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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載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
中國的發展，不僅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蹟”，而且創造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形成，翻開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嶄新的一頁，帶來了人類歷史發展和世界文明發展的重大變化。從世界現代化的視野來看，中國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最大變化，就是由“現代化在中國”到“中國式現代化”。在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長時間發展過程中，我們關於現代化談論的主題、講述的話語、盛行的理論、效仿的對象、追求的目標等，大都是西方的，很少有我們自己獨立的“主張”。鴉片戰爭後，先進的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人的民族意識開始得到普遍覺醒。但是，由於對世界出現的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缺乏思想上、實踐上的充分準備，因而面對現代化只能隨波逐流，以致把西方現代化作為效仿的對象。當時的實際情況，確實是“現代化在中國”，現代化成為舶來品，完全是輸過來的。無論是思想界討論的還是實業界實施的，基本上就是現代化在中國怎麼具體實現。現在，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過長期的探索和實踐，尤其是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地開創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由“現代化在中國”到“中國式現代化”，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躍遷，是中國的一個偉大歷史創造，也是世界現代化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不僅改變了中國的發展進程，而且深刻改變了世界現代化進程，對人類文明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所以，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對中國的發展的重大貢獻，而且是對世界發展和人類文明發展的重大貢獻。
從世界現代化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所顯示的意義和價值是多方面的，但在事關現代化發展的這樣一些重大關係問題上，即現代化的普遍與特殊、“外源”與“內生”、自主與依附、學習與創新等關係問題上，尤其凸顯出它的獨特價值與創造。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這實際上是對現代化普遍與特殊關係的深刻揭示。正是在對待和處理這種關係問題上，中國式現代化體現了深刻的歷史辯證法。
近代以來，現代化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主題和主旋律。它既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次巨大社會轉型，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次重大轉換。作為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經階段和人類共同的事業，現代化有其內在的普遍性規律。例如，在具體社會領域的發展上，經濟上要從自然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走向市場化、工業化；政治上要用民主主義取代封建專制、以法制取代人治，走向民主化、法制化；文化上要用啟蒙沖決矇昧、用科學民主取代宗教統治，走向理性化、世俗化，等等，就體現的是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又如，在社會結構上由原來的渾然一體走向高度分化、整合，在社會運行上由原來的權力支配機制走向利益激勵機制等，也體現的是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只要進行現代化，必須遵循這些規律。但是，這些普遍規律在各個國家究竟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和形式得以具體實現和體現的，則是由不同國家的實際情況決定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於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標準。”由於各個國家的情況是各個特殊的，因而現代化普遍規律在各個國家的實現方式也是不同的，這種不同的實現方式便形成了不同的現代化道路。
在現實的發展過程中，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往往是通過“歷史環境”和條件來得以實現並形成具體的發展方式和道路的。在現實生活中，構成一個國家發展的環境和條件是多種多樣的，既有歷史環境條件與現實環境條件，又有國內環境條件與國際環境條件，還有自然環境條件與社會環境條件，正是各種環境條件的交織及其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個國家在一定歷史階段的獨特發展方式和道路。因此，“現代化不是單選題。歷史條件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儘管現代化是由西方國家率先開啟的，但西方的現代化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和標準，因各個國家的具體環境條件不同，現代化的道路也不同。中國式現代化就是這樣形成的。它沒有離開世界現代化的普遍規律，沒有離開現代文明大道，但又是緊密結合中國實際，根據中國國情走出來的。簡言之，中國式現代化就是從現代化普遍規律的“普遍”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特殊”的結合點上走出來的。因而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色”並不是與普遍規律的“普遍”相悖的，而是內在聯繫在一起的。
其實，作為規律的“普遍”，本來就是和“特殊”不可分割的。在西方哲學史上，“普遍”始終是各種哲學密切關注的對象和話題，但在理解和使用上，則有形而上學“抽象的普遍”和辯證法“具體的普遍”的重要區別。針對形而上學“抽象的普遍”，黑格爾在其《邏輯學》中曾予以否定並對“普遍”作了新的闡釋，認為辯證法的“普遍”不是作為知性的方式與“具體”或特殊對立的，而是包含“具體”於其中的。對於黑格爾的這種理解，列寧曾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它是“絕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體現著特殊、個體、個別東西的豐富性的這種普遍’(特殊的和個別的東西的全部豐富性！)！！”歷史發展規律作為一種普遍，本身就包含著歷史發展的特殊和多樣性，既不能用規律的普遍來排斥特殊，也不能用特殊來否定規律的普遍。這也正是正確理解世界現代化規律的“普遍”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相互關係需要明確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論。
中國式現代化固然沒有離開現代化普遍規律，但其形成和發展又不是現代化普遍規律在中國的自然實現。按照唯物辯證法，客觀規律是不能改變的，但人在規律面前又不是無能為力的，而是可以通過創造條件、改變規律作用的方式讓規律為人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就是這樣，既遵循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又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能動選擇和能動創造。這種能動的選擇、創造是從多方面體現出來的。例如，在對現代化的總體把握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們曾經把蘇聯20世紀30年代開始逐步形成的模式看作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唯一可能的範本。雖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取得了不少成績，但也走過不少彎路。正是通過對世界現代化潮流的理性把握，通過對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根據中國國情進行大膽探索，我們終於開創出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即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既不同於西方現代化道路，也不同於蘇聯僵化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而是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既體現了世界現代化的共性和普遍規律，又被賦予鮮明的中國特色，因而其本身就是現代化普遍與特殊的統一。實踐證明，這是一條現代化的成功之路，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又如，在社會各個層面現代化的推進上，也體現了能動的選擇和創造。對於政治領域中的民主制，西方國家主要將其理解為選舉制、代議制、多黨制等，而中國在政治文明的探索過程中，則對民主制予以新的理解與創造，即通過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安排，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各個環節有機地連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的鏈條，全過程、全方位地體現了人民民主。經濟領域也是如此，具有深遠影響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在經濟發展史上，從來沒有過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成功結合的先例。按照傳統經濟學的理解，市場經濟是與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的，計劃經濟是與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的，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體制、機制。中國的發展打破了這種教條，通過探索，最終成功地實現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這樣的選擇和創造，既遵循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又體現了中國的鮮明特色。總體來看，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是非常明顯的，即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國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式現代化既遵循了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又豐富、發展了普遍規律。因為規律作為事物內在的本質的聯繫，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在不斷深化發展的。伴隨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入推進，對現代化的許多規律性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在這方面，重點是要加強對“中國經驗”的總結。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不僅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而且創造了許多成功的經驗，以致“中國經驗”成為一個重要判斷和命題。對這些經驗加以認真總結，可以深化對現代化規律的認識。因為成功經驗的價值就在於它的可參考性和可借鑑性，而可參考性和可借鑑性的理論基礎就在於它所包含的一定的共通性和普遍性。中國經驗固然源自中國的實踐，有著明顯的特殊性，但中國經驗也是在尊重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基礎上經過創造性的實踐而形成的，所以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國經驗不僅反映了對中國現代化的成功探索，而且也體現了對整個世界現代化的有益探索，它們所顯示的共通性和普遍性對於其他國家的現代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來說，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由於成功的經驗總是含有普遍性、共通性的東西，因而通過對經驗的總結，一方面可以對經驗有更為深刻的理解和認識，誠如毛澤東所說，“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另一方面又可以通過對經驗的提煉和概括，使經驗上升到規律，從而豐富和發展原有的規律性認識。這無疑是對世界現代化的一大貢獻。
中國式現代化同時也豐富和發展了現代化理論。長期以來，在現代化研究中，基本上流行的都是西方的現代化理論和話語，各種現代化議題和問題主要是由西方國家提出的，其答案和主流意見自然也是由西方國家主導的。發展中國家雖然也不同程度地參與了現代化的研究和討論，但因其發展起步較晚，理論準備不足，同時因其發展實力所限，因而發出的聲音是比較微弱的。中國式現代化明顯改變了這種現狀。中國的發展，不僅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現代化實踐，而且也由此逐漸形成了相應的現代化理論。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提出的一系列有關發展的重要思想、觀點、理念、論斷、命題以及發展規劃、戰略和策略等，都以其特有的內涵和方式參與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創造，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我們現在還沒有提出一個比較完整系統的現代化理論體系，但這些重要組成部分及其內在聯繫實際上構成了現代化理論的基本內容。例如“新發展理念”的提出，遠遠超越了西方現代化理論中的傳統發展理念，賦予發展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內涵，將發展提到一個新的水準。又如，“生命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將人與自然的關係從以往的“對象性”關係轉變為“生命” ，使現代生產、現代經濟遠遠不同於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生產和經濟。這些理念顯然是對原有現代化理論的一種豐富和發展。不僅如此，中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後，對未來的現代化發展又從理論上提出了系統的闡述，繪製了到本世紀中葉分步實施的宏偉藍圖。黨的二十大報告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對中國式現代化作了全面的理論概括，分別從目標任務、中國特色、本質要求、重大原則以及戰略佈局、具體安排等方面對中國式現代化作了具體闡釋，這些闡釋綜合在一起，實際上形成了一個關於現代化的基本理論建構。這一理論建構既吸收了國內外現代化理論研究的積極成果，又凸顯了自己的理論創新，其特點在於充分體現了現代化推進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歷史、現實與未來的統一，中國立場與世界關切的統一。儘管這一理論建構面對的對象和問題是中國的，但因其涉及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普遍意義，所以它又必然有助於現代化理論的深化和發展。
在現代化理論研究中，學界一般因其發展時間、方式不同，把現代化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先發內生型”，二是“後發外源型”或“後發外生型”。所謂“先發內生型”，主要指現代化是由本國社會自身力量的發展經過內在的發育與變革而形成的。所謂“後發外源型”，主要指現代化是受外部力量衝擊引起進而全面展開的。一般說來，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大多屬於“先發內生型”，而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基本上屬於“後發外源型”。兩種不同的類型所形成的歷史境遇、所帶來的後果是大為不同的。西方發達國家因其有比較寬鬆的時空環境條件來從容發展，故現代化的推進相對平穩、順利，即使出現某些波動，也有比較充裕的時間來消化、協調。而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因是在“挑戰—應戰”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面臨的內外矛盾、問題格外錯綜複雜，解決起來頗為艱難，歷史留給它的時間和時機是非常有限的，因而推進起來困難重重。能否步出外源型走向內生型，形成內外結合的現代化之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來說確實至關重要。
關於外來挑戰衝擊對一個國家社會發展的影響，馬克思曾有過深刻的論述。在談到近代以來印度社會的發展時，他認為英國的入侵給印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外來衝擊，這種衝擊的效應是雙重的：既給印度社會帶來深重的災難，同時也給印度社會的發展充當了“不自覺的工具”。在馬克思看來，英國殖民者雖然客觀上觸動了印度社會的結構和發展，但在主觀上並不是要將印度資本主義化，使其發展起來。他們佔領殖民地的目的，只是為了掠奪資源、佔領市場、積累資本。“貴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頭只是想掠奪它，工業巨頭只是想通過廉價銷售商品壓垮它”。在殖民地辦企業也只是為了使殖民地“變成一個生產國對他們大有好處”。由此啟動和刺激的社會發展，自然滿足的是殖民者的需要，而不可能置於印度的控制之下。正因如此，馬克思認為，英國殖民者在印度實施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眾得到解放，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只有擺脫殖民統治，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社會發展，“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穫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馬克思所作的分析表明，外源型的發展固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啟動現代化，但這種現代化是以巨大的社會破壞和犧牲作為代價的，是“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中國早期的現代化就是從“外源”起步、由外部衝擊引起的。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開始用武力打開中國的大門，使中國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時也把中國被動地納入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現代化潮流之中。面對殖民侵略，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求救國強國之道，開啟了現代化的歷程。受鴉片戰爭失敗的強烈刺激，中國人作出的最初反應，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企圖通過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來實現現代化，由此興起了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失敗後，先進的中國人深刻認識到封建專制制度的落後，希冀效仿西方的君主立憲制來建立國家制度，由此產生了戊戌變法。戊戌變法走改良的道路行不通，必須藉助於革命，由此又爆發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失敗和北洋軍閥統治的建立，使人們陷入深深的絕望、苦悶和彷徨之中，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深刻認識到，“欲圖根本之救亡”，必須改造中國的國民性，由此產生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其宗旨是為現代化掃清思想障礙。可以看出，中國早期的現代化進程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以至新文化運動，都是以“刺激—反應”的方式形成的，許多現代性因素和運動不是由中國社會內部自然產生的，而是在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衝擊下萌生和引進的，因而這樣的現代化具有明顯的“外源”特徵。
自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這樣的局面便開始得到扭轉。現代化不再完全是被動式，而是由被動轉為主動。“在近代以後中國社會的劇烈運動中，在中國人民反抗封建統治和外來侵略的激烈鬥爭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過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從此，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鬥爭就有了主心骨，中國人民就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之所以由被動轉為主動，就在於“中國共產黨建立近百年來，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所進行的一切奮鬥，就是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被動的局面更是得到了根本的扭轉。我國堅持走自己的路，堅守自己的價值追求，按照自己的目標任務，充分發揮自己的制度優勢，沿著自己的獨特道路，採取協調穩健的發展方式，一步步開創出獨具特色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不同於其他國外現代化，而是生髮於中國現實土壤、適合中國國情並有獨特創造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自然不再是外源現代化，而是內生現代化，是從外源向內生的深刻轉型。
從“外源”到“內生”的轉型，實際上打破了“路徑依賴”。因為外源型現代化並不僅僅是現代化起因的外在刺激、挑戰，而且是現代化過程中的對外“路徑依賴”。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之所以長期走不出“外源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打破路徑依賴，沒有形成自己“內在”的東西。只要沒有這樣的打破，現代化和現代性就必然是“外在之物”，而且以後的發展也不會形成內在的機制，所以也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創立，就在於打破了這種路徑依賴，依靠自身的力量進行自主的探索，從而走出了一條內生髮展的道路，形成了具有鮮明內生特性的現代化。這樣的“中國式”，顯然不只是“形式”的式，更主要的是“實質”的式、“內容”的式。
縱觀世界現代化進程，“內生”與“外源”的現代化在其具體推進上，常常表現為兩種方式：一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像英國、法國等國的現代化大抵如此；二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即通過政府的推動而形成的發展方式，像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的現代化基本屬於這一類型。這兩種方式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在其發展實踐中也表現出各自顯著不同的特點：前者基本上奉行的是自由主義，輕視政府的管理和引導，客觀上有助於現代性因素的發育與成長，但因其自由放任又往往帶來發展的無序乃至週期性危機；後者基本上是政府主導和推動，客觀上有助於現代化的組織、協調，有助於社會力量的調動和發揮，但又可能因政府幹預較多，影響社會發展的活力。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究竟採用何種推進方式，對其發展影響甚大。在這方面，中國式現代化作出了獨特的探索，走出了自己的新路。中國式現代化既不是採用西方國家自下而上的推進方式，也不是簡單採用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自上而下的推進方式，而是採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結合、雙向互動的推進方式。我們黨在領導現代化建設中把頂層設計與億萬人民群眾的實踐探索緊密結合，堅持“先試點、後推廣”的改革模式，在先行先試形成改革示範效應後再全面鋪開，改革發展的實踐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在這種發展過程中，一方面通過頂層設計，加強政府對現代化的規劃、組織和領導；另一方面通過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鼓勵群眾大膽探索，及時總結經驗予以推廣，從而有效發揮了上、下兩方面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實現了優勢互補，整體效應明顯提高。實踐證明，這樣的推進方式是能夠保證正確航向、行穩致遠之路，是依靠人民創造、充滿生機活力之路。
中國的發展不僅“內生”出一個獨具特色的現代化，而且又從這種現代化中“內生”出一個新的人類文明形態。這又是一個新的偉大創造。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過程，同時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過程，這兩個過程是內在結合在一起的。中國式現代化並不是完全按照近代西方文明展開的，而是蘊含著自身特有的文明，它是在吸收借鑑西方文明的基礎上，適應本國和世界發展的需要而創生出的一種新的文明。這並不僅僅是一種“類型學”意義上的文明(每個國家、民族的文明都可作為某種類型的文明)，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新型的文明，一種代表人類進步方向的文明，它以一種“新形態”的方式代表著文明發展的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中國式現代化不僅為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增添了巨大動力，而且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它所作出的貢獻和所產生的影響就在於：拓展了原有的人類文明以及人類文明發展的道路，改變了人類文明的格局，導引了人類文明的走向，給人類文明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重塑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式。這就是中國式現代化之文明價值所在。
成功的現代化總是依賴於發展的獨立自主。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能否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獨立、自主發展，對其現代化乃至國家命運生死攸關。國家獨立、自主發展是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基本前提。可以想見，要在一個沒有實現統一和獨立的國家實現現代化，無異於天方夜譚。當年馬克思在談到印度的發展時，就曾經講到國家統一的重要意義，認為“使印度達到比從前在大莫臥兒人統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擴大的政治統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條件”。也正是由於獨立自主如此重要，因而受到現代化研究的高度重視。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走過了不同道路，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也是在這種比較中彰顯出來的。
要走向自主發展，關鍵是要擺脫“依附”。在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中，大部分國家有過被殖民的歷史，程度不同地處於依附地位。對於依附，巴西社會學家作過這樣的描述：“所謂依附，我們是指一種情景，在這種情景中，某些國家的經濟為其他國家經濟的發展與擴張所制約。在兩個或多個國家經濟之間的相互依賴，以及這些經濟與世界貿易間相互依存的關係中，如果某些國家(優勢國)能夠擴張而且自足，而其他國家(依附國)之擴張與自立僅為優勢國之擴張的反映，則這種關係一旦建立，就呈現了‘依附’的形式。”要擺脫依附，必須首先實現民族獨立解放。但是，民族獨立解放並不意味著自主問題的徹底解決。客觀的發展現實是，在一些獲得民族獨立解放的國家，其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並不是由本國來制定，而是由外國人說了算，本國的事情都要由外國人及其代理人來左右，國家主權基本上被髮達國家用不同方式所控制。總體來看，不少發展中國家儘管經過長期努力，已經獲得了獨立解放，逐漸改變了自己的國際地位，但其依附狀態並未得到根本的扭轉，只不過依附的形式發生了改變，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市場上的依附。由於世界市場主要被髮達國家所控制，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貿易中只能處於依附的地位。比如，拉美一些國家曾長期保持供應世界市場初級產品的邊緣地位，完全依靠歐美的訂單和國際分工的需要，為發達國家提供自然資源。二是資金上的依附。由於不少國家普遍面臨加速經濟發展的迫切任務，但又受經濟實力所限，因而不得不在起飛階段以至後來發展階段向發達國家尋求資金的支持，其結果必然造成依附。三是技術上的依附。面對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挑戰，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快科技發展，但不少國家因沒有足夠的財力支持科研和新技術開發，只好不斷地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形成了強烈的技術依賴。對於這些依附所造成的後果，不少拉美國家都有親身的感受。於是，在20世紀中期，這些國家相繼試行進口替代發展戰略。但是，在走出了原來的依附之後，又走上了新的依附。例如，在減輕了製成品對外依賴之後，卻在技術、資金、設備、中間產品等方面產生了新的對外依賴；在發展進口替代中，由於保護主義的抬頭而減弱了企業競爭力，過分強調國產化率也增加了成本。這些問題的出現，致使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陷入艱難的境地，以致不得不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進行調整。儘管其調整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這些國家的發展一直頗為艱難曲折。
也正是基於這樣的現實，拉美國家後來出現了激進的發展理論，主要代表就是學界經常提到的“依附論”。依附論的矛頭所指，就是西方經典的現代化理論。西方現代化理論用以解釋現代化的理論框架是“傳統—現代” ，在這種模式中，西方代表的是 “現代”，非西方代表的是 “傳統”。既然 “東”、“西”代表的就是“古”、“今”，那麼，發展中國家的出路何在呢? 答案只能是“向西方看齊”。這種理論不是沒有運用和推廣過，最後的效果是一團糟。像經常提到的“拉美陷阱”、“拉美難題”等就是明證。正因如此，依附論強烈反對西方現代化理論，針鋒相對地提出“中心—邊陲”的解釋框架來反對“傳統—現代”的解釋框架，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就是一種支配與被支配、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發展，就是由依附所造成的。為此，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必須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擺脫對西方世界的依附。應當說，依附論所提出的觀點和戰略極具問題意識，所揭露的問題也比較符合事實，但開出的藥方則有明顯缺陷。在全球化條件下，各國的交往和經濟聯繫日益緊密，以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每個國家都是這種世界之網上的一個紐結，應當在其密切的世界經濟聯繫中尋求發展，而不可能擺脫這種聯繫，實現孤立發展。既要現代化，又要拒斥全球化，這不僅是一個悖論，而且事實上是行不通的。擺脫依附的願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試圖“脫鉤”的行為則是不可取的。擺脫依附的出路，不在於脫鉤，而在於從與世界的經濟聯繫中走出自主發展之路。
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之處，就在於破解了發展中國家遇到的“依附”發展與“脫鉤”發展的二元難題或二元對立。中國在其發展過程中，既不“依附”，也不“脫鉤”，而是走出了一條現代化新路。中國的發展既順應全球化的潮流，積極參與和推動全球化，同時牢牢掌握髮展的主動權，保持了發展的自主性。在現實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隨波逐流，不輕意照抄照搬別國的模式，但我們的自主又不意味著封閉，而是與開放緊密連在一起的。在開放中實現發展，在發展中擴大開放，這就是中國現代化的獨特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國發展的立足點就放在獨立自主上，主要依靠本國的力量來推進現代化。毛澤東指出：“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正是堅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我國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更是堅持“走自己的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在改革的同時擴大對外開放，既大力引進來又積極走出去，從而取得了世界性的巨大成就，為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和活力。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又進一步確立了開放發展新理念，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倡導發展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正在形成更高水平的開放格局。這種新的開放格局的主要特點是主動開放、雙向開放、全面開放、公平開放、包容開放，所顯示的世界意義是重大而深遠的。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在自主與開放發展道路上邁出的一個重大步伐、採取的一個重大舉措，就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共建“一帶一路”。對於當今世界與各個國家之間的關係，習近平總書記講得很明確，“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既然每個國家都不可能關起門來孤立發展，那就必須強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開放合作，同舟共濟。為此，我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在堅持獨立自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堅定不移地奉行開放戰略，在開放合作中謀求自身發展，以自身發展推動世界共同發展。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來看待對外開放，其旨歸就在於實現互利共贏，增進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一帶一路”倡議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平臺，其實施無疑會造福沿線各國人民，拓展國際合作空間，促進全球共同繁榮。當然，擴大對外開放與堅持獨立自主是並行不悖、相輔相成的。只有獨立自主，才有真正意義上的對外開放；也只有通過對外開放，才能切實增強自主能力。二者是相互貫通、相互促進的。
對於自主與依附的關係，直接涉及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對待資本。因為發展中國家與西方世界的關係，說到底是與西方資本的關係。歷史上，許多發展中國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過西方資本的殖民統治，成為資本剝削的對象，以致造成後來扭曲的發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究竟應當如何對待資本呢? 答案是有必要回到馬克思。按照馬克思的理解，資本通常有兩種含義：一種是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一種是作為社會關係的資本。這兩種含義的資本並不是分離的，而是結合在一起的，“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它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既然資本有生產要素和社會關係的雙重規定，那麼，由此必然會產生出雙重效應，即創造文明的效應和追求價值增殖的效應。資本也正是通過這種雙重效應來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就正確地回答瞭如何對待資本這一重大問題。一方面，我們積極地發展資本，引進資本，充分發揮資本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正能量；另一方面，又積極地引導和駕馭資本的發展，盡力消除資本引起的負作用，使資本真正有助於中國現代化。對待資本的這種方式，既在國際上走出了“依附”與“脫鉤”的怪圈，又在國內使經濟發展增強了巨大活力，因而是中國式現代化成功的一大秘訣。在2022年中央政治局第38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發揮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依法規範和引導資本的健康發展。這就是說，要歷史地、發展地、辯證地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存在的各類資本(包括外來資本)，既要把資本看作是帶動各類生產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環節、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充分發揮其重要作用，同時要看到資本具有逐利本性，需要加以規範和約束，引導資本健康發展。這種對待資本的方式，顯然是中國式現代化對其他現代化的一種超越與創造。
發展中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普遍遇到一個學習與創新的關係問題，即既要向發達國家學習，又要有自主創新。在這方面，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值得認真總結。
從世界現代化進程來看，發展中國家在啟動現代化的過程中，因其經濟技術落後，一般都是從向國外發達國家學習、模仿開始的。美國學者庫馬在談到世界性發展思潮時就指出，“未來基本上是根據西方工業發展模式擬想的；西方工業文明乃是它的終點。‘發展’，加布雷思宣稱，‘乃是對已發展的史實模仿’”。應當說，在現代化起步階段，一定程度的學習和模仿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學習有助於創新。因為創新是學習的產物，任何創新、創造都是通過學習知識積累到一定階段的結果，當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便會產生突變，形成某種創新。創新同時是一個知識擴散和共享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學習無疑起著核心作用。沒有學習，就沒有創新成果的擴散和發展。而且，通過某種知識的學習、消化，有助於對相關知識的理解和把握，從而產生“連鎖”效應。從已知的學習中發現和推論出未知，往往是創新的一條重要途徑。但是，現代化就其總體發展而言，又不是僅僅靠學習、模仿得來的，單純的學習、模仿的作用是有限的，不顧實際情況的“邯鄲學步”，有可能帶來破壞性的影響。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發達國家出於自身利益和霸權的考慮，一般不會將最先進、最尖端的技術轉讓給其他國家，總是極力限制其他國家的技術發展。發展中國家如果安於現狀，滿足於當發達國家技術的“二傳手”，就不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並後來居上。這就客觀上要求發展中國家尋求自主創新。強調自主創新，並不是要輕視和否定學習，而是要正確處理學習與創新的關係，從“簡單學習”走向“創新性學習”。前者側重於模仿，後者側重於創新。“創新性學習”是在引進、消化、吸收的基礎上具有明顯超越的創新，因而是具有更多原創性、具有知識產權的創新和創造。即使有些創造成果不完全是原創性的，但在其核心技術的掌握上還是獨立的，而且一些“品牌”也是自己獨立擁有的。
中國式現代化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曾和其他眾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有其共同特點。迫於擺脫貧困、富國強民的壓力，中國的現代化最初也是一種追趕型現代化。為了追趕，我們也曾不斷地向國外“先進”學習。最初是向西方學習，後來是向蘇聯學習，再後來是向世界所有發達國家學習。但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學習，並不完全是簡單的模仿性學習，而是逐漸具有自主創造性的學習。如果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由於中國還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而其現代化還較多帶有模仿色彩，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種狀況則開始得到極大扭轉。儘管我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也是學習蘇聯、趕超英美，但這種學習並不是純粹的模仿，而是以堅持獨立自主為前提，即是說，學習、借鑑不是教條主義的照抄照搬，而是有分析、有選擇的，以我為主，擇其善者從之，不善者不從之。改革開放後，自主創造的特點尤為明顯。鄧小平理論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鼓勵人們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勇於開拓創新，通過實踐開創出一條創新之路。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又從戰略高度特別強調創新，認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並把創新作為新發展理念的核心，認為“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都有利於增強發展動力，但核心在創新。抓住了創新，就抓住了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牛鼻子’”。為此，我國推出了一系列創新的政策、措施。正是在這些理論和實踐的指引、推動下，中國式現代化正確地解決了學習與創新的關係，成功地實現了從學習到創新的重大跨越，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示範。從簡單學習、模仿到自主創新的這種重大跨越，在中國發展的這樣一些方式和特點中體現得非常明顯：
一是突出路徑轉換。對於每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說，現代化的追求都是共同的，但現代化的道路不是唯一的。中國式現代化在其推進過程中所顯示的意義，不僅僅在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多大成就，更重要的在於讓世界看到了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不是隻有西方一條，而是可以有多種選擇的，“條條大路通羅馬”。例如，對於經濟發展，就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國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時間。我們要後來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並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正是按照這樣的發展方式，中國式現代化沒有走西方的老路，而是綜合國內外實際情況，找準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同步發展的切入點和突破口，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使這些方面的現代化得到了連體運作、相互支撐。這就是發展上的創新。
中國式現代化所實現的路徑轉換，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而且在其他領域都有出色的表現。比如，有不少發達國家以及部分後發展國家，雖然在某些方面看起來很現代化，但並非是全面的現代化，以致出現“水桶效應”，拖了發展後腿。中國式現代化始終注意均衡、全面，不搞單打一，因而是全面協調的現代化。又如，不少西方國家在其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走的是先汙染後治理的道路，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中國式現代化則在走過一段彎路之後，沒有走先汙染後治理的老路，而是及早轉軌定向，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從而在生態環境保護上作出了世界性的貢獻，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二是突出科技賦能。與西方工業革命時期的現代化不同，中國式現代化主要是在新科技革命條件下進行的。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科技革命。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不斷取得突破，為世界經濟發展增添了新動能。尤其是數字科技的融合發展、廣泛運用，空前地改變著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學習方式、行為方式，塑造著一個新的現代化社會。現代數字科技已經成為現代化的重要引擎。正是基於這樣的時代現實，中國式現代化在近些年的推進過程中，響亮地提出發展數字經濟，用科技創新賦能現代化。在新的發展道路上，我國統籌數字科技革命和現代化發展，推進經濟社會的數字化、智能化，充分發揮數字科技對現代化的強有力支撐和推動作用，加快了現代化建設步伐。發展數字經濟的意義是重大的：首先，更有利於推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不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其次，更有利於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數字技術、數字經濟可以推動各類資源要素快速流動，打破時空限制，促進國內外經濟循環。再次，更有利於提高國際競爭力。現實的狀況是：誰抓住了數字技術、數字經濟，誰就搶佔了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機，誰就獲取了國際競爭的新優勢。正因如此，中國式現代化在這些方面邁出了堅實的步伐，顯示出了巨大的創造。
三是突出發揮後發優勢。發展中國家作為現代化的後來者，固然有其先天的不足，但也有一定的“後發優勢”。應當說，這種“後發優勢”確實是存在的，但優勢的存在與實際的發揮是兩回事。“後發優勢”只是一種潛在的可能性，要使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還需要做出創造性的轉化。綜觀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有些國家通過自身的努力，使其後發優勢迅速轉化為現代化的顯著成果，確實發揮了重大作用；有些國家則對後發優勢無動於衷，對其沒有多少利用，顯示不出任何“後發的勢頭”。能否實現這種轉化，關鍵是看其有無轉化的能力。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重要的一點，就在於它日益增強的創造、轉化能力。中國的發展既博採眾長，又特別注重自身創新和創造能力的提高，使後發優勢得以充分的發揮。例如，科技領域的重大創新就表現得特別突出。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十年來，我國“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不斷加強，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實現突破，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壯大，載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測、超級計算機、衛星導航、量子信息、核電技術、新能源技術、大飛機制造、生物醫藥等取得重大成果，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創造性成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首要的是堅強的政黨領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中國式現代化。其次是制度優勢。中國式現代化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才有中國式現代化的形成。中國式現代化對西方現代化的超越，最根本的是制度超越；中國的後發優勢，最根本的是制度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