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孝稷
來源：《歷史評論》2022年第4期
面對西方漢學帶來的偏見，《歷史評論》撰稿人及其同道不得不從事的一個工作，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對“西方中心論”製造的各種歷史假象，尤其是關於中國歷史的假象予以撥亂反正。
著名英文史學理論期刊《重思歷史》（Rethinking History），於2022年第2期發表了一篇以《歷史評論》相關選題為對象的評論文章，題目是《歷史在政治中——中國與英語學術界關於身份認同的歷史敘事之“戰”》，作者為中國寧波諾丁漢大學國際事務與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平山長富。平山氏是一位日本學者，分別在美國杜克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碩士、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是中國近代史，熟悉中國和西方的學術動態，擁有多重文化背景，不失為一個冷靜的觀察者。該文主要向西方讀者呈現中國學者與英語世界學者圍繞中國歷史統一性和延續性問題展開的學術對話，其整體風格是嚴肅的。客觀地說，這篇文章的確抓住了某些問題的癥結，但對中國學者的觀點仍存在不少誤讀。
平山長富關注的這場學術對話，一方是《歷史評論》撰稿人及其同道，另一方是英語學界的中國史學者，主要是美國的“新清史”學者；對話主題是中國歷史書寫中的空間問題和族群問題。
《重思歷史》是英語學界史學理論領域的著名學術期刊。圖為刊載平山長富長文的該刊2022 年第2期封面
平山長富將這場對話提煉為兩種對立的解構主義路徑。一是美國的“新清史”。他分析道，“新清史”學者旨在解構中國歷史的統一性和延續性，追求中原與邊疆、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斷裂、差異乃至對立，而且把清朝視為與歐洲殖民帝國相同的“帝國”，甚至把中國建構成“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大國。二是中國學者對上述解構主義的解構。他評論道，《歷史評論》的撰稿人借用後殖民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理論，駁斥英語學術界中的學術霸權和東方主義偏見，批評一些漢學家嚴重忽視中國歷史事實和當代現實併為帝國主義與擴張主義辯護。在平山長富看來，對話雙方都採用瞭解構主義的理論與方法，但結論卻是衝突的。按照他的描述，這甚至是一場“歷史敘事之戰”。儘管如此，平山氏並不認為這場學術對話或“敘事之戰”是對等的，相反，雙方的地位是不對稱的。
首先，英語學術界的解構主義具有侵略性（aggressiveness），中國學者則是反應性挑戰（reactive challenge）。平山氏認為，20世紀末，英語學術界不加反思地使用解構主義方法，製造各種歷史神話，以質疑中國邊疆地區作為中國一部分的歷史正當性。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學者“被迫反駁西方明顯具有主觀性和政治性的歷史知識，以便更加合理地解釋中國歷史”。
其次，與西方學者的咄咄逼人相比，中國學者的立場始終是防禦性的。平山長富直言，英語學術界的解構主義者對內能夠容忍不同的聲音，對外則極力維護根植於殖民主義歷史遺產的認同敘事。而中國學者不僅致力於確證中國歷史的統一性和延續性，還堅持以多元文化和多元現代性的視角解釋世界歷史。這顯然與西方學者秉持的本質主義和普遍主義觀念截然不同。
再次，雙方的影響力懸殊。平山長富看到，從19世紀末以來，面對包括漢學在內的西方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的支配性力量，中國學者一直在艱難應對這一主導性的歷史分析範式。他也知悉當前中國學者和中國學術的處境，指出“在這個世界中”中國學者“只能傾聽而不能教導他人”。無疑，中國學者的聲音仍然是有限的。不過，平山長富提醒西方讀者應該關注中國學者的關切，而不應該以指責或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來否定《歷史評論》傳達的信息。
因此，平山長富試圖避免對《歷史評論》作刻板印象式的解讀。他力圖從平實的態度出發，發現《歷史評論》中更多“嚴肅的討論”，比如，重申義和團運動的反帝性質、西方擴張主義的資本主義起源、民國時期的歷史真相，以及揭櫫在研究中國歷史時套用諸如“帝國”、“族群”、“微觀史學”等概念和方法所引發的問題。在族群問題研究上，平山長富的觀察也較為客觀。他認為，中國學者呼籲將“歷史中國”理解為一個互動互嵌的動態實體，“這種‘多元一體’路徑，使得他們對英語學術界‘新清史’及類似研究的反駁更加公允，因為‘新清史’等研究採用漢族與其他民族二元對立的身份敘事結構”。
總體來說，平山長富對這場中西學術界對話的梳理是大致準確的。他能夠嚴肅看待《歷史評論》撰稿人的觀點，認真傾聽中國學者的聲音。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新清史”學者在中國史研究中的偏頗和差謬。他評價英語學術界的解構主義者“不能帶來更大的客觀性和更堅實的道德基礎”，可謂一語中的。另外，他還引用弗朗西斯·福山的觀點，指出差異政治不僅解決不了任何現實社會經濟問題，反而可能破壞既定的社會政治結構。那麼，為什麼英語學術界仍一味地追求基於身份認同的差異性和斷裂性敘事？答案只能是政治性的。
英語學術界的解構主義者宣稱，他們的學術與政治價值觀分立，不持政治立場。這顯然是毫無說服力的說辭。他們的表現恰恰反映了學術與政治的聯動。正因如此，西方漢學界的學術政治化現象遭到了《歷史評論》撰稿人的嚴厲批駁。平山長富對此也有清醒的觀察和揭示，其結論與《歷史評論》相關文章的觀點是大體一致的。
平山氏發現，西方漢學界尤其是“新清史”學者解構歷史中國的整體性，並把中國古代王朝視為殖民帝國，這些觀點恰好呼應了針對中國新疆、西藏、香港和臺灣的分裂主義活動，為其提供認識論基礎，併為分裂中國的行為賺取反華勢力的支持。除此之外，平山長富還發現，“新清史”學者並非進行純粹的中國歷史研究，他們同時在西方社會中扮演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發表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時事評論，比如米華健、柯嬌燕等人為《紐約時報》《外交政策》撰寫抨擊中國民族事務的文章。正如平山長富所言，“新清史”學者“以歐美殖民歷史經驗為基礎的學術研究，產生了實實在在的政治效應”。我們對這些學者公開發表的各類文章稍加關注就會發現，他們的學術研究與時事評論之間並不存在一個明確的邊界，這恰恰顯示了學術話語與政治話語內在一致的互文性結構。
當然，西方漢學的政治化不是近二三十年才出現的。對此，平山長富追溯到了19世紀，他認為當時盛行的“中國長期停滯論”，“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19世紀以來西方對中國的帝國主義擴張”。二戰以後，漢學政治化變得更加具體而微妙，特別是“現代化”範式的廣泛傳播，不少西方學者堅持認為中國不可能憑藉自身力量邁向現代化，這種目的論論調在現實層面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提出質疑。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冷戰的持續，西方意識形態戰略進一步加強了向漢學研究的滲透。雖然80年代出現了所謂“中國中心主義”視角，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解構主義已經登場了。
西方漢學家聲稱的價值中立是經不起推敲的，稍微予以學理剖析，他們身上的學術政治化現象就會清晰地浮現出來。儘管如此，平山長富的揭示與批評仍然值得肯定。尤其難得的是，在文章最後，平山長富正告英語學術界的解構主義者，如果不能認真傾聽中國歷史學者對歷史事實的堅定追求，他們與冷戰時期甚至更早持本質主義觀的前輩一樣，將繼續為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衝突火上澆油。
近幾十年的歷史大勢表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這一事實本身說明當代中國走對了道路、做對了事情，也說明中國歷史富含深厚的價值底蘊，值得深入挖掘。因此，讀懂中國、讀懂中國歷史，不怕客觀，怕的是偏見。中國、日本、歐美都不缺乏以嚴謹著稱的歷史學家，為理性地認識中國作出了貢獻，與此同時，從西方經驗出發的漢學與漢學主義，也有意無意地製造了太多偏見。平山長富是成長於日本、求學於美國的青年漢學家，從其文章觀點來看，也試圖秉持求實求真的治學目標。然而，要麼囿於西學的學術背景，要麼缺乏對中國學術和中國文化的全面瞭解，他對中國歷史工作者的努力仍存在一些誤讀。
第一，從平山氏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對這場中西學術對話性質的把握最終落在了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鬥爭，他把《歷史評論》撰稿人視為民族主義者，認為他們可能激化中國的民族主義。眾所周知，西方學者和媒體傾向於把非西方國家與西方普遍主義相異的意識形態扣上民族主義的帽子。平山長富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這一認知習慣，所以他對這場“歷史敘事之戰”的總體評價是，“不同陣營的歷史學家之間展開了政治鬥爭，因為他們關注的是不同類型的話語霸權而不是真實的歷史”。
這裡有兩點必須澄清。其一，面對西方漢學帶來的偏見，《歷史評論》撰稿人及其同道不得不從事的一個工作，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揭示歷史的事實、真實與真理，對“西方中心論”製造的各種“歷史”，尤其是關於中國歷史的虛像和假象予以撥亂反正。從本質上說，這是一場尊重歷史者與虛無歷史者之間的學術論爭，絕非簡單的民族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之間的“政治鬥爭”。其二，《歷史評論》撰稿人及其同道致力於批評和糾正帝國主義話語和西方文化霸權，進而為當代中國的繁榮發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真正的歷史關懷。無論是帝國主義還是民族主義都有“以己度人”和“二元對立”的毛病，但在《歷史評論》中，這類觀點不存在，甚至是遭到嚴肅批評的。心平氣和地翻閱《歷史評論》就可知道，它的撰稿人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具有干涉主義和擴張主義的動機和立場，他們的觀點與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有著根本區別。因此，對中國學者的民族主義指摘，未免有些“器小”和落於俗套，可能陷入新的本質主義偏見。
第二，低估了中國學者在學術上求實創新的努力。前面提到，平山長富清醒地認識到《歷史評論》是嚴肅的，但又把供稿人和相關學者的文章籠統地稱為“政治化的知識”，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歷史評論》對英語學術界解構主義者的反思與批評仍然沒有超出學術研究的範圍，比如，平山長富在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作者，如汪榮祖、鍾焓、周軒等對歐立德、米華健的學術批評是建立在大量歷史事實之上的，而魏孝稷、蘇航提倡從中原與邊疆的互動一體化的關係視角超越英語學術界長期以來形成的二元對立觀，強調一種史學範式的創新，以便更加合理地闡釋中國歷史空間的發展過程，既擁有方法論的支撐，又有堅實的史實基礎。
第三，忽視了（也許是並不認同）中國學者對自身歷史，特別是近代革命與現代化建設歷史的反思。平山氏特別指出，《歷史評論》缺乏“自我反思”。事實上，《歷史評論》刊發的有關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治理經驗的文章，是立足於“揚棄”立場的。特別是近期又刊發了多篇討論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文章，對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經驗與教訓都有認真的反思與總結，也許出於文章寫作時間較早的緣故，他沒能看到這些文章。另外，平山氏批評《歷史評論》對中國自身的“漢族霸權”、“殖民統治”缺乏反思，這又似乎轉回了他一再批評的西方學界的帝國主義立場。作者可能不瞭解（也許並不認同）的是，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學者已經對大漢族主義進行了深刻而系統的反思。《歷史評論》撰稿人強調歷史上漢族與少數民族互嵌的一體化進程，以及對“胡漢二元”對立視角的剖析，就是把漢族與少數民族共同視為中國歷史的主體，這正是對自身歷史的深刻反思。
平山長富對“中西學者基於身份認同的歷史敘事之戰”的把握，侷限於“政治”、“民族”、“帝國”等顯性要素，這限制了他對《歷史評論》的整體認知，或許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他對這場“歷史敘事之戰”認識的持續深入。僅就個人而言，筆者更關注以下幾類主題。
第一，如何整合各種史學資源，走出史學的“碎片化”。恐怕沒有歷史學者願意承認自己的研究屬於“碎片化”史學，但這確實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專注於自己的“一方天地”，先秦不知明清，民國不顧秦漢，中國不問世界，世界不看中國，專業不理大眾，這種情況非“一日之寒”。貫通意識的缺乏，傷害了歷史學的魅力。《歷史評論》一方面揭示“碎片化”的現實困境，呼籲開展有生命、有思想、有靈魂的歷史研究；另一方面“身體力行”，有計劃地持續推出了一系列具有現實性、貫通性、延展性、思辨性和跨學科研究的選題。這說明《歷史評論》已經為扭轉史學“碎片化”、鑿破各學科的森嚴壁壘，作出打“持久戰”的努力。
第二，在借鑑西方史學的基礎上反思西方史學的消極影響，增強中國學術的主體性。平山長富注意到，“帝國”等西方史學的概念與方法在中國史研究中的應用侷限，也屬於這方面的重要內容。然而，由於積累的問題太多，筆者認為《歷史評論》應該繼續將相關討論推向深入，因為中國學者的目的是捍衛歷史事實，而不是對“中國話語”的“過度痴迷”，所謂“給民族主義火上澆油”云云更無從談起。
第三，如何真正提升史學的致用功能。“史以致用”既是中國史學也是西方史學的優良傳統。西方史學在發軔之初，就注重歷史智慧的借鑑和道德訓誡作用，長期以來，歷史被西方社會視為“政治家的學校”、“培養公民教育的學校”。最近，林恩·亨特也提出“歷史從未如此重要”。顯然，“史以致用”不等於學術政治化。史學“求真”與“致用”的雙重價值是對立統一的，關鍵在於如何推動二者的互促共進而不是相互消解。純粹從學術政治化的角度理解“歷史的使用”功能，顯示瞭解構主義方法本身的侷限性。
與西方史學期刊的龐大陣容相比，中國的史學期刊還是太少。《歷史評論》注重史學批評，鼓勵不同觀點在平等而又說理充分的基礎上交鋒交流，強調經驗智慧的總結，重視歷史理論的闡釋，提倡對中外歷史進行長時段考察。這一鮮明的辦刊理念，在當前中國史學期刊當中顯得尤為稀缺，也尤為重要。作為一個新銳史學旗艦雜誌，《歷史評論》剛剛創辦兩年有餘，能夠得到西方權威期刊《重思歷史》以及同行評議專家的高度關注，一定程度也說明了這份雜誌的重要性，至少反映了學術對話應遵循“尊重的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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