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新林 | “十大考古”深度解讀：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新實證

202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考古工作者堅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線踏實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新發現和新成果。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入圍的22項考古工作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在11項歷史時期考古成果中，唐代以後的項目有6項，既有中原地區的新成果，也有邊疆地區的新發現，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國家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實證。

東京開封府城是北宋時期的首都，是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中具有重要意義的都城，是開放式街巷佈局的典範。北宋東京城是典型的古今重疊型城市，同時又地處黃泛區，考古工作難度極大。因此，北宋東京開封府城內的任何一項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成果都是具有重要價值的。州橋是北宋東京城的水陸交通樞紐，是位於東京城南向中軸線上的標誌性建築之一。本次入選的開封州橋及附近汴河遺址的考古發掘項目，揭示了東京城及大運河曾經的繁華和壯美。這是繼外城順天門遺址之後，考古學者第二次對北宋東京城遺址進行大規模的主動性考古工作，學術價值重要。一方面揭露出明代州橋為磚石混築的單孔拱橋，橋面寬30米，南北跨度為25.4米，兩側展出雁翅。在此基礎上，發掘者推測北宋州橋為柱樑平橋。這為探討我國古代橋樑建築技術等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另一方面清理了州橋東側的寬約25-28米的大運河汴河段的河道，並發現河道南北兩岸均有巨幅的祥瑞石雕壁畫，長約23.2、高約3.3米。這為研究北宋雕刻美術史等提供了重要新資料。需要指出的是，北宋州橋的營造基礎是否還有殘存，確實需要精耕細作地考古發掘去探尋，這畢竟是最為重要的學術目標。

本次入選的浙江溫州朔門古港遺址的考古成果確實讓我們眼前一亮。若從東晉太寧元年置永嘉郡（公元323年）算起，今年恰是溫州建城1700年。溫州是5個宋代市舶務之一，是7個元朝市舶司之一，無疑是宋元時期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考古學者在幾處基建工地揭露了古城甕城、水陸城門、水門橋、城外道路、作坊、水井、河駁岸、江堤、碼頭、木質棧道、多組幹欄式建築和沉船等遺蹟，以及成噸的各類瓷器等遺物。這些考古遺存保存好，古港遺址設施較為完備，構成溫州古港城市、港口、航道三位一體的完整體系，確實是一處十分重要的考古新發現。從城市考古視角看，再現了溫州古城北城門外“北埠”港口碼頭局部的歷史場景。雖然是冰山一角，但也算是宋元時期城市考古的重要發現。從海上絲綢之路考古視角看，溫州朔門古港遺址的碼頭、埠頭、幹欄式建築、沉船等保存狀況之好，碼頭要素之多，是迄今國內獨一無二的考古發現。這些新成果無疑是海絲考古的重大發現，為海絲申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學術支撐。從文化遺產保護視角看，溫州朔門古港遺址是溫州市政府高度重視文化遺產，將城市建設經濟發展讓位於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成功案例。我們注意到，朔門古港遺址從北宋到明清，甚至民國時期，時間跨度很大。其中宋元時期是溫州古港的最重要階段。但是目前發掘者似乎還沒有明確宋元時期溫州古港的遺蹟構成，缺少對發掘區域唐宋元明清不同時期的總平面佈局的辨析和確認。這或許是未來考古工作的重要之一。

漢人世侯是蒙古國和元代初期較為特殊且十分重要的政治軍事力量。張榮是蒙古國時期為數不多的漢軍萬戶，是地位顯赫的漢人世侯，被追封為濟南王。本次入圍的山東濟南張榮家族墓地是國內迄今發現的級別最高、陵園結構較清楚、文字資料最豐富的蒙元時期貴族墓地。墓地已發現32座墓葬，分磚築或石築類屋式墓（14座）和土洞墓（18座）兩類。根據出土器物、張榮神道碑和子孫譜碑等和文獻資料推定，墓地約從蒙古國晚期持續到元代晚期。張榮墓（M83）的規模之大、結構之複雜、壁畫之豐富在已知蒙元墓中首屈一指。其前後雙門樓、八墓室結構，以及其後門樓和M79門樓設置墨書“堂號”鬥形匾等都是重要的新資料。墓地共出土青花瓷器、銅鏡、鎮墓石、陶俑等隨葬品500餘件（組）；地表有石碑、龍紋碑首、贔屓碑座、石翁仲、石羊等石刻，是研究蒙元時期喪葬制度的重要新資料。

西藏、新疆和寧夏三個自治區入圍的三項考古新發現，為研究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新實證。

溫江多遺址位於西藏拉薩市曲水縣，海拔3600米。溫江多是吐蕃時期重要的政治與佛教中心之一。遺存集中分佈在吾香拉康圍牆內，東西約240米，南北約280米。整體佈局為四塔一殿，與桑耶寺相近，即在吾香拉康的四角，建四座大型佛塔以及大塔之間的小塔基，西部中段有石龜趺碑座，中部和北部還有石塊遺蹟等。在中部吾香拉康南、北、西側，發現有不同層位的土石建築基礎及祭祀坑。該區域應為原溫江多宮及“溫江多誓願祖拉康”的核心建築。四角大塔的始建年代應不早於公元8世紀後期。西南塔東側裝藏坑內出土大量11至12世紀的塔形擦擦。西部的花崗岩龜趺碑座長2.38米，是目前所見吐蕃龜趺座中體量最大的一件。遺址出土帶釉瓦當、板瓦、琉璃磚等遺物帶有明顯的唐文化特徵；而佛塔、建築基址周邊配置祭祀性的遺物坑等則反映了吐蕃本土文化的特點。這是首次對吐蕃時期高等級的離宮和佛寺建築遺址進行考古調查發掘，為研究公元7至9世紀吐蕃與中原唐王朝及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貴材料，是“絲綢之路”南亞廊道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的重要實證。女考古學者常年堅持在西藏從事考古發掘工作是值得敬佩的，期待對佛教遺址佈局和沿革的認識能在精細化發掘中更好地體現。

唐朝墩古城遺址位於新疆奇臺縣縣城東北，是絲綢之路新北道東端一處重要的軍政建置和交通樞紐。根據考古發現和歷史文獻記載，考古學者推定唐朝墩古城是唐朝北庭都護府下轄的蒲類縣縣治，始建於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歷經高昌回鶻和西遼時期，於元末廢棄。城址平面呈不規則方形，東西寬約341米，南北長約465米，西、南、北三面城牆呈直線修築，東牆沿水磨河岸臺地自然地勢修築。在城址東牆中部發現一處斜坡單門道結構的城門址。發掘者指出城內存在南北向中軸線，佛寺、景教寺院等主要建築均位於軸線之上。而我們注意到佛寺和景教寺院都是坐西朝東的佈局，而且目前發現的東門址大體居中。唐朝墩古城規劃是否一度以東向為尊，是值得以後的考古工作給予關注的。此城內的佛寺和景教寺院南北並列，而且還有具有羅馬風格的公共浴場，體現了唐朝墩古城在高昌回鶻時期獨特的規劃理念和城市風貌，是歷史時期考古重要的新發現。唐朝墩古城的考古發現，確實印證了自唐代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歷史事實，見證了唐朝政府對於西域的有效管轄，詮釋了新疆地區多民族大一統格局形成和發展的歷程。

西夏的制瓷業發展一直為陶瓷學界所關注。以往多以靈武窯剔花褐釉或黑釉瓷器作為西夏瓷業的典型代表。而蘇峪口窯址精細白瓷的發現改變了學者的認知，是陶瓷考古十分重要的考古新發現。蘇峪口瓷窯址位於寧夏銀川市賀蘭山蘇峪口內約10公里處的中缸窯子。考古學者目前揭露了包括兩座馬蹄形窯爐在內的結構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出土大量精細白瓷產品和各類窯具，多件匣缽上戳“官”字款，推定為西夏宮廷用瓷的燒造地，或為“官窯”。發掘者認為以該窯址為代表的諸窯場，在承襲北方傳統窯業技術菁華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南方景德鎮湖田窯等窯先進的窯業技術和審美趣向，從而創造別具一格的窯業類型——賀蘭窯。在窯場周圍發現開採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與燃料的礦坑遺蹟。尤其是瓷土礦、石英礦與煤礦等資源在窯址區同時發現，在我國陶瓷考古上尚屬首次。蘇峪口瓷窯址填補了我國西北地區燒造精細白瓷的空白。其複雜的窯業面貌反映了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進程，折射出兩宋時期南北方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場景。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不僅要有考古新發現、新成果、新認知，而且更應體現在考古發掘水平的高質量上。固然獲獎或入圍的22項考古新發現和新成果都十分惹人注目，精彩紛呈，但是一些項目在考古發掘精細化和考古資料科學提取方面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期望科學、翔實、精細化的考古發掘成果可以讓我們的考古新發現更精彩。

作者單位：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編輯：湘宇

校審：水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