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東晉詩人孫綽有多玄？

閱讀需要 11 分鐘

東晉是產生陶淵明的時代，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在陶淵明走進田園之前，還須一段短暫的躊躇。儘管漢魏以來無數腥風血雨將文人一步步推往田園山林，然而在這條迴歸自然的途中，奔逃者畢竟斬不斷與世俗紅塵千絲萬縷的聯繫而顯得去意徘徊。一旦當官的危險不那麼突出，它的好處也就格外誘人。只是赫然的傷疤還在，既想當官，又怕當得太認真而惹出麻煩的晉人，不斷思考著如何協調魚與熊掌的關係，在山林與廟堂之間找到一個最佳的棲身處。於是有了玄學。魏晉玄學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討論名教與自然的問題，終至東晉有了一個大致的結果，即調和名教與自然。身在江湖，心無妨思魏闕之下；山林即廟堂，遊外無異弘內。也許為了減少奔波之勞碌，在朝做官成了最佳的隱逸方式，“大隱隱朝市，小隱隱陵藪”。不少人在這兩個浮動的位置之間留連不已，減緩了逃往虛空之谷的步伐，精神與物質難得地結合在一起，無衣食之憂的士人在清談之餘，作起意味深長的玄言詩。於是這時期便有一位應運而生的詩人，他名叫孫綽。

孫綽是東晉著名的玄言詩人，在玄言詩興盛時代，他曾風光一時。他的名聲是隨著玄言詩的消亡而黯淡下去，他的命運自然也因玄言詩的興衰而譭譽不一。但是若以玄言詩的存在決定孫綽的價值，顯然是一種思維悖論，真正的意義在於是先有孫綽，才有孫綽的玄言詩，而孫綽的出現既是歷史的必然，也是一種意外。

自魏晉以來，士人大規模逃離俗世瑣務，望空向高，詩境也步步趨向高蹈。人們雖不可一日無衣食之資，但是尋求生活層面的享受與精神的酣恣自在，便使居官處事成為一種現實的逍遙遊。隨著入世熱情漸漸消褪，情懷漸漸淡泊，功業進取不再被視為人生的最高價值，個人的精神自由才是人活著可靠的依據，人生的本質意義不再是與自我生命無關的抽象概念，生命的價值就是體驗在每一分每一秒都能把握到的真實。精神之酣暢不羈無所顧忌已非常規的思維邏輯所能限制，蓬勃的思考力惟有到玄之又玄的哲學語境裡才能找到發揮的餘地。生命力之充沛完滿與思維能力的蔥蘢勃發，在一切成規盡棄之後，肆無忌憚地揮斥方遒。於是無數的神童誕生了，許多風神飄逸、氣度不凡的美男子也出現了；詩文中繽紛的辭藻，綺美的情思令人目不暇接。旺盛的智力競逐不僅在現實的“清談”裡淋漓上演，那些智力過剩的詩人名士尚且將抽象玄理付之詩歌的聲韻形式。曾有的刻骨銘心的哀痛淡褪了，但是由現實憂患導向對浩茫時空的思考，大大加深了人對自身處境的認識。在思維空間裡，人們實際上已在迴歸，迴歸那原初的“一”，迴歸造化無邊的“道”。一旦世俗現實烽煙再起，兵戈鐵矛直向生命威逼而至，奔往田園的步履就不再猶疑。

《竹林七賢圖》。作者/（清）俞齡，來源/濟南博物館

玄言詩無非是這時期人們恣肆橫溢的思辯力向詩歌領域滲透所結出的果實。孫綽於是成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人物，同時又是理所當然。

史稱：“綽少以文才垂稱，於時文士，綽為其冠。”（《晉書》本傳）與後來許多名滿天下的詩人一樣，孫綽的生出本末似乎也有點不同尋常。他降生的時候正是兩晉之交，天下紛紛。他的父親孫纂早死，孫綽年紀不大就與其兄弟孫統渡江，《晉書·孫統傳》有此相關記載。少年孫綽原也經歷著流離哀痛，然而這在他玄意盎然的詩文中卻沒有留下太多的傷痕。往事顯然不可抹去，終究成為一段冷靜的回憶：“餘以薄祜，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即世。未及志學，過庭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表哀詩》）孫綽應該具備從日常的生計瑣事看到它們更本質意義的能力，這是一種天賦，而不是他的生活狀況具有可以遺世高蹈的優越條件。或者說孫綽生活的環境所充滿的玄虛之氣，以及時人等閒俗常悲歡而追求精神的無限自由，使得現實的哀樂已顯得不足縈懷。這時期，多少切實的人生悲愁都被那清虛玄遠的情懷盪滌而盡，人們忽視了點點滴滴的離合恩怨，忘懷世情，對虛渺的別一世界神往不已。綿延的歷史現實造就了幾代人的人格模式，這使後代對前代的遺傳既有血緣的聯繫，也有文化上的因襲。

孫綽務虛尚玄的資秉正是來自於二者。他的祖父孫楚為西晉初年人，惠帝時任馮翊太守，卒於元康三年。孫楚若不算當時的大名士，至少也是“準名士”。《世說新語》記載了他的“名士風度”，比如他的好友王濟去世，孫楚前往弔唁，全然不理旁人怎麼看他，兀自痛哭流涕，最後扮數聲驢鳴送別他這位平生喜聽驢叫的好朋友，結果招來眾人的訕笑。孫楚則義憤填膺，據理力爭，似乎全然不把常人常規放在眼裡，儼然一副名士派頭。而且孫楚也甚重夫婦之情，妻死後他作詩以示王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切，增伉儷之重。”（見《晉書》本傳）孫楚的《徵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則通篇隱括老莊道理，幾乎可看作後來其孫子所作玄言詩的濫觴。孫楚的遺傳因子甚為活躍，孫綽兄弟成為南渡以後的清談家和玄言詩人顯然與他不無關係。

也許孫綽太不以俗常之事為意，不懂或者不屑注意如何在眾人面前顯示所謂尊嚴、擺出身份，對自己進行一番包裝，以示放達不羈，不同流俗。他似乎不需要這些，他所看所想的已至為深遠，世俗層面的所謂風度氣質修養如何，於他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史書說：“綽性通率，好譏調”，大概便是指他為人率爾，不事威儀，因此不為時人見重。《世說》中記載不少孫綽遭人譏議之事，並說他“才而性鄙”。此“鄙”或是指他率爾成性，沒有威嚴，大致有“卑下”之意。以望空為高的晉人最講究氣度不凡、高標絕塵的精神風貌，即使腹中空虛，最好也是“目中無人”。名士極看重臨事不亂、處變不驚、氣定神閒、從容不迫、含威不怒的風度，所以謝安聞知小兒輩克敵制勝，依然下棋不輟，為眾人所激賞。王國寶等人被桓溫驚嚇得尿了一褲子，自然給人留下笑柄。孫綽之“好譏調”，大概類似今天所說的“沒個正經兒”，行為比較隨便。《世說新語》載，一次，眾人渡江，謝安等人合夥捉弄孫綽，他卻不懂得學一學謝安後跟被門檻兒絆到仍沒事一般，而是大驚小怪地出洋相，為此更被人瞧不起了。此外，孫綽喜作碑文，碑主多是當時名流大官。碑文除了表襮死者功德之外，也表現作者與死者生前的友情，可是死者的後代卻不以為然。孫綽的《庾公誄》道：“諮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稱心悲。”可是，“興公作庾公誄，文多寄託之辭，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王長史誄》曰：“餘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然而“王孝伯（王恭）見曰：‘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孫綽之言可能有些過頭，但既為死者撰文，撰者即使一廂情願與死者頗有交誼也無可無不可，孫綽為此遭庾道恩與王恭奚落，未免可悲。孫綽之好為名人作誄，難免“攀附”之嫌，在當時顯然大大違背了名士該有的做人準則，故有“纓綸世務”，有“穢行”之譏。清高是談不上了，“性鄙”也就成了公論，豈不哀哉。

謝安石像

然而，在大事上，孫綽很有原則性且敢於直諫。似乎孫綽所長在於對抽象精神的把握，越為玄虛深奧的道理，他越能得其奧蘊；越為具體瑣碎的生活細節，他越不知道或不屑為之，也做不好。正如對“道”的慧解一樣，他對人生的常理也頗精通。當時桓溫“欲經緯中國”，想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晉書·孫綽傳》），而“興公抗表論列，文辭甚偉”（張溥《孫廷尉集題辭》）。有人認為朝廷官僚，包括孫綽，不願北遷，乃是安於江南舒適的生活環境；也有認為孫之想法比較慎重。但無論不同意桓溫定都洛陽是出於什麼考慮，孫綽抗顏上表足見其勇氣，此可謂壯舉。所以張博曰：“一封事足不朽矣。”《晉書》史臣也評道：“綽獻直論辭，都不懾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此外，從孫綽為王導、庾亮、溫嶠等人所作的碑銘來看，孫綽極為推許輔國佐君、匡復天下的人臣。這些碑文固然不免溢美之言或諛媚之詞，但是在孫綽的眼中他們都是於國於民有貢獻的人。孫綽一生雖以玄言詩人名家，卻與這時期許多放達不羈的名士一樣，其骨子裡仍然有儒家情結，屬於儒玄佛兼修的思想人格。他在東晉這些丞相、冢宰、太尉、太傅的身上寄託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其實這也是東晉士人典型的人格模式。而孫綽一生在實際政治上無甚作為，於名利也不熱衷，對某種抽象的道德人格的欣賞倒是具有孫綽個人的特色。在孫綽那裡或許沒有儒、道、佛之分，只有形而上與形而下、抽象與具體、現實與理想、物質與精神之別。他所要把握的是一種抽象的原則或精神，而不是具體人生的實際行為。他的所作所為、所在意所不在意的，都是以他所把握的某種抽象精神原則為尺度。若只是執著事物表面皮相是不夠的，也不是他所願為；如果為某種實在的目的而為，恐怕更是他所不屑。

《世說新語》中有一則記載，孫綽於“齋前種一株松，恆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樑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孫之處世並不在“用”或不用，這過於功利，難免有限。松之質與楓柳之質根本就不相同，不在於體積上誰大誰小，正如現實中可見的為或不為也是如此。質即本體，凡是人或物皆須重其材質。尋求精深玄奧之理，遠勝於對紛繁迷亂的現象的把握，孫綽所追求的也就是那隱藏在事物背後的根本道理，而不是人世間無憑的風範、風度、名譽、地位。這使他往往能從大處著眼，不以利祿為意，宅心玄遠，與世無爭。用他自己的話說：“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世俗的譭譽窮通，孫綽似乎並不為意，何況他人的譏笑。

孫綽之隨意作為，不拘小節，應該說是他真正得到玄言精髓並落實到人生行動的表現，他不為當時名流所重，卻成為後人眼中“東晉佛乘文人”最有名者，這絕非偶然。否則玄理之精深奧妙，若無摒除世俗名韁利鎖的干擾，深潛其中，則難以登堂入室。孫綽生活在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玄言詩是他對大道真理的述說。我們知道任何人創造的精神產品，都與他個性旨趣密切相關，所以說文學即人學，不時在顯露人類心靈的秘密。有幾等胸襟就有幾等文字。生活在玄遠之境的孫綽，玄言詩自然成為他最樂意選擇的創作方式。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