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識】丁隆：沙特、伊朗復交：中國斡旋外交開啟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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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0日，在中方斡旋和主持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這對“中東宿敵”在北京舉行對話，同意恢復外交關係。根據會後發表的三方聯合聲明，沙伊兩國將在至多兩個月內重開雙方使館和代表機構，安排互派大使，並重啟在1998年和2001年簽署的雙邊合作協定。沙伊北京對話的成功舉行令中東國家乃至世界各國都感到振奮，這場對話不僅結束了沙伊兩國曆時七年的隔絕與對抗，還將帶來輻射效應，打開中東地區局勢的緩和之門，有助於該地區實現長治久安。此番中國首次成功斡旋中東國家矛盾的外交行動也令世界矚目，中國推動中東地區實現和平安寧，展現了大國擔當，獲得國際社會的一致讚譽。

此次沙特與伊朗復交，宣告兩國在2016年1月因沙特什葉派教士尼米爾被處決而引發的外交危機就此了結，兩國關係掀開新篇章。然而，尼米爾事件只是雙方關係破裂的導火索，若是追根溯源，兩國之間的恩怨已逾千年。

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創立後，在大漠中游牧的阿拉伯人征服了彼時文明繁盛的波斯帝國，伊朗至今仍視其為亡國之恥。波斯帝國滅亡後，瑣羅亞斯德教等本土主流宗教和文化逐漸衰落。在部分伊朗人看來，阿拉伯人應為古代波斯文化的凋零負責。

從16世紀開始，伊朗的薩法維王朝將伊斯蘭教什葉派支派，即十二伊瑪目派立為國教，從而將教派矛盾注入沙伊雙方本已複雜的關係。什葉派是伊斯蘭教少數派，與主流的遜尼派在教義、教法和文化方面產生顯著差異。18世紀，屬於遜尼派的伊斯蘭教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半島興起，併成為新生的沙特王國的官方教派。該教派視什葉派為背離宗教正統的“忤逆者”。1802年，第二沙特王國的大軍血洗什葉派聖地，雙方再添血海深仇。

不過，兩國對海灣和中東地區領導權的爭奪才是雙方矛盾的實質。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間裡，兩國都相安無事。在伊朗巴列維王朝時期，沙伊兩國同為美國盟友，甚至曾有過一段“蜜月期”。

然而，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取得勝利，隨著伊朗與美國成為“死敵”，其與沙特的關係也迅速惡化。伊朗將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君主國視為“非法政權”，致力於向其“輸出革命”，扶持海灣阿拉伯國家的什葉派力量。上世紀80年代兩伊戰爭期間，沙特將伊拉克當作伊斯蘭革命的“防火牆”，力挺彼時的薩達姆政權與伊朗較量。1987年，伊朗朝覲者在麥加禁寺外與沙特安全部隊發生衝突，造成雙方大量人員傷亡，導致兩國於1988年斷交，直至1991年才復交。2003年伊拉克戰爭和2011年所謂“阿拉伯之春”發生後，伊朗在中東地區崛起。此後，外界普遍認為伊朗支持什葉派勢力在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和也門等阿拉伯國家擴張勢力，與沙特扶持的遜尼派勢力在上述國家開展“代理人競爭”。2002年伊朗核計劃曝光後沙特倍感威脅。2015年伊朗核協議達成，但沙特認為美國對伊朗採取了“綏靖政策”並“放虎歸山”。在海灣阿拉伯國家認知中不斷上升的“伊朗威脅”促使它們在安全上更加依賴美國，擁有“共同的敵手”也推動它們與以色列走近。2020年，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阿拉伯國家在美國主持下與以色列簽署《亞伯拉罕協議》,實現關係正常化，近年沙特與以色列的關係也顯著改善。當前，阿拉伯國家與伊朗之間的矛盾已取代阿以衝突，成為中東地區最突出的地緣政治矛盾。

長期以來，沙伊兩國為爭奪地區領導權並抵消對方影響力已耗費巨大財力，均陷入嚴重戰略透支。沙特在也門深陷戰爭泥潭，不僅未能實現戰略目標，本土重要戰略目標還頻繁受到也門胡塞武裝的襲擊。也門戰事已滿八年，沙特急於從中體面脫身，伊朗成為其繞不過去的一道坎。近年來，沙特推出“2030願景”規劃，聚焦國內經濟發展與轉型，希望卸下激進外交造成的戰略包袱。沙特新領導層啟動深刻的社會文化領域改革運動，國族主義已取代瓦哈比主義成為該國主流意識形態。在此背景下，沙特國內的教派話語權顯著減弱，這為其與伊朗和解營造了文化氛圍。

與此同時，美國持續在中東實施戰略收縮，讓沙特意識到美國的安全保護承諾不再可靠，它必須獨自承擔本國安全責任。這導致沙特的戰略自主性和靈活性不斷上升，開始主動降低地區地緣政治緊張態勢，尋求與“地區敵手”緩和關係。此外，沙特也認識到中東長期深陷美國建構的地緣政治陷阱，阿拉伯國家應當打破“伊朗威脅”的戰略幻象，用主動積極的外交行動化解與伊朗的矛盾。

與沙特相比，伊朗或許更需要這樣一份和解協議。伊朗與沙特間“代理人競爭”的鉅額投入使該國本已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更趨嚴峻，同時，伊朗與其阿拉伯鄰國的關係也陷入緊張，這些阿拉伯國家被推向以色列一邊，使伊朗的地緣政治環境變得更加複雜。2022年2月烏克蘭危機升級後，伊朗向俄羅斯提供政治和軍事支持，與美國的伊朗核協議談判陷入停滯，解除美對其實施的“史上最嚴厲”制裁遙遙無期。內憂外患之下，伊朗迫切需要一個出口釋放壓力。與此同時，在自2020年起席捲中東地區的“緩和潮”中，阿聯酋、科威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已率先與伊朗恢復外交關係，這為沙伊復交營造了有利氛圍。

此次中國中東斡旋外交“首秀”之所以能大獲成功，源於我國勸和促談的善意。2021年9月中方提出“全球發展倡議”，指引著我國以勸和促談為方針的外交行動。同時，中方多次提出有關建立海灣安全框架、推動巴以和平進程等問題的倡議。中方促進全球發展和安全的理念在中東地區已深入人心，這使中方成為受到中東衝突各方信賴的合格調解人。2022年1月中國邀請沙特、科威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和伊朗外長密集訪華。2022年12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對沙特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首屆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峰會和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2023年2月伊朗總統萊希應邀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自2019年以來，中國已舉辦兩屆中東安全論壇，為促進中東安全穩定貢獻中國智慧、凝聚廣泛共識。這些外交行動為中方成功促成沙伊和解鋪平了道路。

中國與沙伊兩國間不斷增長的政治互信與日益密切的經貿關係，為中方的成功斡旋提供了保障。沙伊兩國均為世界主要產油國，也是中國最重要的進口石油來源地、重要出口市場和工程承包市場，中國連續多年成為兩國最大貿易伙伴和最大石油買家。兩國均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希望借鑑中國發展經驗，享受中方帶來的發展紅利。沙伊與中國密切的經貿合作，使中方擁有了推動雙方化解矛盾的話語權。對中方而言，沙伊和解有助於為中東創造穩定的地緣政治環境，有利於中國與兩國經貿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美國“淡出中東”也為其他大國在中東發揮積極作用留下空間。近些年，地區國家的戰略自主性普遍上升，並在大國間“多面下注”，實施多元平衡戰略。雖然美國公開反對中俄“填補”所謂“中東權力真空”，但地區國家普遍歡迎中國在中東地區發揮更大作用。不過，中國以勸和促談參與中東事務，目的是為地區安全發展注入正能量，絕非與美國爭奪勢力範圍。中國促成沙伊和解與隨之而來的中東局勢緩和，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各方都將是受益者。與此同時，美國卻一邊在中東搞勢力範圍，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挑動對抗衝突；一邊打造自己“中東安全提供者”的人設，甚至指責中國在中東安全問題上“搭便車”。此次中國的斡旋行動便使美國的相關說法不攻自破。當前，美國也在推動所謂“中東和平”，試圖撮合沙特與以色列建交。然而，美國的真實意圖是拉攏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在中東拼湊“反伊朗聯盟”，升高地區對立，從而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美國企圖火中取栗，顯示出其無視中東國家爭取戰略自主的普遍意願，選擇逆“中東大和解”的歷史潮流而動，這自然導致其在中東的影響力不斷下降。

世界和平看中東、中東和平看海灣，海灣安全看沙伊。中國選擇從海灣地區入手調解中東地緣政治矛盾，是牽住了中東安全的“牛鼻子”，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沙伊和解已撬動中東局勢，在其影響下，中東陣營對抗的堅冰已開始融化。例如，3月19日，伊朗總統萊希已接受沙特國王薩勒曼向其發出的訪問邀請；3月16日，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沙姆哈尼訪問阿聯酋。同時，伊朗也宣佈將停止向也門胡塞武裝提供武器，從而為解決也門問題做了鋪墊。

促成沙伊和解開創了中國外交新範式，也為“不干涉內政”的外交原則做出了新詮釋。一些西方媒體表達了對中國“捲入中東衝突”的擔憂；另有觀點認為，中國在中東地區沒有軍事存在，無法保障外交斡旋成果的順利實施。然而，所謂中東“大國墳場論”是指大國在中東的軍事幹涉大多折戟沉沙。中國參與中東事務的方式與其他大國完全不同，既無可能陷入泥潭，也無需軍事力量作保障。此次中國外交的勝利有利於中東地區實現和平安寧，同時，作為中國外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也標誌著中國開啟了斡旋外交的新時代。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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