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史青年學人談︱從“環境”看出去的世界史

文丨徐露孫文思黃曉波

2023年3月17日至19日，由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史專業委員會主辦，中山大學大洋洲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學嶺南文化研究院承辦的第一屆中山大學世界環境史青年學者工作坊在廣東西樵山中山大學嶺南文化研究院舉行。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華南農業大學、杭州師範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等高校的24名青年學者與會。工作坊由中山大學歷史學系費晟教授主持，歷史學系黨委書記柯偉明教授與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培娜副教授在開幕式上致辭。他們首先對各位青年學者表示了熱烈歡迎，隨後也介紹了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學科建設的特色和傳統優勢，並對環境史學科的發展表示由衷支持與期待。

發起這次研討的背景是：環境史在國內外學界都已茁壯成長，新議題不斷湧現，學術共同體不斷壯大。而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全球環境問題的跨學科挑戰，青年學者們的旨趣與活力，將是潛力無限的智識財富。為此，工作坊以青年專家為主角，設置“主題發言與自由談”“青年圓桌談”等多個環節，採用與會人提前閱讀全文，指定學者相互點評，然後集體討論的方式鼓勵青年學者反思自身知識結構、問題意識和教研實踐，以文會友，開拓視野、最終共助學科發展。

▲與會學者

首組互評及自由談題為“英帝國的維度”，由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費晟主持，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師資博士後吳羚靖和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後黃耘子進行互評，是兩位研究時段不同的美國史與英國史學者的互讀。

吳羚靖《半寄生帝國：英國殖民時期印度檀香貿易興衰的生態史考析》一文從生態史視角考察英國殖民時期印度檀香貿易興衰，透視英國在印度殖民統治的特點，即殖民者“寄生”與殖民地“反寄生”的對立性共存，並借用檀香植物的“半寄生性”加以概括。18世紀中葉起，英人的印度檀香開發寄生於舊有亞洲貿易網絡，19世紀後半葉實施壟斷，招致當地的抵制和反抗，從而使檀香貿易於20世紀初逐漸崩潰。評議人黃耘子認為，文中最核心的觀點是“半寄生”的概念，這同時也是一個新概念，所以應對此概念下一個更明確的定義。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的“巨寄生”（macroparasitism）概念可以作為參考。他還指出幾個可作進一步思考與討論的問題：“半寄生”如何更順暢地遷移至歷史社會進程中？是否存在不符合“半寄生”的殖民情況？此概念的邊界在哪裡？以及在帝國統治層面的“半寄生”與“寄生”之間關係如何等。另外，他也點明，社會的“反寄生”問題是本文最精彩的論述之一，如果能將“弱者的武器”以更直觀的材料呈現出來，將使該部分的敘述更加生動精彩。

黃耘子《從“明智、高效”到“科學、美麗”——20世紀60年代美國新資源保護研究》一文關注從“明智、高效”的舊資源保護運動到“科學、美麗”的新資源保護運動的轉變過程。新資源保護主要推動者斯圖爾特·尤德爾（Stewart Udall）的思想及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林登·約翰遜（Lyndon Baines Johnson）兩屆政府相關的政策實踐，展現出美國於20世紀60年代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多維度自然資源保護體系，向“環境治理國家”（environmental-management state，簡稱“環治國家”）邁進了一大步。評議人吳羚靖認為，作者在描述該文最關鍵的部分——新資源保護的內容與政策實踐的過程中，弱化了與環治國家的對話感。她還提出了幾個疑問：一是生態學等知識在三個保護區建立的認知中發揮什麼作用？二是如何安排好尤德爾的思想及內政部運動兩條線索？三是“治理”一詞在英文語境中使用的“management”和中文語境常見的英譯“governess”之間有什麼區別？除此之外，她還建議在文章一開始就提出“科學、美麗”的定義，以使讀者閱讀更加清晰。

▲1960年代的斯圖爾特·尤德爾

費晟分別對兩篇文章做出評議。他首先指出，使用“半寄生”這樣的新術語需要更審慎。因為在政治經濟層面，“半殖民”與“殖民”的概念定義是清晰且有共識的，而“半寄生”和“寄生”的邊界確定卻很難。此外，注意到“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是有見地的，但該文主要不是討論殖民力量與原住民的互動，局部章節轉向這一議題，略顯突兀。最後，他認為“環境治理”是現代國家普遍都要面對的任務，需要做出制度反應，所以北京大學侯深教授討論過的“環治國家”概念不僅對美國史研究有意義，也有助於我們思考近現代史上許多國家的能力建設問題。

侯深首先肯定了吳羚靖使用“半寄生”的概念去做新範式建立的嘗試。她認為這個概念確實存在費晟提出的問題，但其並不需要通過量化加以界定，因為這也不僅是描述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對抗，而是更多強調二者間可能的合作。然而，使用此概念時還需要釐清扮演“檀香”角色的是帝國還是殖民地？哪個部分是進行光合作用的，哪個部分又是寄生的？其次，她認為黃耘子的議題與“環治國家”的概念無關，而應該使用塞繆爾·海斯（Samuel Hays）的研究理路。“科學、美麗”在早期的資源保護中也並沒有缺席。因此，該文討論的重點不應是“科學、美麗”如何出現，而應是舊資源保護到新資源保護的過程中“科學、美麗”概念如何轉變。

第二組主題發言與自由談題為“美帝國的維度”，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侯深主持，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助理研究員姚念達和福建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王林亞進行互評，也是美國史學者與歐洲殖民史研究者之間的對話。

姚念達《重樹國際權勢：尼克松政府環境外交起源新探》一文考察了尼克松政府面臨的外交局勢及其對環境議題的看法，討論美國行政當局為何選擇支持環境外交，就美國環境外交興起的原因和背景提出新的補充性解釋。評議人王林亞認為，該文是對環境史、外交史和冷戰史相結合的一次嘗試。隨後，她提出三點建議：其一，需更加完整地呈現國際社會環境。環境問題之所以能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全球性議題，1972年斯德哥爾摩會議上“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提出、南北方國家之間的環境責任爭執等背景同樣需要關注。其二，對美國國內環境主義者的意見有所忽略。美國國內環境團體是否認同政府的環境外交？環保民間組織與政府之間是否存在分歧？戰後，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技術輸出是新帝國主義的重要表現。美方致力與第三世界達成資源開發的合作，期間產生的環境破壞行為，美國國內環境主義者對此是否有所反思？第三世界又是否有所抵抗？其三，環境外交考量可以是多向度的。二戰後，美國國際開發署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輸出（糧食生態、水壩修建）也誘發環境問題。面對國際環保運動的如火如荼，國際開發署已在外交活動中納入生態考量。而20世紀60年代更是環境史學科的誕生期，面向環境史的譜系，又該如何定位環境外交的發軔？

▲1972年斯德哥爾摩會議開幕

王林亞《近代以來西方海外擴張、熱帶環境焦慮與定居者殖民地生態知識霸權的建構》一文嘗試將西方對熱帶的認知置於近代以來歐洲對人與自然關係探索的框架下，探究歐洲如何藉助環境決定論的古典理論將熱帶建構成白人至上主義和歐洲文明優越論的話語空間，從而凸顯歐洲近代殖民主義的環境史維度，呈現殖民擴張、種族主義、疾病與熱帶環境之間的複雜關係。評議人姚念達表示，對比於王林亞2018年發表的《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美國知識界對熱帶環境的觀念建構及其影響（1898-1920）》，此篇文章則將研究擴展到整個西方世界，時段擴展到近代時段。但文章主旨被太多枝蔓話題遮蔽，導致主旨並不明晰。另外，文章標題裡三個名詞的邏輯關係不明、歐洲人熱帶觀的二分法過於簡單、“伊甸園”概念略顯含糊等問題仍需仔細考量。

對於《重樹國際權勢：尼克松政府環境外交起源新探》一文，侯深認為其完成度很高，邏輯和結構自洽。對於美帝國主義和美國擴張主義，學界更多關注其軍事、政治和文化霸權。此文若能深挖“環境霸權”，思考“環境霸權”與冷戰期間美國其它霸權的區別與聯繫，將會令人期待。另外，本文立足於外交史的寫作框架，引入環境史維度，最終達成對外交史的新思考。其實還可以倒過來，引入外交維度，最終達成對環境史的新思。史宏飛建議將背景部分壓縮，重點放到尼克松政府將環境問題工具化。而且，該文結論過於樂觀。在本文中，美國霸權體現在美國試圖將環保議題提升為新的國際議題，是一種建立議事規則霸權的體現。但此過程並不順利，因此建議將題目改為《再獲規則霸權的嘗試》。最後，環境保護的國際合作，也是美國技術輸出問題，而“美國技術輸出”和“技術合作”是連續性問題，早在二戰後初期以及50年代就有大規模開展，並非美國國際開發署成立後才開展，故而文中有些表述要注意這個問題的連續性。對於《近代以來西方海外擴張、熱帶環境焦慮與定居者殖民地生態知識霸權的建構》一文，侯深同意姚念達的看法，核心觀點（agrument）對於文章是極為必要的。而且，生態和環境的角度在此文中是有所缺失的。侯深認為，應當理清“真實”和“想象”的程度，探討更多真實的生態和真實的環境，去看它們到底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思考。喬瑜就“如何呈現出文章對話的對象”給出方法，她建議參考理查德·格羅夫（Richard Grove）《綠色帝國主義》（Green Imperialism）的寫法，認為格羅夫緊扣著“現代環保主義的興起”這一對話對象。

▲《綠色帝國主義》（ Green Imperialism）

第三組主題發展與自由談題為“南方國家的視角”，由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喬瑜主持，華南農業大學人文與法學學院歷史學系講師王躋嶄和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講師劉宏燾進行互評。

王躋嶄《美國殖民時期菲律賓的灌溉工程與治水政治》一文從美國殖民政府在菲律賓修建的灌溉工程入手，探討美國殖民政府兼具多重職能的集中化治水模式，透視了美國環治國家的帝國維度。同時，作者也從南方視角指出，現代灌溉技術與菲律賓的傳統大地產製結合，為菲律賓的莊園制和家族政治奠定了基礎。這些灌溉工程雖然短期內促進了稻米產量的提升，但由於人口激增且莊園管理方式仍較為傳統，其並未能一勞永逸地解決菲律賓的糧食供應問題。評議人劉宏燾認為該文的美菲內部視角很好，菲律賓殖民的異化層層遞進地展現了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他也提出了幾點建議：其一，可就美國殖民時期的集中化管理與魏特夫的集中化理論之間的關係作進一步探討。其二，可以深入討論美國利用國家財政提供資金支持的殖民措施是否是一種新型的殖民模式，以及其與其他歐洲國家的殖民體系的關係如何？其三，在美國殖民時期菲律賓治水政治的部分，尤其是關於眾多改革嘗試在菲律賓失敗之後，反而加強了本土地方勢力等問題的論述，建議增加更多實證的支撐。其四，建議深入思考美國殖民體制下菲律賓稻米仍無法實現自給自足的原因。

劉宏燾《菲律賓漁業危機形成中的早期預警和應對主張》一文關注漁業專家、漁業官員和漁民對菲律賓漁業資源衰退的早期預警，著重分析了兩種主張：一是進行漁業擴張，二是進行漁業資源保護。然而這種早期預警沒能扭轉主流的豐裕論認知，也沒能阻止全國性漁業危機的到來。評議人王躋嶄提出五點修改建議：一是建議該文明確進行學術對話的學科對象，並嘗試回應學術史中的大問題。二是可以從歐洲人的東方主義建構角度去思考菲律賓漁業豐裕論的形成。三是建議從範圍、門類等角度對“漁業危機”作一個更準確的定義。四是可以進一步探討不同利益群體應對漁業危機的博弈及出臺的相關政策產生的實際效果。五是建議思考菲律賓經驗對全球漁業或者熱帶漁業的典型性和啟發性。

喬瑜認為這兩篇文章都關注菲律賓，正如這個單元的標題所揭示的，經歷了300年西班牙殖民，50年美國殖民以及短暫的日據時代的菲律賓提供了難得的南方視角。劉宏燾研究菲律賓獨立後的漁業管理，這篇論文從環境史角度審視新興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問題。戰後鑑於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冷戰戰略需求，社會科學的學者轉而研究新興國家的發展。他們認為經濟發展會導致社會變遷和政治發展，這是一種典型的美國發展主義。但是這種發展主義在發展中國家水土不服，這些國家面臨著一些共同的問題，包括欠發達和環境破壞。而漁業管理問題的特別之處還在於，美國的海洋科學在他所研究的時段也正處於成長階段。1947年，被譽為現代環境保護運動之母的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還出版了《來自海洋的食物》（Food From the Sea），在這本書中她並未想過有一天海里會沒有魚，這份海鮮指南對未來漁業充滿樂觀，而應對過漁辦法則是建議將魚類的選擇多樣化。王躋嶄研究美國殖民地時期的灌溉治水，從後果來看，美國的制度、技術與菲律賓土壤結合，培育出了一個怪異的果實。從時間上看，這一案例構成了戰後發展主義的前傳。對殖民地時期菲律賓治水社會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理解進步主義、民主以及治水社會。

▲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

費晟認為，劉宏燾的文章可以從環境管理認知的角度切入修改，探討該研究對經典範式的補充意義。該文也應對不同海水溫度對漁產豐富性的影響及海洋生物承載量的限度等問題作討論。他還以菲律賓和中國為例，指出文章可以進一步思考，深受海洋環境塑造的國家與濱海但內陸物產豐裕的國家在應對漁業危機時的態度有何差異。

黃耘子認為美國在菲律賓的治理或為美國西部模式的殖民版本。因此，他並不認為美國在菲律賓的殖民違背了其自由主義的初衷。他還認為王躋嶄應對“美式小農經濟”作更明確的定義。

吳羚靖由美國在菲律賓修建的灌溉工程聯想到英帝國在印度恆河流域的灌溉統治。恆河流域也出現了與菲律賓相似的稻米短缺問題。一方面，這種稻米短缺與人口有關。另一方面，這種短缺還可能與治水背後涉及到的不同種植群體利益分配相關。此外，她還提出，雖然菲律賓的自然環境與魏特夫理論的自然基礎不同，但正因存在此種差異才更需要對話，並討論是否有可能建立新的治水研究範式。而關於菲律賓漁業危機的早期預警及措施的失敗，她認為可就專家知識與政治話語之間的關係作進一步的探討。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賈珺認為還需釐清“漁業危機”這一術語的使用對象。另外，他還指出，對動物種群的關注不斷生產新知，創造人與動物資源的歷史。在美國，這種意識甚至已經傳播到孩子中間。因此，與動物種群相關的研究具有極大價值，也值得向大眾普及。

第四組主題發言與自由談題為“博士生新人對談”，由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賈珺主持，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李星皓和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李奇儒進行互評。

李星皓《論20世紀上半葉澳大利亞國家主導的傳染病科學防治》延長了“生態帝國主義”（ecological imperialism）的敘事，20世紀上半葉澳大利亞傳染病的防治展現了歐洲移民經驗失靈、遭遇身份危機的一個典型案例。國家在傳染病防治乃至全國性環境問題的治理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不過，澳大利亞國家難以變革移民社會歐洲式生產生活方式和自然觀，故而國家主導的環境治理也無力創造永遠和諧的伊甸園。評議人李奇儒從三個方面發表了對該文的看法：一是論文對澳大利亞國家治理的梳理清晰，但對澳大利亞國家治理本身的探討可以再豐富些。比如，傳染病防治的行為是完全“自上而下”的，還是與民間博弈互動的結果？二是科學知識以及用科學知識治理國家行為的歷史行為具有普遍性，美國等多個國家無一能規避。由此，普遍問題如何與澳大利亞的特殊性相互關聯？三是環境與政府治理行為的關聯。“環治國家”概念的操作簡化為對環境治理政策的梳理，是否合適？

李奇儒《以女工健康為名——環境史視角下的穆勒案解讀》一文通過“工作景觀”（workscape）這一概念，將工業化進程中的工業景觀視為以工人為主體的動態生存空間和人類社會關係交叉系統的雙重構造，並以穆勒訴俄勒岡州案為個案來考察進步主義時期美國最高法院如何以保護“女工健康”的名義進入工作景觀內部協調其生態空間與社會關係困境，最後借用荒誕派戲劇“間離”這一概念來評價工業化對工業景觀的影響以及穆勒案的歷史侷限。評議人李星皓表示，文章選題交叉了性別史和環境史的視角，穆勒案的解讀又與美國傳統司法有關聯。“工作景觀”概念很巧妙地支持她文章的論證過程。但對“間離”概念的使用，他表示存疑。“間離”原本指代陌生化劇情的過程，讓觀眾與劇情產生距離，而非參與到劇情的過程當中。但是，女工和其工作環境是緊密貼合的。故而，這一概念的使用有待商榷。

賈珺直言，本組的兩篇文章均為饒有趣味的實證研究。具體來說，李星皓同學的文章文筆老道，他將傳統的病蟲害、動物疫病和人類傳染病很好地關聯起來，一起作為例證去解釋歐洲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在新大陸並不可行。而對於聯邦內各種關係的闡述，充分說明聯邦主導的有效性和侷限性。李奇儒博士的文章很難得的點在於她敢於創造概念，“工作景觀”概念的創造也讓其文章具備了一定的高度。不過，兩篇文章在格式規範上有著共性問題。比如，“香蕉束頂病”“陌生化”等概念的解釋，應在文章首次出現時就予以解釋；警示引用過度，完全自己能做判斷的地方無需非用既有的研究成果等等。

費晟贊同賈珺的觀點，再次重申了寫作規範與良好習慣的重要性。對於李奇儒同學的文章，他建議以“工作場景”替代“工作景觀”這樣的措辭。他建議借鑑《屠場》（The Jungle）一書的主題，考慮進步主義時期工人生存環境以及特定工種生存環境與層級屬性間的關係，從而深化主題。泰德·斯坦因貝格（Ted Steinberg）《親撫大地——論自然在美國曆史中的作用》（Down to Earth: Nature’s Role in American History）一書的借鑑意義同樣很大。比如書中說到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城市衛生改造讓勞工階級喪失了臨街圈養禽畜的可能，也使得其失去了蛋白質（肉）的重要來源，所以單純的環境改善未必意味著生活品質的提升。歷史上的工人階級無法決定事關切身利益的環境改造，提醒我們討論人造環境時要注意環境正義問題。

▲《親撫大地——論自然在美國曆史中的作用》（ Down to Earth: Nature’s Role in American History）

接下來的青年圓桌談“環境史慕課教學以及研究的國別、區域及全球維度”環節由費晟教授主持，各位專家學者圍繞圓桌談的主題進行了深入研討與交流。

第一個研討議題為環境史的慕課教學。中山大學文獻與文化遺產管理部副研究館員何韻首先作《關於環境史慕課建設的幾點思考》的發言報告。她以《世界近現代環境史》慕課為例，重點分享了課程製作的想法與理念，並從選角、劇本、場景、後期、宣傳、後期維護六個階段詳細介紹一門慕課的建立過程。最後，她還提出了開設慕課的幾點建議，尤其強調並非所有課程都適合慕課化，團隊分工也需要明確。費晟也提出了製作慕課的四點難處：一是如何進行真正的課堂互動？二是課程難度如何安排，課程內容如何取捨？三是國別與區域怎麼平衡？四是如何在課程中融入時間序列，呈現歷史的縱深感？賈珺分享了製作慕課的個人經歷，他認為慕課是一種有價值的教學手段，不過建設過程中要認識到這是需要高強度人力與財力投入的事情，並且要重視後期的審片工作。

第二個研討議題為世界環境史課程設計以及研究的國別，區域及全球維度。侯深建議從廣義環境史角度出發，從環境史的角度來講述歷史上的每一個問題。她以《世界環境史》研究生課程為例，提出將“人與自然的關係”作為世界通史教學的主線。王躋嶄以《生態文化概論》課程為例，與各位老師探討了中國環境史與世界環境史合上的教學設計與實踐。吳羚靖分享了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教授梅雪芹的環境史課程設計理念，即從生態的角度來書寫世界近現代史。課程初步設想為：時間上，涵蓋從早期古代文明至大航海之後的世界近現代文明；內容上，在原有的時間脈絡中加入既有環境史成果介紹。史宏飛分享了《科學技術與20世紀世界史》的課程設想，他希望結合教材來講述科學技術在重要的歷史事件中發揮的作用。他認為世界環境史的課程也可以參考這種思路。這種思路能讓學生在瞭解政治經濟背景的基礎上，理解環境與當時歷史的相關性。

工作坊在經過兩天五場討論後順利閉幕。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主任安東強致閉幕詞。他指出，環境史是史學發展到新世紀後的極佳產物。從20世紀初梁啟超先生感悟到“歐學”與“中學”差異下的新史學萌動，到今天的歷史學者反思既有歷史敘述的對象及拓展到“人未必是歷史研究討論裡最關鍵的要素”，史學研究的範圍和觀念再度進行了革新。“世界環境史青年學者工作坊”也將持續為青年學人創造對話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