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蕉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中共黨史研究》2023年第1期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而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如何看待這條道路的發展歷程，如何理解由此開啟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徵程，均是中共黨史研究在新時代需要認真回答的重大議題。據此展望，於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現代化範式或將再次引發關注，而革命史敘事與現代化敘事在未來的黨史研究中又何以能夠融合發展，亦是值得思考的問題。現代化敘事於當前的“再興”，其實如同40多年前的“初興”，皆跟隨於黨和國家的道路轉型，黨史研究也因此而轉、因此而興。考察其間的歷史流變，或可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黨史研究的學科屬性和未來進路。
迄今為止，革命史敘事一直是黨史研究中最具影響力的歷史敘事體系。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走過的一百年，是中華民族由衰轉盛的一百年，而革命史敘事基於馬克思主義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和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所構建的反帝反封建框架，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歷史轉折的根本原因，體現了這段歷史與既往歷史的重要區別。但歷史發展是連續性與階段性的統一，改革開放後的現代化建設推動歷史進入新時期，促使黨史研究隨之開始關注一種新的範式，即借鑑現代化理論的基本原理，審視中國以往的社會變遷和正在發生的社會轉型，現代化敘事由此逐步興起。
首先，現代化敘事加速了黨史研究內部的省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史領域為適應國家全面撥亂反正和對外開放的需要，在澄清思想、統一認識、資政育人等方面作出了主動調整。但“現代化歷程”與“革命歷程”究竟孰輕孰重、“傳統”和“非西方”是否意味著落後、“近代”和“西方”又是否代表了進步等討論，仍對原有的黨史研究形成了較大沖擊。相對於傳統的革命史敘事，這一新的現代化敘事偏重以生產力發展、政治民主程度、社會進步程度作為歷史主線，而在古今互鑑中，這一分析框架也預示著此後的發展模式應更注重市場的作用、個體的發展以及與世界的融合。不可否認，這為正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黨帶來了諸多考驗，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黨史研究的轉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針對革命史敘事存在的一些不足和侷限，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胡繩曾直言不諱地說道：“對於革命和改良，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而作抽象的價值評估”，“把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觀點簡單化、公式化是我們所不取的”，“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幾代中國人為實現現代化作過些什麼努力，經歷過怎樣的過程，遇到過什麼艱難，有過什麼分歧、什麼爭論，這些是中國近代史中的重要題目。以此為主題來敘述中國近代歷史顯然是很有意義的”。劉大年也曾明確指出：“中國近代的歷史運動，歸結起來是一個民族運動。整個民族運動的過程，也就是中國要求改變社會落後，實現近代化的過程。”應該說，後來的黨史書寫之所以能夠恰當評價革命與現代化、科學闡釋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離不開這一時期老一輩學者帶動的省思與努力。
其次，現代化敘事為黨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關於革命與現代化關係的討論大約持續至世紀之交才漸趨停歇，二者逐步走向融匯。越來越多的學者在開放包容的環境下放下範式之爭，探索超越之路：革命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重要前提和保證，只有經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國的現代化才有可能實現；只有不斷推進現代化，才能為社會革命提供牢固的物質基礎。革命與現代化，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自此，黨史研究逐步走出了政治史的單純視域，延伸至經濟史、文化史尤其是社會史領域，出現了鮮活具體的個案研究，還原了複雜斑駁的社會生態。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立足於中國具體國情的新的現代化敘事，還將黨的角色從原先的中國革命領導者拓展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領導者——革命與現代化既然是相輔相成、結伴而生的，那麼從邏輯上講，黨便不會僅關注一方而無視另一方。事實上，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面對“以農立國”還是“以工立國”的大討論，黨便堅定地選擇了後者；在50年代從“以蘇為師”到“以蘇為鑑”的曲折探索期，黨便嘗試統籌革命與現代化兩方；在90年代迎擊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黨更勇於突破定式思維、超越範式之爭，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路，在實踐中證明了革命（改革）與現代化“雙輪驅動”的強勁動力。正如鄧小平所說：“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這一時期，黨史研究呈現思想理論變遷的蓬勃發展之勢，現代化敘事也不再獨立於革命史敘事之外，而是以其強大的解釋力對歷史的發展動因作出了一些新論斷，大大豐富了關於中共黨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議題。
不難看出，此時黨史研究中現代化敘事的興起，在源頭上根植於歷史學科尤其是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的範式關係討論，使中共黨史與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路向進一步靠近，推動黨史研究在新階段跳出了政治宣教的口號與藩籬，走向學理性和歷史性，黨史研究中“史”的一面得以彰顯，學科面貌煥然一新。
改革開放40年的現代化成就舉世矚目，現代化敘事亦在學界備受關注。但近十年間，在現代化敘事的脈絡之下，黨史研究中所湧現的部分新成果卻出現了與學科本身的疏離，黨史學科內部也顯現分化的趨勢。這種緊張恐怕單從學理化發展的維度難以盡釋，它提醒我們，不能只看到黨史與“史”的連接，還需釐清黨史與“黨”的關係，而其間動態發展以求再度平衡的變化也折射出中共黨史學科對新時代的回應。
當前，黨在新時代遇到了新的現代化難題。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化建設採取了一種循序漸進的路徑，即“在舊體制影響相對來說比較薄弱的部位培育新的事物、新的體制，並使之發展起來，爾後以此為突破口而向周圍擴散”，例如率先在農村實現突破，優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在推進30多年後，改革開放進入了“深水區”，正如習近平在2014年所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中國的現代化在相對順利地走完了前半程之後，開始浮現出許多新問題。首先，這些問題若得不到有效解決，接下來的現代化道路便會步履維艱甚至變形走樣；其次，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寄希望於外部環境，而要努力探尋其內生動力；再次，內生動力的形成取決於多種因素，黨又何以能夠協同推進。我們黨向來重視理論指導實踐，正所謂“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在面對現實中的現代化難題時，同樣需要從歷史中汲取智慧，依託黨史研究變通古今。因此，新時代的黨史研究不能裹足於對歷史事件或人物的本然性描述，侷限於過去知識界的所以然列陳，使“史”的呈現遠甚於“論”的深入；它需要向今天的黨提供描述、分析和闡釋具有後發國家特徵的現代化建設道路的普遍化知識，並把這種普遍化知識變成知識體系和理論體系，以適應黨繼續領導現代化建設的時代需要，這是黨史研究的學科使命。
然而，既有的現代化敘事在回應上述問題時遇到了瓶頸，並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研究方法上的偏差。據西方現代化理論所言，現代化的主要特徵表現為經濟上的工業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社會上的整合化和文化上的大眾化，故在歷史研究中自會據此偏重描繪從傳統農業國到現代工業國的“社會變遷”。在此影響下，部分黨史研究與近代史研究開始逐步從宏大敘事轉向“探微知著”，關注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團體、民生日常乃至芸芸眾生的情感心理等微觀議題。對近代史研究而言，這一轉向誠為構建學科自主性、本土性的一種努力，深化了我們對“近代中國”的理解，有學者將其評價為“不僅是基於現實的考量，也不僅源於西方學術理論的衝擊，更為根本性的原因恐怕還是中國歷史學學科內在發展的必然走向”。然而對黨史研究而言，這一轉向是一把雙刃劍：這些具體而微的研究雖使“近代中國”的圖景越來越清晰，卻使“中國共產黨”的面貌越來越模糊。列寧曾說：“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過去在歷史觀和政治觀方面佔支配地位的那種混亂和隨意性，被一種極其完整嚴密的科學理論所代替，這種科學理論說明，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如何從一種社會生活結構中發展出另一種更高級的結構，例如從農奴制中生長出資本主義。”這一方法論要求我們依託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研究社會發展的進程，總結歷史運動的規律；換言之，就是要從社會基本結構和社會基本矛盾入手，在把握歷史主流主線的前提下，去定位我們所研究的具體對象，分析何為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重要因素。由此而言，黨史研究的歷史性，不應被“窄化”為爬梳考訂或旁徵博引，它雖需要“探微知著”，卻不能“盲人摸象”，其歷史性還體現於歷史研究的思想性和哲理性，而這恰是歷史唯物主義這一理論武器的強大之處。事實上，歷史唯物主義更是理解黨的歷史的一把鎖鑰，不僅僅是黨史研究區別於其他歷史研究的一層外衣；若現代化敘事不能從底層方法論上與其相融，在黨所關心的諸多重大議題面前，這類研究難免會“失語”。
其二是研究議題上的偏離。現代化研究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期迅速興起的，之所以出現“現代化熱”，是因為它與戰後世界所面臨的眾多新問題息息相關，“對那些新興民族獨立國家（後來稱為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仿效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或仿效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還是根據各自的特點，探索自己發展的新模式，這不僅是關係這些國家能否迅速改變自己的經濟落後面貌、迅速跟上時代步伐的迫切問題，而且是關係著國際社會發展的方向與前景的全局性的問題”。這便引發了一個問題：現代化理論以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過程為研究對象，但建構這一理論體系的西方學者多以美國為參照，那麼在歷史條件和具體國情皆有巨大差別的情況下，這種參照而“化”的研究議題是否恰當，又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就仍然存在需要不斷重審的必要性。例如，“社會”一詞在現代化的敘事中隱含了西方理論譜系下的“國家—社會”二元對立取向，儘管國內學者在研究中多有糾正，指出在中國的語境下兩者並不是對立衝突而是溫和互動的，但仍承襲了國家與社會“二元”的前提，所以在部分有關社會議題的研究中，“國家”被有意無意地排除在外了，但這並不符合中國實際。很多社會史研究者就不斷提醒“政治史與社會史的關係也必須加以重視”；中國自晚清以降的諸多現代化嘗試，“所謂的制度、政策、政治派別、政治事件等，說到底是一定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儀式、習俗、婚姻家庭、人口等社會史問題，其實也需要政治史視野”。社會史與政治史在中國語境下的不可分，對近代史研究如是，對黨史研究更為重要。與之類似的還有“新聞（宣傳）”“（群團）組織”“（思想）教育”等一系列概念，在革命史敘事與現代化敘事中皆有不同的指向，但若不加辨析地予以混用，則會使新研究與傳統研究在內容上出現某種潛在的“斷裂”，並引發一系列問題。現代化敘事之所以興起，是因為它較好地指引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發展方向；而它之所以出現瓶頸，則是因為在西方模式的參照下，它既無法貫通地闡釋改革開放與前一發展階段的關聯，也沒能貫通地分析改革開放與後一發展時期的沿革。儘管從學理性來講，黨史學科需繼續保有一種世界性、全球性和普遍性的視野，但需警惕在無批判的“開放”中淡化了自身另一重要的屬性，即政治性。但此政治性並不等於政治宣傳，也未必顯見於話語形式，而在相當程度上內化於研究者的價值取向，並外化於其選擇的研究議題。當前，面對哲學社會科學日益膠著的“概念”戰爭，黨史研究能否堅持問題導向，能否對當下現實保持關懷，能否充分發揮黨史研究服務於黨和國家未來事業發展的作用，都關乎黨史研究政治性的實現。因此，研究者需要從我們黨發展的內部邏輯而不是從西方既定的議題和模式出發，調適現代化敘事與黨史研究的學術樞紐，否則就很難釐清中國從“取經”“效仿”到“自覺”的現代化理路，黨史學科亦很難體現“資政育人”的學科屬性。
承上所論，黨史研究中的歷史性與政治性是不可分的兩者，無論是歷史性的窄化還是政治性的淡化，都會模糊黨史學科的屬性並降低黨史研究的學術意蘊。面對新時代的問題，黨史研究中既有的現代化敘事已呈現一定的侷限，而要實現新的突破，新時代的黨史研究就必須正視黨在新一輪“趕考”路上所遇到的難題，進而更全面更綜合地推進黨史研究中的歷史性與政治性相統一。
繼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活動之後，“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正式建立。這既是一次重要的歷史機遇，也預示著黨史研究將肩負起更重大的責任和使命。事實上，從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到黨的二十大報告，我們黨已清晰地描繪了這條“用歷史映照現實、遠觀未來”的黨史研究創新發展之路。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言，“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黨的中心工作的主線也將成為黨史研究的主線。落實於學科建設，則體現在黨史與黨建的彼此支撐、融合發展，這便要求黨史研究不能囿於“歷史地描繪中國共產黨”，還需主動回應並系統闡發“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類黨建議題，儘管它不能涵蓋黨史學科的所有職責，但無疑是新時代較為關鍵與核心的維度，也是歷史性與政治性的綜合體現。
據此，黨史的書寫或將迎來新的發展。從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所強調的“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可知“革命”之歷史主線並未過時；至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描繪的“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可知“現代化”之發展主題日趨明朗。若將兩個黨的文件聯合起來看，則不難發現新時代黨史與國史的敘事連接，即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中國式現代化”的繼續推進，這是革命史敘事與現代化敘事的新融合。應該說，這一路向為當下的黨史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許多概念與論斷都需回頭去做艱難的學術清理工作；但據此推之，這一新發展也將立足中國發展、汲取世界經驗，使“歷史”成為“理解中國共產黨”的不可或缺的知識資源，帶來黨史研究中一種新的現代化敘事再興，進而返本開新。
一方面，黨史研究要構建新的現代化敘事，則需進一步增強歷史性的厚度，即在唯物史觀的指引下，“貫通地理解”黨的中心工作。毋庸諱言，當前歷史性的“窄化”使部分黨史研究出現了“堆砌史料、重複敘事、微觀與宏觀脫節、‘問題意識’匱乏等一系列結構性弊端”。但若缺乏理論反思與學術重建，要麼使黨“孤立”於歷史語境之中、“懸置”於現實世界之外，要麼使黨“單向度”地表現為口號式的呼籲——這使得讀者看到了社會變遷，卻不能理解黨是如何作出了歷史判斷，又為何會進行重大調整，“黨”在社會變遷中的角色並不穩定。顯然，這樣的歷史敘事無法映照並遠觀“中國式現代化”之路，打通黨史的“古今互鑑”需要建立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根基的“大歷史觀”。例如，要讀懂“人類文明新形態”，則要“貫通地理解”黨領導中國人民所走過的這條復興之路。正是因為遭遇過近代以來的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才如此強調要秉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的發展之路，儘管這條路會更加艱難崎嶇。這種“貫通”有助於理解黨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所要堅持的“自信自立”。又如，要讀懂“高質量發展”，則要“貫通地理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與十八屆三中全會。前者曾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方針政策，逐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創造出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蹟；但當遇到困難時，黨並沒有片面地、停滯地看待發展中的問題，而是在上一次理論突破的鼓舞下，選擇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並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重要命題。這種“貫通”有助於理解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所要堅持的“守正創新”。從這一角度而言，伴隨“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入推進，諸多新時代所出現的政治概念與理論論斷也將回歸於歷史哲學的脈絡被重新闡發——正所謂“實踐出真知”，作為“真知”的理論往往誕生於歷史上的革命與變遷，而只有透過歷史的哲學化省思，認識到其中文明基因的傳承、政黨性格的延續，才可能深刻理解百歲的中國共產黨何以發展至今。
另一方面，黨史研究要構建新的現代化敘事，還需進一步提振政治性的銳度，即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以“歷史”來“參鑑”黨的實踐創新。歷史是發現理論的不竭之源。百年來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必定有其成功的原因和道理，但若把這些歸結為對西方的移植、驗證抑或中國的“例外”和“偶得”，都會低估這些歷史經驗的普遍價值與世界意義。一般來講，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可被看作是後發國家的一個參照，“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但更具前瞻性的是，在國際形勢深刻調整和劇烈變動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於經濟社會急劇變動中所表現出的政治穩定，或能產生更深遠的影響。據中國社科院的相關研究，當前中國需警惕“阻滯現代化新徵程的三個重大風險”，即經濟全球化受阻帶來的創新乏力風險、重大突發性公共事件帶來的經濟衰退風險以及重大國際政治軍事衝突和全球危機帶來的極端環境風險。但事實上，這些風險是在後工業化社會人類所面臨的普遍現象，“作為一種社會理論和文化診斷，風險社會的概念指現代性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工業化社會道路上所產生的威脅開始占主導地位”。面對這張未盡的“風險考卷”，中國現代化的前半程已提供了一種解題思路，這便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行穩致遠。例如，中國自1953年開始實行五年計劃（規劃），逐步形成了分級分類規劃體系，在產業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一系列大政方針上逐步與市場經濟形成了複合優勢，並扮演了“定盤星”的重要角色。又如，在新中國成立一個月後，中國科學院便掛牌啟動，自此借“舉國體制”開始推動中國的科技發展；從1985年中共中央發佈《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到2015年3月13日即前述報告發布30年後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國務院再次發佈《關於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中國科技領域的重要進展都得益於國家創新體系的完善。這些皆體現了黨在長期執政中所表現出的“系統韌性”，並且正如這一經濟學概念所強調的那樣，它不僅能對非平衡狀態進行有效調節，還包括了系統自身的防禦力、適應力和恢復力。而這些貫穿於“中國式現代化”前後兩段的核心議題，皆為新時代的黨史研究提供了巨大的討論空間。如果說後發國家的現代化是檢驗西方現代化理論的試驗場，那麼“中國式現代化”則為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設置了許多西方現代化理論既沒有給出也很難給出答案的新問題。在實踐上，黨扮演了其間最核心的角色；在理論上，黨史研究也不應該“失語”。於古今之間、中西之間重新構建歷史座標、重新評估黨的作用，是新時代黨史研究的重要發展方向。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便是黨史研究的新的敘事。
當然，新的現代化敘事還有許多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但它正如完成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並開啟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中國共產黨一樣，已然站到了一個臨界點上。歷史性與政治性對於黨史研究而言可謂如影隨形，只是舊的形態蛻去，依稀見得蝶影。這既可說是黨史研究的一條創新之路，亦可說是一條返本之路。在這一新座標之下以史鑑今、資政育人的黨史敘事，也將繼續推動中國共產黨的與時俱進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