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準
【導讀】2023年以來，特別是美國硅谷銀行引發歐洲金融震盪之後，國際經濟走向面臨著更大不確定性，在各方緊張地等待下一隻“靴子”落地之時，有一個事實卻是可以確定的：第三世界正形成一股可觀的發展力量，並嘗試聚集力量，重返世界舞臺中心。不過，第三世界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20世紀70年代也曾是第三世界的黃金時期，但歷史現實的長期波折證明成功的不易。那麼，今天第三世界面臨的根本難題是什麼？
本文指出：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不在於靜態的供給與需求，而在於如何分配經濟剩餘所帶來的資本積累。作為後發國家，第三世界政府因受制於舊的殖民經濟體系，而難以推動國家工業發展，資本積累不足，又因市場規模狹小，無法獲得國際性的產業競爭力，從而陷入發展困境。在面對發達國家的市場優勢和政治打壓時，第三世界國家只能通過精英群體消耗自身積累的剩餘，來補貼產業，以阻擋外部優勢競爭者，而一旦精英不再願意補貼，國內工業就會失敗。目前來看，中國幾乎是唯一克服了這一困境的第三世界國家。
對中國來說，一方面，自身成功經驗可以為第三世界提供巨大的政治經濟合作空間，另一方面，中國也不可能脫離第三世界，靠單打獨鬥走向成功。因此，中國有必要主動參與一個獨立於美國體系之外的，由第三世界為主的世界體系的建設。這一體系必然面對諸多壓力，但潛力也客觀存在。這將是世界未來幾十年的重要主題。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2期(4月刊)，原題為《“剩餘”和規模難題：第三世界發展之困》，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在眾多20世紀誕生的政治分析中，“第三世界”這一概念的含義尤其豐富，影響特別深遠。這一概念本身就蘊含了世界各個民族國家之間形成的某種結構性、等級性的關係。從經濟上來說，第三世界包括了處於世界經濟分工體系中下層的國家，從政治和歷史上來說，第三世界則指向了那些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在反帝獨立浪潮中崛起的重要新興世界政治力量。儘管這個詞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但是，它也能讓不同國家、不同立場的人迅速地將這種分析跟直觀經驗和觀察聯繫起來，從而被賦予了巨大的活力。
顯然，第三世界並不是從來就有的。社會科學自誕生以來的一大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解釋從古代世界到現代世界的轉變，尤其是各個主要文明在過去500年裡逐漸衰落，而處於邊緣地位、以西歐為首的地區卻逐漸崛起的事實。這種逆轉，與歷史上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
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帶來的進步是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和增長也只是在資本主義興起之後才成為一個時代的主題。根據麥迪遜的歷史統計，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世界人口的增長超過5倍，而實際生產總值的增長則超過700倍。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為人熟知的宣言裡所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彷彿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裡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世界發展的不平衡與主流理論的貧困
然而，資本主義統治下的發展同樣也是極度不平衡的。世界上只有少部分資本主義經濟體能稱得上“發達”，而絕大部分人口都不在這樣的核心圈內。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基於某種等級制的分工，東歐與西歐的分野，歐洲對非洲、亞洲、美洲在軍事、政治以及經濟上的統治關係，這些都是世界範圍內等級制的建立過程。如果說，這種等級關係在過去瓜分世界的時代中是直接以殖民-宗主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那麼在“二戰”之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力量被削弱，大批國家逐步取得獨立地位，這種等級關係就變得更加隱蔽了。不過，這種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等級的存在依然明確，而且愈發強化。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1960年，最富裕的20個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當時最窮的20個國家的約30倍；到了2015年，這個比例已經變成了100多倍。
為什麼第三世界在過去數百年中，尤其是初步擺脫殖民統治之後的半個多世紀裡難以取得關鍵性的突破呢？對於這個問題，歷史上曾經有過多種解釋，但其中的謬誤之處甚多。一度頗為流行的解釋是基於文化角度。有的學者認為，歐美社會發展出了一些適合於推進勞動和積累的宗教、文化與社會習俗，因此走出了不同於第三世界的道路。但這種解釋往往帶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沾染了對非歐美世界的各種文化偏見，並且也難以說明在同一文化圈或者宗教圈內部實際上存在的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缺乏說服力。
哪怕在當下的學術界，這種文化解釋論還在不斷被翻新。數年前，幾位有影響力的西方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篇論文，一本正經地論證基因多樣性與經濟發展潛力之間有很大關係：在基因多樣性最大的地方（比如非洲），人們合作更難；在基因多樣性小的地方（比如東亞），文化太單一，所以就難以創新；只有在歐洲及其擴張地，基因多樣性才得到了最佳的平衡，所以歐洲就得以發展起來，而其他地方就落後了。類似的研究得到重視，只能說明披上科學“馬甲”的歐洲中心主義依然有著強大的影響力。
另外一種同樣流行已久的解釋，則是強調一些外在自然條件的影響，比如自然資源的豐裕程度、地理環境以及氣候因素。天氣太熱、缺乏港口乃至於自然資源太豐富，等等，都曾經被拿出來作為第三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難以發展的原因。這種解釋的問題也顯而易見。就天氣而言，氣候溫暖的新加坡就發展得不錯；氣候更冷的歐洲和北美地區則是因為有了可以提供暖氣的經濟條件之後，才能擺脫嚴寒天氣的不利影響。因此，很難說天氣本身能夠成為一個影響發展的重要原因。這些針對第三世界提出的不利因素，其實同樣可以在富裕的發達國家中找到。
還有一些論述試圖超越上述帶有偏見的解釋方法，轉而強調製度對於發展的影響。這種看似不偏不倚的論述會指出，有些制度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另一些則相反，所以第三世界和歐美之間的區隔要歸因於不同的制度。這一視角無疑提供了更豐富的分析，然而，單純就制度而論制度的方式仍有不合理之處。比如，很多學者喜歡強調完善的私有產權制度、自由市場以及某些特定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制度，但問題在於，在發達國家的發展早期，這些制度安排並不存在。大量歷史材料和研究也表明，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在歷史上跟經濟發展沒有必然關聯。發達國家，譬如美國，在獲得世界市場控制權之前，也長期實行產業政策和高關稅保護，否則其新生產業也不可能逐步發展起來並超越英國。在第三世界之外的蘇聯，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並不存在，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它卻實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中國作為第三世界走在最前列的國家，在不具備完全自由市場和完整私有產權制度的條件下，也實現了數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
從根本上說，這些解釋方法都習慣於把當今發達國家的富裕作為一種普世的、自發的市場經濟的結果，而第三世界也在同樣的路徑上追趕，只不過被各種非市場和非經濟的因素阻礙了其前進。因此，第三世界發展的方法，無非就是移除那些不符合想象中市場經濟模式的因素。這種簡單化的樂觀精神，在佔學界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傳統裡表現得尤為充分。學習經濟增長的人一般都會從著名的索羅模型起步，該模型的一個主要特徵是：不同發展水平（即擁有不同的人均資本存量）的國家會最終“收斂”到同樣的水平上。也就是說，在市場正常運行的前提下，窮國會發展得更快，富國會發展得更慢，從而長期趨同——這是給所有的市場經濟硬加了一個“圓滿結局”。有了這種“收斂”的想象，無論是發展問題還是第三世界問題都變得不重要了：不是不發展，只是“時候未到”而已。然而，這樣的樂觀想象與歷史和現實都相差甚遠。
另一個往往被忽視的重要方面是，從“二戰”之後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第三世界的確有過勢頭良好的發展階段。首先，第三世界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聲勢，大量國家獲得獨立，並在國際事務中開始發揮重要的作用，傳統殖民勢力受挫。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在第三世界廣泛的支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由毛澤東主席審定的中國代表團在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會議上發言，準確把握住了那時第三世界的蓬勃發展情況：“聯合國成立到現在，已經二十六年了。在人類歷史上，二十六年只是短暫的一瞬，但在這個期間，世界局勢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聯合國成立之初，成員國只有五十一個，現在已經增加到一百三十一個。在新增加的八十個成員國中，絕大多數是二次大戰後取得獨立的國家……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與此同時，第三世界普遍嘗試建設獨立民族工業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經濟上出現了長足的進步。埃及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幾乎沒有任何經濟增長，但在1950～1980年間，每年人均GDP增長率達到了2.8%；從整個非洲大陸來說，1870～1950年，每年人均GDP增長不過是0.7%，而在1950～1980年間，卻實現了1.7%的增長率；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建設成就。當然，這個時期是整個世界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資本主義大國也都取得了相對高速的發展，但無論如何，第三世界的歷史成就是切實的。在1960～1980年，世界人均預期壽命增長了大約10歲，這樣的成就在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它與同期第三世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分不開的。
與之相比，第三世界在過去數十年中表現出的問題頗為明顯。在政治上，第三世界的聲音不如之前。西方國家仍然牢牢把控著國際經濟金融的命脈，而聯合國即便偶爾能夠站在第三世界這一邊，其實際能量也極為有限。現實當中，仍然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世界上隨意開槍放炮，輕則經濟制裁，重則甚至滅國。在經濟上，第三世界的工業化和整體經濟發展都遭遇挫折。非洲在取得了一定成就之後，在1980～2008年，人均GDP增長率下滑到了0.5%，甚至還沒有趕上被帝國主義明火執仗瓜分的時代。
當然，在這一階段，中國、印度等國家情況不太相同。總的來說，從經濟發展層面來看，第三世界並不是一直毫無建樹，但在過去40年裡卻處於歷史低谷。這裡的核心問題是：如果第三世界曾經一度有過好的經濟發展勢頭，那麼為什麼其中大多數國家沒能保持？
▍第三世界發展的政治經濟學
要考察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要回到增長和發展的歷史基礎。在工業革命開始之後的這兩百餘年裡，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就是資本積累。從理論上說，任何一個社會，在給定生產力的條件下，其社會總產品先需要滿足一定量的必要的社會消費，剩下的則是可能用於資本積累的產品。這裡的“必要性”自然是受到歷史和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而不是某種不變的生物性要求。美國著名學者保羅·巴蘭在其名著《增長的政治經濟學》中把刨除了社會必要消費之後的社會產品叫做“經濟剩餘”，而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正是經濟剩餘有多少，以及其中多大的比例能被用來進行資本積累。
此處巴蘭提出的對經濟剩餘的考察思路直接來自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如果不從“剩餘”出發，而是從我們耳熟能詳的靜態分析工具——供給和需求出發，我們一般無法發現經濟發展的可能性。這就是分析第三世界經濟問題時出現的所謂“陷阱”式思路。舉例來說，從需求方面來說，第三世界的收入低、消費不高，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從供給方面來說，第三世界的利潤少、文化低、技術差，也對經濟增長不利。如果這樣靜態地去看第三世界或者歷史上的任何窮國，會發現到處都是問題和陷阱，經濟發展根本無從談起。這些發展“陷阱”，也說明了一個道理：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本身有很大可能被困於這些問題，第三世界確實需要干預和計劃才能前進。
今天，窮國的精英層其實很富裕，許多國家並不缺少地標建築和奢侈品消費。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雖然可能掌握的經濟剩餘的絕對數額不大，但是相對於本國經濟來說，依然是相當可觀的。因此，統治階級如何來使用這些經濟剩餘，就成了決定該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根本要素。從一般意義上說，這與凱恩斯及其傳人特別重視資本投資的決定因素是相通的。
哪些因素決定了經濟剩餘的利用方式呢？回顧歷史，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就是國家政治的作用，政府要麼實行產業政策，要麼是有全面的經濟計劃。應該說，政府對於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在所有後發國家中都很明顯，包括德國、日本、蘇聯，以及之後的韓國和中國在內。
當然，政府是否願意、能否發揮如此的積極作用，取決於具體的歷史條件。在一些情況下，統治階級及其政治精英對於本國的工業發展不感興趣，因為他們的利益是基於或者緊密依賴於一些特別的經濟活動，比如採礦、種植園，以及圍繞這些初級產品的貿易。例如，拉美雖然物產豐富，蘊含著巨大的財富，但它自起步就被作為原材料供應者嵌入殖民經濟體系中，為了維持這種低水平低迴報的分工地位，發展出了對勞動力的各種束縛和壓榨模式。在美國早期的各個南方蓄奴州，當地的精英們也是滿足於依靠奴隸勞動給前宗主國英國供應棉花；在美國北方，因其礦產和氣候條件不佳，無法實行這種殖民分工模式，當地的資產階級反而有了發展製造業的意願。在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缺少發展獨立民族產業意願的資產階級數量眾多。這些本地精英的利益主要在於維持與殖民者和帝國主義勢力的關係——也就是過去我們常說的“買辦”。在獨立之後的第三世界，由於舊的分工基礎還在，除非能夠實現真正的“脫鉤”，為了維持經濟運轉，新政府往往不得不重操舊業，在很大程度上繼續維持過去的發展模式。
進一步看，哪怕是窮國政府有意願推進資本積累和工業化，也未必真的能付諸實踐。第三世界中最進步的資產階級派別，也就是民族資產階級，是有意願推動民族工業發展的。然而，就如毛澤東主席曾經深刻指出的，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太弱小，沒有能力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因而，在內外利益勾結的情況下，本國政府的政策空間非常狹小。漫長的殖民和帝國主義歷史裡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一旦第三世界國家開始進行改革，觸動了本國買辦和帝國主義的利益，其後果往往都是悲慘的。20世紀50年代，中美洲的危地馬拉在其進步政府領導下曾經嘗試土地改革。該國很多土地都實際為美國聯合果品公司所擁有，這家公司靠控制拉美農作物而起家，跟美國政府關係深厚，比如相關聯的杜勒斯家族就有數人擔任國務卿。土地改革無疑直接觸犯了美國大資本家的利益。即使土地改革政策相對溫和，美國政府仍以“反·共”為名，推動軍事政變，危地馬拉的改革道路也就被迫中斷。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20世紀60年代印度尼西亞的政變和大屠殺，70年代智利的政變，莫不如是。像古巴、朝鮮這樣的國家，直到現在仍然遭到美國嚴酷的制裁和封鎖。這些慘痛的例子，都是美國等核心國家在正告第三世界的政府：走自己的道路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
面臨如此大的困難和代價，如果第三世界國家仍然成功地推行了革命性的社會政策，發展起了自己的民族工業，那麼這些國家就無疑踏上了一條比較持久的增長道路。以中國為例，在民國時期，儘管國民黨政府有過數次土地改革的討論和意向，但是由於跟地主和買辦關聯密切，這條路就沒有成功。只有共產黨領導全國解放，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徹底的土地改革之後，才真正改變了中國的性質。雖然解放後的中國一窮二白，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基本消除了精英層的非必要消費和其他浪費，把省出來的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刃上，形成高速有效的資本積累，短時間裡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根據學者測算，在1933年所謂國民黨治下的黃金時期，中國每一百元國民收入只有1.7%變成了資本積累的來源；而在解放後的1953年，儘管人均收入類似，這個積累的比例卻飛躍到了20%。與此同時，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巨大改善。這種對於資本積累的高度重視，不僅是毛澤東時代的特徵，在改革開放之後依然得到了保持，這正是中國經濟能夠長期持續增長的根源所在。
關於精英層的政治意願問題，可以用更具體的統計數字說明。我曾在一篇文章裡把資本積累佔經濟剩餘的比例稱為“巴蘭指數”，並用歷史數據做了一些初步計算。對於最早期的工業國來說，不需要太高的巴蘭指數，也能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段裡實現工業化。比如，英國在19世紀中的很長時間裡，巴蘭指數不到20%，也就是僅僅拿出了不到20%的經濟剩餘來進行資本積累。而後發國家任務緊迫，就不能再像這樣“不思進取”。德國從19世紀後期開始就以超過40%的比例進行經濟發展的趕超；在之後的日本、韓國等國家，這個指數甚至長期超過了70%。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發達經濟體都在“二戰”後進入了一段高積累的“黃金時代”，大幅提高了其國內經濟剩餘的使用率。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競爭；而第三世界的崛起也逼迫傳統發達國家不得不進行社會改良，更好推動本國發展。這種歷史現象在新自由主義時期逐漸消退，這也是西方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的一個基礎因素。
作為第三世界典型的拉美經濟體，可能連短暫的“黃金時代”都沒有經歷過，比如巴西等國，其指數常年處於40%左右，還不如當代發達國家的指標（大約在40%～50%之間）。非洲經濟體的代表南非也大致處於這個位置，這自然也意味著長期性的增長乏力。
在第三世界中，印度是少數維持了較高的投資意願的國家，而且本世紀之後還有相當的提高。但是，真正明顯超出世界水平的，只有中國。從1960年到2015年，儘管中間橫跨了從計劃到市場的制度變遷，中國的巴蘭指數卻長期穩定在80%以上，由此也維持了長達數十年的穩定增長。在現代世界經濟歷史上，這是絕無僅有的一個典範。這與中國有穩定的政治領導，堅持自己的道路，同時對市場有管制和引導是分不開的。
第三世界國家也有其他積極的例子。以非洲國家盧旺達、烏干達為例，儘管其起點較低，但是從21世紀初期開始，兩國的巴蘭指數就不斷提高，也就是兩國精英層明顯增加了對經濟剩餘進行投資的能力，使其最近20年都維持了相當不錯的經濟增長。其中有兩個可能原因：第一，這些非洲國家本身就位列世界最窮的國家，其領導層的確有迫切的意願要推動發展，更願意拿出產業政策來推動投資和增長。第二，這兩個國家都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的內戰，舊的精英被大大削弱了，這就使得重建一個偏向於發展和積累的新統治階級更容易，這一點跟日本等東亞戰後經濟體的經歷有很多相似性。
那麼，當一個第三世界經濟體在克服了重重阻礙、開始進行高積累的社會經濟政策之後，還面臨哪些主要困難？綜合考慮諸多歷史經驗教訓，我認為，在開始工業化之後，一個真正的挑戰在於部分產業領域能否獲得國際性的競爭力。
競爭力的核心是什麼？從市場角度看，競爭力無非就是用更少的個體勞動時間生產同等的商品，從而使成本更低。在工業生產領域，如果能夠靠前期積累推動生產，無疑是前進了一大步。雖然從“0”到“1”的變化是根本性的，但是從“1”到“萬”，甚至“百萬”的生產規模，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質變。第三世界國家卻普遍難以實現這後一步。
規模的意義，在普通的經濟學教條裡面不太受重視，但是這正是現代工業的核心秘密之一。隨著生產資料的規模日益擴大，工業生產的資本密集化在20世紀越來越明顯。生產資料投入越多，平攤到每個產品上的加成也就越多，而生產要上規模，才能降低單位成本。所以在工業經濟裡面，產生了一個重要概念——“最小有效規模”。這個概念的意思是，一個工廠每年至少要生產多少個單位的商品，才能達到有效的規模，也就是把成本降低到有競爭力的程度。
最小有效規模在不同時段、不同地點有所差別，但是在同一個時代的同一個產品內部，差別不大。拿汽車生產來說，根據著名經濟史家羅伯特·艾倫（Robert C. Allen）的整理，20世紀60年代的汽車組裝最低有效規模是年產20萬輛，引擎之類則需要達到100萬件。那個年代，整個世界只有七家公司能夠達到這個規模，分別是通用、福特、克萊斯勒、雷諾、大眾、菲亞特以及豐田。
汽車業是20世紀的標誌性產業之一。第三世界國家誰不想擁有自己的民族汽車產業？很多國家都一度引進了不同技術水平的生產線，但成功的基本沒有。根據艾倫的論述，拉美曾經在戰後大力發展自己的汽車工業，採取了強有力的保護政策，也確有成效。1965年，拉美共生產了195000輛汽車。這個數量遠遠沒有達到最小有效規模，而且還是由13家公司生產的，其中最大的一家生產了57000輛。這樣的生產規模意味著，哪怕是完全同樣的技術，哪怕是極低的勞動力成本，拉美汽車的成本仍然至少是發達國家的數倍，在市場上是根本無法與之競爭的。
為什麼規模上不去呢？因為第三世界的普通民族國家的市場本來就相對狹小，能夠購買這些工業品的人口數量有限。大的市場就是美國等發達國家，但是，誰能夠進入發達國家市場，這本身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地緣政治問題。美國的市場幫助了其政治附庸日本的工業起飛，但不是所有國家都能有如此機遇。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拉美曾經長期實行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以補貼和保護來短期維持自己的民族產業；但是一旦統治精英不願意繼續承受這樣的成本，放開市場，那就會出現去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倒退。
類似的故事，在中國也不陌生。比如我們的紅旗轎車，質量和技術是一流的，但問題在於規模非常小，導致單位成本很高，一旦轉入市場體制，就會出現難以與發達國家汽車競爭的問題。這看上去是體制和效率問題，實際上卻是競爭力的問題。不只是因為技術落後、管理不善，最重要的因素還在於誰掌握了國際大市場的壟斷權。這正是第三世界國家普遍的軟肋。
綜合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到：第一，第三世界國家作為後發的一方，想要實現趕超式的經濟發展，需要付出比歷史上發達國家多得多的主觀努力；而第三世界的政治經濟結構，客觀上決定了需要有巨大的進步性社會變革，方能真正推動工業化和其他發展。第二，在工業化開始之後，需要大量生產資料投入的新產業，但由於自身的市場狹小，第三世界國家仍然有著巨大劣勢，難以在同一個經濟體系下與發達國家產業競爭。
這就可以初步回答之前提出的問題——為什麼第三世界無法保持發展勢頭。內、外兩方面的多種因素，在不同層面推動了第三世界遠離過去追求民族工業和經濟發展的目標，逐漸融入到高度不平等的、以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分工體系當中。但這種融入顯然沒有帶來更好的結果，反而愈發惡化了第三世界的不利處境。第三世界何去何從，仍然是一個問題。
▍中國對於第三世界的重要意義
在很多層面上，中國對困擾第三世界大部分國家的這些難處都進行了有力的應對。雖然各自條件不同，但是第三世界的很多國家仍然可以學習中國的經驗。
第一，國家層面上對發展的長期追求，是中國能夠破除第三世界困境的首要原因。儘管有大的制度變革，中國也長期維持了以資本積累為中心的經濟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始終能夠讓經濟裡的大部分剩餘投入到經濟增長上。第二，中國是一個大國，是世界歷史上唯一一個超越了民族國家界限、完成了土地革命與社會主義改造，還基本保持了傳統封建王朝大一統格局的國家。這使得中國有著不同於一般第三世界國家的特點，比如中國自身就可以作為一個世界型的經濟體存在。在多年來以發展為中心的導向下，國內市場巨大的中國積累了大批的規模產業，至少在相當的層面上成功克服了第三世界市場規模不足的困境。
我們要認識到，儘管中國取得了大量成就，但仍然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有著巨大的政治經濟合作空間。從過去十年的趨勢來看，一方面，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體系陷入了極大的困難；另一方面，西方把中國的崛起視為頭號戰略威脅，以脫鉤、制裁等方法來孤立和打壓中國。這樣的局面數十年來未曾遇到。哪怕中國仍然盡最大的善意來維持舊的國際體系，但是獨木難支，何況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遇到的困境是極為深刻的，遠不是峰會和會談所能夠修補的。
中國需要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也需要中國。中國可以為第三世界的初級產品和工業品提供巨大的、公平的市場，可以提供真正以互相尊重為前提的指導與合作；而一個發展得更好的第三世界同樣也可以為中國的持續發展提供政治和經濟空間。
事實上，中國可以領導，或者至少可以主動參與這樣一個獨立於美國體系之外、以第三世界為主的世界體系的建設。近年來，我們已經可以從“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等中國的提法與實踐中看到一些新體系的蹤跡。儘管還不夠系統，且中國或第三世界諸國也似乎沒有足夠明確的戰略思考，但是這一新體系的潛力的確是客觀存在的。毫無疑問，這將是未來數十年世界的重要主題。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2期(4月刊)，原題為《“剩餘”和規模難題：第三世界發展之困》。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