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縱橫》2023年4月新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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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建明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

【導讀】2023年2月5日，著名學者、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朱雲漢離世。作為朱雲漢先生生前的至交好友，周建明教授特撰寫此文，以遙寄對朱先生的深厚敬意與哀思。文章追憶兩人相識的三十餘年中，朱雲漢先生為深化對臺灣問題的認識、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所作的重要貢獻。在1990年代臺灣複雜的政治局面下，朱雲漢先生率先從歷史的角度闡釋臺灣的認同與“民主化”問題，並敢於提出箴言，多年來一直身體力行地推動祖國統一與發展，貢獻了十分寶貴的建議。朱雲漢先生深得兩岸和國際學界及各界人士的敬重，他的離世為世人所痛惜。值此清明之際，特發此文，謹對朱先生致以深切悼念。

本文原載《中國評論》2023年4月刊（總第304期），原題為《憶雲漢》，為周建明教授授權原創發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2023年2月5日，癸卯年農曆正月十五，終於傳來了我們所不願意聽到的消息：罹患癌症的朱雲漢教授走完了與病魔搏鬥的歷程離我們而去。雲漢家國情懷厚重，視野廣博，學識深厚，虛懷若谷，為人謙和真誠，深得兩岸和國際學界及各界人士的敬重。多年來，雲漢為兩岸關係的發展交流與國家統一奔走，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的去世令人十分痛惜！細想與雲漢交往已有30多個年頭。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都已從青壯年進入暮年。如今雖然天人永隔，但和雲漢交往過程仍歷歷在目。

▍汪老說：“這個朋友值得交！”

我最早認識的是雲漢的哥哥朱雲鵬教授。1990年我們都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訪問學者。記得有一次問雲鵬一個有關臺灣的問題，雲鵬說，這方面我老弟比我厲害，我發個電子郵件問問他。我才知道了臺大政治系的朱雲漢教授。後雲漢來上海，我們見面認識，應該已是1991年。

當時臺灣當局成立了“國家統一委員會”，頒佈了《國家統一綱領》，明確了“兩岸同屬一箇中國”，和通過近程、中程、遠程三個階段實現統一的目標。兩岸似有在政治上開始積極互動的跡象。在南懷瑾先生協助下，汪道涵汪老與臺灣當局派出的代表在香港進行了溝通。隨即，兩岸分別成立了海峽兩岸交流協會（簡稱“海協會”）和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作為政府授權處理兩岸事務性問題的機構。通過兩會的多次溝通，最後達成了“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箇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箇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惟鑑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查證，應加以妥善解決”，並建議“用各自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箇中國原則”的共識。這就是著名的“九二共識”，它奠定了兩會交往和兩岸各項往來的基礎，也為兩岸關係開闢一個新局面提供了政治基礎。從此，兩會正式開展工作，解決兩岸在民間、商務往來中的各種問題，並開始醞釀兩會會長汪道涵、辜振甫會談，以正式簽訂所達成的協議。

但是，兩岸關係的發展並不像表面上那樣一派樂觀，底下仍然陰風不斷。臺灣領導人私下派來的人，今天來大陸做的承諾，明天回去後就可以推翻。記得汪老曾氣憤地引用《論語》中的一句話對臺灣的“傳話人”說：“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它反映了當時李登輝口頭喊統一，卻真心謀分裂的兩面性，也反映了當時兩岸關係發展的複雜性。

在這個階段，臺灣來的學者、政治人物、臺商如過江之鯽，朱雲漢能進入汪老的法眼，是因為他在給《中國時報》寫的一篇時評中，對正在醞釀的“汪辜會談”講了這樣一句話：“臺灣在這個時候雖難有大動作，但也絕不能搞小動作。”汪老覺得此話十分中肯，說：“這個朋友值得交！”知道我與雲漢相識，即讓我請雲漢來上海，要當面交談。我清楚地記得汪老與雲漢第一次見面時說：“雲漢教授，你還不到40歲，我快80了，讓我們做個忘年交吧！”汪老之所以對雲漢如此器重，是體會到雲漢對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真誠願望，也看到雲漢在臺灣複雜的政治局面下能夠抓住要害，敢於提出箴言。從此以後，雲漢每來上海，必去拜會汪老，甚至有時汪老在外地參加活動，也讓我陪同雲漢前去交換意見。

▍從歷史的縱深瞭解臺灣問題

在認識臺灣問題的複雜性上，雲漢給予了我們很大幫助。

過去，人們對解決臺灣問題的關注點，主要在國民黨執政當局上，“寄希望於當局，寄希望於臺灣民眾”的對臺工作思路正是這種認識的寫照，但對於臺灣歷史的、內部的因素知之甚少。1994年，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談話一經公開，幾乎所有人都大吃一驚，才知道李登輝並不認同國民黨政權，也不認同他作為“總統”的“中華民國”。他認為到目前為止，掌握臺灣權力的，全部都是外來政權，並稱之為“身為臺灣人的悲哀”。然而，李登輝並未就此止步。

1995年6月，美國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一再交涉和堅決反對，允許李登輝到母校康奈爾大學參加畢業典禮。李登輝在康奈爾大學演講時，一次不提“一箇中國”，卻多次使用“中華民國在臺灣”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的說法，為“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製造輿論。同時，他很直白地指出，“中華民國未能獲得國際社會應有的承認”，“不滿意我們今天所處的國際地位”，力求為臺灣拓展體現主權性質的“國際生存空間”。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的採訪時，又公然聲稱臺灣與大陸的關係是“國家與國家”，或“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箇中國”內部關係。

從1979年北京正式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期待“國共實現第三次合作”起，到針對臺灣所頒佈的《國家統一綱領》，江澤民主席1995年1月30日在《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中提出關於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所針對的都是一個被認為是堅持“一箇中國”認同，能接受國家統一的臺灣當局和臺灣社會，所以才有“寄希望於臺灣當局，寄希望於臺灣民眾”的對臺工作方針。然而當李登輝逐漸暴露出其主張“兩國論”的真面目時，重新認識臺灣問題的複雜性，重新考慮對臺工作方針，成為一個緊迫的問題。

雲漢是比較早地從歷史的角度來解釋，為什麼臺灣存在像李登輝那樣一代人反對“一箇中國”認同。一次雲漢來上海，詳細介紹了日本佔領臺灣後，從1938年開始改變殖民政策，從殘酷鎮壓變為企圖為永久領有臺灣而實行的“皇民化”運動。所謂“皇民化”，就是在臺灣要剷除中華文化，強行移植日本“皇民文化”的社會和文化改造運動。日本統治者強迫臺灣民眾燒掉自己的祖宗牌位，在家裡只准供奉天皇牌位；關閉所有用中文教學的學校，包括私塾，全部推行日語教育；要求臺灣居民用日本名字登記戶口。這也就是為什麼李登輝在23歲之前叫“巖里正男”的原因。日本統治者一方面在臺灣掠奪戰爭資源，徵召兵源參加日本軍隊，一方面也在臺灣進行了建設，比如建設鐵路運輸系統，普及電力系統，對臺灣居民住家開窗改廁，推廣衛生運動，使當時臺灣的現代化程度要快於祖國大陸。正是這個“皇民化”運動在臺灣奠定了深厚的親日文化基礎。日本戰敗投降後，赴臺灣負責接收的國民黨要員曾有這樣的感慨：“幸好‘皇民化’只搞了8年，如果再搞8年，臺灣就可能收不回來了！”所以蔣介石政府到臺灣後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廢止日語教育，強制推行國語。因為有過這樣一段“皇民化”的歷史，臺灣形成了容易滋生分離和分裂傾向的土壤，這對實現國家統一帶來更復雜的挑戰。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長期以來一直是臺灣社會中“本省人”汙名化和反對“外省人”情節的源頭，並深遠地影響著臺灣的政治進程。20世紀80年代臺灣開放“黨禁”，90年代臺灣開始“民主化”以後，這個事件終於成為國民黨當局的歷史“原罪”，也成為民進黨等反對勢力攻擊國民黨以及國民黨失去執政“正當性”的重大因素。無論國民黨如何道歉，都無法洗脫這一歷史“原罪”。大陸史學界對“二二八事件”的定性是：“臺灣省人民反專制、反獨裁，爭取民主的群眾運動。”從當時國內正處於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對國民黨當局的反飢餓、反內戰、反壓迫運動的大背景，和謝雪紅、楊克煌等臺灣共產黨員以及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先行者們組織人民群眾反對國民黨當局的殘暴鎮壓和領導人民起義的英勇鬥爭來看，這樣的判斷並沒有錯。但是，它還沒有完全反映出這個事件的複雜性，更沒有看到“皇民化”運動所隱埋在臺灣社會中，最後滋生分裂傾向的因素。

雲漢提供了對“二二八”事件認識的另一個視角：客觀上，當時的臺灣與大陸在現代化程度上存在著較大差距。臺灣城市中電燈、自來水、抽水馬桶普及程度很高，去臺灣接收的中國軍隊士兵絕大部分來自農村，根本就沒見過這些設施。臺灣民眾過去見慣的是軍容整潔、軍紀較嚴的日本軍隊，來臺灣的國民黨軍隊在這方面要比日本軍隊差很多，欺壓百姓的情況也不鮮見。因此，在歡慶光復的同時，一些臺灣百姓也對所接觸到的中國政府和軍隊產生了反感。

在太平洋戰爭和侵華戰爭中，臺灣是日本的一個重要兵源基地。日本戰敗投降以後，十多萬臺籍士兵被遣返臺灣。當時的臺灣百業凋敝，失業率很高，百姓生活十分艱難。接管臺灣的國民政府根本無力妥善安置這些被遣返的臺籍士兵，他們的不滿成為散佈在整個臺灣社會中的乾柴。“二二八事件”的爆發，等於提供了火星，迅速釀成熊熊大火。這些從日本軍隊遣返的臺籍士兵都接受過軍事訓練，很容易就集結為一支準軍事力量。他們在臺南搶奪了軍火庫，準備暴動。但一個偶然的因素阻礙了他們形成戰鬥力。國民政府在臺灣受降時，把日本軍隊交出的槍支與彈藥分臺北與臺南兩個軍火庫存放。臺南軍火庫雖被搶了，但裡面只有槍支，沒有彈藥，無法形成作戰能力。正是這個偶然的因素，給國民政府爭取了從大陸調動軍隊的時間，對這場暴動進行了鎮壓。雖然這個因素並不能改變“二二八事件”的整個性質，但確實為認識“皇民化”運動的後果和臺灣光復後社會的複雜性，也為認識以後和今天的臺灣提供了更多的註腳。

作為曾經佔領臺灣的日本，從來就沒有放棄把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企圖。20世紀60年代，日本以民間基金會的形式，在臺灣鼓勵臺灣史的研究，每年支持開臺灣史研究的研討會，以高出數倍月薪的稿費，吸引臺灣高校教師和研究人員撰寫有關臺灣史的論文，使臺灣史的研究在臺灣成為一門顯學，逐漸從中國歷史中分離出來，並從中選拔研究骨幹，凝練臺灣作為獨立主體的話語。正是以這樣滴水石穿的方式，為建構“臺灣認同”和為瓦解中國的國家認同打下了基礎。

正是在與雲漢的這種交流中，我們從國家認同的高度，對在臺灣反分裂和實現國家統一所面臨的困難和所需要做工作的認識在不斷地加深。

▍是“民主化”，還是“國家建構”？

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東解體冷戰結束，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標誌著西方的話語、制度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西方的政治學者都在鼓吹“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臺灣的許多學者更是憧憬著要做“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的優等生”。可是，隨著李登輝不斷推動“修憲”、修改教科書，臺灣的“民主化”中翻滾著“本土化”的濁流，特別是當李登輝一步一步暴露出其臺獨的面目時，引起了臺灣一些堅持中國認同學者的警惕。1996年臺灣所謂第一次選民直選“總統”，瀰漫著“人民是頭家”的喧囂，雲漢的恩師胡佛教授敏銳地指出：臺灣正在進行的不是民主化。所謂民主，是在國家認同確定的條件下，選民通過對政黨和候選人的投票，來決定公共政策的取捨。而臺灣進行的是一個借“民主”之名，要改變“一箇中國”的國家認同，試圖建立新的“以臺灣為主體”的“國家建構運動”。雲漢與胡老師一起，開始對西方的民主理論，對臺灣的“民主化”進行深入的反思。

1997年6月30日到7月1日，胡佛教授和雲漢都受到國務院臺辦的邀請，赴香港出席香港迴歸盛典。他們親眼見證了英國米字旗在1997年6月30日24點從香港降下，同時五星紅旗和香港特區的區旗在7月1日零點升起；親眼見證了駐港部隊進駐香港；親眼見證了江澤民主席向全世界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也親眼見證了首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臨時立法會議員、法官的宣誓就職；親眼見證了香港居民對迴歸祖國的歡欣鼓舞。我相信能親身見證香港迴歸，是雲漢人生中極為重要的時刻。雲漢再來上海時，竟對我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個小時他參加這個盛典時的所見、所聞、所思。

隨著香港和澳門的迴歸，“一國兩制”正式進入了實踐，它的生命力開始綻放。香港迴歸以後，雲漢也多次受香港特區政府邀請對香港的發展建言獻策。雲漢告訴我，特區政府曾請他坐直升飛機在香港轉了一圈，以瞭解香港的區情。雲漢發現香港毗鄰深圳還有大片土地沒有開發，他對香港特區政府的建議是：大力開發與深圳毗鄰地區，藉助於深圳的活力，發揮港深兩地的優勢，再造香港的輝煌。但是，受香港內部各種條件限制，這個建議一直無法得到實施。直到中央政府提出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香港清除了亂港勢力和以李家超為特首的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後，雲漢這個建言的實現才具備了必要的條件。如有朝一日能夠實現，相信雲漢的在天之靈也會含笑。

▍努力瞭解中國，重新認識世界

雲漢和他的恩師胡佛一樣，對於推動兩岸之間的交流，瞭解祖國大陸的發展明顯有一種緊迫感。有一次訪臺，雲漢帶我去胡老師家中拜訪，牆上一首陸游的《示兒》十分醒目：“死去元知百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我想，這首詩不正是胡佛與雲漢師生二人對國家早日統一的盼望和不見統一死不瞑目的寫照嗎？

胡佛教授四處募集資金，帶領雲漢和曹俊漢等有著共同理念的學者成立了“中流文教基金會”，用以資助兩岸的學術交流，資助大陸學者有價值的項目研究，資助和獎勵大陸優秀的大學生，並與我們上海社會科學院合作，從2004年起創辦了《世界中國學論壇》。藉助於這個論壇，胡佛教授特別強調從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出發來推動對中國的研討，其中有兩屆論壇的主題都是按照胡佛教授的建議確定的，一是“和衷共濟”，一是“和合共生”，體現了從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來認識中國、認識世界的精神。

雲漢除日常教學、負責“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大型項目研究外，還承擔臺灣“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一職，時常需要滿世界飛，並主持籌建工程浩大的“蔣經國紀念圖書館”，十分忙碌，傾心付出。也正是這段時間的過度勞累，對雲漢的身體造成了極大的透支。可以說，雲漢是一位少有的對世界有關懷、有多方面瞭解的學者，也在對西方和整個世界的重新認識中不斷反思著自己過去所學所教的西方政治理論。同時，他一有機會，就花力氣認真瞭解祖國大陸，瞭解日新月異的發展，也瞭解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提出自己的建議。

我記得他曾提到過參觀在青島的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瞭解中國海洋研究的前沿，並在那裡瞭解了超級計算機在科研中是如何實際應用的。

2000年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出版，作者在河南多地走鄉入村訪戶，引領讀者走進20世紀90年代的中原大地：中國農村從衣食飽暖的變化到鄉情習俗的凝滯，從住房交通的漸變到幹群關係的走冷，從行政指令集資貸款到鄉村企業破產的歷程，從農戶收支的明細賬目到農民負擔日重的情況，從宗族家族觀念的演變到鄉村民主建設的困惑……是一本十分難得的農村現實情況的真實記錄與對“三農”問題的思考。此書一出，即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雲漢也立即通過朋友聯繫到曹錦清教授，請他赴臺灣講學。

2017年8月，雲漢通過中流基金會組織21名臺灣學者，在國臺辦幫助安排下參觀訪問了新疆，暢走天山南北，一直走到中哈邊境的新疆最大口岸城市霍爾果斯，實地考察了這個被西方用“人權”嚴重汙名化的中國最大民族自治區。這次參訪使所有參加的臺灣學者都大開眼界。雲漢曾感慨地對我說了兩點：一是沒想到新疆的發展這麼快！二是新疆已實現了由亂到治，對當時自治區黨委的工作予以高度肯定，對於西方對新疆“制裁”的虛偽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在廈門開會，雲漢通過與廈門市領導的交談，實際瞭解廈門的發展，以及從廈門始發的中歐班列的運行情況。在海南開會，雲漢參觀訪問了省臺辦在脫貧攻堅中幫扶的村，對我們國家到2020年消滅絕對貧困的脫貧攻堅戰略和基層實施扶貧政策的情況、效果進行了具體的瞭解。這些走訪與調研，使雲漢的家國情懷中不斷注入新的、時代的內容。

▍著力推動兩岸交流發展，為國家統一創造條件

21世紀初，陳水扁在臺灣的執政倒行逆施，不斷衝擊兩岸關係的紅線，全國人大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對“臺獨”亮出利劍。美國人也擔心陳水扁的肆意妄為而稱其為“麻煩製造者”，臺灣人民更是對陳水扁家族貪得無厭的貪腐行為忍無可忍，“紅衫軍”衝上臺北街頭，最終把陳水扁和民進黨趕下了臺。2008年，以馬英九為首的國民黨在臺灣重新執政，給臺灣主張在“九二共識”下實現兩岸和平發展的人們帶來了希望。雲漢也高度期待兩岸的和平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兩岸關係的突破首先是在經貿關係上。臺灣方面提出希望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ECFA）。2008年底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週年座談會上明確提出：“海峽兩岸可以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從此，海峽兩岸通過各種渠道為簽訂這個協議進行了密切的協商與溝通。最後，2010年6月，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與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於重慶簽訂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之後在一次見面時，雲漢沒頭沒腦地對我說了兩句話：“建明，謝謝你這些年來引薦我多次拜會汪老，這些經驗使我在與北京高層溝通時非常受益！”“這次ECFA的談判，北京不僅有誠意，而且準備得非常充分！”我不方便多問什麼，但不免使人猜測：兩岸在這次ECFA的商談過程中，雲漢是否扮演了某種重要的角色？雲漢去世之後，2月8日在國務院臺辦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發言人朱鳳蓮在記者問對朱雲漢教授去世有何評論時，說了這樣一段話：“朱雲漢先生民族情懷深厚，致力推動民族復興，在中國現代化發展模式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樹，長期以來身體力行推動兩岸交流合作與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貢獻良多。我們對朱雲漢先生因病逝世深感痛惜，並向其家屬致以深切慰問。”朱鳳蓮發言人所說的“身體力行”，使我確信雲漢一定做了許多這樣的貢獻。

遺憾的是，在馬英九執政第二個任期的政策，即停滯於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而無意推動兩岸在政治上的商談，“不統，不獨，不武”成了馬當局兩岸政策的基調。在臺灣“本土意識”高漲，“民主”成為“國家建構”有力工具的背景下，兩岸關係必然不進則退。果然，2016年臺灣又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再次上臺，兩岸關係又回到反分裂、反臺獨的主軸上去。對馬英九的第二任期的兩岸關係雲漢非常失望。蔡英文上臺後，否定“九二共識”，美國對臺的干預進一步強化，兩岸關係進入“準危機”狀態。對此，雲漢也入焦慮狀態。2018年9月10日，胡佛教授去世，而云漢那年也罹患癌症，這進一步加強了雲漢對早日實現國家統一的緊迫感。

一次見面時，雲漢告訴我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他陪包道格（Douglas Paal，曾任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去日月潭遊覽，路邊一個擺攤的老頭叫住包道格，說：“喂！我認識你，我在電視上看到過你。你是AIT（美國對臺協會臺北辦事處的簡稱）的。你們美國人不要管我們的事，只要大陸願意人民幣兌臺幣1：1，我們就過去了啦！”雲漢說：“你看，臺灣老百姓也希望統一。”我問雲漢：“臺灣的選舉、政黨制度都已經與‘國家建構運動’結合在一起。兩岸要統一，就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不徹底打碎這種政治制度，是無法實現統一的。你是政治學的學者，這點應該比我清楚。”雲漢說：“孫文總理早就講過，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國家統一，民族復興也是這樣，該破的總要破，該立的也總要立起來！”正是在這一點上，與臺灣一些主張兩岸和平發展，又死抱著原有的“法統”、制度不放，一直在“不統，不獨，不武”的“小確幸”中滾來滾去，還對美國抱有幻想的人不同，雲漢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具有透徹的世界觀和歷史觀，能從歷史的潮流來理解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和海峽兩岸必然的走向。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島內也有人對雲漢竭盡排斥之能事，雲漢在臺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選過程中就曾遭到過這樣的經歷。但這些始終未改雲漢的立場。

三年疫情，一直無法再和雲漢見面。只是從直接和間接的訊息中，知道他在臺灣找到一位有經驗的中醫，通過吃中藥，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也一直希望等疫情結束，能有與雲漢再見面的那一天。2022年11月27日晚，在新冠疫情管理政策面臨調整之際，忽然接到雲漢的微信通話，問我一些內地城市出現年輕人上街的情況，詢問可能會怎麼處理。我介紹了所瞭解的一些情況，當問到雲漢病情時，他的口氣還是比較樂觀。可是，沒想到一個月後雲漢就出現嚴重心衰，再一個多月後就永遠地告別了我們。

生前，雲漢的生命是如此多彩，貢獻也如此多面。一旦失去這樣一位朋友，才感到其損失難以彌補，真是“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

本文原載《中國評論》2023年4月刊（總第304期），原題為《憶雲漢》。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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