一貫立場的發展。總結“中國屬於第三世界”的國際定位，確實符合中國的歷史、國情、經濟發展水平，並且適應了當時中國與世界主要國家關係的變化。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需要特別注意:
第一，中國除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身份以外，又有了一個“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建國以來，中國自然地屬於社會主義陣營，儘管在與亞非國家交往時，中國常常提到與它們共同的歷史遭遇，但是並沒有自覺地把自己也看作亞非新獨立的民族國家群體的一員。“社會主義國家”是當時中國在世界上展示的主要面貌，“曾經遭受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只是對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特殊性的註解。中蘇分裂和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雖然不會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身份造成影響，但是卻對中國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在一個冷戰分裂的世界上，中國到底該歸屬何方？在哪裡才能找到真正的朋友？當毛澤東最終明確說中國也是第三世界時，實際標誌著中國得以重新和一群有著共同奮鬥目標的國家站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如果僅就具體的對外交往而言，在中國領導人看來，“第三世界國家”身份的重要意義某種程度上已經超過社會主義國家的身份。而如果聯繫中國此後幾十年的內政外交，則更能凸顯“第三世界國家”的身份遠遠超越冷戰格局的長久意義。
第二，當中國自覺歸屬於第三世界時，完全是基於類似的歷史境遇和當前的共同訴求；換言之，中國並沒有考慮歸屬第三世界後是否能得到物質利益上的“好處”。事實上，“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是貧困、落後的代名詞。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獨立後,面臨著爭取國際平等地位、發展經濟的繁重任務，而無論當時的國際政治環境，還是國際經濟環境，都不利於第三世界國家。20世紀60年代形成的不結盟運動、77國集團等由第三世界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改變這一不公平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正是在聯合國貿發會議上，第三世界國家明確提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目標。認同於第三世界，實際上就是站在世界上弱小的一方，與這些國家一起，為爭取真正的國際平等地位和公平的國際秩序而奮鬥。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共同事業中，中國首先考慮的是如何為此作出貢獻。中國一直支持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十多年來不計回報地對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技術援助。只要讀一下週恩來總理宣佈的中國對外援助八項原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真誠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的意願。
很多研究者認為，中國重視第三世界，主要是認為第三世界在世界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在中國認為蘇聯變成修正主義以後，第三世界在毛澤東世界革命設想中的地位極度抬升。“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並不意味著中國放棄了世界革命的理想；中國同時兼有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特殊身份，更有助於充當革命的領導者角色。且不論這種“世界革命”的考慮是否恰當或符合實際，僅僅就變革不公正的現存秩序而言，中國認同於第三世界,就有著非常強烈的對道義、公正和某種理想的追求；作為第三世界的一員，不是為了獲得某種現實利益上的好處（事實上在當時也無法獲得這樣的好處），而是要承擔團結互助共同鬥爭求發展的艱鉅責任。中國屬於第三世界的內涵，鄧小平在1984年的一次談話中作了清晰的表達:
“中國的對外政策，主要是兩句話。一句話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另一句話是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中國現在屬於第三世界，將來發展富強起來,仍然屬於第三世界。中國和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命運是共同的。中國永遠不會稱霸，永遠不會欺負別人，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
在鄧小平看來，貧困、落後僅僅是第三世界暫時的特徵，而追求國際公平、正義才是第三世界的本質特徵和基本品格。由此，中國領導人不但賦予了第三世界崇高的道義地位，而且也為中國規定了對第三世界的責任。中國永遠不會欺負別人，因為“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與“發展中國家”
自明確宣佈屬於第三世界以後，中國逐漸把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確定為對外政策的基本立足點。直到21世紀初，中國的官方文件仍然在使用“第三世界”這一表述。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的概念在官方文件和媒體中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
一般認為，“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所指的是同一群國家，所表達的也是同樣的意思，因而經常互相替代使用。20世紀70年代，中國官方也同時在使用這兩個概念。例如，鄧小平1974年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就一同使用了“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兩個詞彙。在首次向全世界闡述“三個世界”劃分思想時，鄧小平是這樣說的：
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
在說到中國的屬性時說：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中國屬於第三世界。
此後的官方措辭，基本上延續了類似的表述。中共十二大報告中說：“社會主義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我們一貫盡力援助與我們共命運、同呼吸的第三世界國家”。十四大報告說：“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是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立足點，中國將一如既往地同發展中國家在維護各自國家的獨立主權上相互支持,在經濟、文化方面加強交流。”十五大、十六大報告也都提到要“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同時在論述具體合作時，使用“發展中國家”的表述。
中國同時使用“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概念的做法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時出現了變化。十七大報告沒有提“第三世界”，而只是一如既往地表明“我們將繼續加強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此後，在中國的官方語彙中，很少出現“第三世界”的概念。
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放棄了“屬於第三世界”的國際身份定位呢？抑或是，“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本來就是同一所指，使用哪個概念並不重要？要回答這些問題，尚需回到中國對有關概念的理解上來。
“第三世界”並不是中國的發明。一般的看法是，它的發明權屬於法國人索維，而且是受到歷史上法國“第三等級”的啟發。和“第三等級”的低下、無權地位類似，索維在1952年創造的“第三世界”概念，指的是戰後世界中落後的、被邊緣化的、受蔑視和壓迫的一群國家。由於這批國家基本都是新獨立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它們的政治經濟制度與當時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有很大不同，因而被看作是有別於東西方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特殊世界。這一對第三世界的理解是當時的主流。在毛澤東與卡翁達的談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卡翁達原來的三個世界觀就與此一致。他在回答毛澤東“誰是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問題時說：第一世界是“剝削者和帝國主義者的世界”，第二世界是“已經變為修正主義分子的人”。在這一理解的影響下，由於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也往往不被看作第三世界國家。
毛澤東的劃分顛覆了上述國際主流看法，這一點前面已述及。引人注目的是毛澤東這樣劃分的理由：“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麼多，也沒有那麼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對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政治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作為看待國際事務標尺的“國際主流”觀點，毛澤東給出的這個標準極具創造性：一個是“富”，一個是“強”。至於是帝國主義還是修正主義，他似乎不太關心了。由於既不“富”，又不“強”，所以亞非拉國家都被歸入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貧弱，這是眾所周知的客觀事實，但是並沒有人以富強或貧弱為主要標準看待世界各個力量間的關係。而正因為眾所周知的客觀性，富強或貧弱標準反而具有超越時代的長遠意義。既貧且弱，就是發展中國家。這一概念完全是針對“發達國家”，以富強或貧弱作為判斷標準的。在鄧小平的聯大發言和以後中共文件中，都是如此。
那麼“第三世界”呢？顯而易見，第三世界是發展中國家的集合體，毛澤東的談話和鄧小平的發言都體現了這一含義。但是，第三世界是在“三個世界”劃分的宏觀戰略構想下提出的，針對的是超級大國組成的第一世界和東西歐及其他發達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第二世界。質言之，在中國的外交話語系統中，第三世界是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局勢演變的某一階段形成的一種力量組合。這些國家統稱為“第三世界”，但按其本質，都是貧弱的發展中國家。因此，過去中國官方總是嚴格按照以下模式表述：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屬於第三世界。這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發展中國家是一個表明經濟發展程度的基本指稱，第三世界則是在當時的國際格局下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國家群體。換言之，同樣是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的國際環境下，可以和其他國家有著不同的關係，從而對世界力量組合發生影響。無論是毛澤東的還是其他版本的“三個世界”，其劃分依據都隨著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國際格局的巨大變化而不復存在。但是，貧弱仍然是亞非拉絕大多數國家的共同特徵，也就是說，它們“發展中國家”的本質沒有改變。在這樣的背景下，再使用“第三世界”的概念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因為已經無法再像過去那樣指出一個清晰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
至此，可以對“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在中國外交話語系統中的使用進行總結：
首先，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就已經明確自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一點延續至今，仍然是中國對自己基本的國際定位。其次，嚴格來說，第三世界是發展中國家組成的群體，在特定的國際條件下，對應的是超級大國(第一世界)和發達國家(第二世界)。這一點已經時過境遷。最後，“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具有兩層含義：一是中國歸屬於發展中國家的群體，這裡的“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含義是相同的，就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二是中國要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同舟共濟，即便將來強大了，也決不稱霸，決不欺負別的國家。這兩層含義的本質仍然體現在當今的中國對外政策中。
▍“第三世界”與“發展中國家”的語境
行文至此，自然回到本文開頭的問題：既然是一種客觀實情，為什麼今天中國發展中國家的身份會遭到如此質疑？偏見、為達到某些目的而進行的有意策劃，乃至詆譭，或許都可以引入分析範圍。不過，本文將側重分析的是某些結構性的原因，即這是否與一個概念所嵌入的基本語境有關。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兩個概念所依託的是兩個不同的基本語境。無論是毛澤東的解讀還是源自法國人的理解，“第三世界”的概念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強調這群國家原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曾經受到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現在仍然受困於發達國家以及超級大國主導的國際結構。第三世界國家都是受害者，而世界很大程度上仍然由它們的加害者控制。如此形成的第三世界話語，所嵌入的基本語境是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的非殖民化大潮，以及由此形成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不結盟運動、77國集團、聯合國貿發會議是這一浪潮的集中代表。而以多斯桑托斯、阿明、弗蘭克、沃勒斯坦等人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依附論、世界體系學說，在某種程度上則是當時發展中國家努力解決自身發展問題的學術迴響。
由於第三世界是被邊緣化的、受各種形式欺壓的、貧弱的國家群體，作為它們的一員，自然沒有任何好處，相反需要為自己和整個第三世界獲得公平的國際經濟和政治待遇而擔負義務，否則就談不上“共命運、同呼吸”。因此，可以從中國宣佈屬於第三世界的立場中，看到一種高昂的鬥志和道義訴求。其他發展中國家認同中國、相信中國，也是源自中國真誠幫助它們發展的實際行動。
儘管“發展中國家”更為直接地表達了亞非拉國家的貧弱特性，但是其所嵌入的語境卻大不相同。“發展中”(developing)意味著處於發展的進程中，既然是進程，自然有其目標，這就是發達國家。因此，發展中國家是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發展程度的國家，也就是沒有完成現代化的國家。因此，“發展中國家”概念所嵌入的語境是現代化。相對於“第三世界”，“現代化”出現得比較晚，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後才在西方社會科學界風行，但是其影響力和衝擊力卻不是前者可以比擬的。尤其是在羅斯托這樣學政雙棲的人物帶領下，現代化不僅在理論上成為“顯學”，而且在實踐上影響了第三世界國家對自身地位和發展的認知。
在當時，如果非殖民化很大程度上與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革命性變革相連接，那麼現代化則是在原有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下對亞非拉國家經濟政治要求的回應。根據非殖民化的邏輯，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殖民主義時代成型的，在這一秩序下，宗主國和殖民地的關係是中心與邊緣的不平等關係，中心國家處於支配地位，而邊緣國家不得不依附中心，形成某種“沒有發展的增長”，或稱作“欠發達”。這正是第三世界國家貧弱的根源。當原來的殖民地成為新興國家後，勢必應該建立公平的新秩序。而根據現代化的邏輯，人類的經濟發展遵循著相似的線性發展模式，第三世界國家之所以貧弱，從經濟學角度看，是它們尚處於“傳統社會”，沒有經濟起飛的應有條件。如果能夠在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幫助下，獲得這些經濟起飛的條件，則第三世界國家就會逐漸改變其現有境遇。這不需要變革現存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就能實現。
這兩種發展話語在20世紀70年代都有著相應的實踐成果。77國集團和聯合國貿發會議取得的有限成就是前者達到的頂峰，70年代末以後，此類第三世界國家的聯合行動遇到了嚴重的國內國際障礙，其影響力迅速下滑。與此同時，與現代化話語相適應，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開始進行一些積極的讓步。為應對自身面臨的國際環境，歐共體和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區的一些國家簽訂了《洛美協定》，協定給予這些國家的商品進入歐共體市場的單方面優惠。從《洛美協定》得益的主要是與歐共體國家經濟聯繫密切的國家。發達國家政府和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對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和其他發展援助。持續到90年代，無論基於怎樣的考慮，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援助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共識。至此，經過二十多年的博弈，現代化的話語完全壓倒了非殖民化的中心—邊緣話語。而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隨著中國總體經濟實力的上升，出現了一種中國已經不是發展中國家的聲音。其背後的潛臺詞是：作為發展中國家，有許多利益可以享受，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應該再享受這些利益，而應該為其他國家承擔更多責任。
不容否認，在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共識的今天，聯合國系統和其他國際組織都建立了形形色色的項目，以推動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的進程，如千年發展目標、聯合國召開的最不發達國家會議等。發達國家也對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許多援助。中國就是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發展援助的受益者。自1980年恢復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席位後，截至2011年，世行集團向中國承諾的貸款累積約494億美元。但是，這是否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政治的各項訴求已經或正在得到滿足，以至於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當前國際秩序的純粹得益者，已經富強的中國可以退出這個行列了？答案無疑是否定的。
首先，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仍然驚人。以世行人均國民收入的統計為例，1990年高收入國家平均為183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平均為876美元，中低收入國家平均為799美元，低收入國家平均為283美元；2009年高收入國家為3813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3373美元，中低收入國家為2946美元，低收入國家為503美元。經過了近二十年，高收入國家與中等和中低收入國家的差距都縮小了，但是和低收入國家的差距卻有所擴大。
其次，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承諾的援助金額其實並不能完全兌現。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從2005年到2007年，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DAC)國家的官方發展援助金額持續下降，2007年，歐盟15國的官方發展援助只佔國民總收入的0.4%。而根據發達國家就千年發展目標作出的承諾，到2010年，每年官方發展援助的總額將達到國民總收入的0.7%。千年發展目標2015年的實施期限將至，現在看來，達標的可能性渺茫。
最後，發展中國家在重要國際經濟組織中的發言權仍然處於下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類對全球經濟有巨大影響的機構，長期以來為發達國家所控制。近年來，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相應作了一定的調整，提高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份額，但是根據2010年1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的新的份額改革來看，發達經濟體投票權仍然佔多數，達到55.3%，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佔44.7%。總體而言，發達國家仍然佔據重要地位。
由此可見，儘管發展中國家總體境遇有很大好轉，包括中國在內的幾個發展中大國在世界經濟中所佔的份額日益增加，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無論經濟實力還是國際影響力，都還處在相對弱小的地位。發展中國家在四十年前面臨的問題，今天仍然以新的方式存在，這就是：為自身的發展爭取真正公平的國際條件。今天發達國家給予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原本就是發展中國家應得的，而且還遠遠不足以彌補發展中國家曾經付出的代價。因此，中國與所有發展中國家同舟共濟、繼續推進發展的歷史使命，一如四五十年前，沒有絲毫的改變。而隨著實力的上升，中國實際上為此作出了更大的貢獻。根據2011年4月發佈的《中國對外援助》白皮書，截至2009年底，中國對外援助金額累計2562.9億元人民幣，其中無償援助1062億元，無息貸款765.4億元(期限20年)，優惠貸款735.5億元(年利率2%—3%,期限15—20年)；亞洲和非洲接受了中國對外援助的80%；2009年，中國對外援助總額的39.7%給予了最不發達國家。
儘管如此，正如有人會對中國人均GDP以及發展不平衡等顯而易見的問題視而不見一樣，這些事實還是無法平息對中國發展中國家身份的質疑。如上所述，發展中國家是嵌入在現代化語境中的概念，而現代化以及相關的話語則是根據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形成的。西方在這方面的優勢一時無法撼動。好在中國這麼多年所積累的發展經驗越來越受到重視，從鄧小平提出的“發展是硬道理”，到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發展的話語已經不完全是西方製造了。更為重要的是，無論別人怎麼說，中國自己必須知道，“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不僅僅是一個描述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客觀表述，更意味著一種從老一代領導人開始就一直強調的道義責任，這就是建立更公正的國際秩序。而讓所有發展中國家享有現代文明所帶來的成就,是建立公正的國際秩序的基本要求。
▍結 論
本文原載於《復旦國際關係評論》2013年第01期，原題為《關於中國發展中國家身份的探討》。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