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動盪開始後，上海頓時陷入到混亂之中，“激進分子”互相拉幫結派，打著“鬧革命”的旗幟胡作非為，其中以王洪文與耿金章兩股勢力最為強大，他們經常互相鬥爭，鬧出了不少流血事件，影響極為惡劣。
耿金章是山東人，父母很早就因病去世，無依無靠的他為了生存下去，上街要過飯，也去地主家做過長工，期間受盡了委屈和壓迫。1948年，他為了吃上一口飽飯，加入國民黨軍，不久之後在濟南戰役中被解放軍俘虜，在接受完思想改造後，他又選擇加入解放軍，成為一名光榮的革命戰士。
1957年，他退出現役，轉往某工廠當普工，因為表現積極，思想堅定，於1964年被提拔為小工頭，在工友中間頗有威望。動盪開始後，他被推舉出來當“革命派”的“小頭頭”。當年下旬，王洪文號召大家坐車去北京見毛主席，耿金章當即響應，跟著大部隊乘火車北上。周總理得知此事後，馬上派遣張春橋前往上海和王洪文等人談判。在經過好幾天的討價還價後，王洪文同意返滬，但耿金章卻不想就這麼回上海，他通過花言巧語蠱惑人心，帶著約2萬人繼續北上，一度行進至蘇州一帶。
周總理為儘快平定事端，再次派遣張春橋與耿談判。此時耿手下的人已經人困馬乏，正嚷嚷著要原路返回，於是耿便順坡下驢，與張議和，帶著大家南返滬地，同時開始發動輿論為自己造勢，將自己包裝成“革命”的“先鋒”，並適時拉起一個名為“二兵團”的民間組織，自立為司令。1個月後，這個“二兵團”的規模擴充到了50多萬人，耿金章的權勢也由此達到巔峰，一度與王洪文齊名。
當然，一山不容二虎，王洪文很看不上他這個“兵團司令”，一直在想辦法打壓他。耿也不是善茬，果斷予以回擊，他一邊指揮部下與王的“工總司”進行武鬥，一邊寫大字報製造輿論抨擊王，稱他是披著“修正主義”外衣的“假”革命分子。後來，張春橋又跳出來當“和事佬”，主動將王和耿約到一起，呼籲兩人要團結起來，共同保衛毛主席。
耿對於張春橋並不感冒，但他是個黨員，他篤信共產主義，更加尊敬毛主席，於是便同意和暫緩和王的矛盾，攜起手來向“右派分子”宣戰。1967年初，王洪文、張春橋二人密謀要奪取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權力，成立所謂的人民公社，代替政府行政。
按照事先的約定，“二兵團”需出動一些精幹人員參加此次行動，張春橋向耿金章保證，一旦成功奪權，就選他做公社副主任。1月15日凌晨，數百名“工總司”的人包圍並強行霸佔了上海市政府大樓，並搶走了許多公章，隨後狐假虎威的向全城百姓發佈命令，儼然一副主人翁的模樣。第二天晚上，張春橋約見耿金章，要求他立即命令“二兵團”退出市政府大樓，耿這才意識到自己被耍了，他怒不可遏，隨即宣佈與張、王二人憤道揚鑣，自己要另起爐灶“鬧革命”。
1周後，“工總司”又開始與“二兵團”鬧摩擦，雙方時常發生武鬥，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而且，耿金章還專門將與王洪文不對付的30多個民間組織的負責人召集起來，商議成立一個“新人民公社”，與“人民公社”分庭抗禮。這讓張春橋感受到了濃重的危機感，他和王洪文為了保住自身的地位，決定給耿金章“使絆子”。
1967年2月中旬的一天，張再次約見耿，耿毫無防備，只帶了幾個親信赴約，結果遭到埋伏，當場被抓，隨即被投入大牢之中。2個月後，“二兵團”分崩離析，耿的權勢也隨之瓦解，張和王覺得耿金章對自己沒有威脅了，這才將其釋放出來。動盪結束後，耿迴歸平淡，繼續在工廠工作，直至退休。
動盪時期，上海的局勢極為紛雜，各類鬥爭不斷，矛盾甚至比北京還要多。另外，上海在這特殊的10年間也一直被稱為“革命派”的大本營，其中激進分子非常多，嚴重影響了整個華東的安定。至1976年下旬，王洪文等人被抓捕時，上海的“革命派”仍沒有偃旗息鼓，黨中央耗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將其平定下來，讓滬地重新恢復了安寧、祥和的樣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