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6日，蜚聲全球的美國著名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逝世，享年92歲。
次日，《紐約時報》發表了長篇訃文，回顧了威爾遜教授輝煌的一生和他在生物學領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並稱贊其為“進化生物學先驅”。
同一天，威爾遜後半生中最大的學術“對手”，被譽為“好戰的無神論者”的英國學者理查德·道金斯，在社交媒體上寫下這樣一句表示悼念的話：“驚聞愛德華·威爾遜去世的噩耗。偉大的昆蟲學家、生態學家，蕞偉大的螞蟻學家、社會生物學的發明者，島嶼生物地理學的先驅，和藹的人文主義者和生物愛好者，克拉福德獎和普利策獎獲得者，偉大的達爾文主義者，安息吧！”——但在這一連串溢美之詞的後面，道金斯仍不忘在括號裡補上這麼一句：對親緣選擇的漠視除外。
就在威爾遜這本《社會性徵服地球》英文版首發之際，這對“老冤家”依舊口水戰不斷。其實在很多專業人士看來，威爾遜和道金斯在進化論這個學術領域內的共同點遠遠大於不同點。比如，他們都聲稱自己是進化論創立者達爾文的信徒，都堅信自然選擇原理，都承認基因在生物繁衍、發育、演化中的核心地位。當然，他們也都在用最尖銳的聲音，指責對方在進化生物學中“誤入歧途”。
筆者並非人類學、生物學專業背景，從學術角度評論兩位“老冤家”自然力不從心。不過，衝著威爾遜和道金斯這兩位又同時都是鼎鼎大名的暢銷書作家，作為拜讀過兩位學者若干部作品的讀者，或許從讀者角度倒可以坦承幾句心中的想法。
他們到底在爭論什麼？在我看來，簡單說就是這樣一個問題：雖然他們都承認親緣選擇和群體選擇在人類演化中的作用，但在哪一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方面，道金斯相信是親緣選擇，威爾遜則堅信是群體選擇。
威爾遜的思想拐點
愛德華·威爾遜和他的螞蟻模型
為威爾遜博得顯赫聲名的，是他對螞蟻終其一生的深入研究。在進行了數十年的螞蟻研究之後，20世紀70年代中期，威爾遜創立了一種生物學的“新綜合”，叫作“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旨在說明社會性生物的行為具有其遺傳學基礎。
作為典型的群體性物種，螞蟻已經有上億年的演化歷程，被譽為“無脊椎動物的征服者”。小小的螞蟻緣何做到這一點？威爾遜給出的解釋是“群體性行為”。每一個螞蟻個體都微不足道，但成千上萬的螞蟻聚集在一起，則顯示出令人著迷的群體行為，諸如分工、利他和互利行為。
早年的威爾遜是達爾文的忠實擁躉，也是親緣選擇理論的信仰者。然而，長期的觀察讓他漸漸感覺到，如果僅用親緣選擇的理論，無法解釋螞蟻的“真社會行為”。在他看來，這種真社會行為是無法僅僅靠親緣選擇進化出來的。道理也很簡單，那就是所需要的演化時間太長，且結果並不確定。威爾遜發現，螞蟻、蜜蜂、白蟻等僅佔昆蟲總數2%的社會性昆蟲，反倒成為無脊椎動物的征服者，而這些昆蟲的真社會行為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巢穴的存在。巢穴對於螞蟻的重要性甚至超越個體生命。巢穴是種群繁衍生息的結構性存在，可以說沒有巢穴就沒有蟻群。
在獲得這樣一種啟示之後，威爾遜便決意不再仰賴親緣選擇解釋群體行為，並越來越堅信群體選擇才是真社會行為的最後解釋。威爾遜和哈佛大學馬丁·諾瓦克教授等合作者，將這種真社會性稱為“超級有機體”。
愛德華·威爾遜在哈佛大學研究螞蟻
威爾遜認為，道金斯堅稱“親緣選擇”的錯謬之處，在於把蟲後與後代的分工誤以為是合作，並將後代離開母巢的行為視為背叛。威爾遜進一步提出，在一個蟻群中，職蟲只不過是蟻后及其表型的延伸。換句話說，職蟲只不過是某種“機器蟲”。“蟲後+後代”成為某種超個體，這種超個體的性狀是可以遺傳的。也就是說，群體的成敗取決於超個體在群體競爭中的表現，威爾遜稱之為“表型可塑性”。
1979年，在威爾遜與他的合作者提出“基因-文化協同演化”（gene-cultural coevolution）的新主張之後，威爾遜後半生的研究，就完全轉到用群體選擇理論重新解釋人類由來的方向上來。
對於社會性群體、聚落來說，原始聚落就是超個體。環境帶來的生存壓力會持續傳遞到超個體。“基因-文化協同演化”說的就是這種多層級選擇。個體層面是基因起主導作用，群體層面則是文化起主導作用，但這兩個層級並非兩不相干，而是彼此糾纏。威爾遜的觀察是，自然如何做出選擇，主要關注的點應放在人性和本能是如何塑造形成的。
如果說，在1975年威爾遜那本著名的《社會生物學：一種新的綜合》中，威爾遜還是基因決定論的忠實信徒的話，那麼在1979年他提出“基因-文化協同演化”的觀點之後，他基本上就修正了自己的主張。威爾遜認為，人性並不等於人性背後的基因。文化不但為基因演化提供驅動力，且具有鉗制遺傳過程的傾向，就如食物、疾病在漫長演化中對人的塑造一樣。
正是這種交織在一起的多級適應性，導致人類出現“真社會性”，並多次跨過“幸運轉角”，諸如200多萬年前的直立行走，100多萬年前學會用火併成為雜食動物。這些“幸運轉角”帶來身體特徵的根本性變化，包括骨盆、汗腺、大腦、雙手等部分的變化。
威爾遜將螞蟻的真社會性平移到人類，提出巢穴對真社會動物的核心作用。巢穴與營地是種群合作、使用工具、發育社交智能的關鍵，也是出現勞動分工、協同的關鍵。這種真社會性，佔據了威爾遜進化生物學思想的核心。
其實，這一理論與道金斯大約同一時期提出的“MEME”（謎因或模因）概念如出一轍。只不過道金斯只是提出了這個概念，但並未給予足夠的重視。或許是意識到謎因對親緣選擇的“殺傷力”太強，道金斯有意淡化甚至敵視這一概念，也未為可知。
高更三問
暢銷書與學術著作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暢銷書天然一副“故事相”。這本《社會性徵服地球》就是典型。作者借用“高更三問”做全書骨架，勾勒出人類演化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以及我們是誰三個問題的大畫面，將群體選擇、真社會性、基因-文化協同演化等關鍵概念悉數囊括在內，讓人沉浸其間的同時，很自然地跟著故事講述者的邏輯走。
在達爾文之後，人們對人類起源問題長期爭論不休。雖然神創論不可遏制地走向衰落，但關於人類起源的“科學解釋”卻總不能盡善盡美，一旦有新的主張提出來，也總是能掀起陣陣波瀾。
啟蒙運動以西方流行觀念來對萬事萬物尋求科學解釋，並認為一切學問都可以奠基於數學、物理學，於是誕生了各式各樣的“社會科學”，比如孔德的社會物理學，巴普洛夫的“條件反射說”，斯金納的行為主義心理學，當然也包括威爾遜的“基因-文化協同演化”說。
19世紀，基因的發現讓生物學擁有了一個可以類比物理學“原子”的基礎概念。更重要的是，生物學基因支撐下的細胞、組織、器官、有機體是活生生的，是一切生物的結構基礎。50年代之後出現這樣一股學術思潮：逐漸從“一切基於物理學”轉向“一切基於生物學”。威爾遜是這一轉變的力挺者。他甚至認為，這一轉變會帶來“知識大融通”。
然而，“一切基於生物學”的思想，有一個致命的陷阱：遺傳決定論。也正是這一點，讓威爾遜飽受世人誤解和詬病。尤其是，當威爾遜將DNA與人類文化組成新的“嵌合體”，並認為這種嵌合體才是人類的本質（“我們是誰”的答案）的時候，他真的是僅僅將自己的學說，小心翼翼地侷限在學術領域中嗎？對這一點，我深感疑慮。
人類到底從哪裡來
關於人類起源問題，過去40年裡“走出非洲說”廣為流行。特別是DNA分子考古學，在20世紀80、90年代給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被西方媒體報道為“發現夏娃”“發現亞當”云云。
1986年，PCR技術的誕生使得利用DNA開展考古學研究成為可能。隨後，一系列分析考古學成果公之於眾，並迅速掀起全球浪潮。一時間，“發現夏娃”“發現亞當”的說法此起彼伏，人類在10萬～6萬年前最後一次走出非洲的說法，漸漸成為主流。
1987年，美國夏威夷大學的遺傳學家瑞貝卡·坎恩教授等分析了145位不同人種婦女胎盤的線粒體DNA樣本，提出了“線粒體夏娃學說”，認為現代人類在距今29萬～14萬年前起源於非洲。1997年，美國人類進化研究者安·吉本斯等又根據Y染色體研究結果提出了“亞當學說”，認為最早的男性出現在非洲，與“夏娃學說”相吻合。此外，科學家們還對不同人群的線粒體DNA進行了大規模的研究，其結果似乎均支持“非洲起源說”。
人類起源的諸多學術爭議中，“單地起源說”和“多地起源說”歷來敏感。需要注意的是，這兩種假說在遠古人類起源上爭議並不大，人們所爭論的只是現代智人的起源。
近年來，“單地起源說”在解釋歐洲尼安德特人滅絕的問題上遇到挑戰。按照傳統的說法，尼安德特人大約滅絕於6萬～2萬年前，也就是最後一次人類走出非洲的過程中。在解釋這種滅絕時產生了多種假說，比如尼安德特人與現代智人相比，缺乏社交協同能力，他們雖然威猛，但不善交際、獨往獨來、不屑合作等。
瑞典進化學家斯萬特·帕博因在已滅絕古人類基因組和人類進化領域的貢獻，獲得202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評獎委員會稱，帕博在過去15年裡對尼安德特人基因組進行測序，並研究智人與尼安德特人存在的基因混雜現象，有重大的發現。這一重大發現的證據首次出現於2010年，此前帕博開創了從尼安德特人骨骼中提取、排序和分析古代DNA的方法。一項更加細緻的分析發表在2020年1月的《細胞》（Cell）雜誌上，結果表明，部分尼安德特人與早期智人的後代曾經遷徙回非洲，並與那裡的早期智人有過混合——非洲裔現代人的基因組中，也有0.3%來自尼安德特人。
簡單說就是，尼安德特人並未“死絕”。
這一結論讓興盛了二十餘年的現代智人“非洲亞當夏娃說”冷卻了下來。在中國古人類學界，也有一位與威爾遜幾乎同齡的古人類學家吳新智院士，是這一爭論中孤獨的少數派。
談到古人類起源，相信中國讀者都很熟悉元謀人、北京人（那個遺憾消失的頭蓋骨）、藍田人、許昌人等許多中華大地上曾經出現的古人類。與威爾遜類似，吳新智院士所思考的一個核心問題，即人類演化中的文化的力量是否被大大低估了。
對人類起源的問題，吳新智的觀點是“連續進化附帶雜交”。他認為，中國猿人持續進化，中間可能和來自歐洲、非洲地區的猿人雜交，但這種雜交併不是主流。吳新智的結論源於化石證據的連續性，通過比較各個時期的猿人頭蓋骨、化石（比如典型的鏟形門齒）等得出。吳新智的進化觀點，更接近威爾遜的多層級選擇理論。
令人惋惜的是，年長威爾遜1歲的吳新智院士，與威爾遜同在2021年12月去世。
威爾遜的思想遺產
13歲的愛德華·威爾遜
威爾遜的多層級選擇，所挑戰的恰恰是層級論思想中最為核心的一個問題。
層級論是他所在的文化背景中非常重要的一條暗線。從古希臘的“存在巨鏈”到古羅馬普羅提諾的“太一說”，從聖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從希爾伯特的“形式主義”到愛因斯坦的“統一場論”，從20世紀數學的“朗蘭茲綱領”到威爾遜的“基因-文化協同演化”論，物種跨越層級躍遷的可能性，既是拯救的必要前提，也是墮落的可能路徑。
西方的文化敘事有三個著名的隱喻：伊甸園、大洪水、巴別塔。這最後一個隱喻，就是試圖探尋上升之階的終極解決方案。
威爾遜的“基因-文化協同演化”，與近20年“拉馬克學說”的“復興”如出一轍。如果強調群體選擇在人類演化中的積極作用，那麼對於浸染西方文化的人而言，一個不可遏制的衝動就是為什麼不干預這一文化選擇的進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邁克斯·泰格馬克教授，在2018年出版的《生命3.0》（Life 3.0）中，就顯露出這樣的情結：讓人類演化的進程加快發生，這已經不是願望，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
明確指出這一點是有意義的。啟蒙運動之後，進步的階梯維繫在理性之上。“一切通過理性”背後的一個潛臺詞就是“一切通過計算”。這是德國數學家、哲學家萊布尼茨的理想，也是法國數學家拉普拉斯的理想。這種理想在計算工具得以極大提升之後，成為當今“計算中心主義者”的理想。
威爾遜的思想，可以說為這種“計算中心主義”提供了正當性。
而東方的文化也強調人以群分，且更強調協作。簡單說，與威爾遜思想的差別在於，我們的文化會留白，會為不確定性保留充足的空間，樂於在大量變數、機緣中體味生命的真諦。這可能是包括威爾遜在內的西方學者難以感悟的文化意象。親緣選擇也好，群體選擇也罷，其中一個軟肋就是太過看重“選擇”，從而忽略了文化意義上的“不選擇”“保留選擇的權利”“保留更多的可能性”，其實是選擇中更加主動、積極的因素。我們的文化敬畏天道，知道哪些可為哪些不可為。更重要的是，對這種“知道”保持著敬畏和謙卑。
在基於符號推演和計算的智能科技時代，在大數據、大模型、大算法呼嘯而來襲捲一切的時代，群體選擇似乎已經拉開大幕。但從我們的視角看，問題依然是，人們能在過往的失敗中學到多少經驗？
這部洋洋灑灑的大作，固然不乏精湛的論證與闡釋，也不乏睿智的思想，但在讀的過程中，倘若能順著作者所處的文化背景，體味其中的味道，恐怕也是一種讀書體驗吧。
