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有幾部電影被討論得很多，比如《燃燒女子的肖像》《鈦》《無依之地》，還有2021年的《犬之力》，2022年的《曬後假日》。這些電影之所以被討論，除了因為它們都是好電影外，還因為它們的創作者都是女導演。
這些導演難能可貴地在電影裡提供了一種女性視角或者說女性的表達方式，而這種表達在大眾傳播領域通常被認為是缺失的。
“女性創作”，這個話題其實在性別領域具有一定的爭議。有人說女性處於失聲狀態，所以要特別強調創作者的性別，把內容結合性別去理解；也有人說，強調創作者的女性身份，也是一種凝視。
那麼是否應該強調話語背後的性別？女性創作者是否一定要關注女性議題？什麼是女性立場的表達呢？
今天的文章，傳播學學者劉海龍將帶領我們討論兩個跨文化傳播中的女性主義批判理論——失聲群體理論和女性立場理論，可以對上述問題提供一個思路，也就是語言的背後的確隱含著性別問題。
講述｜劉海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來源｜看理想節目《傳播學100講》
失語是怎麼出現的？我們可以用一個日常的例子來打比方。
我們從小就學外語，但你有沒有觀察到一種現象，就是大部分人用英語表達或寫作的內容，再翻譯回漢語，會發現表達的意思非常幼稚。
我記得曾經有一位共事的外教批改博士生的作文時，批評他們的思想太幼稚。其實並不是這些博士不會寫文章或不會思考，而是他們用了自己不熟悉的語言，茶壺裡裝餃子，有口說不出。
這個現象可以推而廣之，比如《紅樓夢》裡劉姥姥進大觀園，說話唐突，舉止失態，被大家取笑。但是如果看她在大觀園之外的行為，其實是非常有智慧的，原因在於她突然進入了一個陌生的語言和象徵符號體系，進入到一個跨文化的語境，就變得不會說話了，只能表達非常簡單的思想。
書裡也寫到，像賈寶玉他們出遊到農村的時候，會發現他們脫離熟悉的環境之後，也變得笨拙起來。所以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野性的思維》提到，其實所謂野蠻人，對自己生活的環境的理解與認識非常精細，遠遠超過文明人。
如果把剛才的問題再推廣一下，是不是當弱者使用強者的語言表達時會顯得笨拙呢？在一個男性佔主導的社會中，語言是不是也是基於男性的經驗與視角的表達呢？女性用這種語言是不是也會面臨失語或不能發聲的現象呢？這就是失聲群體理論要討論的問題。
失聲群體理論的提出者是女性學者切瑞斯·克萊默雷（Cheris Kramarae），她認為，對經驗命名是一種權力。
如何理解這個觀點？關於集體記憶，法國哲學家哈布瓦赫有一個觀點：不進行交流的私人記憶是無法存在的，因為它無法被集體保存，很快被遺忘，最後被壓制。這就像我們自己從來沒有和別人分享過的夢一樣，時間一長，夢就被徹底忘記。
我們有很多感受必須通過詞語才能表達出來，如果缺乏概念的命名，無法與人交流分享，這種經驗就會沉入到黑暗之中，會被壓制、無法發聲。
失聲群體的英文是“muted group”，更準確的翻譯應該是被噤聲、被沉默。也就是說，並不是這個群體不想表達，而是找不到合適的語言表達。古希臘人把野蠻人叫“barbarian”，意思是不會說話，只會“barbarbar”叫的人。不會表達的人，自然在一個文化裡就會被視為是低等人。
在克萊默雷看來，女性是被剝奪了為經驗命名的權力的。我們知道男性和女性從小成長環境的差異，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思維方式的差異。成年後的生理差異、勞動分工也會進一步造成這兩個群體經驗的分化。當然，這些經驗的分化也是社會性的，或者說是由男性系統所引導的。
比如男性更多是在公共領域活動，而女性承擔私人領域中家庭運行的各項工作，包括育兒、家務甚至一些家庭經濟活動。這些活動使得女性對現實具有完全不同的體驗，比如在懷孕和生育過程中的體驗、受到性騷擾的體驗，可能在男性主導的語言系統難以被準確表達。
也就是說，男性控制著對社會生活的命名權，因此女性的經驗常常沒有名稱，導致她們無法談論自己的經驗。她們必須使用男性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經驗。
這就會遇到我們開頭說的那種用外語來表達的困境，它總是處於一種翻譯狀態。
翻譯狀態是種什麼狀態？作為弱勢群體的女性，在使用男性製造的語言描述她們的經驗時，就像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學習用英語表達一樣。為了用外語表達，她們必須在內部經過一個看不見的翻譯過程，從外語詞彙中搜索出最合適的詞來表達她們的思想。
這個過程使她們猶豫不決，經常口齒不清，表面看上去就像她們無法熟練地使用語言達到自己的目的一樣。
男性主導的語言中，常常充斥著一些男性視角的或歧視性的表達，如婦孺皆知、婦人之仁、從一而終、牝雞司晨等，而且有很多表達，像紅顏禍水、水性楊花、騷首弄姿、賣弄風情等並沒有對等的對男性的表達，而有一些詞卻是男性專用，像英雄、雄心勃勃、英雄救美、頂天立地等。
英文裡也有類似表達，比如說一個人思想具有創造性、啟發性，叫做“seminal”，它同時也是精子的意思，研究生的研討班會叫“seminar”，也是這個詞根，但是我們不會能把它描述成“ovular”（卵子的）。
所以女性在語言中，處於一種被汙名化的狀態，比如許多帶女字旁的字帶有貶義，而像英雄、雄心勃勃這樣的詞語，雖然對男性也是一種綁架，但女性甚至沒有使用這些詞語的隱形權利，並且她們有時還必須藉助男性的語言來表達。
大家如果留心也會發現，男性在公共空間裡，要說明自己頂天立地、敢做敢當、無所不能，就會有許多形容詞和固定表達，但是由於女性難以進入公共空間，當她要表達自己能力很強的時候，使用的表達就會非常男性化。
比如《水滸傳》裡有一段潘金蓮勾引武松不成，被武松教訓的時候，她惱羞成怒，就拿旁邊的武大撒氣，說了下面一段話：
“你這個腌臢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負老孃！我是一個不帶頭巾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鱉老婆！”
這些表達是不是很男性化？今天在職場是不是也是這樣？女性在男性世界表達時，就必須轉換感知模式與情感模式，變成一個滿口男性語言的悍婦。其實悍婦”這個詞也是帶有歧視的男性表達。另一個和“悍婦”接近的表達是強勢，這個詞也常常被用來汙名化一些能力較強的女性。但弔詭的是，這種強勢的表達，常常也是在模仿男性的語言。
總的來說，面對這樣的非我語的話語系統，不管是女性，還是其他一些要使用外語的群體來說，她們要艱難地適應一門不是自己創造出來的語言。在不斷地把自己的經驗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時，會產生兩個困難。
一是，她們在表達上不如語言的創造者自然順利，因此容易出現語言的誤用，要麼顯得笨拙，要麼詞不達意。
克萊默雷就舉過一個例子，一個女性與丈夫都有全職工作，通常同時到家。她希望他能夠和她一起做飯，但是這個工作總是落在妻子的頭上。有時丈夫會說：“我也想幫你做飯，但是你做的比我做的好吃。”讚揚雖然讓妻子很高興，但是當她發現每次都是她一個人在廚房勞動時，她意識到他使用了一種她無法回應的語言策略。
第二個困難是，在翻譯中總是會遇到無法翻譯的詞彙。我們在跨文化交流時常常會遇到這個問題，一個文化裡的表達常常涉及背後的獨特經驗，許多成語、詩歌和特殊概念常常是無法精確翻譯的，強行翻譯過去，也失去了原有的豐富韻味。
比如女性在生育過程中的體驗，基本是用科學詞彙表達，而缺少主觀體驗的詞語。
因此，失聲群體的不擅表達，按照失聲群體理論的看法，是由支配群體的語言系統造成的，這種系統直接產生於支配群體的世界觀和經驗。而對失聲群體來說，他們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首先要轉換他們的世界觀，把它們與支配群體的經驗進行比較。因此，失聲群體的表達是間接的和不連貫的。
同時，女性表達的不連貫與失聲也和男性的失聰同時發生、互為因果。我們常常看到一種情況，有時女性（或其他被壓迫群體）即使在說話，她們也是在對牛彈琴。她們的處境，用男性的話語系統，不僅無法表達，而且不被理解。
如果總是出現這種情況，她們就不願意表達她們的思想，甚至不再思考，連自己也忽視自己的處境，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
可見，失聲的過程既是被迫的，也是一個被馴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權力分配的不平等，交流雙方會存在不對等的狀態，這種不平等加劇了弱勢群體的失聲。佔統治地位的一方會通過嘲笑、儀式、控制、騷擾等策略打壓弱勢一方，鞏固自己在交流中的權力與地位。
比如認為女性在一起的談話無關緊要，家長裡短，傳播流言蜚語；認為女性缺乏幽默感等，就是嘲笑的策略。長此以往，女性容易失去表達的信心，變成被動的傾聽者。
另一種打壓策略，是通過正式活動，不斷重申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之間的不平等地位。比如婚禮儀式中新娘要被父親交給丈夫，通過改變女性的姓氏，或者用男方的姓氏來給孩子命名。這種行為在失聲理論裡被稱作儀式策略。
還有一種控制策略，是由男性決定出現在媒體空間的內容。我們可以觀察到，在談話節目或脫口秀節目中出現男女交談時，男性擁有更多的打斷和插話的權力，女性無法控制談話內容的走向，只有被允許或者提示時才能夠發言，否則會顯得過於強勢或沒有教養。
另外，也存在一些性別騷擾，被稱作騷擾策略。因為公共空間基本由男性佔據，所以女性通過公共空間時，就像進入男性的領地，容易處於一種緊張狀態，隨時可能受到男性語言和行為上的騷擾，甚至一些男性自認為的讚揚，本身也構成騷擾，也就是所謂的男性凝視。
我們剛才以女性為例來說明失聲群體理論，但這個理論不僅適用於女性，還可以用於所有必須使用強勢群體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經驗的弱勢群體，比如少數族裔、非主流地域文化、亞文化群體等。
現在我們知道了失聲群體被噤聲的原因，那麼弱勢群體應該如何抵抗或者解決這一不平等的現狀呢？
一個顯而易見可以解決問題的方向，就是通過宏觀政策改變不平等的社會結構，那麼個體從微觀上可以做些什麼嗎？失聲理論有提供以下一些切實可行的策略。
首先，因為問題出在語言上，所以首要需要處理的，就是給那些無法被主流語言表達的經驗進行命名，這就意味著要創造新的詞彙和語言。
這些年出現的一些新詞彙，像佛系、內卷、躺平、雞娃、小鎮做題家、非必要、“Me too”，還有已經成為正式詞彙的“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約會強姦”（date rape）、“婚內強姦”（marital rape）和“跟蹤騷擾”（stalking）等，都表達了弱勢群體的共同經驗。
而且在不同文化中，還有一些新的詞彙會進入到漢語中，比如“吹哨人”（Whistleblower）、PUA等，這些新創造的非統治群體的語言會讓弱勢群體的經驗被表達出來。
還有一種方式，是弱勢群體創造屬於自己的語言，用自己的表達方式來觀察世界，就像前面說到的女作家、女導演。她們對世界的表達，和男性視角常常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策略是重申、提升和讚美的話語，讓弱勢群體能夠有信心表達自己，像對女性感性表達方式的認可。這種表達，通常是針對從前被汙名化的一些現象。
這兩個策略，其實也從側面回應了開頭的問題，強調創作者的女性身份，重視女性立場的表達，是否有必要？在現階段是必要的，在平等到來之前，我們要強調弱勢群體的聲音，強調獨特的表達。
通過失聲群體理論的介紹，我們可以從其中引申出一個前提假設，那就是 所有的表達都不是中立的，而是有一定立場的。這也是女性主義立場理論的一個核心觀點。
女性主義立場理論從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的主奴鬥爭獲得啟示，這個理論認為，主人與奴隸雖然生活在同一個社會，但是他們對於社會的認識卻存在天壤之別。這種差異來自他們在社會中所佔據的位置。
黑格爾提出，我們無法用單一視角描述所有社會生活。馬克思繼承了這個傳統，認為階級地位決定了人們看待社會的視角。尼采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沒有絕對真理，所有真理均是特定視角的產物。
因此，女性主義立場理論會特別強調權力和知識的關係。它的基本觀點就是，知識總是誕生於社會位置且被權力關係建構。
而女性在這個關係中，總是處於特定的社會位置。當然，就個體而言，她們也屬於不同的社會群體，比如分屬不同階級、種族、教育程度，也就是說，她們在社會等級中佔據不同位置。
這些社會位置使她們從特定的觀察點看待社會環境，她們的看法自然與統治群體不同，這些觀察點就成了立場。被壓迫群體具有自己的觀點，這既代表著反抗，同時也代表著一種成功。
女性主義立場理論雖然認為不同群體都侷限於自己的視角，總是帶著自己的偏見認識世界，但是由於弱勢群體處於邊緣地位，所以他們不僅熟悉自己的立場的知識，同時還要了解佔統治地位群體的立場的知識。這就使得處於社會等級底層的人反而擁有最準確的立場。他們能夠超越偏頗的觀點，超越自己特殊的社會地位。
因此，能夠擺脫統治者立場的壓制，發出屬於自己立場的聲音，就成為立場理論追求的目標。因此女性主義立場理論的提出者之一朱莉婭·伍德（Julia Wood）指出，“女性自己的聲音是否被賦予正當性，似乎與傳播學者如何評價另類理論立場有著非常大的關係。”
在她看來，發聲（voice），公開表達（speaking out）和為他人代言（speaking for others）是女性主義立場理論和立場認識論的重要概念，而這些概念都根植於傳播領域。
所以傳播行為本身就成為不同立場和不同權力相互爭奪的空間。因此，擺脫主導語言的限制，使用自己的語言、發出自己的聲音，不僅是一個表達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今天討論的失聲群體理論和女性主義立場理論都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它們都帶有立場，並不僅僅在解釋現象，而是通過揭露社會現象背後的不平等關係，倡導通過傳播來改變這一現狀，實現弱勢群體的解放。
雖然它們都帶有女性主義色彩，但是也適用於所有不能發聲的弱勢群體，同時也有助於強勢群體認識到自己立場的侷限性。
*本文內容整理自看理想音頻節目《生活在媒介中：傳播學100講》，內容經編輯整理，完整內容請點擊“閱讀原文”，移步至看理想App內收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