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德對抗的興起：為什麼“天然的盟友”走向了戰爭？

整理丨魯大東、朱婷婷

《英德對抗的興起，1860—1914》是英國著名國際史學家、大戰略研究者保羅·肯尼迪最為重要的作品之一。肯尼迪用這本鉅著詳盡解答了一個問題：英德兩個民族在“一戰”前卻從未兵戎相見甚至曾被稱為“天然的盟友”，但為何彼此漸行漸遠，並且最終在1914年走向戰爭。

在新書對談會上，中國英國史研究會會長高岱、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於鐵軍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安全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李晨分享了各自的讀書體會，並就相關問題進行了討論。本文整理自嘉賓發言，內容有刪節。

李晨：英德關係是工業革命以來產生的、現代世界的大國關係。雙方的國內政治、社會、經濟、思潮的變遷，軍事戰略的調整，以及所處的國際環境的變化，都是長時段內塑造雙邊關係的重要因素。很多國內因素，在短時段或者具體問題中不突出，但在長時段中無法忽視。傳統的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重大事件為焦點的外交史確實難以從深度和廣度來把握這一大國關係。多數歷史學家也承認這一點，但一般採取條塊分割的方式去研究。比如雙方圍繞殖民地的摩擦與競爭、海軍軍備競賽，以及七月危機和一戰起源等，都是幾代學者參與討論、高度發達的研究領域。保羅肯尼迪選擇的路徑是探求雙邊關係的深層結構性變化，挑戰極大，對於知識結構的要求極高。其成就為我們從總體上把握現當代大國關係提供了範例。

當然，這一種路徑也帶來很多需要平衡之處。一是敘述和分析的平衡。保羅·肯尼迪的兩本書——《英德對抗的興起》和《外交背後的現實》——在全書結構上都採取夾敘夾議的方式，史論明顯分開，每個階段先進行基本史實的敘述，然後再把重點因素提出來逐章分析。這對於不太瞭解背景，又希望閱讀後能對問題的把握能達到一定深度的讀者來說，較為友好，但相對熟悉情況，或者對於歷史敘述方式有明顯偏好的讀者來說，不一定找得到那種一氣呵成的感覺。二是不同領域之間的平衡。作者以中青年學者的功力，展開如此多的領域，令人敬佩，但限於精力和書的篇幅，讀者在掌握了全景後，可能會發現很多近景缺乏特寫，意猶未盡。當然給了讀者全景，幫助讀者找到線索，建立基本的分析框架，又吊起讀者對於近景和特寫的胃口，作為一本書來說，已經是超額完成任務。

當時的英德的關係經常在今天被拿出來當作歷史經驗進行討論。我們今天容易以當代大國關係為鏡像，去解讀一個半世紀前的英德關係，有可能造成一些誤區，比如抬高英德關係在當時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將其視為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權力轉移，或者以抽象的海陸關係。我覺得，在理解和把握當時的英德關係中，需要注意兩個方面。

首先，一個半世紀前的英德都不是左右當時國際體系的超級大國，一戰之前，全球甚至歐洲的戰略形勢都沒有完全兩極化。雙方左右不了其他大國的選擇，所以英德之間的雙邊關係經常與其他大國之間的矛盾和摩擦形成聯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從和平走向衝突的進程中，英德關係不是原動力。

其次，在地理上，英德是隔北海相望的近鄰，在大國競爭背景下，彼此的安全感不一定很強，安全困境還是相當容易出現。英國對於歐陸，尤其是與英國隔海相望的西歐的戰略形勢，有長期的關切。這種關切在歐洲形勢相對穩定或者緩和時不明顯。但只要歐洲形勢緊張，勢必引發英國的反應。就算德國不進入海洋，只要它威脅西歐的穩定，英國就會站到它對立面。所以德國在和法國與俄國競爭升級，並且對法俄有巨大威脅的條件下下海，和英國的對立就不可避免了。

於鐵軍：權力轉移、“修昔底德陷阱”和大國戰略競爭是當前國際政治中的熱門話題。在討論這些問題時，大家經常會拿歷史上幾個重要的案例做類比，其中一個就是一戰爆發前的英德對抗。這也是肯尼迪在寫作這部著作時的主要問題意識，即“英國和德國人民在此前從未兵戎相見，而且他們的政治合作傳統因王朝、文化、宗教和經濟聯繫得到強化，但為何兩國之間的關係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漸行漸遠，並且在1914年大打出手？”本書就是對這一重大問題所做的全方位的整體考察和分析。

如李晨所說，這本書不是像一般常規歷史著作那樣按時間順序一直寫下來。從結構上來說，它分成1860年代至1880年、1880-1906年和1907-1914年三個時間段，在第一和第二時間段之後分別是兩部分體量很大的結構性原因分析（書中的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有點像我們通常所說的史論結合、夾敘夾議的寫法；第三個時間段則寫得比較簡略。從其研究所使用的材料來看，可以說是非常充實、多維、龐大而又細膩。通讀下來，啟發良多。

首先是本書議題的重要性。英德競爭是歐洲近現代史、國際關係史、戰略史研究領域的重大問題，歷來為史家所重視，之前也有很多相關著述出版，但本書對這個問題討論的廣度和深度均超過了以往，寫作質量也很高，可以說是一部國際史的典範，也是一部戰略史的典範。國際政治研究中的恆久議題，我覺得簡單來說有兩個，一個是大國的興衰或者國家的興衰，另一個是國家之間的衝突與合作。英國與德國作為當時國際體系裡邊差不多最重要的兩個國家，在大約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力量對比發生了顯著變化，其雙邊關係也由最初的合作為主轉向對抗為主，直至最終兵戎相見，因此本書對1860-1914年期間英德關係演變的總體論述及其多角度原因分析涵蓋了國際政治中的兩大經典命題，無論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說還是從戰略研究的角度來說，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其次是史論結合的完美性。本書主要是一部英德關係史，但它同時也從國際關係研究者比較熟悉的結構性要素分析來展開論述的。作者把長達55年的那一段特別複雜的英德關係中的各種各樣的矛盾、張力，還有階段性的變化及其動力機制進行了細緻的梳理，並從經濟、政治、軍事、社會、媒體、壓力集團、公共輿論、宗教與文化，乃至英德王室關係等角度展開深入分析，論述張弛有度，分合自如。看完這部著作後，讀者對半個多世紀英德關係的推移、雙邊關係如何從合作走向衝突應該會有很好的瞭解。書中提到了很多有價值的線索，無論是作為史學意義上的參考文獻來說，還是從研究視角和因果關係提煉來說，對於關注這一段歷史的學者——無論是歷史學者還是國際關係學者——本書都足資參考。

其三是基於大量詳實史料的本書內容的豐富性。本書體量很大，涉及內容廣博，一般讀者讀起來可能有些費勁，但如果肯花些時間啃完，收穫會很大。傳統的戰略史一般是政治、外交、軍事等方面的內容多一些，肯尼迪在寫作本書時又把一些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內容給揉了進去，所以本書是對德國統一至一戰爆發之前英德總體關係發展演變的一種多角度、全景式的討論。這也是作者在本書開篇時所設定的寫作目標，也是本書與既有研究相比最大的不同之處。

關於本書的內容，我覺得特別吸引人的一個地方是，戰略史或者戰略研究經常會使用類比的方式來進行思考，會研究歷史上的大國戰略競爭和當前競爭的異同之處。雖然英德關係與其他大國競爭有所區別，這體現在國家力量的大小，所涉及地理環境的差別，所處體系有否存在其他重要行為體，以及有核與無核條件等各個方面，但是作為當時國際體系中最重要的兩個國家，英德之間的戰略競爭無疑也具有大國競爭的許多共性，在後來的大國競爭中也經常能夠看到不少與當年英德競爭的似曾相識之處，比如說海外競爭與海外利益保護（當年英德之間是以爭奪殖民地的形式而展開）；比如內部制衡（internal balance），即通過加強自身力量主要是自身軍事力量來維護國家安全，在本書中主要體現為英德海上軍備競賽；再比如外部制衡，如國家間的結盟和兩極化體系的形成，包括英德之間幾次不成功的結盟談判，以及英、德兩國和其他列強之間的縱橫捭闔。這樣來看的話，大國戰略競爭的要素在這段時期的英德關係中大都有所體現。

但是，如果只是按照這個架構來展開敘述的話，那就還是一部常規的戰略史。保羅·肯尼迪這本書不同凡響的地方還在於，他用很大篇幅討論了其他諸多要素的作用以及各要素之間的聯動關係，比如英德之間經濟、社會和文化層面的關係。肯尼迪在書中提到，倫敦的勞埃德保險公司不僅要為英國商船提供保險，同時也要為德國的很大一部分商船提供保險。即使戰爭爆發，這些保險公司也需要信守諾言，根據合同為客戶的戰爭損失提供補償。如果德國商船被擊沉，它們也得提供補償，儘管這些商船可能是被英國皇家海軍擊沉的。那麼這些保險公司對戰爭會採取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呢？金融界對這種大國戰略競爭的第一反應會是什麼呢？像羅斯柴爾德家族這樣的大金融家願意看到英德關係往惡化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嗎？他們在當時都做了些什麼？我們今天仍在討論國家之間經濟相互依存與戰爭與和平的複雜關係；肯尼迪關於這些問題的看似信手拈來的論述與我們的一些傳統認知有很大不同，會啟發我們展開一些新的思考。

▲保羅·肯尼迪

保羅·肯尼迪在書中還提到很多對兩國對抗起推波助瀾作用的民間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協會，比如德國的“德意志殖民協會”“國防協會”“泛德意志協會”和“帝國海洋協會”，以及英國的“英國海軍協會”等。當時英德兩國都有很多著名的知識分子，報界大亨或者大牌記者投入到寫作和傳播“德國威脅論”和“英國威脅論”的過程當中。肯尼迪在書中提到，如果能為這些人寫一部集體人物傳記，將會是非常吸引人的（好像這種傳記到現在也還沒有看到）。在英德戰略競爭的過程中，媒體、文化和意識形態因素是怎麼發揮作用的？這些人的初衷是什麼？這種民族主義思想甚或軍國主義思想，是怎麼發展培育起來的？我覺得這些論述背後其實蘊含著一些很有趣的新的研究領域。此外，肯尼迪在書中還提示了很多我們在理解戰爭或者理解大國戰略競爭的複雜性和殘酷性時往往忽略的一些方面。比如大戰爆發時德國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的兒子與英國首相阿斯奎斯的兒子原本是牛津的同學，結果大戰爆發後這兩人分別參軍為本國而戰，在西線戰場上先後陣亡。英德之間和平時期存在的民間友好交往，在殘酷的戰爭到來、國家之間兵戎相見之際，在政治上——用保羅·肯尼迪的話來說——幾乎不會產生任何的影響。

肯尼迪在分析了常規戰略史不太涉及、而他又認為對英德兩國敵對的興起具有長遠影響的多種因素之後，最後又迴歸到傳統的戰略史分析路徑，當然也還是帶有其自身的特色，這就是特別強調經濟因素，或者說是國家之間綜合國力的對比。大家知道，在他1987年出版的那本更通俗、更暢銷的《大國的興衰》一書中，他把經濟的興衰看成是大國興衰最主要的原因。本書成書於《大國的興衰》之前，可以說肯尼迪注重大戰略的經濟解釋的特點在本書中已經顯現，只不過他在本書中的論證更為複雜，因為在這裡還涉及到與其他因素的關係。在肯尼迪看來，在1860年代的時候，德意志還都是一些小的、很零散的邦國，英國自然不會覺得它是一個威脅。但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中，德國快速崛起，逐漸被英國視為最大的威脅。那麼，這就涉及那些導致威脅感產生的關鍵因素。肯尼迪經過大量爬梳和比較，最終還是認為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德國物質力量的增長，或者經濟力量增長，導致德國國力的增長（主要是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等構成的綜合國力的增長），而這種因力量對比發生劇變而導致的威脅感的增長又受到一些主觀性因素的很大影響。這裡邊包括文化的、意識形態的，包括宣傳的、媒體的，這些都易於導致彼此錯誤知覺（misperception）和相互誤解的進一步擴大。

▲《大國的興衰》

這本書裡曾簡單涉及但沒有展開分析的我覺得特別有趣的一點是，同樣是力量對比的變化，當時美國的經濟增長更迅猛，美國在19世紀末已經發展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為什麼英美之間就沒問題，而英德之間就出了問題？當然第一個可能是地緣上的原因，但也可能還有其他重要的原因，如英德雙方因在國內政治體制、意識形態上的不同而產生更多的隔閡和誤解，彼此受威脅感越來越強，從而促使戰略競爭日益加劇，如果管控不好的話，最後便會導致戰爭的結果。當然，雙方如何管控彼此的分歧，這方面又可以做很多分析。從1907年到1914年中間還有7年，戰略調整還是有時間的，為什麼調整沒有奏效？這裡邊值得研究的問題也還是很多的。

高岱：要更好地理解英德對抗興起的背景，首先要把握好兩個概念。

一是帝國主義。對於帝國主義的概念，應該說我們是比較熟悉的。列寧同志在1916年所寫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對帝國主義進行了深刻的理論分析，使我們對帝國主義有了全面與深入的認識和了解。但是保羅·肯尼迪在這本書中間所談到的帝國主義概念，並不是我們所理解的帝國主義，而是源自英國一位名為J.A.霍布森的理論家。他在1906年出版了一本《論帝國主義》（Imperialism: a Study）。在這本書中，他對帝國主義的理解是：隨著英國的經濟發展，結果在英國社會中間出現了消費不足的現象。由於消費不足的存在，大量的資金被存在銀行裡，銀行便利用這些資金到海外去進行投資。為了確保這些投資的利益，就必須加強對投資場所經濟與政治方面的控制，從而形成了一個帝國擴張的新階段，攫取海外殖民地是這個新階段的核心內容。這樣的一種社會現象，便是霍布森對帝國主義及其影響的理解。

▲《帝國主義》

這種帝國主義理論與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相比較，有一個本質的區別，即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理論是一種改良主義的觀念，他認為如果政府能夠很好地解決消費不足問題，使得國家的生產和消費能力相互平衡，就不會造成資本的對外輸出，也就不需要對外進行擴張、建立帝國，這樣的話帝國主義就不存在了。

但是列寧同志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階段。在帝國主義階段，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必然為了爭奪霸權而展開爭鬥，從而使得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地爆發，並導致在帝國主義國家的薄弱環節上引發社會革命。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帝國主義在這一過程中逐步衰亡。因此如何更好地理解這本著作的內容，正確地認識英德對抗興起的歷史背景，與我們如何全面地瞭解和把握這些帝國主義的概念有著密切的聯繫。

第二個概念是新自由主義。對於這個概念我們並不陌生，大多數人都把它看成是上世紀下半葉以哈耶克為代表的一個經濟學流派。然而這本書中所提到的新自由主義，與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在內容上有著很大的區別，是一個不同的經濟學流派。我們之所以沒有將它們區分開來，是因為在這個專有名詞的翻譯問題上，存在著一個很大的誤區。

在英語中，“new”和“neo”在譯成中文時，都可以翻譯成“新”。不過這兩個英語前綴的“新”，在所要表達的意思上有著完全的不同。一般來說，當“new”與某一個理論上的專有名詞構成一個詞組時，它所表示的這種“新”是與原有理論有著不同內容的“新”，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種“斷裂”之後的“更新”。而“neo”在這種情況下，則表示為是一種“延續”的新，是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的“新”。因此，在這本書中所提到的新自由主義，和我們比較熟悉的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在內容上是完全不同的。我覺得，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最好應譯為新古典自由主義，因為它可以被看成是英國古典主義的延續和發展。

新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約於19世紀中期產生於英國，它的核心觀點有不少與英國古典自由主義幾乎是相對立的。新自由主義最初的代表人物是T.H.格林、霍布豪斯，後來的英國著名政治家阿斯奎斯和勞合·喬治等人，都是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支持和奉行者。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是有限的，認為國家可以對社會和經濟生活進行干預；並認為可以通過這些干預來解決由於社會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一些社會問題，如失業、貧困等。當然，這種干預也是有限的，因為國家的權力本身就是有限的。

新自由主義的這些主張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英國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成為了英國自由黨的指導思想。在1906年的大選中，自由黨獲得大勝，由此開始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社會改革，得到了廣泛的社會支持。從這個時候開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政壇一改以往自由黨和保守黨輪流執政的局面，都是由自由黨在執掌政綱。因此，瞭解這一時期的新自由主義及其內涵，就可以使我們對這本書所闡述的歷史背景，有一個更為深入的認識與瞭解。

這本書我覺得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值得我們重視，那就是它特別闡明瞭如何看待英國在一戰前的經濟地位問題。在國內學界一直有這麼一個觀點，即19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帝國主義時期的到來，英國在經濟上就開始衰落了，新興的德國、美國在經濟上先後超越了英國。甚至在我自己早年所寫的《英國通史綱要》中，也曾經引用過這樣的一些史料和說法。

但是後來在教學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了這其中存在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用來比較英國和德國經濟實力的指標，常常用的是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一些指標，如鐵產量和鋼產量的多少，棉布產量多少。特別有意思的是，比較這段時間裡鐵路的長度是多少。這樣一比下來，好像英國在經濟上確實是沒落下去了。因為英國本土就那麼大，此時再怎麼去修鐵路，既不可能超過德國，更不要說與美國比了。

事實上，這段時間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實力最為重要的指標，就是金融資本的雄厚程度，而不應再是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那些指標。我覺得《英德對抗的興起》這本書，對這個問題就做了一個比較好的解讀。因為作者在第380頁就明確指出：“眾所周知的是：英國從船運、金融、保險等服務業中的獲利及海外投資回報都增長得非常迅速，在1891-1895年，它的年平均無形貿易順差額為1.86億英鎊，在1911-1913年間這一數據達到了3.46億英鎊，從而輕鬆地抵消了英國在有形貿易中的赤字。”

關於這個問題，還有一點值得關注的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國是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如果真要統計英國的經濟總量的話，也不應該僅僅只統計英國本土的經濟總量，而應統計英帝國的經濟總量。我覺得，如果我們把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等地的經濟總量都統計在其中的話，不管用什麼指標來比較，英國都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經濟大國。

李晨：有人說保羅·肯尼迪的大戰略研究，融合了英美的長處，所以到美國也很容易融入美國體系。有人說它融合了英國學者的溫潤和美國學者的大氣。當然我覺得保羅·肯尼迪的案例也表明，其實歷史學者參與現實問題討論，不管歷史的功底多紮實、造詣多高，一旦預測未來，也將困難重重。所以我覺得他在美國做的更有意義的事還是歷史研究，以及大戰略項目，主要是培養人才和給人以啟發，這種細水長流的做法應該值得我們學習。

於鐵軍老師提的問題，我覺得也可以再回應一點，就說大國競爭、大國對抗和大國戰爭之間它是有距離的。比如像從大國競爭角度來說，19世紀末歐洲已經是重新出現了大國競爭，到1907年左右，也就是日俄戰爭之後，歐洲的各方的不安全感還進一步的上升了，所以大國對抗的格局也確定了。但是從1907年到1914年的發展該怎麼看？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就是，競爭領域多了以後容易出現聯動，然後一旦出現這個聯動，它產生的這種動力比單一領域產生的動力還要強很多，而且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它更難得到控制。而且有些時候熱點地區像巴爾幹半島，問題根源並非大國外交本身，而是奧匈帝國內部的治理問題，以及塞爾維亞內部的治理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大國關係還穩定，有關國家還能討論還能管控。但在大國競爭的背景下就特別容易出現聯動，我覺得這一點是今天需要警惕的。

還有軍備競賽相關問題。海軍軍備競賽問題，確實和英德關係是相關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忽視的是英國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它就已經是進入了海上軍備競賽的模式，只是說當時的對手是法國和俄國，但是英國已經被動員起來了，然後日俄戰爭之後才聚焦德國。德國在海軍軍備競賽期間的戰略也可以關注，因為它也知道它很難創造和英國在兵力上平起平坐的條件，所以蒂爾皮茨設計出一個“風險艦隊”理論，也就是認為只要德國海軍兵力達到這樣一種程度，即英國和德國爆發海上衝突之後，英國雖然可以打贏，但是它受到的損失使它沒有辦法和法俄同盟抗衡，這樣就會使德國在平時的競爭當中處於主動。這一戰略思維背後的問題就說是海上戰略和國家大戰略的關聯性，蒂爾皮茨確實想利用這一點，但是他忽視了有關國家的大戰略也是會調整的，所以到了英國和法俄之間的矛盾能夠通過協約得到有效管控以後，其實德國的海上軍備競賽的戰略就已經失效了。而陸上軍備競賽和英德關係是一種聯動的關係，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陸上軍備競賽加劇之後，就存在德國打敗法俄的可能性，所以英國是需要關注的。第二個是施利芬計劃，涉及取道低地國家進攻法國的問題，一旦啟動之後，對於英國國內到底要不要參戰的辯論，它的影響是很大的。所以一般來說，相較海軍軍備競賽，陸上軍備競賽和一戰起源的關係要更加密切。如果是在軍備競賽層面，英德關係主要是和海上軍備競賽相關，所以保羅·肯尼迪主要是集中精力討論英德之間的關係，對於英德關係和一戰的爆發這個問題論述相對較少，這也是我想補充的細節。

關於殖民競爭，我想再補充一點。我覺得這個領域的競爭有可能對於德國決策者的心態影響還是比較大的。第一就是德國決策者對於獲得殖民地特別渴望。第二個就是在這個領域，德國多次的挑釁、試探也好，以失敗告終居多，最後會導致它對於形勢的估計更加嚴重。德國有一個地方跟它的國際地位不是特別的匹配，即從綜合國力來說它是歐洲數一數二的大國，但在很多歐洲國家殖民競爭的區域當中，它又是一個後來者，所以手裡邊沒什麼牌。英法、英俄之所以能夠達成協約，是因為各方的手裡都有很多殖民地，並且很多殖民地相互接壤，然後可以通過交換和妥協的方式來解決。德國手裡邊沒牌。它參與之後，只能取，難以給，並未取得很多進展，但給其他國家造成壓力，影響了它們對德國戰略意圖的判斷，特別是對威廉二世戰略意圖的判斷。

於鐵軍：1907—1914年，是一個國際危機頻頻發生、不斷升級的時期。在這方面我感觸比較深的，是德國和英國在戰略調整與戰略管理方面的表現。有一些書評說，肯尼迪這部著作在這方面對德國的批評比較多或者說是有些過多。但是，整體而言這段歷史確實也給人這樣一種感覺。從1895年到1905年這段時間是英國國力相對衰落的一個時期，但是它在這種不利情況下，從1898年跟美國調整關係到扛過布爾戰爭，從1902年改變“光輝孤立”政策、締結英日同盟到1904年與法國、1907年與俄國建立協約關係，其一系列戰略調整應該說是相當有想法、有韌性，比較成熟，心態也比較好，說明英國當時對自己的處境、自己的目標、還有自己的力量認識比較清楚。戰略的本質就是要知己知彼，清楚自己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以及具備什麼樣的力量去匹配，以此來進行戰略調整。英國的這一套組合拳可謂打得相當好。英國在1901年的時候境況還很慘淡，布爾戰爭本來想2000萬英鎊就拿下，結果花了2億多鎊都沒搞定，財政瀕臨破產，但是它後來調整得不錯。反觀德國就很不一樣，相當於它一開始抓了一手好牌，國家發展這麼快，在一段時間內可以說是欣欣向榮，但後來在戰略帷幄和管理這個方面表現不佳、有時甚至可以說是拙劣，值得總結反思的東西有很多。我覺得肯尼迪這本書在這個方面特別有意思，我們可以從細部看到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德國是怎麼想的、怎麼做的，為什麼有時候德國本希望用威脅或者勒索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併為此而炫耀、顯示自己的力量，結果弄巧成拙，目的未達成不說，還下不來臺，導致路越走越窄以致四面楚歌，最後只能被迫通過戰爭來突圍了。而在俾斯麥時期，德國應該說完全不是這個樣子，當時的俾斯麥外交號稱“五球不落”，在歐洲列強之間縱橫捭闔，德國外交的迴旋餘地要大得多。因此我們可以說，外交的質量可以大大改善國家的戰略處境。從肯尼迪這部著作中，我們可以總結出很多國家大戰略和外交方面的經驗教訓。

另外，保羅·肯尼迪對這一時期歷史人物的描繪也是我在讀這本書的過程當中感觸比較深的。歷史還是要有人物才能鮮活，要有對人的刻畫，對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對他們的戰略運籌和內心喜怒哀樂的具體描述，這樣才能有歷史感，讀者能有共鳴，才能看得下去，也才能更好地理解。讀肯尼迪的這本書給我留下特別深刻印象的一個人物是長期執掌英國國政的索爾茲伯裡，肯尼迪在書中對他著墨頗多。2000年左右，英國有一本很精彩的索爾茲伯裡的傳記出版（Andrew Roberts，Salisbury: Victorian Titan, Weidenfeld & Nicolson Ltd, 2000），拿了沃爾夫森獎，該書的副標題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巨人”，看來他確實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而我們國內對他的瞭解和介紹還相當有限。英國方面當然還有迪斯累裡、格萊斯頓、張伯倫、格雷等人，德國方面有俾斯麥、威廉二世、卡普里維、比洛、蒂爾皮茨、霍爾維格、荷爾施泰因等重要歷史人物，肯尼迪在書中對他們都多有討論。我覺得中國的史學傳統原本是極為重視人物書寫的，如紀傳體的《史記》。不知從何時起，這個優良傳統日漸式微。結構化的理解或者制度化的理解當然也是需要的，但還是需要有人在其中才好。

▲Salisbury: Victorian Titan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補充幾句。我覺得也不能說是英德競爭對一戰的爆發不是決定性的。英德對抗應該說還是一戰之所以成為世界大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如果沒有前面英德這種結構性的長期競爭，俄國跟奧匈之間的戰爭也許還只是一場侷限於巴爾幹地區的局部戰爭。“七月危機”之所以不斷升級為“八月炮火”，並從巴爾幹戰爭升級到歐洲戰爭，再進一步升級到世界大戰，這中間肯定是經過了一種體系性的傳導。在這裡邊我覺得英德在大戰之前這50多年裡積累下來的矛盾，對歐洲戰前兩大軍事集團的最終形成還是非常關鍵的，甚至是具有決定性的，儘管英德矛盾也許不是導致一戰爆發的直接原因。英國是1914年最後一個加入一戰的大國，它一加入，戰爭的規模一下就擴大了；而且，如果沒有之前英德這種結構性矛盾的長期積累，以及如果英國在戰前能夠更為明確地表達自己對未來歐洲戰爭的態度，也許德國、俄國和法國戰前的戰略判斷也都還會發生變化，歐洲可能會面臨一種相當不同的局面。

高岱：關於這本書，我覺得還有一點耐人尋味之處，那就是這本書的書名——《英德對抗的興起》。保羅·肯尼迪在書名中選用了“對抗”一詞，而不是我們所熟悉的“爭霸”之類的表述。在我們的教科書中，一直就認為英德之間不僅僅存在對抗，更重要的是為了爭奪世界霸權。正是由於它們的爭霸，激化了各種矛盾，最終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相對而言，“對抗”這個詞要中性一些。事實上，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洲大國的國際關係中，對抗是很常見的狀態，不僅英德之間有對抗，英法有對抗，英俄也有對抗。之所以保羅·肯尼迪選用了“對抗”一詞，我覺得從本書中文版第601頁所做的表述，大體上可以瞭解作者的基本立意。保羅·肯尼迪認為：“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直接起源的火熱爭論，尤其是關於1914年7月德國政府的角色及其目的的爭論，從很多方面看，對於我們對英德之間對抗關係的探查都是無關緊要的。”這段話說白了，就是作者並不想把他對英德對抗關係的研究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爆發密切聯繫在一起。

此外，關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列強之間對殖民地的爭奪，我還想談點背景性的內容：那就是此時歐洲列強為爭奪殖民地，並不都是要把它們當成商品市場、原料基地和投資場所。事實上，當時很多殖民地、特別是列強在非洲攫取的殖民地基本上都不具備這些功能和條件。而是認為擁有殖民地是一個大國的標配，是自身地位的象徵，所以無論如何都要去海外佔領一片殖民地。在這方面，意大利的表現最有代表性。它自詡羅馬帝國的繼承者，為重振帝國的雄風，認為擁有海外殖民地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不遺餘力地在海外，尤其在非洲爭奪殖民地。當它在埃塞俄比亞被打敗之後，無力在埃及與英國爭奪，在阿爾及利亞也不是法國人的對手，只好跑到現今的利比亞地區，佔領了當時的一大片不毛之地，當成自己的殖民地，以彰顯帝國昔日的輝煌。為此幾乎耗盡國力，引起經濟凋敝，民怨沸騰。從而在我們的教科書中，意大利有了“貧窮帝國主義”的稱謂。

德國在統一之後，在海外進行殖民擴張時，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大國就要有殖民地”影響，力圖展現往昔神聖羅馬帝國的雄風。只是這個時候，整個世界可供瓜分的殖民地已經不多了，即使在非洲同樣存在這種狀況。荷蘭萊頓大學歐洲擴張研究中心韋瑟林教授在他所寫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H.L.Wesseling,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London 1997.）一書中就認為：瓜分非洲是一個迷思（Myth）。實際上，在柏林會議召開期間，非洲就已經被列強瓜分完畢了。德國只是在非洲西南部和東部地區佔有了一些殖民地，包括現今的喀麥隆、納米比亞、盧旺達和坦桑尼亞等地，其面積遠遠小於英國和法國。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洲列強對殖民地的爭奪都是出於經濟利益上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